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岁次乙丑，“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弹冠之庆不久的安徽省长，暂兼督办军务善后事宜的安福系首脑王揖唐，飘然到了黄州，此来是专访栖栖皇皇、到处碰壁，最后落脚在黄州的吴佩孚。

到码头上来迎接的是吴佩孚的秘书长杨圻，此人字云史，出身常熟世家，他的父亲叫杨崇伊，是策动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再次训政的要角；岳家更阔，娶的是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女儿。王揖唐是他岳父的朋友，所以杨云史尊称之为“世伯”。

略事寒暄，坐上轿子，直奔“刘家大院”；大门口有块木牌，大书“孚威上将军行辕”，轿子抬到大厅前面，只见吴佩孚穿一件古铜色老羊皮袍，上套玄色直贡呢马褂，头戴一顶红结子瓜皮帽，拈着两撇鼻烟色的鼠须，在台阶上瞪着眼看王揖唐下轿。

“玉帅，一向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逸塘老哥，你的气色不错啊！”

“托福！托福！”

主客相对一揖，马弁打起门帘，肃客入内。大厅已经隔过了，正中是一张会议桌，两旁隔成四小间，每间都悬一块小木牌，上书“军需处”、“总务处”、“副官处”等等，吴佩孚自从受封为“孚威上将军”以后，到哪里都维持着“八大处”的体制。

“请到后面坐！”杨云史在前引路，穿出角门到二厅；两暗一明共是三间，中间堂屋是会客厅，东屋是“签押房”，对面便是杨云史的“秘书处”。

奉茶敬烟，等坐定下来，吴佩孚开口问道：“逸塘老哥，是从蚌埠来？”“不！我回天津过了年，芝老特意要我迂道来问候玉帅。”

“多谢、多谢！芝者近来棋兴如何？”

“很好啊！”王揖唐说：“最近有人还找了个神童，名叫吴清源的，常陪他下棋。”

“这一来，骏良可以少挨点骂了。”

骏良是指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棋力比他父亲高得多，父子对奕，段宏业不好意思杀得老父“卸甲丢盔”，等输了棋，反受段祺瑞的教训：“博奕犹贤，你就是不肯用心。”有一回，段宏业气不过，放手一搏，杀得段祺瑞大败，结果又挨骂了：“你看你，别样事不会，就会下棋。”输了要骂，赢了也要骂，所以段宏业只要听见听差来报：“大爷，棋盘摆上了。”顿时愁眉苦脸，段祺瑞父子对局的笑话很多，连不常在家的吴佩孚都听说过。

“玉帅，”王揖唐说：“芝老非常关心你的处境，这一回是让我来劝驾，想请你回京去住，要借重大才。”

“喔。”吴佩孚不置可否只说：“多谢芝老。”

“玉帅！”

王揖唐刚叫得一声，吴佩孚便抢着开口，“云史，”他说：“你把我最近的几首诗，拿来请‘今传是楼主人’指教。”

“今传是楼主人”是王揖唐的别号，他的诗做得很好；杨云史则号称“江东才子”，已有“江山万里接诗钞”两卷行世。至于秀才出身的吴佩孚，一向以儒将自命，虽会做诗，但在诗人眼中不算诗，犹之乎中兴名将彭玉麟的诗在同光诗人眼中不算是诗一样。

不过，吴佩孚如今英雄末路，虽无诗才。本身的遭遇，却颇合诗境，王揖唐原想要了解他的心情，诗中必有心声透露，所以兴味盎然地等着看他的诗。

不多一会儿，杨云史取来一张荣宝斋的花笺，淡墨写着三首诗，第一首的题目叫做“初至黄州，走笔云史”，诗是七绝：“为谋统一十余秋，叹息时人不转头；赢得扁舟堪泛宅，飘然击檝下黄州。”

檝与揖通，王揖唐心想，既言浮家泛宅，逍遥烟波，却又用祖逖击揖渡江的故事，武人不通，往往如此，无足为怪，不过，倒可以试探一下。

“玉帅澄清中原之志，始终未改？”

“这个，”吴佩孚答说：“你看下面一首，就知道了。”

