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奥威尔公开发表了近200万字的著作。彼德·戴维森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全集》占据了书架近4英尺长的地方。奥威尔曾经说过，如果他能活到70岁，按照一名普通矿工的工作量来计算，他的全部著作将会摆满整整一书架。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在他50几岁和60几岁时应该写出来的小说和文章也写不成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热爱他的编辑和编纂者在他身后帮助他实现了雄心壮志。奥威尔关于与矿工比较的话再一次表现了他心之所系的写作力度，他认为，一个多产作家的童年故事在作家一生的创作中就是取之不尽的素材，若印书成册，几乎可以覆盖近一英亩的土地。他自身的劳动展现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这些纸张大约覆盖了诺里奇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在他逝世后的50年里，又出现了200多万字的各类著作：传记、严肃的研究以及文学同仁和孩提时候的朋友所撰写的回忆，甚至还有一本小说(戴维·考特所著的《奥威尔医生和文明用语先生》)，奥威尔是书中的主角。为什么别人要写那么多的字呢?

萨克雷［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和《彭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译者注］曾经宣称，他读完一本书后，留在脑子里的只有作者本人的形象。这种说法虽然界定了现代文学理论已知的全部规律，但是，仍然有不足之处。奥威尔令我着迷达25年之久，从我父母亲房间里的书架上取下来的第一部“成人”小说是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平装本《牧师的女儿》，是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本能地买下的。大约一年以后，我像是有什么预感似地着手撰写了普通水准英语论文“你最喜欢阅读哪个人的传记?”在我的青春期，奥威尔的书总是陪伴着我，栩栩如生的形象总是在激励着我。奥威尔书中蕴涵的独特个性是非常强烈的，越是年轻人，感觉越强烈。

“他了解我的一切”，你会觉得，“他为我而写”——这些话原本是奥威尔评论亨利·米勒时说的，奇怪得很，竟然也是我对奥威尔的感觉。倘若我能在天国般的格鲁秋俱乐部见到他影子的话——不，见不到的，也许你会想，奥威尔总会在某处现身吧——我就会说菲利普·拉金在奥顿纪念仪式上见到西里尔·康诺利时所说的话，“先生，您塑造了我”。在这些岁月里，企鹅出版社出的书很便宜，在离东英吉利大学一箭之遥的书店里，50便士就能买到4卷本的索尼亚·奥威尔和伊恩·安格斯合著的《论文、日记、书信集》。这本书是我中学最高年级时的私人藏书中的珍本，它像是一个躺着的巨大的糖盆，勺子反复舀出来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糖。

狄更斯［文明用语ens(1812—1870)，英国作家，所写小说反映并鞭笞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重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译者注］、萨克雷、吉辛［Gissing(1857—1903)，英国小说家，一生穷困潦倒，作品以否定现代社会的态度反映伦敦下层生活，代表作为《新格鲁勃街》——译者注］、斯摩莱特［Smollett(1721—1771)，英国小说家，以行医和写作为生，曾写过诗、医学论文和《英国通史》，主要作品有小说《蓝登传》和书信体小说《亨佛利·克林克》等——译者注］等少数文学文明用语的思想冲上了20世纪初期的海岸，可是，即使没有奥威尔占据我的心灵，恐怕也不会有别的任何人可以常驻在我掺杂着各种各样思想的心灵之中。

当然还不止这些。奥威尔著作中的独特风格完全可以进入“好书指南”之列，就像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是保守党最能干的领导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奥威尔有一股道德力量，它像一道黑暗中闪射的光线、一条穿越晦瞑的大道。作为一种道德试金石，他的个人行为举止并不是源于所谓“体面正派的举止”，也不是源于被层层盔甲包裹的一般西方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体面举止。一般说来，他已经意识到，20世纪最严重的危机是公众文明用语信仰的下降及其必然所导致的个人道德水准的下降，他的这种认识要比左翼或者右翼的评论家们早得多。上帝死了，世俗的替代品被置于上帝的位置，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西方消费资本主义，都仅仅在滑稽地模仿着人类的理想和灵感。正如奥威尔所见，现代人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控制本质上是精神体验的巨大的情感水库，使用它来灌溉成千上万的民众和数不清的生命，因为所有的道德感都在寻求一个家园。纳粹德国和文明用语主义的残暴行径都是无文明用语信仰造成的，因为他们主观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毫无道德可言，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控制住同伴还要控制住他们所职掌的部分历史以及历史记录，奥威尔的这个观点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反反复复地重现。死后有来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可是，伴随终生的信仰却是不可或缺的。出于诸种原因，在此展开讨论纯属多此一举。我相信，上帝并没有完全死去，可是，我更相信奥威尔构筑的精神的反面东西。奥威尔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一句话来说明，“它是一种发出难闻气味的、正在争夺我们灵魂的正统观念”。应当指出，这种正统观念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不过是更加精心伪装，以更加纷繁的形式出现，全力抵制是我们的责任，就像当年奥威尔抵制文明用语和文明用语一样。

