奥威尔对家人一律采取冷漠超然的态度，阿弗丽尔记得，《巴黎伦敦落难记》一书中适度的社会揭露令我们大家目瞪口呆、惊诧不已。文明用语一家人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渴望读一读，“但是，这本书读上去似乎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写的”。保留下来的30年代晚期奥威尔写给父亲的信里充满了尊敬和爱意，可是，这些信件并不连贯，或许，我们不应该指望它们的存在。不管文明用语一家人有多少缺点、有多么畏缩以及多么反对易动感情(你或许会认为，奥威尔在描绘康姆斯道克一家时说“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时，他的心中还是装着他的家人的)，他们作为一个小小的整体对待奥威尔的态度和看法是，他们的儿子永远不会完全摆脱他自己。一位在30年代认识奥威尔的姑娘敏锐地揶揄道，“他自个儿认为自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叛逆者，可是我认为，他不可能成功”。

20世纪晚期的传记作家们持续不断地一再拜访爱德华时代中、上层社会的儿童生活世界，在奥威尔的同龄人中——举3人为例，即安东尼·鲍威尔、伊夫林·沃、西里尔·康诺利——有关他们童年成长的记叙与奥威尔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在很大的程度上，奥威尔与他那个阶级保持一致的东西或许还要多于他本人承认的东西。鲍威尔和康诺利的父亲是军官，阿瑟·沃的父亲是出版商。理查德·文明用语结束在印度服务时官职是文明用语贸易办事分处代表，一等文官，从声誉上来说，稍稍次于上述几位。如今，他已届“知天命”之年，再过5年就要退休了，于是，在1907年，他请了3个月的假返回英国，陪同妻子生产第3个孩子。这时，他们的家搬至一幢名叫“果壳”的房子里，大一点孩子已经开始上教会学校了，学校的名字叫桑尼戴尔，由英国国教会的修女主持。奥威尔透露说，正是在这儿，他强烈地爱上了比他年龄大了许多名叫埃尔西的女孩(在《游上来吸口气》中，乔治·鲍林的情人、一个女售货员也取了这个名字，后来，她堕落成了文明用语)。奥威尔与邻居管道工的孩子们倒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交往，他们掏鸟窝，玩一些无伤大雅的文明用语游戏，直到文明用语夫人走了进来才中止他们在教室地板上的身体接触。稍大一点，也就埃里克7、8岁的光景，他在由一个15岁的、当地医生的儿子、名叫汉弗莱·戴金的小伙子领导的一个青少年帮派中充当小弟弟的角色(在《游上来吸口气》中，“黑手帮”最初的入帮仪式就是吞食一条活蚯蚓)。戴金并未引起这位帮中小弟弟的好感，“一个丑陋的矮胖子，经常牢文明用语满腹，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摆脱掉他”。

在《游上来吸口气》中，战争隐约逼近，空气中弥漫着文明用语动不安，有一种使人着迷的错觉感。“时间偷偷地溜走了，”乔治·鲍林沉思道。“1910，1911，1912……我跟你说，这是生活的好时光。”对鲍林而言，“战前”是他的兴旺时期，尽管他本人也十分清楚，这种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尘土飞扬的大路在栗子树之间不断延伸、夜晚的林木发出沁人心脾的气味、绿池、垂柳、倍德福德水坝上飞溅的浪花——我一闭上眼，想起‘战前’，所见尽是这些东西……”在奥威尔行将辞世之时，他也发出几许怀旧的感叹，怀念衰败前的隆昌、怀念村子里的糖果店(鲍林对爱德华时代的糖果蜜饯作了整整一页纸的叙述，还包括价钱)。对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的第一部长篇自传《美妙早晨》进行评论的文章说，该书作者当然有权坚持1914年前的英国生活方式有着某种迄今未能恢复的“快乐的成分”，奥威尔负载着的文化包袱就是一个证明——夏里亚宾［Chaliapin(1873—1938)，俄罗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扮演过许多歌剧中的重要角色，尤以演唱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和《堂吉珂德》闻名，1922年移居国外——译者注］和俄罗斯芭蕾舞、散拍乐曲、探戈舞曲、戴着高顶灰色大礼帽的城市青年、水上住宅、“自罗马时代以来的财富的聚散无常”，这些东西，一般说来，孩子是不会想到的。同样，没有人会怀疑一个与世界斗争40年的人的热情。20世纪40年代中期，奥威尔为左翼《论坛》周刊撰写的《如我所愿》专栏的文章充满了这种狂热情绪：大段大段地引用爱德华时代的通俗歌曲(“罗达有一座宝塔”，这是他在1907—1908年间记住的歌曲)；过分注意描写儿童玩具的细节，比方说，有一种儿童玩具叫木制梨形陀螺，据奥威尔所说，这种陀螺有两种，一种是能在肩膀上旋转，另一种能在手里盘旋；还写到了“最了不起的一件儿童玩具”，即安装在木制战车上的黄铜大炮，得花10先令才能买到，“战车跑起来就像世界末日来临似的”。由于父母亲管教严格，加上20世纪初期的儿童生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清规戒律，所以，清除种种障碍和藩篱对于奥威尔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小型大炮的火药可以在商店里买到。奥威尔回想起他购买的第一把手枪，这是一把仿真手枪，叫“沙龙手枪”，“毫无疑问”，是在他10岁时买的。

