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阿西莫夫于1992年4月6日逝世时，我们不仅失去了有史以来排名第三的多产作家，而且也失去了一位现代科幻小说的奠基人、美国头号科学普及者、演说家、无可救药的花花公子、写作机器及一位可爱的人。还有谁能在被麻醉后神志不清地躺在手术台上时，尚能瞪着大夫，信口胡诌着一首打油诗：

大夫，大夫，穿着绿衣服，

大夫，大夫，割着我的喉咙；

你割开后，大夫，

千万别忘了把它缝上。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596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在波士顿大学穆格图书馆的一间宽敞的、设有温控装置的储藏室里，我开始寻找真正的阿西莫夫。这里收藏着他的全部著作与信函。这些特殊的收藏占了将近1000只纸盒子，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标有从A到Z字母的架子上，每只盒子上都精心列出了目录。

读者在进入这间屋子前，必须先存放好外衣和提包，然后带着纸和笔，戴上白色的阅读手套，在墙角视频摄像机的监视下，阅读丰富的藏书。波士顿大学曾是阿西莫夫生前作为学者工作过的地方。据估计，这里的收藏品近五万份，包括书迷来信、各种单据、明信片、纪念品和阿西莫夫一些最著名作品的手稿如《我，机器人》、《繁星若尘》、《空中卵石》等，无疑这些手稿是最为珍贵的。

许多人认为，阿西莫夫巨大的创作量正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他在全球拥有数百万的书迷。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个文乞，一个写了太多书的笨蛋。而其他人则认为，他是位被低估了的天才、一位神秘的巨人，他拥有高超的写作技巧，能够随性所至地写出任何作品。

阿西莫夫生前创作了460多部书并写了数以千计的文章与评论。他的创作量如此之大，单独一家出版社已无法承担其作品的出版，因此，在他的写作生涯中，他一直同时与几家大的出版社保持联系。众人常常忘记，尽管阿西莫夫以其科幻小说名闻天下，但他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涉及科普领域，并曾有过14年内未写一篇科幻小说的记录。

当有人问起阿西莫夫的创作量时，他总是声称自己是“不得不”写。他说，写作是一种动力，如果他离开打字时间稍长，就会犯瘾。

毫无疑问，阿西莫夫是个固执的家伙，但幸运的是，他的固执用对了地方，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阿西莫夫临死时名利双收，完全得归功于他的作品。他既不炒股票，也不参与房地产投机，甚至拒绝了好莱坞的高价交易。在他的事业临近终点时，出版商曾以每本书10万美元的价格预购他的书。这使得他声名赫赫，同时也表明了他在科幻小说与科普创作领域的地位。早在40多年以前，他就曾致力于这一创作领域的复苏。

阿西莫夫活着是为了写作。他很少旅行，甚至拒绝乘坐飞机，认为飞行是“不公平”的；如果乘车，还有可能在车祸中生还，但飞机若掉下来，那就死定了。然而，可笑的是，这位拒绝飞机的人却给我们讲星际飞船在太空中激战的故事，讲旅行者奔赴遥远的未来、飞越多维空间及遥远星云的故事。

尽管阿西莫夫以近乎苦行僧的态度对待写作，但他绝对不是和尚。他人缘很好，有几位终生的朋友；他是个称职的父亲，同时与父母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直到他们去世。另外，他还为自己找到了第二职业——他是位极为成功的业余演说家。

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以离异而告终。在第一位妻子的眼中，阿西莫夫始终是个花花公子。但他的朋友们可以证实，自从娶了第二个妻子珍妮特·杰普逊后，他从未有过不轨之举。在珍妮特身上，他找到了自己一生中的伟大爱情。

阿西莫夫自知有写作的天份，因此对自己的才能也从未谦虚过，有人认为他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他却喜欢称自己的冒失为“阿西莫夫式的狂妄自大”。