我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想，我应该停止写有关奥威尔的东西。我知道，奥威尔对我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比方说，他的文章《牡蛎和褐色胖子》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还有一个叫萨克雷的作家，还有关于狄更斯的文章，读后会让你认同狄更斯的感情，因为当你在阅读文章时，奥威尔仿佛就坐在教室里与你娓娓交谈。对奥威尔的强烈迷恋占据了我20几岁时的大部分时间，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竟然发现了奥威尔的谬误之处，主要是他那些令人激动的概括，可是在这些概括中，成人的审视并非如他们看上去的那样滴水不漏。举他那著名的论断“好的散文像一块窗玻璃”为例吧，一个不必是文学理论家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废话。罗纳德·弗班克、马塞尔·普鲁斯特［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其创作强调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以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7卷)而名闻世界——译者注］、詹姆斯·乔伊斯［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作品揭露西方现代社会的腐朽一面，多用“意识流”手法，语言隐晦，代表作《尤利西斯》——译者注］(奥威尔至少对最后一位是无限赞赏的)都写过种类繁多的“好的散文”，他们之中没有哪一位的语言哪怕有一丁点儿像一块窗玻璃吧。透明当然不是文章唯一要求的优点。同样，奥威尔关于语言简单明了的规定也是废话。例如，他极为讨厌双重否定的句式，如“他的才能不是不大的”。我们完全可以论证，复杂的句式暗示了作者另一方面的意思，反驳“他的才能是不大的”一说，或者，作者强调语言的抑扬顿挫胜过对才能大小迷惑的讨论，所以，这种句式值得一用。例如，我深信，奥威尔本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绝无偏见的，同样，也有人认为，奥威尔在采取强硬立场时对犹太人是带有偏见的。

在挖掘奥威尔的过程中，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对奥威尔方方面面的了解越积越多。在早期的伦敦文学圈中，任何一位60岁左右的文人与他人刚见面时就立刻会情不自禁地问道，“你知道乔治·奥威尔吗?”我评论的第一本书是伯纳德·克里克的《乔治·奥威尔传》，当时，我很有点不快之感，竟然敢有人闯入我的私人领地?利用著名文人、对克里克教授傲慢不恭，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并不是出于一种溜须拍马的好古癖精神，而是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奥威尔借鉴了克利斯托弗·希钦的最近引起激烈争论的文章《事态》的原标题写了一篇文章。这一举动，我敢说，99%的作家是不会做的。作为一名读者，我谨慎对待与文学“相关的事宜”：这就意味着，我常常抛开集团剧院的文稿、苏维埃社会的现实主义和诸如有着《白利克斯顿贩毒者》标题的小说。一切艺术，如奥威尔的著名论断，都是宣传；同样，并非一切宣传都是艺术。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奥威尔逝世后的50年中，他统摄的广大的政治思想和普通语言的范畴对于那些守在他灵床边上的朋友们似乎有着深刻的影响。狄更斯或许是一位深入到国民潜意识中去的作家，与之相比，奥威尔的情况与他极为相似。狄更斯几段最脍炙人口的对话都是未曾读过他一行字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再与狄更斯相比较，不可思议的是，人们是通过第二手资料知道奥威尔的：是呀，一切生物生来平等，但是，有的生物比其他的生物更加适合生存；老大哥［BigBrother，奥威尔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译者注］正瞧着你呢；走进101室，你一定会遭遇到巨大的恐怖。