下面一首也是七绝：“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思义反为仇；与君钓卢黄州岸，不管人间且自由。”题目是：“赤壁春望，书示云史。”

“却将恩义反为仇”指谁呢？莫非冯玉祥？王揖唐且不管它，只说：“玉帅虽有五湖之想，只怕也难得自由。”

“怎么呢？”

“芝老想借重长才，恐怕容不得王帅自由自在。”

王揖唐想把话引到他的出处上去，哪知道“容不得玉帅自由自在”这句话说坏了，反使得吴佩孚心生警惕，段祺瑞将他劝到北京，虽不致于如袁世凯对付章太炎，拘之于龙泉寺；但可用袁世凯对付黎元洪的办法，给他一个大而无当的空名义，拘束在北京，如龙游浅滩，动弹不得。这个当上不得。

看他沉默不答，王揖唐只好再看第三首，又是一首题为“黄州早春登城”的七绝：“两字功名百战哀，江山无改此登台，举杯独酌看周易，樊口江鱼下酒来。”

“这！”王揖唐说道：“这就完全是关壮缪的味道了。”

恭维得恰到好处，吴佩孚拈须微笑；杨云史便也恭维了一句，是向王揖唐山以征询的语气：“结句豪迈潇洒，兼而有之。世伯以为如何？”

“诚如尊论。”王揖唐说：“黄州诗而用樊口的典，玉帅与东坡之不同在此。”

这句话吴佩孚不解其意，杨云史却能理会，苏东坡在黄州，游赤壁，只会想到“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的曹孟德，不如“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而吴佩孚做这首诗时，心里是想到了当阳大败、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樊口而与东吴联络、大破曹兵的刘玄德，而在考虑如何借助他人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王揖唐确是这样在试探，无奈吴佩孚已有戒心，决不肯自投罗网，但亦不便公然拒绝段祺瑞的“好意”，所以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只要王揖唐一谈到时局，他就把话扯了开去。

王揖唐当然不肯死心，心想，吴佩孚既然以樊口的刘玄德自况，索性就说穿了他，只要他肯承认，就容易说服了。

“玉帅，”他问：“你在黄州，怎么想到了樊口？差好大一截路在那里。”

“怎么？”吴佩孚愕然，“赤壁对岸，不是樊口吗？”

王揖唐知道吴佩孚跟苏东坡一样，都把黄州赤鼻山下的赤壁，当作曹操兵败之处的嘉鱼县的赤壁了。此时不好意思当面纠正，只笑笑说道：“江汉之间称赤壁者五，这当不必认真。我想玉帅想到樊口，感触一定很深吧？”

“是啊！江汉之间容易生感触。”吴佩孚转脸说道：“云史，明天我们陪贵宾去访一访东坡的故居，如何？”

“只怕已无迹可寻了。”

“我记得陆游的《游黄州东坡记》，一开头就道：‘自州门而过，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明天我们出东门去逛逛。”

“好！我让他们预备。”

“东坡虽滴黄州，不改其乐。此公了不起，了不起！”吴佩孚竖起拇指说；由此，大谈苏东坡在黄州的轶事，从接风宴上，谈到特备的客房，一直到王揖唐打了呵欠，方始辞去。

客房就在“秘书处”后面，所以杨云史少不得还要陪着贵客坐一会；而王揖唐亦正有话要跟他谈，刚才打呵欠是故意暗示主人该告辞了。

“云史，你总知道我的来意吧？”

“是的。”

“芝老非常关心玉帅。”王揖唐说。“这是惺惺相借之意，玉帅不可误会。”

“我不会误会的。不过，世伯，你总知道玉帅的性情，倔强不受怜。”

“我看不然。”王揖唐说：“玉帅一向自拟为义薄云天的关云长，如今恐怕只想到当阳兵败，屯樊口待机而起的刘皇叔了。刘玄德可不是不受怜的人。”

“不！玉帅仍以刘皇叔视曹仲帅。”杨云史建议。“芝老如果想请玉师进京，有个法子，一定有效，把官仲帅自延庆楼放出来，再请曹仲帅写封亲笔信相邀，玉帅必如关云长身在曹营之所为。”

“这个法子倒好，无奈办不到。”

“怎么呢？”

