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更高，风险也大。那时的一般富户，在战事上都看好吴楚七国的叛军。讨伐失败，则列侯的性命怕都难保，又从何处去向他们讨债？因此没有一个人肯借。

在关中，独有一个姓“无盐”的，贷放了一千斤金子。三个月以后，吴楚七国的叛乱讨平，无盐氏平地一声雷，增加了十倍的财富。都因为他具有政治眼光之故。

以刁间的为人而论，他也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吴楚七国之乱，齐王本来也参加了叛乱组织，中途反正，以致临淄为胶东、淄川、济南三国所围。城中物资缺乏，这也造成了刁间的机会。

利用机会就是乘时。机会稍纵即逝，所以坐而乘时以外，还该起而争时。治生或者说致富的过程，在那时有三个阶段：第一，“无财作力”，以劳力赚钱，稍有积蓄，便是第二，“少有斗智”，因为资本太小，一方面亏蚀不起，一方面要争取暴利，不得不费尽心机，想出许多“花招”来取胜，于是第三：“既饶争时”，默察时势环境的变化，掌握机会，大量进货、抛售，或作远程的投资。

这个过程与目前的情况，几乎完全吻合。所谓“少有斗智”，正就是中小企业经营之所以特感吃力之故，一旦有了数千万的资本，就不必再去冒险投资，只要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投资，必有盈利，成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的现代“封君”。

但是，这样舒服的做法是不大可能成为巨富的。要成巨富，还须“争时”，放远眼光，走在别人前面。当然，仅有眼光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第一流的货殖家，要像刁间那样具备“智”、“勇”、“仁”、“强”四种品德。

这是白圭的理论，而为刁间所充分实践。白圭是洛阳人，生在战国初期，周威烈王的那个时代。其时有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名叫李俚，帮助魏文侯从事经济革新，获得极大的成功。李俚是个重农主义者，所以他的经济学说，偏重在农业方面的改革，概括而言，可得八个字：增加生产，调节盈虚。

增加生产的主要途径，是在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力。试以一百里地方作计算，共有九万顷的面积，每顷一百亩，共九百万亩。其中山林、河流，以及城市村镇等约占三分之一，则还有六百万亩的农田。如果农夫稍微勤一些，每亩至少可以增加三升粟的产量；相反地，稍微懒一些，就会减产，一进一出相差六升，则六百万亩田，就会有三千六百万升粟的增损。因此必须力田以“尽地力”。

其次是研究农产物的价格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关系。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所以农产物的价格，贵与践都不是好事，从而导致出一个“适中”的结论。

那末，如何才算适中呢？这也有一个算法，以五口家，耕田一百亩，在普通年成来说，约可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什一之税，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再除衣食祠祭之费，不足约十五石，而医药丧葬之费，还未计算在内。此所以要“尽地力”以增加生产，提高收入。

但增加了产量，如果因供求关系而跌价，则仍不能使农民获得实惠。所以价格一定要维持稳定，不使其受产量增减的影响。换句话说，是要使农民在丰年卖出多余农产物所得的现金，在荒年仍旧能够买回等量的农产物。根据这个目标，李俚所订的办法是，将年成分为六等，平岁算作“下熟”，其上有“中熟”、“上熟”两等，其下有“小饥”、“中饥”、“大饥”三等，上熟的年分，一百亩可收票六百石，大饥则只收三十石，多寡的比例为二十对一。

调节盈虚的办法，在理论上也很简单，丰年由公家收买谷物，荒年由公家以平价卖出，等于由公家提出一笔巨款，代农民保管谷物。这个方法行于魏国，魏国得以富强。

因此，当时“尽地力”之说，是个极其风行的经济理论，治生者亦多偏重于农业方面。唯有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配合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发展出一套收买“期货”，由少变多的商业理论。

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经商如用兵斗智，此一说还不足为奇，而以“商鞅行法”作譬，是他理论中最深刻的地方。商鞅行法，任法不任人，绝无通融的余地，如果这样做生意，一定把客户都得罪光。所以白圭的这个譬喻，意指“自律”而言，换句话说，他自己所定的办法，所开的条件，一定做到，这样才能建立卓越的信用。

“智、勇、仁、强”四字，他也有相当具体的解释。智为权变，随时要考察情况的变化，采取适当的对策。原来预定到某地去买丝的，一看行情，买棉花比较更有利，使不能胶柱鼓瑟，非买丝不可。

