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从缅甸北部的曼德勒乘上火车，直接到达眉谬——该省主要的山间驻地。它位于掸邦高原的边缘。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旅程。你是在典型的东方城市气候中出发的——灼热的阳光，沾满泥土的双手，鱼、香料和大蒜的气味，熟透了的热带水果，黝黑面庞的拥挤人群——你只能无奈地忍受和适应列车车厢里的一切。当列车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的眉谬刚刚停下来的那会儿，你可能以为自己仍在曼德勒。但只要一走出车厢，你就仿佛踏上了地球的另一面。突然之间，你就呼吸到了有点类似英国的那种凉爽、芳香的空气，你的周围尽是绿草、蕨丛、枞树和叫卖篮子中草莓的粉黄面颊的山区女人。

在前线待了三个半月以后，重新回到巴塞罗那时，眼前的一切，使我重又想起了昔日在缅甸时的那番情景。骤然发生的和令人惊异的氛围变化，何其相似。在回巴塞罗那的路上，前线的气氛仍停留在列车车厢里：肮脏、噪音、拥挤、烂衣服、匮乏感，以及同志间的友谊和平等。在离开巴巴斯特罗时已挤满了民兵的火车，在沿线停靠的每个站台上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挤上来；有人带着一捆捆蔬菜，有人手中倒拎着尖声惊叫的家禽，有人扛上来袋口紧扎却又满地滚动的麻袋，原来里面装满了活兔子，还有人把一大群绵羊赶进车厢里，塞满了所有的空间。民兵们高唱革命歌曲，歌声盖过了列车的隆隆声，他们或者亲吻停靠站每一个漂亮女孩的手，或者向她们挥动着红黑相间的围巾。葡萄酒、茴香酒、浑浊的阿拉贡烈性酒，接连不断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举起用西班牙山羊皮缝制的酒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酒柱喷进坐在车厢任何角落的朋友的嘴里，这可是省了许多麻烦。紧挨着我坐的是个黑眼睛的十五岁男孩子，他正在向两个面如皱革、听得入神的老年农民详细地讲述种种令人感动的前线经历，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在编造自己英雄般建树功勋的战斗经历。不一会儿，那两个老头打开随身的包裹，取出羊皮袋，给我们斟上黏稠的暗红色的酒。是的，每个人都极为开心，比我所能表述的更开心。但是，当火车穿过萨瓦德尔，驶入巴塞罗那以后，我们便陷入了似乎格格不入和浓浓敌意之中，让我们产生突然到了巴黎或伦敦的那种感觉。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两次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去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去的，大家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任何在八月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的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时髦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好象谁都买得起。）新的人民军——一支在我离开巴塞罗那尚不存在的部队——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数量多得惊人。人民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人民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紧身军服；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收腰的卡其布制服，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就不能得到手枪。我发现，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样子。当然，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我们的模样的确十分可怕。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多数都是这副尊容，再加上我们浑身污垢、满面胡须，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但是，真正容纳感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此后三个月里接连发生的许多怪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通过大量的迹象，我发现我最初的印象没有错。这座城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决定和影响了其他事情的发生。一是人们——全体居民——对革命战争的兴趣已经丧失大半；二是社会重新回归贫穷和富有，上层和下层。

人们对战争的普遍莫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程度。这使得从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来到巴塞罗那的人也感到震惊。主因也可能在于巴塞罗那远离真正的战争。一个月以后，在塔拉戈纳，我目睹了同样的情形，在这个漂亮的海滨小镇上，人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似乎从没受过任何干扰。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愿者，从一月起逐步减少，二月，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场参加人民军的大规模动员运动，人们热情高涨，但这次运动并没有达到征集更多士兵的目的。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国内战争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目标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并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就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的工会成员，却做了大量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掌握主动权而战。但是，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对主动权的控制。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往往是被迫卷入各种内外战争的，他们也许不应因对战争存有某种冷漠而受到责难。没有人想输掉战争，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战争早点结束。这一点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觉察到。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论：“这场战争——可怕，不是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早就觉察到，眼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对好多人来说，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结果，“前线”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遥远的地方、年轻人消失的地方，他们要么永远回不来了，要么就会在三四个月后兜里装着大笔钱回家休假。（民兵休假期间的薪金，通常能够提前支付。）至于伤员，即使他们仍然甩不掉拐杖，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参加民兵已经不再时髦。商店——通常总是最能体现大众倾向的地方——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我初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多数商店尽管简陋破旧，但几乎家家商店都经营民兵装备。军帽、拉链夹克衫、军用皮带、猎刀、水瓶、左轮手枪皮套等等，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有陈列。现在，商店明显地精明起来，而战争却被抛在脑后。稍后我发现，我回前线所需要的装备，特别是人们在前线急需的那些东西，已经很难买到了。