奥威尔曾经说过，只有重新唤醒我们对自己儿童时代的回忆，我们才会理解一般儿童眼中的变形世界。奥威尔的小说中都没有对童年时代的描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儿童生活、特别是对自己童年时代的生活不感兴趣。一条隐蔽的线索把奥威尔与战前世界串联起来，对此，亨利研究出戏剧性的结果。“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的时光”，他在给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写道，他们将近30年没有见过面，这位朋友与他接触，是为了证实他是否真是《动物庄园》的作者。童年时代对奥威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它证实了奥威尔对自身的看法。奥威尔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所叙述的童年生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孤独、畏缩和冷漠，总是麻烦不断，被童年生活的潮汐抛来逐去。阿弗丽尔·文明用语经过13年的潜心研究，揭穿了奥威尔不幸童年的“神话”，她在奥威尔去世10年后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据说，埃里克的童年很不幸福，我认为，这一点儿也不符合实际，虽然他在长大后写了不少的文章而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几年后，当杰辛莎·巴迪康姆宣布她要写一部有关奥威尔方方面面的书时，阿弗丽尔又重申了上面所说的话。后来，书写成了，取名《埃里克和我们》。孤独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阿弗丽尔认为“埃里克有许许多多他愿意交往的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孤傲的、矜持寡言的人，然而，这并不能说他的童年是不幸的。”

在一股股相反意见的潮流中，要把握正确的航行方向实在是非常困难，更加糟糕的是，奥威尔对自己的成长生活没有留下详细的叙述，记得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断，例如，他记得儿童时代所发生的公众大事就是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这场灾难是在早餐桌上读报时知道的，令他恐怖不已，特别是船尾倾斜高达300英尺一头栽入大海的情景。奥威尔的记忆中，有一条线索很清楚，即阶级差异和阶级特权：他赞赏劳动阶级，仁慈的康沃尔郡的农民在自家有红白喜事时邀请他，邻居的工人教他如何讲粗话。然而，社会上的阶级差异又使他意识到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特权。他为乡绅们横行乡里感到震惊，当地的一个乡绅下令废除一位村板球比赛裁判的裁判权、命令被罚下场的选手返回赛场。事后的认识和阶级斗争的冲突可能会扭曲这些记忆，但是，奥威尔所关心的东西也传递给我们有关他的感觉和他成长的世界里一些重要东西。撇开汉弗莱·戴金(令小埃里克十分讨厌)，那些整日价在一起的小伙伴们回忆说，埃里克不那么合群，但绝非不友好，永远斯斯文文，特别喜欢读书。埃里克的姐姐向他推荐了一些书，他孜孜不倦地阅读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书，从儿童读物的经典著作《格利佛游记》和R.M.巴兰坦的《珊瑚岛》到最近作家的著作，例如，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的作品和当代沙文主义作家的作品，如巴斯蒂姆的《海军盛会》、奥利卢克奥伊的《绿色曲线》，该书从一个专业士兵的口中预测出空袭、德国人入侵等事件。文明用语夫人看出了儿子的文学天赋。奥威尔自己保留着一则记忆，那是他4岁时听写的一首诗，诗中包括了“像椅子一样的牙齿”这样一个短语，他胡思乱想地认为，这个短语出自布莱克吧。或许，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成年后的奥威尔急于把自己的一些看法与童年生活联系起来，他解释说，“我小时候就养成一种独自编故事、独自与想像中的人物对话的习惯，我认为，我之所以产生文学上的雄心壮志是因为我有着一种孤独的和妄自菲薄的感觉。”

这又是事后的认识，但是，它表明了一条重要的事实：奥威尔在生活中永不停息地陶冶文学修养，这可称之为他的个人奇迹。在某种层次上，他的著作是宣传他个人观点、他的童年、他的个性和他经历的过去时光，这些源源不绝的溪流是他创作素材的来源，或许，他对自己早期教育的理解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