勇者决断。这是作为一个大企业家的最宝贵的一种素质。以用兵而论，指挥官最大的才能就是决断。因为情况的变化，适应的措施，属于参谋作业，而情势的估计及计划的策定，有时会出现矛盾，而抉择只有一个——取矛或者取盾，这时的成败，就全系于指挥官的决断。经商也是如此，用现代的情况作比，最明白不过的是证券交易，“多”、“空”之间，相去万里，亿万进出，决于一念，他人只能提供参考资料，买进的利弊如何，抛出的利弊如何，到底做多头还是空头？是谁也无法替当事人作决定的。

所谓、“仁’，照白圭的说法是“取予”二字，而实重在“予”。经商虽是唯利以图，但亦有仁义在。一个人肯牺牲，济人之急，将来自己遇到困难，才能期望他人有以援手。所以“仁”之一字，说穿了亦是利。现代企业具有“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牺牲精神，在实际上亦有培养市场的作用。至于杀鸡取卵的做法，则适与“仁”背道而驰，古今成功的货殖家，从无这种做法。

最后这个“强”字，亦是白圭理论中的精义，所“强”者何？是“守”。中国传统立身处世的道理，很着重这个“守”字，所谓“有为有守”是指积极与消极的两面，“用行舍藏”的藏，亦作守字解释。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有时不在他积极的有为这方面，而在消极的守的方面，看他如何自处？能安贫乐道，苦守待时，此人便可能成大器，如果稍有拂逆，便失常度，有为而不能有守，这便是脆弱的表现。

经商的守，也是这样的道理。时机不利，能够保持冷静，泰然处之，尽力守住原来的资本，乘时再起，此之谓“强”。

这说来容易做来难的四项品德，在刁间是完全具备的，而其独到之处，在能驾驭舛黠的奴仆，所用的方法亦不出白圭的理论，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商鞅行法”的严厉。推己及人，使奴仆得以经营个人的事业，渐致富饶，则奴仆自然心说诚服，乐为所用。

万一有那过分舛黠，反叛刁间的，他还有最后一项法宝，就是奴仆的卖身契。

汉朝的政府既承认奴仆为主人的财产，自然法律上有保护畜养奴仆者的条款，同时奴仆的地位与良人到底有别，即使社会以势利相尚，对于能“交守相”有身价的奴仆，另眼相看，但一旦涉及法律纠纷，有奴仆身分的，官司非输不可。

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叫做“宁爵毋刁”，《汉书音义》解释这句俗语的意思，说是有奴仆身分的人，自己在研究出处，是设法去当一个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呢？还是投身到刁间那里，好有发财的机会？原文是：“奴自相谓曰：‘宁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将止为刁氏作奴乎？’”

这个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宁爵”应照字面释作：宁愿得一民爵——民爵为秦、汉特有的制度，共分十四级，赐予庶民，而奴仆无资格得爵，所以“宁爵”即表示宁愿做一个清白良民，在刁间那里为奴，虽然发了财，毕竟是一个奴仆。“宁爵毋刁”，无非强调个人自由的可贵，而且要致富，在汉初也很容易。

汉朝的富翁，就其致富的手段而言，分为三等，务农为本，所以像任公那样折节力田而起家的，称为“本富”。此外工与商，以及靠手艺谋生的，都称为“末业”，因而致富者，就是“末富”。

最下等的是“奸富”，顾名思义，可知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去弄钱。其时所流行的“奸恶”职业，有“掘家”、“博戏”、“私铸”等等，而皆与游侠有关。

至于所谓“末业”，除了刁间那样的大企业家以外，以手工业或者劳务收入发财的，亦颇有其人，据《史记·货殖列传》，附记如下：

“卖浆水业也，而张氏千万”。浆是当时所通行的一种饮料，以米或粟煮熟，投入冷水，几天后发酵，味酸有酒味就是浆。张氏卖浆，能致千万，当然是制浆有独到之处，而且做的是批发生意。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修理刀剑的行业，称为“洒削”。既称“鼎食”，可见郅氏用的工人极多。洒削不算小生意，装饰剑鞘，须用宝石美玉，应有相当资本。

“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胃是羊胃，煮熟而调以五味，脱水成脯，是一种美食。既云“连骑”，可知行销甚广。

“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张里不是一个人作马医，他是开的“兽医院”，用人极多，所以开饭要敲钟。

司马迁叙了上述的末业致富者，下了一个结论：“此皆诚壹之所致。”诚则敬业，壹者专心，不论货殖的规模如何，投入全部精力，专心一致，以出品的精良为第一目标，赢得顾客的信任，近悦远来，自然成功。所以“诚壹”二字，应是古今中外工商业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