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变动更为快速，人们从都市迁移至郊区，然后开始快速地在国内四处变换他们的生活圈。就如其它美国人一样，作家自然也是这种变动的一部份。本文讨论此趋势以及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英国评论家史丹纳（George Steiner）写道：“美国文学的优势，就在于其独特呈现出一连串区域与在地特质汇聚的特色。”我认为，史丹纳的意思是，由于我们历史的特色—殖民化、缓慢地朝西部发展—美国的艺术传统因此与地方密不可分。
回顾过去，他提到霍桑、梅尔维尔、爱默森、亨利-詹姆斯的例子。“不要在乎霍桑作品中的意大利背景、梅尔维尔栩栩如生描绘的南海，詹姆斯通常将他故事中主角幽会的地点选在欧洲各国首”——这是史丹纳的观点。美国作家，就像其它全世界作家一样，书写他们最熟知的事物，他们熟知的事物中，包括他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文学充满着地方，还是地方——从亚吉（James Agee）的田纳西州纳克斯维尔，尔德瑞奇（Louise Erdrich ）的达科塔平原，到史坦贝克（John_Steinbeck）的加州盐场，还有马克吐温（Mark_Twain）的密西西比河。
不过时代变了。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活在一个分水岭时代，所有的基本条件与传统都都在电子通讯的普及与快速传递中产生变化。愈来愈少人深植在一个社区、区域里成长，而且少有人对当地有基础而深入的了解。人口调查显示我们迁徙的频率愈来愈高，就像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一样，我们逐渐习惯拆营地移居至他处的流浪生活。现代作家一生都住在同一地，如薇尔蒂（Eudora Welty）一直住在密西西比州杰克森一样，在现代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例子像是福特（Richard Ford），他也来自杰克森，但他却稳定地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不同区域背景描写。
此外，地方的样貌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处于同构型时代。购物中心的建筑与房屋发展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将会发现如葛楚·史丹（GertrudeStein）所说的“虚无空间”。我们的芳邻多数都从别处搬迁而来，当我们与密友或亲戚沟通时，亲自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愈来愈少，反而更常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沟通。无论电子通讯有多少好处，这些工具都无法产生地理上的归根感。
我们或许会期望，美国文学以四处漂流的角色以及呈现疏离与温柔的状态，反映这个时代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情况的确如此，即使这种情况极少在主流文学作家作品中看到。回顾1970年代与1980年代的极简主义，或者是德里罗（Don_DeLillo）、欧斯特（Paul Auster）、包尔斯（Richard Powers）与瓦勒斯（David Foster Wallace）的后现代小说，我们可以轻松推论地方立即性的解构。当德里罗在《白噪音》中写到：“我们穿越两处停车场，走到中村购物中心的主要建筑体，这栋十层楼的建筑物围绕着瀑布、人行步道与花园组成的中心广场而建。”我们了解到，我们可能在美国的任一个地方。这就是重点。
但我们也发现一个明显且有力的反向趋势：作家与读者一样，都会为地方所蛊惑，而且也会过往所蛊惑。的确，两者通常是一种结合的状态。想想古特森（David Guterson）作品《爱在冰雪纷飞时》（Snow Falling on Cedars）、麦克墨崔（Larry McMurtry）的《孤独鸽》（Lonesome Dove），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的《廊桥遗梦》（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以及自传性作品玛丽-卡尔（Mary Karr）的《大说谎家俱乐部》（The Liars' Club）都受到广大的欢迎。前三本小说作品都回顾一些年代，而且都充满着地方感—普吉湾、大西部平原与爱荷华乡下，都跟任何角色或情节转折一样重要。我们难以想象，卡尔的回忆录竟呈现了德州东部风情。