1911年初，埃里克快满8岁了，这是每一个孩子上预备学校的年龄。文明用语夫人耽误了儿子上学的时间，于是，她便积极地制定儿子的教育计划。从最终的选择可以看出，她考虑到家庭的中等收入，迫切希望能找到有奖学金的学校，这种做法显而易见也代表了儿子的雄心壮志。最后，在她住在南方沿海的兄弟查尔斯的帮助下，她找到了伊斯特布恩郊外的圣西普里安学校。1911年夏，埃里克被招收为该校的学生，开始了5年的学习。在过去的50年中，人们已经写了许许多多有关圣西普里安学校的事情，绝大部分是那些对该校教育心怀不满的、日后成名的学生写的。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记住它只是一所学校而不是一个神话的温床。根据当时并不太高的正式标准来说，这是一个很不普通的地方：占地5英亩，有宽敞的生活区、一个食物丰盛的餐厅、一座体育馆、甚至还有一座小教堂。这个整洁漂亮的小区有100名学生，是业主沃恩·威尔克斯先生和太太的私人王国。孩子们称威尔克斯先生为“黑人”，称威尔克斯太太为“轻弹”(威尔克斯太太的绰号来源于她不戴胸罩)。该校的教育水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年度考试全部由校外的人员监督实施。“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圣西普里安学校一点儿也不用担心在教育水平上与竞争对手相比较，”《众魂之人》的作者查尔斯·格兰特罗伯兹爵士说。该校课程严格按照私立学校入学考试的要求设立，有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历史和一点点数学。另外，该校还千方百计地教学生们一些新式流行的东西，如法语、自然科学、绘画等。但是，对于竞争奖学金而言，该校注重的还是竞争者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水平。那么，这些学业出众的学生将去往何处呢?虽然圣西普里安学校与哈罗公学［Harrow，英国大伦敦西北部哈罗城的一所著名的男生寄宿学校，创建于1571年——译者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该校还是喜欢强调与伊顿公学［EtonCollege，英国著名贵族中学，1440年创办于伦敦西部的伊顿镇，只招收男生，毕业生多升入牛津或剑桥等大学——译者注］的极为脆弱的联系。

许许多多的笔墨又在分析学校在社会上所招收的学生，奥威尔时代的圣西普里安学校招徕了一些贵族精英，比如德文郡公爵的次子，甚至还有一位暹罗国(Siam，东南亚国家泰国的旧称——译者注)的王子。但是，绝大部分学生是来自社会地位并不太高的家庭，比埃里克低一级的一个学生回忆说，由于战功而致富的暴发户家庭占了大多数。年轻的奥威尔把学校的同学归纳为这样几类人家的后裔：“不是贵族的有钱人家、住在布恩茅斯或里奇蒙德的居处有着巨大灌木林包围的人家、有汽车和仆人但没有地产的人家。”没有土地的贵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也高过文明用语家族，埃里克的中上层阶级地位也是学校的一个方面的代表。威尔克斯夫妇渴望得到有天赋的学生，就不十分注重收入，如果他们认为该生有能力获得奖学金，就会以半价的费用招收(每年费用90英镑，而不是180英镑)。我们可以理解，埃里克是那么优秀，自然就成了半价收费的学生了。

正式录取是在夏末，学习的时间为5年。这里的冬天很冷，鲍林为此有所记叙。正式记录下的文件表明该校是一个传统的英国中产阶级孩子们的学校。该校纪律严格，但不苛刻，日常管理的程序是，清晨，学生在学校的瀑布潭中的水里游泳，接着是体育课，去小教堂祈祷，而后去餐厅吃早饭(大块面包和麦淇淋以及用青灰色的小碗所盛的稀饭)。有时候，威尔克斯太太会增加一些葡萄。校方竭力鼓励文明用语氛围。当年的一位学生回忆说，“早餐刚结束就立刻开始”上圣经课，要求背诵《圣经》中的经文。礼拜天，“黑人”连连发问，问题的答案要求学生们至少要背出《旧约全书》或者《新约全书》中整整某一章节。课余的时间可以从事运动，也可以沿着唐斯河散步，或者给家里写信。