“京师都在警备总司令鹿瑞伯控制之下，芝老说要放人，鹿瑞伯不听，又将如何？”

原来上年冯玉祥倒戈，与黄膺白发动“首都革命”后，政治上造成了段祺瑞“执政”的机会；军事上迫于奉张的势力，原来想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的愿望，大打折扣；眼看安福余孽，一个个弹冠相庆；孙中山先生虽已应邀北上，但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段祺瑞以维护北洋势力为目的而召开善后会议，并继续承认不平等条约，以期与列强妥协、苟且自保的打算，大相径庭。善后会议就算开得成，亦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而冯玉祥通电下野，避往西山，并在十二月间取消国民军的名义，总司令的职务，亦自动解除了。

段祺瑞当然不能不加以安抚，指派一向负担与冯玉祥联络专员的贾德耀，数上西山与冯玉祥密谈，终于说动了冯玉祥接受了督办西北边防事宜的名义，移驻张家口，并将所部暂编为十二个师，称为“西北陆军”。

北京的情况相当微妙。在段祺瑞入京就任执政后，紧接着张作霖亦自沈阳专车入关，先一日奉系大将李景林带了一万多人到北京预为布置，所部分驻城内外各重要据点；郭松龄带了一团精兵，进驻城北黄寺，控制安定、德胜西门及平绥线。张作霖驻节的顺承王府，则由张学良带一营人，亲自警戒。

这咄咄逼人的气势，已使得国民军侧目，而自秦皇岛、山海关源源开来的奉军，又压迫国民军让出保定、宣化等地的防区。国民军二军胡景翼、三军孙岳、愤愤不平，在十一月三十日晚上，约齐了去见冯玉祥，提出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趁张氏父子在京，发动擒贼擒王的突袭计划，进攻顺承王府，玉石俱焚，只要用乱枪打死了张氏父子，奉军必然大乱，缴械的缴械，安抚的安抚，大局顿时改观。

冯玉祥听了颇为动心，下令警卫部队准备应变，但反复商量了一夜，认为胜算不足；而且首先动手，糜烂地方，国民军军纪良好的声誉，毁于一旦，便是自取灭亡的开端。因此到了十二月初一，冯玉祥撤消了应变的命令。

哪知事机不密，消息很快地传到了顺承王府。张作霖心想，果真干了起来，且不说给了直系残部一个反扑的机会；首先，不论胜败，皆将为各路诸侯所耻笑，这个面子丢不起。张公百忍，家训昭垂，因而当机立断，十二月二日上午十点钟，下了一道奉军全数撤离北京的紧急命令。

张作霖连段祺瑞都不通知，坐上专车，直驶天津。奉军一部分随张作霖出关；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向山东南部发展。于是冯玉祥所部，随即又进驻北京；鹿钟麟的职权如昔，他既不会释放曹锟；而段祺瑞在孙中山先生业已到京，善后会议只举行了第一次大会，议事细则甫行通过，而以孙中山先生却卧病铁狮子胡同行辕，未能正式开议之时，即令有心帮曹锟的忙，亦不便擅作主张，将此名义上的罪魁祸首开释。

这些情形经王揖唐细细分析以后，杨云史才知道曹锟在延庆楼还有一段日子好待。至于王揖唐请杨云史代为劝驾，希望吴佩孚进京一事，当然亦不会有什么结果。王揖唐只好逛了一回赤壁，怏怏辞去。

但是段祺瑞对吴佩孚很不放心，王揖唐的使命失败以后，他决定采取激烈手段，密令长江海军司令许建廷，率江防舰八艘，开往黄州，准备生擒吴佩孚。湖北督军萧耀南本是吴佩孚手下大将，但其时内迫于湖北“拒吴保鄂”的民意；外受段祺瑞不断增加的压力，不敢以实力支持吴佩孚；但他亦决不会让许建廷在他的疆界内对吴佩孚动武。