从这些近期最畅销名单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一些更具价值的例子——包含麦卡锡(Cormac_McCarthy) 的《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以及《穿越》（The Crossing），威廉甘乃迪（William Kennedy）的《美国首府（纽约）》等书，珍斯迈利（Jane Smiley）的《一千英亩》（A Thousand Acres），东尼默瑞森（Toni Morrison）的《苏拉与其珍爱》（Sula and Beloved）、还有安妮普露（E. Annie Proulx）的作品。普露，是一位在作品中纳入最多地方背景可能性的作者，她得奖的小说《真情快递》（The Shipping News）、故事背景在海边省分岩石岸边与海湾，而最近的新作《手风琴罹罪史》（Accordion Crimes），时间横跨1890年至今的时间，对美国每一个地区的不同特色、都有可信度高的详细描述，像是纽奥良、缅因州乡间、蒙大拿州以及密苏里州等地。
Proulx的词汇运用相当丰富多元，能传递完整的感官意识：
透过雨中的挡风玻璃，缅因州像是间隔交替的云杉，轮廓清晰，大片枯萎的白杨树与樱桃树、卷起的树叶像是烧黑了的纸片附着在树上，路边的麋鹿在白胡桃树荫下，阴暗的色彩并未因微弱的天空颜色改变，干涸的河流和一连串的湖泊，被破碎的地平线区隔起来。
她也以同样敏锐的笔触，呈现出对德州里约大峡谷的印象：
他模糊地记得站在某个男人旁边，不是他的父亲，混杂了红椒干、黑色含羞草、金合欢的味道，西洋杉榆树与黑檀木之中，看着一条深蓝色的蛇在树叶之中蜿蜒前进。
这些文句是从作者较长篇幅作品之中节录出来的，但即使在这样节录的内容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与作者亲密的接触；文章本身的转折呈现出细腻微妙与深刻的体认，普露阐述的方式并不是少见的特例。在当地居民之中也有同样的转折特质，包括他们的古怪的说话方式，他们故守的独有癖性等等。关于地方的特性，必须由它们以人类的词汇告诉我们，我们才能理解。普露做过一阵子的记者工作，在一次与阿曼达毕雪（Amanda Bichsell）的访谈中，他描述了她作研究的方式，在笔记本中记录所有对土地、地方习俗等等的观察结果：“那通常是我所做的第一步”，普露解释道：“ 建构环境，包含气候、土地的形状、街道与道路的形式、我们所吃的食物…天气与风、岩石，这些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益发重要的角色，所以当这些事物成为小说的内容后，对我来说，书中角色才能生动地从景色中呈现出来。”
有些人也许会反对这种以地方为主、而非以生活为主的研究，这些是由局外人所抓住的细节——人类学研究者——用来增加文学影响力的作法；但这等于是对艺术的起源、也是持续到今天都还被当作准则的作法、提出异议，理查德德福特（Richard Ford）是近期以作品《独立纪念日》（Independence Day）获得普立兹小说奖的作家，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曾在九个州有过14个家，也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做过深度观察、创作出 “最真实”的故事和小说。接着还有威廉渥曼（William Vollmann），是个具有创造力的当代作家，在他发疯似的研究任务之翁，强迫自己进入异国环境，到现在为止，他已经针对阿富汗、越南、加拿大冻原地区以及旧金山畜牧区做过研究——而他的年纪还不到四十岁。
很明显地，不同的作家之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研究方式，普露和福特不同，福特也与渥曼不同，这些相对属于局外人的作家之中，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拿安得烈度布斯（Andre Dubus）、这位新罕布什尔州的作家为例，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玛瑞马克峡谷之中的劳工世界，而赖瑞布朗（Larry Brown），居住于密西西比州福克纳当地的牛津区，创作的内容就以当地人对于地吸引力的特殊兴趣为主轴。
但是，在说明游历过的各个地方、和深入了解的地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另外，如果真的存在差异性，谁能分辨出来？不止多数读者对于所阅读的内容来说是局外人，读者和作者一样都会受限于长期以来不同的感知所影响，主观性主宰了这种艺术形式，就如主观性主宰其它艺术是一样的。没有两个或十个作家会看到同样的巴黎、纽约或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除非艺术家承认有了严重的过失——譬如说描述在北方建筑物外观有着九重葛植物——否则很少人会对其产生任何怀疑。