在穆格图书馆成堆的手稿、剪报和书迷来信中，第316号档案盒内的一篇文章生动展示了阿西莫夫对自己名声与成功的信心。70年代中期，一本名为《布丽尔》的无名杂志上，登载了一篇评论阿西莫夫及其作品的文章。在第一页的顶端，有一行阿西莫夫的手写笔迹，道劲、简洁地写道：大知道该文作者从何处取得的素材，传记作者请勿信之！

艾萨克·阿西莫夫不清楚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很早以前，他就将1920年1月2H定为自己的生日。之所以不清楚，是因为他出生在莫斯科西南约250英里的一个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小村庄里，村里没有关于出生、死亡或婚姻状况的正式记录。

艾萨克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他的出世对母亲安娜·瑞琪尔来说，是件痛苦而难忘的事。艾萨克的父亲朱达是位粮商，在当地也算是体面人。艾萨克出生前五年，他曾说服一位医生到村中定居。十月革命后，医生决定搬走，村中从此没有了专业的医疗机构。艾萨克显然不愿来到这个世上，母亲的生产持续了三天两夜，当时帮忙的只有一位无经验的助产妇。

幸亏安娜·瑞琪尔年轻体壮，挺了过来。艾萨克出生时，她只有24岁，个子矮小，身高仅4英尺10英寸，典型的斯拉夫人长相，不怎么像犹太人。她长着一双蓝眼睛，年轻时一头金发，与朱达的长相极不相同。朱达比她小一岁，却比她高出近一尺。他有一双棕色眼睛，头发呈深褐色。艾萨克与弟妹们都继承了母亲的肤色，但三个孩子中，惟有艾萨克继承了斯拉夫人的高颧骨，而且他的个子也与他父亲5英尺9英寸的身高相差无几。

安娜·瑞琪尔与朱达不仅长相不同，性格也相去甚远。艾萨克的母亲是个风风火火、脾气急躁的女人，在少年时就生机勃勃，爱卖弄风情，富有冒险精神。相比之下，朱达显得严肃、保守，是个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人；但他很聪明，并善于思考。他喜欢给懂事后的艾萨克讲道德故事，无疑是位能领着一家老小闯过种种难关的一家之长。艾萨克全心全意地相信父亲在遇到母亲时还是个童男子，并且她是他唯一的女人。但他确信母亲准保不是这么回事，尽管他对此无从考证。

艾萨克出生时只有4．5磅重，是个小不点。父母几乎不相信他能捱过第一年。事实却是快到2岁时，他才得第一场大病，差点死于肺炎。

据阿西莫夫家族记载，艾萨克是当地肺炎流行时唯一幸存的孩子。当时村里17名婴儿染上了疾病，16名在几周内相继夭折，被请来治病的医生也放弃了对艾萨克的治疗，病情不断恶化。据说，安娜·瑞琪尔的母亲曾劝女儿接受艾萨克将会死的事实，说他不过是个婴儿。她还可以再生一个。

母亲的这番话令安娜·瑞琪尔极为愤怒。她扔掉了医生开的毫无疗效的药，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直到他病情好转。艾萨克一直记得，母亲直到老了，提起外祖母仍是满脸的不屑——她不能原谅母亲的无情无义。

艾萨克痊愈后不久，朱达与安娜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女孩，生于1922年6月17日，取名为曼雅。她长大以后，自己改名为玛霞。几乎就在玛霞出生的同时，他们收到了一封美国来信，由此引发的系列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阿西莫夫一家人的生活。

安娜的哥哥约瑟夫·伯曼当时已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定居数年。他写信给彼得罗维奇村的教士，打听妹妹的下落。信件交到了安娜手中后，双方开始通信。约瑟夫很快就表示，愿意为家族中其他想离开俄罗斯的人提供帮助。