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反对政党民兵、支持人民军的系统宣传。形势令人难以理解。自二月起，从理论上讲，所有武装力量都已并入人民军。其实，民兵只是名义上按照人民军的政策路线改编的，薪水和委任军衔的级差很大。原则上，各个师应由混合旅改编组成，即由部分人民军和部分民兵共同组成，但实际上，唯一的变化就是把名称改换了一下。例如，把先前叫做“列宁师”的马统工党控制的民兵，改称“第29师”。由于直到六月也很少有人民军开赴阿拉贡前线，因此民兵能够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但政府的宣传人员却仍坚持不懈地在每堵墙上用模版涂上“我们需要人民军”的字样，并通过政府控制的无线电和共产党报纸对民兵进行攻击，极带恶意地嘲笑他们是一批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等等。人民军自然总是被描绘成“英雄的军队”。听了这样的宣传，马上就会令你产生志愿奔赴战场不体面、坐等应征入伍才光荣的感觉。然而，他们对民兵在前线坚守着阵地，人民军却在后方休整训练的这一明显事实却罕有宣传。如今，重返前线的民兵队伍通过街道时，已经不再能够听到喧天锣鼓、看到彩旗飘飘的那种景象了。他们多在凌晨五点街道尚且冷冷清清的时候，被悄悄地送上火车或卡车。而人数不多的应征人民军战士开赴前线，则如同昔日一样，极其隆重张扬地穿越大街小巷，但即便是这些人，由于人们对战争的兴趣普遍减少，也很难受到多少热情欢呼。事实上，民兵部队只是在名义上同人民军是一样的，但人民军更善于利用报纸进行宣传，他们说来说去意思只有一个，任何荣誉都必须让给人民军，而所有责任都应由民兵扛着。在同一个部队里，这种一方屡受表彰而另一方倍受责难的事时有发生。

除了所有这些事以外，社会风气也有了惊人的变化——若非亲身经历你就很难相信。在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时，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城市。当时的情景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时髦的”衣服是反常的东西，没有人阿谀奉承或索要小费，服务员、卖花女和擦鞋匠直视你的眼睛，叫你“同志”。我根本没有看出这是期待和虚伪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但成果从未得以巩固。可资产阶级恐慌了，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乔装成工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他们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心术不正地穿上工作服，高呼革命口号，并以这种方式安全地逃过一劫。现在，一切重又恢复常态。漂亮的宾馆、饭店里，坐满了大吃大喝、一掷千金的有钱人。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薪没有任何提高，食品价格却扶摇直上。除了价格高昂，各种商品经常短缺。当然，遭受痛苦的是穷人，而不是有钱人。富人可以毫不费力从宾馆、饭店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要购买面包、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则必须排上几百码的长队。先前，我为巴塞罗那没有乞丐感到吃惊，现在却随处可见。在拉姆拉斯的熟食店门外，一群群光着脚的孩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店里出来的人，准备冲上去要点吃的。“革命的”称谓方式已被抛弃。如今，陌生人很少称呼你为tú*和同志，通常是先生和usted。Buenosdías在开始代替salud。服务生又穿上上浆的衬衫，巡视员用最娴熟的方式阿谀奉承顾客。我和妻子走进拉姆拉斯的店里买袜子。店员先鞠了个躬，接着又搓搓双手，如今这些礼遇性的动作连英国人自己在二三十年前都不用了，而他们却固守成习。收小费的习俗也在暗地里流行起来。工人巡逻队已被强令解散，战前的警察重新回到街道上来。结果，原本被工人巡逻队关闭了的卡巴莱**之类的酒吧、歌舞厅和高级妓院，纷纷重新开张。[1]有个虽小但却意味深长的例子是，为了富有阶层的利益改变商品供给的方式，烟草短缺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大多数吸烟者来说，烟草短缺得令人绝望，街头甚至出售用碎甘草根代替烟草的所谓烟卷。我也曾经被迫吸过（许多人都曾吸过）。佛朗哥控制着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所有烟草是那儿种植的。结果，政府放只有战前库存的一些烟草。这些存货又是那么少，以至于烟草商店每周只能开一次门，在排了几个小时长队以后，如果你还算幸运的话，也许能够买到只有3/4盎司重的一小袋烟草。原则上，政府是禁止从国外进口烟草的，因为这意味着耗费购买军火和其他必需品的极为有限的黄金储备。但实际上，仍有大批非常昂贵的外国香烟被走私入境。“红好彩”等牌子的香烟，成为最能牟取暴利的商品。你可以在高级旅馆中公开买到香烟，即使街头店铺也很少遮遮掩掩，只要你肯花十个比塞塔（相当于一个民兵一天的薪金），就可以买上一包。走私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因而得到多方庇护纵容。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只有面包供应的定量较为严格，可能属于例外。如此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几个月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无产阶级仍在或好象在控制着局势。但是，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归结于政权的转移，那也是不公平的。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巴塞罗那这个地方，除了偶尔的空袭外，战争并未真正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凡是到过马德里的人都认为，那儿的情形可不是这么回事。在马德里，面临的共同危险使所有人都产生了某种同志般的友情。一个肥胖的男子在大吃烤鹌鹑，而孩子们却站在一边乞讨面包，那是令人厌恶的。在枪炮声大作的时候，你不可能见到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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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你。——译者

