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20分

此刻，我心里正小心翼翼地高兴。

今天早上起来至此时，我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起床前没有以往剧烈的头痛、四肢乏力或胃痛腹胀，也没有胸闷气短、脉搏过缓，没有恶心晕眩、烧心咽痛，也没有眼痛、心烦、小便不畅。

真不容易遇到这样的好时辰，这就叫幸福时光。

过去，觉得幸福是个很虚的词，想像不出幸福是什么滋味。近一年，明白了，身体相对健康（哪怕只是短暂的），感觉正常（哪怕只有一时半会儿），这就是尘世间幸福的滋味。

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知道这样的时刻少之又少，来去都不可预料。很享受，很感恩，知道是恩赐，珍惜得生怕一得意稍纵即逝。

这两天我特别注意不勉强自己看书、锻炼、写日记。

我已经发现自己有个大毛病，一旦看书，就开动脑筋。不懂得单纯地欣赏和享受，而把这过程变成了上课、灌输工作知识，强迫自己去记住其理论，并想像以后什么时候用得着。于是，我总处于紧张状态中。心情是疲惫的、压抑的，潜意识已经无法再承受。所以，我一看书，很快就会眼睛痛，头痛，恶心。学习的效果也不好，并没有真正看进去，更没有记住。

锻炼的情况也相同。我总是强迫自己要加长时间，加大强度，于是非常难受，心情和体力都受到折磨。

前几天，中医告诉我，由于气虚、体力不支，我只能适当锻炼，适可而止。我本来买了跳绳的用具，但医生说，以我目前的身体，根本不能跳绳，越跳越糟。

根据以上两点，我反思前几天写日记一事，发现自己也在勉强自己。总希望对心理做较深入的分析，记录有关抑郁症的治疗理论和办法。这样还不是在给自己不必要的压力？怪不得我一想起要写日记就有些紧张、不愉快，觉得是件苦差事。

多年来，我已习惯时时、事事、处处给自己制造压力和紧张。这问题一定要正视，一定要修正，否则无法彻底摆脱抑郁症的纠缠。近两天，我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方法，不勉强自己看书、锻炼、写日记，尽量活得单纯些，自然些。

随笔我面对电脑叹气。一会儿双手捂住脸，一会儿仰头闭目吐气。我往下要写2003年3月底至4月初的经历。可是我不愿意写，我的心情不好。

昨晚我又梦见课堂小测验。我没有笔写字，别人都在奋笔疾书，我却在用两根竹篾一条水红色的缝纫线缠裹一支笔芯，怎么都绑不紧，好不容易绑好了，写几个字就散掉，又得重新缠裹。急。一写字笔芯就缩进去。我想放弃测验。心里对自己说：着急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一定要参加测验呢？别缠了，别测了，现在就离开课室。我犹豫。这样离开似乎违反校规。我在座位上继续笨拙地用红线和竹篾缠笔芯，心里告诉自己，放松——别害怕，你没有笔测验，老师会原谅你的。你可以不测验，但你不要擅自离开考场。正在这时，老师突然宣布测验取消，大家出去集合。我喜出望外。

梦境持续着。学校要开联欢会，同班女生都在后台换上演出服。我找不到我那件演出服。老师和班长都在催我快点找，事关班级集体荣誉。她们叫我从大堆天鹅丝绒的舞台华服中随便挑，选出一件芭蕾王子紧身衣裤叫我穿，白裤腿太窄穿不进去，拿出一件低胸宫廷贵妇裙叫我穿，穿在身上松垮得不成样子。连着试，没有一件合我穿。老师生气了，喝令我仔细想想演出服放到哪里去了。我越使劲想越想不起来。舞台监督也过来催，说节目顺序一打乱就很麻烦。我觉得对不起所有人，我很想消失掉，想躲起来。但是为了对班级负责，我硬着头皮站在后台，接受舞台监督的训斥。班长叫我快去宿舍借合穿的衣服。我往宿舍楼跑，一层一层去敲别人的门，跑得喘不过气来。心里着急地想：没时间了，来不及了。我不想让老师同学失望，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我要争取立功赎罪。没等借到衣服，我醒了。

太不愿意回忆2003年3月底至4月的那些日子。找不到合适的叙述通道。潜意识拒绝言说。

大约是2003年4月1日的前一个星期，李兰妮几乎问遍了所有她熟悉的非精神卫生专业的医生：有个博士说我有抑郁症，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她听到的回答都是干脆否定的。