阿西莫夫一家人反复商量，最后决定接受约瑟夫帮他们移民的提议。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旅程，但他们也曾听说过关于别人在那块富饶土地上为自己创立家业的传闻。尽管存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但相对于他们在革命后的俄罗斯所过的贫困生活，约瑟夫的邀请毕竟给了他们希望。约瑟夫会帮他们安顿下来，而且他们还年轻，还能有所作为。然而他们要离开俄罗斯，必须得到政府的允许。

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并不允许人们随便离开俄罗斯。要求在海外定居的小小愿望被人视为是耻辱，而获得许可证的程序则充满了官僚式的繁琐，政府办事效率低，处处都是繁文缛节。幸亏朱达有位朋友在政府机构中身居要职，他给有关方面写了封信，称阿西莫夫一家希望与已定居美国的亲戚团圆，这才帮了这家人的忙。这个借口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府能网开一面。

即便如此，取得必要的证件仍非易事。朱达用了一周的时间由彼得罗维奇村赶到了一个名叫戈米尔的小镇，而后又辗转来到莫斯科。在那儿，他走马灯似地拜访了各位小官，每到一处都要花钱。而当朱达一家要移民的消息传出后，由于害怕他会被投人监狱，朋友都不愿借钱给他们了。企图离开祖国，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安娜还是设法弄到了贿赂官员们所需的大量金钱，令当时身在莫斯科的朱达困惑不已。那时正是俄罗斯的隆冬，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他已在朋友家的地板上睡了一周，吃的是黑面包与青豆。

他们花完了所有的积蓄，只留下了旅费。1922年12月13日，这家人终于取得了护照及离开俄罗斯的许可证。

朱达返回彼得罗维奇村后，卖掉了所有带不走的东西。然后，他与安娜开始打点行囊。1922年的圣诞节前夕，一家人踏上了漫漫旅程。

旅行用了近六周的的时间，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离开村子没几天，在距莫斯科尚有50英里时，玛霞得了重病，好不容易才找到医生，给开了一些药。她康复得很慢，一周后，一家人才又开始启程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们取到了在拉托维亚首府里加乘船的证件。

1923年1月11日，阿西莫夫一家离开了俄罗斯。自那以后，艾萨克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们原计划从拉托维亚乘船到法国，然后再赴美国，但就在阿西莫夫一家抵达拉托维亚时，法国占领了鲁尔并封锁了边界。这家人只好改道刊物浦，从那儿乘船横跨大西洋，到了英国。然而他们却发现证件已先期抵达他们原先计划的停歇处——法国的夏布尔。当时，幸亏有了利物浦犹太移民援助会的帮助。在得知他们改道的消息后，这个协会帮他们从法国政府有关机构取回了证件，并为他们安排了新的旅行计划。阿西莫夫一家终于登上了开往纽约的“巴尔提克”号轮船。

1923年2月3日，在埃利斯岛上岸的欧洲移民的长串名单上，多了阿西莫夫一家四口的名字。他们办理了在美国定居所需的手续，一家人被分开接受查询。当时艾萨克出了麻疹。这家人在“巴尔提克”号最廉价的船舱中熬过了艰苦的旅程，好不容易抵达后又得办理种种手续，确实让他们精疲力尽。

从许多方面看，阿西莫夫一家还是幸运的。1923年是美国政府接收外国移民相对宽松的最后一年。如果他们晚来一年，很有可能将被遣送回国。在抵埃利斯岛四天后，办理完种种手续，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约瑟夫·伯曼将他们接到了布鲁克林，在此建立家园，朱达与安娜也将在此度过余生。

19世纪20年代的布鲁克林，住宅楼与工业建筑鳞次栉比，移民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地区，布鲁克林有着很浓的社区意识，尤其是在为数众多的犹太人群中。对于那些有能力成为办事员的人来说，机会就在眼前——桥的那头就是曼哈顿；况且在大萧条前，沿着布鲁克林海岸线，星罗棋布地散落着6000多家工厂，可容纳20万劳动力。