**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译者

[1]在奥威尔原书的脚注中写道：“据说工人巡逻队关闭了75%的妓院。”在他死后发现的一张勘误表中写道：“这一数据应予以修正。我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证明在战争早期卖淫活动减少了75%，而且我确信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致力于将妓院‘集体化’，而非查禁它们。但是打击卖淫（海报，等）的行动确实存在。那些精明的妓院和裸体卡巴莱演出在战争开始时的早几个月里关闭了，直至战争进行了一年后才重新开张，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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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巷战后的一两天里经过一条经营时尚商品的街道时，碰巧看到一家甜食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各式精致的酥皮糕点和糖果，但价格令人吃惊。昔日的这类商店现在仍能在邦德街或和平街（delaPaix）看到。我还记得，我当时真的为这样一个饱受饥饿和战争创伤的国家，居然还会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感到过莫名的恐怖与震惊。但愿我没有含求过什么个人的优越感。在数月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极度渴求过美味的饭菜和葡萄酒，鸡尾酒，美国香烟，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承认，自己沉湎于任何我能买得起的奢侈品中。在巷战开始前的那个星期里，我的心里总在想着几件事，这些事又以某种离奇的方式相互纠缠不清。首先，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忙着尽可能把自己安顿得舒适一点。其次，由于吃喝过度，整个那一周我都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我一感到身体不舒服，就倒下来睡上半天，起床后又是饱餐一顿，接下来身体还是不舒服。与此同时，我也在悄悄张罗购买左轮手枪的事。我非常需要手枪，因为在战壕里手枪比来复枪更方便，来复枪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政府只把手枪比来复枪更方便，来复枪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政府只把手枪发给警察和人民军，根本不发给民兵，你只有找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的秘密仓库中非法购买。经过一番紧张忙碌和许多恼人的周折以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给我弄到了一支26毫米口径的小型手枪；这是一件破烂货，连五码以外的地方都打不到，不过有总比没有要好。此外，我也在为离开马统工党民兵组织、加入某个确实能够把我派到马德里前线战斗的组织，预作准备。

早先，我已经告诉过大家我想离开马统工党。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还是宁可加入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中去。如果能成为全国劳工联盟的一员，就可能进入F.A.I.民兵组织。但有人告诉我，F.A.I.更可能把我派到特鲁埃尔，而不是马德里。如果想去马德里，我就必须参加国际纵队，这就意味着必须得到一名共产党员的推荐才行。我找了一位共产党员朋友，他在西班牙医疗救护队工作，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作了解释。他似乎非常希望接收我，他说如果可能的话，让我再邀请（英国）独立工党的其他一些英国人跟我一起来。要是我的身体状况好一点的话，或许我当时就同意了。现在很难说清如果当时那样做了后来又会怎样。在巴塞罗那战斗开始前，我很有可能被派往阿尔瓦塞特，那样的话，我也就不可能目睹密集居民区中发生的战斗，很可能只好接受官方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描述了。另外，在巴塞罗那战斗期间，如果我接受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命令，又要保持对马统工党同志们的忠诚感，那么我自己的立场又会怎样？我的休假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因此，我迫切希望在回前线以前恢复健康。此外，选择哪个组织毕竟是个决定个人命运的大事——我只有等，边等边让靴匠给我做一双新的军靴。（或许所有西班牙部队里也找不到我能穿得上的大军靴。）我告诉我的共产党员朋友，以后我会做出具体安排的。同时，我想休息一下。我甚至有个想法，带我的妻子去海边玩上两三天。好主意！然而政治氛围告诫我，这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事。