业已证实，经历认同过程中的喧哗文明用语动之后，全民的生活在狭窄的范围内被集中到一个区域。印证了奥威尔思想的这种情况是在祝贺彼德·戴维森出版的于1998年上市的《奥威尔全集》，这是媒体反应的一件大事。媒体反应更为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不必大惊小怪，奥威尔是无处不在：顾问、导师、积极精神、意识。正如一位评论家随时准备猛烈抨击“同性恋左派”和建议在去阿富汗打仗的英国士兵的背包里都放入一本奥威尔著作一样，有的人会发泄自己的悲观情绪，他们看到的是战争不可逃脱的道德后果。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我们与半个多世纪前在医院的病床上那位临终前形容枯槁的人之间的巨大距离，然而，叫人心驰神往的是，或许奥威尔那时已经洞察到了。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认为，在奥威尔逝世后的那周里，要区分现实与神话是极度困难的。53年后，这种区分就更难了。然而，正是现代人对奥威尔的专注才使得我们能够看清那张奇特、灰白而忧郁的脸是如何不屈不挠地凝视着时间、才使得我们能够证明他思想之由来；我们不但要建立起关于他以及他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全部档案，还要建立起关于我们的事情他能对我们说些什么的资料。

奥威尔传记的历史一波三折。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不要为他写传记。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费了多年的时间严格遵照其丈夫的吩咐去做，坚决反对越来越多的、错综复杂的不同意见。在奥威尔逝世几年后，最早严肃认真研究奥威尔著作的人是劳伦斯·布兰德(他是在英国广播公司认识奥威尔的)和约翰·阿特金斯。20世纪50年代晚期，回忆奥威尔的文章已经广有市场。保罗·波茨的传记文章《自行车上的堂吉珂德》刊登在1957年的“伦敦杂志”上。4年后，出现了理查德·里斯的全面展开研究的长文《逃离胜利营的亡命者》，其时还有奥威尔妹妹阿弗丽尔的无线电广播《我的哥哥乔治·奥威尔》。索尼亚对付这股高涨兴趣潮流的反应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她着手与伦敦大学图书馆的代表伊恩·安格斯协作，最终编成4卷《新闻报道、书信、论文集》，于1968年由塞克和沃博出版公司出版。另一方面，她指定奥威尔40年代的密友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为正式的传记作者。现在似乎清清楚楚，马格里奇对于恩赐的回报是恣意糟蹋。我们可以想像到，索尼亚原来认为马格里奇是一位全职的编辑、电视主持人和善辩者，是能担当此任的。不料，马格里奇本人发现，全方位的传记要求超出了他的能力。他准备性的研究资料至今还被保存着，没有证据表明他作过任何认真的完成书稿的努力。不管怎样，索尼亚的意图是编4卷本的、厚达1500页的奥威尔作品选，成为他的纪念碑。至于真正传记式的纪念碑嘛，倒也有对此事感兴趣的人在干着。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亚伯拉罕合著《陌生的奥威尔》，此书虽未得到索尼亚的赞同和支持，却展示出经过大量煞费苦心的研究之后的硕果，自1972年出版后，广受欢迎。西里尔·康诺利读后深受感动，大声宣布说，他和奥威尔相处的岁月被“描述得丝丝入扣，入木三分，以至我常常被骗认为，作者当时在场”。正是这种情况明显地决定了索尼亚必须指定一位新的“正式的”传记作者，而且要确信，这位新人最终会写出一部传记。索尼亚读过伯纳德·克里克写的文章，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她采纳了伯克贝克的意见，指定伯纳德·克里克先生。《乔治·奥威尔传》在1980年底正式出版。索尼亚活得很久，读到了书中的描述时，她或许会认真思索：是否已经在记忆中把故世的丈夫忘得干干净净了。