阿西莫夫一家汇入了这个挑挑攘攘的社区：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口袋里没揣几个钱，又无栖身之地，只能暂时先住在伯曼家中。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工业化前俄罗斯乡下人的老实巴交；而眼前是个崭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人人说的都是英语，他们不得不抛弃母语，改变习俗。刚开始时，的确是一种完全陌生、不可思议的生活。

艾萨克比他的父母亲更快地适应了新环境，而玛霞则根本觉察不出有什么异同。艾萨克回忆说他一点都记不清来美国前的事情了，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在他年轻时，为了追求异性，他曾炫耀自己是出生于俄罗斯，一旦习惯了布鲁克林的生活后，再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如鱼得水了。

最初，阿西莫夫一家住在贫民区的范西科特大街上，既无电也无暖气，照明用的是煤气灯，取暖用的是旧铁炉。朱达·阿西莫夫在当地的小作坊、小工厂中卖苦力，收入微薄。他曾干过一段时期的推销员，但天生笨嘴笨舌，根本没本事说动人家购买他的杂志或化妆品，只能以失败告终。

对艾萨克的父母来说，刚到美国的头两年是很艰辛的。从心底他们是不愿接受伯曼一家给予的帮助的。在俄罗斯时，朱达所受的教育要远远超过他的大舅子，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伯曼一家却拥有更多的实用经验，不但能提供物质帮助，还可为他们出谋划策。每当此时，骄傲的阿西莫夫夫妇的自尊心便得经受一次考验。

新来的移民被称为“新手”。阿西莫夫一家在俄罗斯时也算是上层社会的成员，而且有着受人尊敬的家庭背景，被叫做“新手”对他们而言简直不啻于奇耻大辱。阿西莫夫一家在渡过大西洋的同时，也从社会的最高层跌到了最底层，他们每天都得面对这个现实。

艾萨克也是个小“新手”。直到一位怒气冲冲的邻居找他父母算帐时，他才知道不能随便在街上撒尿。获萨克只能通过学习语言、了解生活习惯及日常生活习俗将自己融人这个新社会，他的父母根本帮不上忙。他经常向同区的大男孩们询问单词的读音和拼写，扰得他们都很烦他，但他却以这种方式学会了阅读。为了学习，他不得不忍受讥笑和挑衅。功夫不负有心人，5岁时他向母亲展示了自己的水平，着实让他们大吃了一惊，父亲的语言水平刚能赶上儿子。

艾萨克上的第一所学校是幼儿园。它有个很烂漫的名字叫PS182。他刚适应了那儿的生活，一家人就搬出了范西科特大街破旧的住所，在仅一区之隔的米勒街上租房住了下来。这个住所比原先的要舒适得多，有电和中央暖气，但这也只不过是艾萨克儿时生活的一个暂时落脚点。1926年春，朱达与安娜意识到，如果朱达一天到晚在小工厂里卖苦力，他们这辈子别想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他们决定用辛苦攒下的一点钱开家糖果店。这一决定使艾萨克的童年生活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第一家糖果店开在萨特街752号，与他们在米勒街上的家遥遥相对，除了卖糖果，还卖报纸、汽水、香烟、名片、邮票及各种日常生活用品。这家小店为顾客们提供了方便，他们可以在此买支烟，换开整钱，只要他们买汽水，他们愿意在那儿与朋友聊多久都可以。

店里的工作很辛苦，早上6点就开始营业，凌晨1点才关门。尽管是小本生意，要忙的事情却很多。他们必须清点存货、记账、跑银行，报纸得有人卸下，还得分类摆好，饮料机得时常想着给灌满，生意上的种种决策得做出安排。

朱达经营起自己的小买卖倒是轻车熟路。他原本就是做粮食交易的，对做买卖心中有数，再也不用去大街上白费劲地推销别人的产品，或在工头的监视下在小作坊里当牛做马了。对艾萨克来说，糖果店的开张意味着在街上尽情玩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单调的校园生活由此开始。像父母一样，他被这个店拖住了。由于是家中的长子，他必须承担起责任，不再有自己的空余时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16年，直到他离开这个家为止。