李兰妮给朋友发了个手机短信，简述困扰，请她拯救一把。朋友立刻回电，她帮李兰妮联系了专家门诊。

那天是2003年的4月1日上午。那里的精神卫生科名气很大，那位专家是科主任。李兰妮其实不是想求医，只是想求权威说句话：你没有抑郁症。

那家医院是收治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李兰妮想，风声紧，香港电视上天天都有SARS的恐怖新闻，医院是风口浪尖，门诊部一定门可罗雀。没想到，广东人民的神经很皮实，医院门诊病人照样多，而戴口罩、走楼梯的人很少。精神卫生科候诊区每一个座位上都坐了人。主任慷慨地允许李兰妮加挂一个号，吩咐她耐心等候。

居然有这么多人看精神卫生科。SARS时期尚且如此，正常时期岂不“爆棚”？李兰妮她好奇地望着这些人的脸，看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没有武疯子，也没有文疯子。多数人不急不躁边看电视边等叫号。有人闭目养神，脸色灰暗，广东人天生这气色，跟睡眠质量无关。

等到中午12点10分，护士叫李兰妮到一间小屋里电脑前填空。九十多道问答题限在三分钟内答完。护士强调要不假思索按时完成。李兰妮想：填这样的问卷小菜一碟。

李兰妮飞快地填空答题，本能地绕开“陷阱”。不是有意欺骗，潜意识渴望否认抑郁症，她知道“应该”怎么答题才能避开麻烦。

一分多钟答完所有问题。护士有点惊讶。

李兰妮在南京大学作家班读书时，班里同学经常搞各种花样的心理测试，有时她看着别人的手掌和五官，随口就能说出有关命运的事，说出属于此人过去的一些状态，尤其是劫难。说这些事的时候，即使是酷热天，她越说手越凉，以至全身冰冷。李兰妮玩过几年这类游戏，早已“金盆洗手”。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她知道填空的答案，知道面对精神卫生权威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李兰妮：12点半了，你们医生真够累的，我看见您忙得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每天都这样，怎么顶得住啊。

主任：唔唔还好，今天人不多。

不是有意讨好，李兰妮由衷感到中国的医生太辛苦，负担过重，劳动超时。

主任有点疲惫地看李兰妮的填空题。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揣摩出：卷面上没有发现值得关注的可疑点。李兰妮见医生桌面上还有两三本病历在排队，知道主任又要为加号病人牺牲一些午休时间，心里很内疚，提醒自己千万别把病情铺开来说，挑关键词说，绝不可超过十分钟。

李兰妮：像我这种情况，不用吃抗抑郁药物吧？主任：你除了失眠疲倦，还有哪些症状？李兰妮：没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这人一点不抑郁。好多人提醒我千万别吃抑郁症的药，能不碰尽量别碰，毒性可大啦。

主任：现在出的新药副作用没那么大。你有没有……比方说想自杀啊，觉得活得很没意思之类的念头？李兰妮：没有没有。我很乐观，朋友一大堆。失眠也可能是职业病，疲倦可能是我做过化疗，药性太毒。本来要做五个疗程，后来心脏受不了……主任点头，扫扫问卷，看神情正在综合病人陈述进行判断。

李兰妮赶紧补充说：啊有一个问题，我很怕去吃饭。别人一说要请我吃饭我就紧张。有时候答应了，就盼着别人说没空取消。

主任微笑道：我也害怕出去吃饭。这个不算什么。看来不大像抑郁症。

主任写处方。哦——阿普唑仑，我知道。睡前一片，能改善睡眠，又有抗焦虑的作用。李兰妮如获大赦，抓起处方单，“谢”声未落人已蹿出门外。

楼下药房已经下班。急诊窗口拿药，药费才两块多钱。

李兰妮迫不及待打开手机，大声向朋友报告好消息：我没有抑郁症！我不用吃抗抑郁药！晚间新闻，香港两家电视台播放了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

张国荣因抑郁症而自杀！电视信息大轰炸。张国荣的肖像肖像肖像，记者在说，目击者在说，歌迷在说，影迷在说，主持人在说，朋友在说，张国荣的歌声，张国荣演唱会回闪，张国荣主演的电影片段……永远不会老的张国荣在电视上微笑，眼睛微微有点眯，嘴角隐隐藏着一缕笑，有点心事，有点顽皮，有点倦怠，他的眼神在说：今天是愚人节，我们来玩一个死人游戏好不好？我算一个，还有谁？还有谁？快过来，一起走。