在城市的奢华和不断出现的贫困、街道上的虚假繁荣，包括花店、彩旗、宣传海报和拥挤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存在着一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上的敌对和憎恨。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无胆颤心惊地预感：“快有麻烦了。”眼前的危险，既简单又不难理解，其实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革命的人们之间、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就政治而言，除了加联社党和他们的解放同盟外，现在，加泰罗尼亚没有什么其他力量了。相反，全国劳工联盟有难以琢磨的武装力量，他们虽然缺乏精良的装备，对自己想要什么还不如对手明确，但他们人数众多，在许多重要行业占有优势，具有相当的实力。假如与这样的武装力量联合，注定会有麻烦。在加联社党控制的自治政府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阵地的安全，就必须从全国劳工联盟工人的手中夺取武器。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逐步瓦解政党民兵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安排。同时，战前的武装警察、国民自卫队等等，已经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装备。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特别是，国民自卫队属于那种欧洲大陆型的宪兵，他们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忠实地充当了有产阶级的保镖。政府同时发布一条命令，凡私人藏有的武器一定要上缴。这项命令自然没有得到遵从，很清楚，只能通过武力从无政府主义者那儿夺取武器了。这样一来，很快就谣言四起，由于检查制度严厉，报纸对遍及加泰罗尼亚的各种冲突的报道总是含糊不清、相互矛盾。在许多地方，武装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重要地点发动攻击。在靠近法国边界上的普奇达（Puigcerdá），一帮马枪骑兵被派取占领了海关，先前海关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安东尼奥?马丁——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被杀）控制。[1]我想，类似的事件在费卡洛死和塔拉戈纳也都发生过。在巴塞罗那，工人阶级控制的郊区，也曾有过一系列不那么过分激烈的争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成员接二连三地互相谋杀，随谋杀而来的是多次盛大的、蓄意煽动政治仇恨的葬礼。早些时候，有个全国劳工联盟成员被谋杀后，送丧的队伍多达数万人。四月底，在我到达巴塞罗那之后，劳工总会的一个著名人物罗尔丹?柯尔塔达被谋杀了，估计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人干的。政府命令所有的商店关门，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其中主要是人民军队伍，游行队伍很长，从头到尾经过一个地方就得两个小时。我在旅馆的窗前，冷眼相看。很明显，这种所谓的葬礼就是意在炫耀武力，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还有可能继续流血。当天夜里，我和我的妻子被一二百码以外加泰罗尼亚广场传来的枪声惊醒。第二天，我们得知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一个男子遭到了枪击，大概是劳工总会中的某个人干的。显然，所有这些谋杀事件很有可能都是内奸干的。人人都能判断得出来，国外的资本主义报纸反复报道并大肆渲染罗尔丹被杀事件，可对由此产生的报复性谋杀却刻意地只字不提，从中可见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长期争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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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上写道：“我被告知关于我对这一突发事件的论述是不正确的，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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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就要到了，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全国劳工联盟的头头们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为温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同劳工总会实现和解。的确，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试图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全国劳工联盟的想法是应该和劳工总会一起游行并显示他们的团结。但到最后一刻，游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游行只会引起暴乱。因此，5月1日这一天平静无事。这的确是一件怪事。巴塞罗那，这个号称革命的城市，也许是唯一一个在那一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非法西斯的欧洲城市。但是，我承认，当时我长舒了一口气。那时，人人都希望（英国）独立工党小分队加入马统工党的游行队伍，但也担心出乱子。我唯一担心的是大家有可能被搅和到某一种毫无意义的巷战当中去。行进在红旗飘扬、口号震天的街道上，然后被从街道旁窗口跳出来的某个手持冲锋枪的陌生人打死——这种死法儿可不是我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