尽管店里的工作繁琐，但艾萨克在回忆起给父亲打工的日子时，总是感到温馨满怀。他说自己总是一边在店里干活，一边上学，难得有个机会与同街区的孩子一块玩耍，但他对此从未有过真正的抱怨。

艾萨克在其它方面获得的收益足以抵消不能与朋友们玩耍的损失。在父亲店里帮工使他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经验令他一辈子受益匪浅。成年后的阿西莫夫是个严格的守时者，这完全归功于父亲的守时习惯。他学会算数、记账及基本的经济学，而学校到很晚才开始讲授这些知识。司以说，如果父亲没开这个糖果店，阿西莫夫恐怕不可能成为科幻小说家，也可能永远不会得到启蒙影响——流行书刊。这些书刊都是些廉价的平装本探险读物，充斥着聪明的侦探与阴暗的黑社会之类的故事。朱达·阿西莫夫看不上这些书，认为它们是给游手好闲者看的垃圾文学，但销路不错，所以让它们留在了店里。当他禁止儿子看这些书时，艾萨克反击说他看到父亲也看了。朱达说自己是通过看杂志学英语。总之，艾萨克被禁止接触这些书。当然，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了。

尽管父亲反对，艾萨克还是偷着尝了禁果，还因此而养成了另一个终身的习惯。为了做到既能看到报纸，又能不留下痕迹，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在看报纸时甚至连报刊的折线都会不弄皱。结果，艾萨克一生中都以同一种过分仔细的方式看报纸，并声称没人能分辨出哪一份报纸是他从头到尾看过的。

不管流行杂志有无益处，总之，它们为艾萨克开启了阅读之门。从那时起，他就没停止过看书。他对知识产生了一种渴求，这不仅给他带来了学业上的成功，还将他引入了写作生涯。

与此同时，艾萨克在学校的处境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老师们很快意识到班上有个超级灵童，但同时也发现这个聪明的孩子是个讨厌鬼。艾萨克在展示自己令人惊叹的记忆力并考高分的同时，也是个无可救药的碎嘴，总是给老师们找麻烦。

尽管有这些缺点，父母和老师们还是肯定了他的天才，结果他跳了一级。与原年级的孩子们相比，他的年龄已经算小的了，跳级后他几乎比同年级的孩子们小了两岁。由此带来的好处是，他比同龄人提前完成了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学业，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他难得有好朋友。

阿西莫夫对自己的学业成就非常自豪。尽管他比其他孩子小得多，但整个中学时代，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第一。他每到一个新学校，或升到更高一班，总能击败所有的对手，成为班上的一号尖子，这几乎成了他的专门荣誉。他也有自己的弱点，虽然他素有全能多面手的美称，对经济学却一窍不通。他还惊讶地发现，数学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如原来那么容易了，甚至无法弄明白——这给他在大学的学习带来了许多困难。

1928年，朱达认为该找所更好的房子开店，于是，他们开始了到布鲁克林后的第三次搬迁。这次搬到了东区半英里外的埃塞克斯街。

新店有了很大的改进。它地处布鲁克林较繁华地段。对8岁的阿西莫夫来说，最重要的是店里多了台角子机。他似乎本能地感觉到，不能随便动这台机器。他知道机器里并没有下赌注的人，但对它的机械结构产生了兴趣。通常，他站在一边看别人玩，有时机器出了故障，只要父亲不要求他躲修理工远点，他肯定是要好好看着机器里面是如何工作的。

阿西莫夫总爱声称，他很小的时候就对机器怀有浓厚的兴趣。其实，即使在儿时，他的兴趣也只是集中在了解机器的运作原理上。奇怪的是，他从未想过要成为工程师或机械师；他的兴趣是纯理论的，不掺杂有半丁点的实践。