一阵阵发冷。幸好上午才看过病，不是抑郁症。如果上午刚被确诊为抑郁症，晚上突然受到这样的画面刺激和轰炸，李兰妮会不会发疯？2005年11月19—20日

链接《十岁的一个瞬间》摘录

十岁那年，“文革”开始了。我是一家军事要塞子弟小学的住读生。放假那天，生活老师通知我：“你父母都离开要塞了，你父亲的同乡贾主任来接你，你跟他走吧。”我惊呆了。我爸爸妈妈上哪儿去了呢？一个家怎么一眨眼就没有了？贾伯伯肯收留我多久？现在我算不算孤儿呢？贾伯伯住在要塞政治部大院里，他的二女儿头发短得像男孩，见面就说：“又多了一个丫头片子。喂，我是你二姐姐。”大姐姐上下打量我，问：“会唱毛主席诗词歌吗？我家有规矩，吃饭前要唱一首诗词歌，唱不出来就不能吃饭。”吃饭的军号声响了。我很乖地提着锅，跟着二姐姐去食堂打饭，很乖地帮大姐姐烫碗筷，很乖地帮贾伯伯切大葱，他家顿顿少不了麻油酱油拌大葱。我从小不吃生葱蒜，但今非昔比，我没有资格再挑食、撒娇。

一天，无意中，我听到二姐姐说：“小屁孩儿家教挺好嘛，从来不翻咱们的东西。你发现没有？她从来不坐咱们的床。”大姐姐答道：“我不喜欢她。老里老气的，一点不天真。”我暗暗想：我还不到十周岁，怎么就说我老呢？“天真”是什么东西呀？吃饭时，大姐姐叫我端凳子，我心事重重端了个尿罐递过去。

晚上，洗完澡，三人玩“争上游”。正发牌，大姐姐抽抽鼻子对二姐姐说：“你又偷用我的檀香皂！”二姐姐说：“王八蛋才用你的檀香皂。”她俩相差一岁，都读初二，二姐姐比大姐姐高，俩人天天拌嘴。大姐姐说：“谁干的谁心里明白，不要脸！”二姐姐扑了过去，“谁不要脸？你来闻，闻啊。”我的心突然裂开了一个大洞，里面呼呼地冒出黑风和冷气，我的眼珠子被冻住了，我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檀香味。

平时洗澡，大姐姐独用檀香皂，二姐姐用一般香皂，我用肥皂，学校的生活老师只给我们发肥皂。但我很喜欢檀香皂，因为妈妈洗澡是用檀香皂，它总让我想起妈妈身上暖暖的香气。

两位姐姐越吵越凶，句句话都戳得我心惊肉跳。我挣扎着开口说：“对不起，是我拿错了……”话没说完，便大哭起来，哭得天昏地暗，四肢抽筋。

第二天一早，我留下一张道别的字条，回到了学校。

又过了一学期，我习惯了当孤儿。子弟小学包吃包住包发文具和牙膏肥皂，我没有一分钱，但绝对饿不死。

夏天，衣服烂了，我就把冬天的长袖衣剪成短袖穿；天冷时，再把袖子胡乱缝上去。

日月匆匆，该过十周岁生日了。我把没用完的牙膏挤到贝壳里装着，把牙膏皮卖了，把夏天惟一的一双破凉鞋卖了，把小刷子辫剪下来卖了，把没用完的练习簿卖了，把枕头套当破布卖了。我攥着一把壹分、贰分、伍分的硬币，跑到要塞照相馆，我对照相的说：“我要照一张生日相。”照相的说：“笑一笑。……怎么老里老气的？一点不天真。”他的话令我想起了大姐姐二姐姐。我忽然很想念那个收留过我的家。

许多年后，那张照片依然传达着一种永远无法言说的忧伤。1994年5月补白写这散文时，我可能已有轻度抑郁症倾向。那些日子，每天早晨醒来，心情总是一种底片的颜色。屋里弥漫着莫名的伤心气味，大脑里仿佛晃动着洗照片的药水。渐渐地，童年的画面慢慢浮现出来。我的身心浸在这样的化学药水中，越来越不能自拔。我的朋友李媚曾经说：你为什么总喜欢去抠旧伤疤呢？本来结痂了，你又非要抠破它，让它痛。你好像沉迷这种痛。

她是随口说，却点醒了我。

我试过早晨醒来不想伤心的事，但是，很不习惯。似乎心不痛，画面不浮现，就不知道我是谁、身在何处。接下来一整天，茫然得不能自控，如行尸走肉，魂不附体。迷茫的恐惧比心痛的感觉更让我焦虑。我又浸泡在化学药水中，等待着这个李兰妮从底片里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