因此，暗中通了消息；恰好与吴佩孚化敌为友的湖南督军赵恒惕来了一个电报，邀他到湖南休养；吴佩孚穷无所归，感于赵恒惕的义气，决定应邀到湖南去作客。

原来吴佩孚帮过赵恒惕，实在也是帮了湖南人一个大忙，当段祺瑞大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利用日本西原借款，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路。第二路总司令，领兵讨伐南方进军湖南时，只有吴佩孚的第三师打得最好，长驱直入，由湖北入湖南，经羊楼司占领了岳州，一直屯军在此。

其时，北洋军系直皖两系的分裂，正在扩大，徐树铮的跋扈，以及“安福国会”的把持，使得原属于冯国璋系统的“长江三督”及张作霖控制的东三省，再加上直隶，无形中组成了一个以明反徐树铮，暗反段祺瑞的七省联盟；不久又因为段祺瑞派他的内弟吴光新为河南督军，原来的督军，旧淮军系统的赵倜不愿让位，加入了反段的行列，七省联盟变成了八省联盟。

八省的督军，及其他重要人物，因为段祺瑞的资格与地位，对他都还保持着一份适度的尊敬。但自视极高的吴佩孚，却没有将他看在眼里，首先发难，以通电指斥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接下来要求撤防回北。

这时的湖甫督军是直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他是安徽霍邱人，据说是前清捻军将领张总愚之后，弟兄四人，敬字排行，以尧舜禹汤命名，但行为却如桀纣。直军中第七师以军纪坏出名；而又以驻扎长沙的一旅为坏中之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湖南人恨之刺骨，“驱张运动”一直不断，文的向北京政府呼吁；武的组织湘军进迫，但都动不了张敬尧。一年工夫，他在湖南搜括了两千万；他部下有七万人，胡作非为，搞的钱更是不计其数。湖南人欲哭无泪，相形之下，觉得驻扎在岳州、衡阳一带的吴佩孚的第三师，虽然也是直军，却可爱得多了。

机会终于来了，民国九年五月，吴佩孚获得湖北督军王占元资助了六十万元的开拔费，决定撤军北归。表面上请湖南督军张敬尧来接防；实际上他跟湘军前敌总指挥赵恒惕惺惺相惜，所以暗中打算将防区移交给湘军，当然，这要靠湘军自己打过来。

因此，第三师在五月二十日开始，分水陆两道撤退，吴佩孚于甘五日自衡阳坐船启程后，湘军在甘六日发动对第七师的总攻击，甘六、甘七两天便占领了祁阳、丰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只甘多里的东阳铺。

赵恒惕的湘军，只有三千枝烂枪，给养不足，衣不蔽体，为北军讥之为“叫化军”；但此时的“叫化军”士气如虹，临时制发的白布臂章，大书“救国救乡，在此一举；勇往直前，拼命杀贼”十六字，老百姓箪食壶浆，争相欢迎。“叫化军”受此鼓励，越发踊跃，五月甘九日，占领了衡阳；丰阳、一祁阳的湘军，在此会师，准备沿湘水及粤汉铁路，水陆两道，北攻长沙。

张敬尧大为着慌，一面急电北京求救，电报自“十万火急”而“千万火急”；一面派他的胞弟旅长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成功后，以他的第七师师长相让。

张敬汤的这个旅是张敬尧在湖南扩编的，敬汤行四，所以人称“四帅”，但“四帅”却自比为诸葛亮，穿了一件八卦衣、手摇鹅毛扇，自称“山人”，因而又得了个外号叫“卧龙先生”。

“卧龙先生”亲自领兵，坐的是“绿呢大轿”，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之多，那股威风，使得长沙人都为在衡阳的湘军捏一把汗。

但“卧龙先生”到了长沙南面四、五十里地方的湘潭就不走了。

而另一支在湘西的湘军，却已占领了宝庆，这里是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的防区，他哪里肯为“同宗”卖命，悄然撤退。“卧龙先生”听说湘军自西、南两路杀将过来，吓得瑟瑟发抖，脱去八卦衣、丢却鹅毛扇，连夜逃回长沙。

当衡阳易手时，张敬尧便在长沙城内拉亻夫；同时勒令总商会代筹军饷，以会长张先赞为人质，限期筹足大洋八十万；总商会无奈，只好鸣锣宣布，按户抽取一个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复又扬言，将死守长沙，不惜玉石俱焚；于是长沙老百姓纷纷逃难，而张敬尧派兵把守城门，限制出境的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超出的数目，老实不客气没收了。