纯粹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当然，作品和想象力可以有极大的发挥，忽略这些细节，因为读者不会在意这些，也没有人比当地人更能正确、自然地了解自己居住之地。当一位作者了解所描述的世界之后，其区别就很明显了，那就像在忍受过一段善意模仿出来的表演之后，在欣赏一段真正的蓝调音乐一样。维提（Welty）, 彼得泰勒（Peter Taylor）, 约翰岱克阿普岱克（John Updike）,鲁道夫阿娜雅（Rudolfo Anaya） ——他们都是了解当地民众与土地的作者，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深刻了解，不止透过细节的安排、而是在内容的各种层次皆然。我们能从节奏和措辞中感受到作者的信心，知道内容是正确的、每个角色都被安排在最适当的场景之中。
柯麦麦卡锡（Cormac_McCarthy）是将当地人/局外人的概念、拿来作了有趣测试的作者，他成长于田纳西州，早期的小说都以成长地区作为背景，这就是从作者基于对某个地方特别的兴趣进行创作的例子；在他首部小说中的一段“果园守门人”（Orchard Keeper）中，有以下的阐述：
晚夏时节，山脉在天空烘烤下成为蓝色，果园路上的红色尘土就像砖窑旁出现的粉末，你无法用手抓起一把，热风从山谷倾泻而下，有些令人作呕、如野参气味、腐坏植披的味道。红色泥土覆盖在路上，上面有着枯萎的忍冬植物，豌豆藤干枯散落在泥土中。七月下旬的小麦田干涸枯萎，茎梗歪斜地排列着。所有植物都苍白干枯，泥土干涸产生裂痕、四散产生无止尽的微型剧烈变动，石灰岩在被磨损的土地之下，就如一群受日晒的海豚，灰色一直连结到阴暗的天空之中。
麦卡锡在离开阿帕拉契山区、移往德州厄尔帕索市时，已经是个成熟的作家，十年之后，他出版了《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第一本以美国西南部为背景的小说，从那时开始他撰写了《边界三部曲》（border trilogy）中的前两部：《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以及《穿越》（The Crossing），在内容中都呈现了该地区对人类强大的贡献；而事实上，仔细阅读接下来的篇幅，与早期的叙述比较，我们是否能找出任何迹象、证明该文章并不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作者、而是在其它地方居住的作者呢？
小河相当清澈，绿色苔藓在碎石沙洲上蔓延，慢慢地沿着灌木丛与仙人掌植物生长，从汤格林郡一直到寇克郡，从道路一直穿过植有西洋杉的山丘，那里的土地覆盖有卵石和岩石，还能看见雪覆盖了通往北方数百哩的路上。
麦卡锡提出的答案是，当地人与局外人的分别，在于作者对于当地现象的细微差别能有所感应，能在字句中传达出这种感应，不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
结论是、我们不能为当代文学创作对地方的呈现、做出概略的结论，只能说在期待之中，这些作品都是相当突出的作品。
这种突出的成绩并没有难以理解地方，我们所居住世界的改变——疏远的速度、最基本传输上的电子化渗透 – 是一回事，我们的心理反应又是另一件事，局外人与当地人的经历是不同的，我们搜寻因特网，但我们渴望的其实是面对面接触；佛瑞斯特（E.M. Forster）曾说过“只有联机”的说法，我们都了解他真正的意思。
文学在这里扮演了现代的角色，如果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分心，就不太可能拿起小说找出共通点，而如果我们觉得——如同我相信我们都在做的——我们对于空间与时间的关连度降低，就无法如祖先一般向生态群落提出要求、或是做到过去一般的参与，所以我们必须找到弥补这些缺乏的方法。
小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造感知的媒介，也是我们在过自己的生活时、也能进入其它生命的方法，看似在美国的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得以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交易，那就是放弃地理上的根本，寻求行动与电子化的沟通 – 那是一种如果只透过中介媒介过活的方式，从中获得满足以及先进的生活方式。
史班-伯克兹(Sven Birkerts)是《古腾堡挽歌：命运读在一个电子时代》(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的作者。他近期爲灰狼出版社(Graywolf Press)编辑了托尔斯泰的《录音电话机: 技术和沉思》(Tolstoy's Dictaphone: Technology and the Muse) ,他的文学评论散见于多种期刊与报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