究竟为什么索尼亚会持有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她会对书中有关奥威尔生活的许多方面的叙述没有把握呢?你或许会想到，任何一部传记作品到了这种份上可能都不会百分之百地符合索尼亚心中的要求。正如本书所说，索尼亚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更加奇怪的文人遗孀：忠诚丈夫、保护丈夫，渴望做事正确，但是，按照她个人之好恶所作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而且又变幻莫测。在没有索尼亚的日子里，研究奥威尔大潮的闸门打开了，1984年不可避免地成了“洪水泛滥”的一年：奥德里·科珀德和伯纳德·克里克汇集编纂了第一手记叙资料《纪念奥威尔》；斯蒂芬·沃德姆编辑了相似的集子《怀念奥威尔》；W.J.韦斯特所著的《奥威尔：战争广播》，此书史料基于设在卡文沙姆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资料室(一本与之配成双的书《奥威尔：战争纪事》在第二年出现)。接下去，潮流变成了汹涌澎湃的急流：文明用语学者迈克尔·谢尔顿于1991年发表第二本奥威尔传记；杰弗里·迈耶于2000年发表了第三本。在这些标志着研究奥威尔高潮的书中，还有对奥威尔小说进行研究的著作。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奥威尔的著作一版再版，广受欢迎，于是，又进一步出现了更多忆旧的文章以及对所谓“奥威尔神话”作研究而撰写的论文。这是一条常常被人踩踏的小径，令人不快的风景也极为熟悉。我曾经给一个女人写过信，奥威尔在1946年曾怯生生地向她提出过结婚的要求，她给我回了信。信中，在夹杂着别的文明用语以外，她列出了刚对她进行过采访的7位研究人的名单，这位女士实在不明白，关于奥威尔，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现在也还是。实际上，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怎样记述奥威尔近半生的公众生活，都已成了记录，而奥威尔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却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们并没被他死后50年的神圣化而感动，在他们的心中，奥威尔更像是一个凡人。例如，3年前，我去了牛津郡狄德考特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采访一位名叫乔治·萨默斯的老人，当时，他已经90岁出头了。20年前，我在大学读书，他女儿安妮是我的同学，我就见过萨默斯先生，当时就听说了他与奥威尔之间的许多谣传。萨默斯先生在前屋与我又见面了，他和蔼可亲，但也狡黠。经过漫无边际、许许多多的枝节内容，故事总算能串联起来，包括30年代初期奥威尔返回萨福克郡，千方百计地努力，企图获得当时萨默斯先生的未婚妻、一位名叫多萝西·罗杰斯女子的青睐。他们以在索思沃德的荒原上赛跑来决断——奥威尔跑步，萨默斯先生骑摩托车追赶。65年后，追赶者的回忆如下(这是录音的原话)：“我四下寻找……找不到他……我向前大约50码，看见了他，也看见了她……我可是个护花使者……我爬上高处……我有意推开他……我并未杀他，”萨默斯先生平淡无味地结束了谈话。

尽管90岁的老人艰苦地回忆起往事，却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情景：报仇心切的人蜷伏在摩托车的把手上；身材过分瘦长的闯入者在有弹性的草地上在他前面飞奔(我们倒要问一下，当时，多萝西在做什么，跟在他们后面?还是站在高处的有利位置上观看他们的追逐?还是回家，让这两个男人去打闹吧?)。然而，让我觉得不和谐的是，在我20年的对奥威尔的研究中，没有哪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这件事这样清楚地给我留下有关奥威尔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印象。萨默斯先生大概花去45分钟的时间结束追逐，可以继续自己的童话。结束对萨默斯先生的采访后，安妮和我开车在乡间小道上行驶几英里后到达萨顿·考特尼，我们去查看一下位于村子教堂土地上的奥威尔墓地，奥威尔的朋友大卫·阿斯顿照看着它。在对奥威尔的一切讽刺中，并非不重要的有一条，那就是，这位专业人士作为英、美贵族的代理人应该被葬于牛津郡的翠绿的青山之中。