湘军自发动总攻击以后，不过十天的工夫，便已进迫长沙外围的湘潭与株州。张敬尧眼看大势已去，湖南人“誓与尧舜禹汤偕亡”的决心，颇有实现的可能，赶紧要作抽身之计，打了个电报给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而他亦不忍他的军队“牺牲干内战之中”，同时又埋怨“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这所谓“客军”包括张宗昌的暂编第一师及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在内。

六月十一日那天，驻长沙的各国领事，约齐了去看张敬尧，要求他将长沙周围三十里，划为非战区域；张敬尧满口应承，将各国领事敷衍走了以后，想出一条脱身的毒计，下令在“镇湘楼”及军火库纵火。

这“镇湘楼”是张敬尧听了一个跑江湖的算命先生“化三千”的话，造了来镇压风水的，这夜成了他的救命符；镇湘楼与督署的熊熊烈火，加上军火库子弹的爆炸声，吓得长沙的老百姓都躲在家里瑟瑟发抖。天亮开出门来，大人依旧，“张毒菌”——张督军与他的部队，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天下午，北京政府的电报与赵恒惕的先头部队，同时到达。电报中是一顿痛斥。“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挡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岂能听人侵越！”这个电报，已成废纸，无人理睬：长沙城内，男女老少，一齐涌至街头，以眼泪欢迎湘军，湘军先头部队却须忙着救火。这场大火一直烧到湘军前敌指挥赵恒惕与总司令谭延闿到长沙，犹余烬未熄，湘军只好以湖南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湖南各界为了庆祝酬功，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欢迎驱张将士大会”，谭延闿即席演讲，盛推赵恒惕劳苦功高。但赵恒惕心中明白“劳苦”有之，“功高”则应感谢吴佩孚撤防让地，否则张敬尧狐假虎威，还会盘踞搜括，不知伊于胡底。

因此，赵恒惕与吴佩孚可说是道义之交；而吴佩孚愿作赵恒惕的贵客，亦是自觉有遗爱在三湘，受之无愧，所以欣然接受，而且表示愿意定居岳州；因为这是他的发祥之地，民国七年的“湖南战争”，在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自赵恒惕手中夺回岳州以前，很少人知道直系中有这么一个将领。

本来吴佩孚还打算裘带雍容，沿江击揖，堂堂正正鼓掉西行；不道三月一日深夜，接到海军宿将杜锡珪的密电，得知许建廷奉段祺瑞密令，将率领八艘江防舰，偷袭黄州，活捉吴佩孚。于是仓皇撤离，決川、溶蜀两舰，在大风雨中，向湖南航行，两小时后许建廷赶到，却已迟了一步。

由黄州至岳州，须经过汉口、武昌、嘉鱼；段祺瑞得报急电湖北督军萧耀南拦截。萧耀南当然不肯做这种会挨骂的事，一面派人通知吴佩孚加速前进；一面指派第十五师师长陈嘉谟掩护決川、溶蜀两舰。等这两条军舰，熄灭灯光，悄然过了武汉以后，许建廷的追兵亦已接踵而至，但陈嘉谟已在一个名叫黄金口地方的江防要地，安设了大炮，警告许建廷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开炮攻击。许建廷只好知难而退。

三月四日，吴佩孚到了岳州，赵恒惕想请他到家乡衡山去住，吴佩孚婉言谢绝，同时他亦不愿登陆，眷属虽寄居在岳州的大绅士葛家，卫队亦分驻天宫营一带，他本人仍旧住在舰上。

半个月以后的阴历三月初七，是吴佩孚的五十二岁生日。两年以前吴佩孚开府洛阳，度五十大庆，各方祝寿专使，络绎不绝；此时自非昔日可比，吴佩孚看到赵恒惕所送的寿联：“平生忧乐关天下；此日神仙醉岳阳”；不由得想到两年前，康有为所送的寿联：“牧野鹰扬，百世勋名方一半；龙幡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自然感慨系之，黯然不欢。

贺客都认为赵恒惕将他比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恭维得体。可惜他缺少吕洞宾那种点铁成金的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