他们搬到埃塞克斯街时，碰巧他的母亲又怀孕了，艾萨克在店中的工作因此而增加了许多。在此之前，艾萨克的主要工作只是在店外的小亭里收取路人买报纸时付的钱。放学后跑跑腿、打点杂，而现在，母亲不能再干那么多的活了，艾萨克得帮着站柜台、发报纸、为固定客户传递电话信息（在那个时代，这是项很重要的服务，当时布鲁克林没几户有私人电话的）。

艾萨克与其他孩子在一起玩的时间本来就少得很，而现在是根本没时间。当他放学后，做完作业，帮父亲干完店里的活，剩下的时间他就看流行杂志上的英雄历险记，看从社区图书馆借来的书，偶尔，他也到当地影院看部无声片。

回顾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少年时代，家庭将他挂在了糖果店，平时只有年岁相近的妹妹玛霞陪他，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他的生活都与正常孩子的不同，但长大后他却是那么合群、友善，这实在让人吃惊。

他在社交方面起步较晚，为弥补失去的时间，他过分炫耀性格中外向、风流的一面，有时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他的家庭背景不同寻常，小时候又受到严格的管教，再加上从小使承担起家中的一些责任，因此有很强的责任感，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将阿西莫夫塑造成了后来那个自觉、自律、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工作狂。在他的一生中，停止写作几乎能够给他带来生理上的痛苦。

在学校里，艾萨克成了真正的扬声器，这似乎是为了补偿在店中工作时的循规蹈矩。他爱唠叨的毛病不仅使他在教员中名声远扬，就是同学们也将他视为古怪、没教养的怪物，他的嘴没有闭上的时候，这使他在校内颇受欢迎，但一出校门，谁都不愿理他。

阿西莫夫记不清自己在学生时代的不同阶段，他都曾有过哪些同学，但同学却都记得他。成年后，他偶尔也会遇到旧日同学，他早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但他们总能记起他瞎起哄、与老师对着干的种种往事。

这种分裂人格伴随了阿西莫夫的一生。只要他去拜访出版商、代理人或其他与他工作有关联的人，他总要闹得尽人皆知他的存在。在楼道里秘书隔着好几间屋子，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总爱到处闲逛、开玩笑、向员工们兜售黄色故事，而正事总是排在最后，几乎让人以为是因为他平常极少离开书房，所以才能积蓄多余的精力，留待出门办正事时胡闹一通。

阿西莫夫对孤独的喜好及对书房的深深依恋源自儿时。小时候，他总喜欢呆在宁静、阴暗的地方。他尤其喜欢他们曾住过的一套房子的厨房，那间屋子没有窗户，总是那么温暖、舒适。他羡慕地铁站里的卖报人，因为他们可以坐在小亭子里，看一整天的书。他的一些习惯是在很小的时候养成的。自从尝到读书的乐趣后，艾萨克完全着了迷。他在当地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定期去借书。开始时还让母亲陪着，后来他便自己去了。按规定，每次只能借两本，而且只能有一本是小说。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看了希腊神话，认识了狄更斯、杜马斯、路易莎·梅、艾尔科特及其他一些作家，还读到了有关罗马帝国、世界地理、科学及其它许多知识的文章。阿西莫夫总爱称自己拥有近乎完美的记忆力，并将自己能轻松自如地写任何题材的作品归功于少年时在布鲁克林图书馆的自学。

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并且毫不挑剔，什么都想学。他一本接一本地看书，以满足对知识的渴求，并总爱在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就翻看开来，使得他的父母亲很恼火。尽管他如此地勤奋，但图书馆里20世纪的小说很少，可供他阅读的主要是19世纪的文学作品，其中还有大量令人一知半解的古代文本。艾萨克选读的书都要经过父亲的检查。《惊奇》杂志创刊于1926年，但直到多年后，艾萨克才第一次看到这份杂志。这是一份影响很大、极为畅销的杂志，与《惊诧》杂志一道被书迷们视为科幻杂志的鼻祖。尽管朱达·阿西莫夫的店中也销售这种杂志，但艾萨克只敢偷偷翻开《惊奇》杂志的彩色封面，瞄上两眼。直到著名的科幻小说出版商雨果·杰恩思贝克创办的《科学奇异故事》创刊后，艾萨克才终于迫使父亲让步，同意他看科幻小说杂志。