埃里克在1911—1912年间从圣西普里安学校写给家里的最初信件非常平淡无奇。虽然威尔克斯夫妇在早餐时像父母一样紧盯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可是并没有什么过火的行为。1911年9月14日，埃里克在开学后几天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想，您大概想知道学校生活的情况吧，一切很好，尤其是早晨，趣事多多。”信中还提及了家里的一条粗毛猎犬多哥、另外一个男孩的生日、运动比赛的结果等等。到了1911年底，埃里克的综合素质迅速增强：游泳第3名，算术第2名，拉丁语第1名。1912年2月，埃里克病了，但他总是稳居班级前茅，所以，威尔克斯夫妇选中他为优等生。不久，埃里克向家人报告说，他被评为“综合成绩第2名”。后来，埃里克的信中又记叙了一场足球比赛(“我是下半场的守门员，但是，对方只有2次越过中线”)，这个8岁的小男孩用了非常生动的一句话：“他们像疯狗一样地扑向我。”还写到了夏季的板球比赛和年终的化装舞会。他告诉双亲，他去参加舞会时“化装成一个侍者，身穿一件红色的天鹅绒上衣和一件绣花的白色马甲，一条红色的绸裤和一双饰有荷叶花边的黑色长筒袜，还戴了一头假发”。详细的记叙无意中泄漏了他对化装舞会的迷恋。

在埃里克同学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有着独持个性但决不会冒失莽撞的人。约翰·格鲁辛爵士回忆说，他的哥哥布伦特是埃里克同时代的人，曾经有一次，他们俩遭受一伙为非作歹的男孩子们的欺凌，被追得在校园里狂奔，最后躲在体育馆的墙角上面才未被抓住。西里尔·康诺利比奥威尔小3个月，后来成为《地平线》杂志的编辑，是奥威尔文学事业可文明用语的支持者之一，他回忆起奥威尔当时的模样：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外表看上去身强力壮，但“其肺部易受感染”，并且“常患支气管炎”。他们俩的共同爱好是书籍，多年以后，奥威尔还清晰记得，在拂晓时分，他穿过寂静的宿舍走廊，拿回放在朋友床边桌子上的、看到一半的H.G.韦尔斯著作《盲人之国》。学校杂志上偶尔能看到他的照片，有关1914年夏季板球赛的报导叙述了文明用语进步不小，球拍掌握得很好，虽然不够敏捷，但是能接住球。奥威尔长大后承认，自己在少年时期对板球有着“无药可救”的激情。那时，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理查德·文明用语于1912年从文明用语贸易部门退休，时年55岁，从此以后便一直待在家里了。文明用语一家也搬至离亨利2英里外的舟湖村，新房的名字叫“玫瑰草坪”，占地1英亩，是实实在在的不动产。文明用语先生每年的退休金为400英镑，近四分之一花在儿子的学校费用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们在牛津郡住了好几年。

一些明摆着的现实就在眼前，战争的征兆不祥地悬挂在刚刚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奥威尔的头上。在《游上来吸口气》中，奥威尔描述了战前不安的气氛，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德意志帝国要扩充超过其本身的领土”，“战争”一触即发，人皆可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奥威尔遇见了一位对他早年生活进行审慎观察的人，此人对少年埃里克·文明用语的描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巴迪康姆小姐与青少年时代的伙伴有着相同的观点。《埃里克和我们》并非一本宣传小册子，但是，奥威尔的种种观点轻烟似地弥漫其间。尽管书的内容有故意安排之嫌，但奥威尔少年时代的生活却被写得绘声绘色，你会觉得，奥威尔就是这样一个人。巴迪康姆家有3个孩子：比埃里克大2岁的杰辛莎，比埃里克小1岁的普罗斯泼，与阿弗丽尔同岁的吉南弗。巴迪康姆一家除了在舟湖村有房子外，他们在西北方向的田野里还有一间茅舍。孩子们同妈妈住在一起，因为爸爸总是不在家，他原先是普里茅斯博物馆的馆长，现在成了蔬菜农场的场长。夏季某日，巴迪康姆家的人看见毗邻田野里的一个小男孩在耍头手倒立，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小男孩回答说，“如果头手倒立的话，你看见的东西要比直着身子看时多。”这是亲密关系的开始，也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奥威尔少年时代主要的亲密举动。当然，杰辛莎记住的是文明用语一家人。玛杰瑞已经十五、六岁，似乎长大成人了，文明用语夫人对她的评价是“活泼、开朗”，而其丈夫文明用语先生对她的评价恰恰相反，“古板、没有同情心”。他们对儿子埃里克的评价是“性格内向、自我封闭”，但是非常幽默(埃里克称他外祖父母家利穆赞的亲戚为“柠檬肤色人”或“汽车人”)，爱刨根问底。杰辛莎强调说，最重要的是，文明用语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从她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的每一个细节来判断，即使埃里克与家人有着不同的意见，也会在几年后奔波回来，可能会在夏日黄昏时的牛津郡的草地上来一次头手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