50年前，人们可以看见另外两个人在萨顿·考特尼的墓地留恋徘徊：一位是有着一头醒目金发的30岁刚出头的女人，脸色苍白，几许紧张，几许焦虑，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岁稍长的男人。他们俩是《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他们俩不是单独前来的，陪同他们而来的有一位律师、一辆殡仪馆的车子、丧葬人员和一口加长的棺材。奥威尔的安葬仪式是在1950年1月26日举行。在记录这件事情的几个人中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或许耍足了诡计，正是他给包括地下死者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麻烦。普通大众多多少少有点吃惊，因为奥威尔在遗嘱中要求，他的葬礼必须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进行，并且被埋在公墓里。可是，奥威尔从未宣称过他信仰文明用语教，而且，至少在他生命的后期，也未曾与任何显示崇拜的地方有联系，所以，他的这个要求很难实现。最后，安葬在伦敦某一墓地的想法被抛弃了。这时，阿斯顿的影响力在萨顿·考特尼的教堂主持的身上起作用了。与此同时，马格里奇和奥威尔的密友安东尼·鲍威尔(据阿斯顿所说，鲍威尔是一个“忠于教会的人”，且通晓礼节)请求鲍威尔做礼拜的奥尔巴尼大街文明用语教堂的主持为奥威尔在伦敦作安魂仪式。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很留意的马格里奇非常感兴趣地发现，丧葬人员认识罗斯牧师大人，事实上，就在当天还一起共进午餐并且讨论以后的生意。在过去的几天里，索尼亚极度忧伤，人们就安葬事宜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她从未在这些安排中积极行动。马格里奇写道，她“在这件事情上十分无能为力”。

1月26日，星期四，天寒地冻，伦敦正处在隆冬之中。大卫·阿斯顿和奥威尔的妹妹阿弗丽尔同乘一辆出租车去教堂。阿斯顿找到一位扫除冰雪的女人，同她聊了几句，问她奥威尔是不是值得崇拜的人。阿弗丽尔误解了这个问题——阿斯顿是指奥威尔个人而不是指他那种类型的人——立即反击“这位有着8个孩子的工人阶级的母亲”。吊唁者走进教堂时，索尼亚连致意答谢的事都担当不起来。相反，教堂的前厅都是由奥威尔的出版商配备招待人员。根据瓦奥莱特·鲍威尔女士所说，弗雷德·沃伯格以及他的生意合伙人罗杰·森豪斯的行为举止“像是在参加出版商聚会”。后厅里，马格里奇那双冷漠的眼睛环顾着吊唁的人群，他判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几乎都是不信文明用语教的人。罗斯牧师大人“摆足了堂区牧师的架子”，教堂的气氛热烈不起来。至于吊唁的那些人，弗雷德·沃伯格和妻子帕米拉占据了前排的座位，紧随其后的是一大帮子奥威尔第一任妻子艾琳·奥肖内西的亲戚，艾琳的不幸，在马格里奇看来，“实际上是整个吊唁活动中唯一的仅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然而，矫揉造作的马格里奇或许会认为，吊唁过程就像鲍威尔为之挑选的、给他深刻印象的《传道书》第12章所说，“亡人回到久久的家，吊唁者上街闲逛……然后，来自大地的尘埃回归大地，神赋予的灵魂回到神的身边”。人人都认为，虽然少数古代的杰出文人并没有享受到身后的荣耀，但是，年仅46岁就辞世而未曾享受到成功的果实，这实在是一桩令人伤心欲绝的悲事。索尼亚“茫然发呆”；长长的灵柩被抬走的时候，马格里奇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他特别注意了棺材的长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反映了乔治的身高，给人印象强烈”。25年后，安东尼·鲍威尔回忆说，这次葬礼仪式是他参加过的、最令人痛苦的仪式之一。

丧葬仪式结束后，大多数人都去了位于切斯特门大街的鲍威尔寓所；索尼亚、阿斯顿和奥威尔的灵车出发去牛津郡，由宣读公祷文的戈登·邓斯坦牧师大人领头的丧葬人员紧随车后，“一小群人”(牧师语)在野外行进着。萨顿·考特尼的教堂墓地碰巧与政府的一幢检测泰晤士河水质的实验大楼毗邻。阿斯顿回忆说，除了在场的索尼亚、他本人以及专业丧葬人员之外，奥威尔的墓地看上去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奇观：仿佛一位穿着实验服、抽着香烟的科学家正在注视着实验，阿斯顿突然想到，这情景与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描绘何其相似乃尔!在伦敦，马格里奇阅读了阿瑟·凯斯特勒［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20世纪30年代曾为文明用语员，被关进文明用语集中营，代表作为小说《正午的黑暗》——译者注］、V.S.普里切特、朱利安·西蒙斯和其他的人共同撰写的讣告，他觉得，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有关一个凡人的神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