朱达之所以不同意儿子看这些杂志，是因为他看不出《惊奇》杂志中刊载的乱七八糟的故事有什么价值，他认为儿子应该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追求上；为改变他的看法，艾萨克指出，《科学奇异故事》这份杂志实际上很有教育意义，毕竟，刊名里有“科学”这么个极有分量的字眼。朱达哑口无言，只能妥协。一旦打赢了这一个回合，艾萨克略施小计便让父亲相信了《惊奇》杂志其实也是一份教育性很强的刊物。20年代末30年代初，每月都有大量的新杂志上市，它们给艾萨克带来了真正的启蒙。他看了店里订的每一期杂志。由于得到了父亲的许可，他不必再偷偷摸摸地看了，那种犯罪般的刺激感也随之消失，但令人兴奋的故事及故事中提到的种种令人大开眼界的描述足以弥补这一小小的缺憾。

阿西莫夫一家决定经商，实在是个明智之举，而且也找对了时机。糖果店开张了三年后的1929年7月，美国进入了经济萧条时期，当时艾萨克的弟弟斯坦利刚出生几个月。因为有着自家的小本生意，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与其他人一样，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人们也得吃饭啊，大公司纷纷倒闭，而大部分小店却幸存了下来。整个大萧条期间，那些曾自以为拥有金饭碗的人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失了业，而阿西莫夫一家却没少吃一顿饭。尽管为了生活必须一天工作16个小时，但他们还是挺了过来。

1930年，艾萨克进人初中，就读于纽约东区第149初级中学，距范西科街的旧居很近，但从新居出发就得搭学校班车了。学校条件不是很好，但艾萨克很快便适应了。短时间内，他就为自己确立了与小学时相同的形象：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爱闹事，被同学们认为是个怪人。人初中后不久，艾萨克就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他曾看过一本书，名叫《一群来自达拉维尔的大学生》，这部长篇连续小说记述的是一群大学生的古怪事例。他决定模仿着写一本类似的书，书名就定为《一群来自格林维尔的大学生》。

在一本练习本上忙了几天，写出八章后，艾萨克却写不下去了。这次失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无法恰如其分地写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他毕竟还只是个住在布鲁克林的初中男孩，要写住在乡村小镇上的大学生的故事当然有困难。

1932年夏天，艾萨克初中毕业，接着该上高中了。父母对儿子的前途早有安排。当地男女同校的杰弗逊高级中学显然是不行的。而社区内最好的学校是布鲁克林男子高中，而且这所学校只招收区内学习极为优秀的男孩。艾萨克的成绩不成问题，顺利被录取了，同时进人这所学校的还有他的两位校友。暑期结束后，他去学校报到时只有12岁，而大部分同学都已15岁了。

1933年，艾萨克入学后6个月，他们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了布鲁克林较富裕的里奇伍德区。一家人在这又住了三年，糖果店的规模也扩大了。在这段时期内，家里买了第一台收音机。在此之前，只有店里才放收音机，现在则全家人都能听节目了，而且对孩子们收听的节目大人们也不加以干涉。艾萨克的视野突然间拓展了许多。

在布鲁克林灰色街道与砖瓦房屋构成的小天地外的广阔世界里，战争阴云密布，各国都正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1933年前，学校与当地图书馆是艾萨克看世界的主要窗口，而现在通过收音机，他就能亲耳听到关于德国扩张主义的演说，了解到大洋彼岸争端的不断升级。在13岁左右，艾萨克萌发了最初的政治意识。虽然他从未就国家政治问题发表过激进的演说，但他总是辨明是非，并敢于直言。广义上讲，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既非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激进主义者。他对世界有着清晰、理智的认识，天生具有人道主义意识，并对世界如何才能最合理地运作有着一整套见解——尽管他知道人们很难认同他的理想。

在里奇伍德的生活坚定了少年艾萨克的政治情感。当反犹主义在欧洲盛行时，阿西莫夫一家的邻居们以一些微妙的行为，使艾萨克首次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些邻居大部分是信基督教的德国移民的后裔。学校里，一些信奉反犹主义的温和派教师尤为不喜欢艾萨克这个说起来没完、自以为是的家伙；社区里，一些顾客也不知为什么不再到店里购物。这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他觉得很不舒服，更加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可笑的是，这家人其实对宗教毫无兴趣，艾萨克几乎没去过犹太教堂，他13岁时，甚至没举行过男孩成人仪式①，这在不信东正教的犹太人中，都是很少见的。

①犹太男孩成人仪式（barmitzvah），系犹太男孩在13岁时举行的一种仪式，表明其已经长大成人，应开始承当宗教义务。

在学校里，虽然他的操行不好，但学习一直不错。大部分科目他都能得最高分。即便如此，只要有一门未达到90分，父亲就得审问他；如果在班上的名次下降，等待他的则是更为严厉的盘查。

艾萨克的父亲是大批勤恳移民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新世界创立家业，不光是为自己，主要还是为了下一代。朱达明智地意识到，现代社会中，教育才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他非常严格地将自己的信念付诸于实践。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这种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着实令艾萨克遭了不少罪。由于朱达认为儿子应将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温习学校的功课，他对儿子看流行杂志、科幻小说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儿子养成这一兴趣，有点大任性了。相对而言，斯坦利后来的日子则要好过得多。

在学业上，艾萨克面对的并不仅仅是父亲一人的粗暴态度。1934年，他的英文教师组菲尔德先生在学校开设了一门写作课，从不愿错过机会展示自己天才的艾萨克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打着做作业的幌子写篇小说。这一事件差点断送了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这门课的第一篇作文按要求应该是篇描写性的散文。艾萨克不假思索，很快便决定描写一个美丽的春日。他将写《一群来自格林维尔的大学生》所得的教训抛在了脑后。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他不写布鲁克林春天的早晨，却天马行空地描绘起了想象中乡下的一个春晨。

交作文的日子到了，老师问有谁愿意起来读读自己的文章。艾萨克这时又犯了第二个错误，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被请到了讲台上念自己的大作。

艾萨克的作文以鸟儿鸣唱、花儿开放这种温情脉脉的描写开篇，全文充斥着19世纪小说特有的废话，真不愧是看了好几年19世纪的小说家的作品。他的这篇作文写得天真、幼稚，在班上一群“饱经世故”的十五六岁男孩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个14岁的毫无经验的小男孩，他的作文简直太幼稚了。他们开始大声笑了起来。老师也站起来，没等艾萨克念完整句话就打断了他。

“狗屁不通！”老师说得很大声，也很清楚。艾萨克的脸红了，是明媚春天里第一朵带露的玫瑰才拥有的颜色。

值得文学界庆幸的是，尽管纽菲尔德先生苛刻的话曾伤了艾萨克的心，但并没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此时的艾萨克正忙着看科幻小说，那些故事让他着了迷；正忙着接受新知识，那些知识令他感到振奋；正忙着尝试写作，单是提笔写点东西就能使他快乐无比。相形之下，这点早期的小挫折根本无法令他气馁。数月之内，他就完成了一篇名为《小兄弟们》的幽默小故事，并刊登在了校刊上。对艾萨克这名小男生而言，这是个启示，让他开始意识到写故事所能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自从在纽菲尔德先生面前出了丑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艾萨克开始认真地写东西了。大学未毕业，年仅18岁的他就已经卖掉了第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