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食其是陈留人，素有狂生之称。当刘邦起义，兵抵陈留时，郦食其投入刘邦帐下，说服陈留县令投降。其时他为刘邦策划，所极力强调的就是军食。黄河流经河南的那一段，东起淮泗，西至成皋，即所谓“中原”，四通八达，在秦汉是交通最方便的区域。而秦汉的黄河，亦决非现在的黄河，在那一段动辄泛滥，造成绝大的灾祸。因此，身为土著的郦食其，对于这一地区的漕运、粮储的情况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了解得最透彻。欲成大事，必保敖仓，是他一贯的看法。他曾批评项羽以战斗力不强的投降的部队守成皋为不智，此时有机可乘，自然不会放弃进言的责任。刘邦有许多缺点，但有一项最大的长处，从不错过部下的好建议，而且接纳建议付诸实行是既迅速，又彻底。因而等项羽一走，他立刻渡河到成皋城下来挑战。

何谓“挑战”？这个来源极古而被广泛使用的军事术语，值得介绍。中国的战争，在春秋时代，形如儿戏。战国初期的规模也极小。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引进了新的武器及战术，几乎淘汰了车战，战争才逐渐“升级”。等到秦国一强，一仗下来，杀人盈野，更到了空前的规模。这因为，秦国计战功有个硬性规定，以杀敌多少来计战功的大小，称为“首功”。首者首级，但不能提一颗脑袋去报功，所以又规定计首功以左耳为准——当然，这有许多流弊，老百姓的耳朵也割。阵亡战友的耳朵也割，史书上说某战役某国死多少人，都是由此计算出来的，其中当然有虎头，但也很可观了。

因为战略观念由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演进到如何多杀敌人来消耗敌方的战力，所以防御工事特别受到重视。如果是城，城墙要高而坚，城外最好引水围绕，即是俗称的护城河。如果是效野，则筑军垒，称为“壁”。那是一圈围墙，不一定要高，但要厚，把整个部队围在里面。壁外则是沟，愈阔愈深愈好。这一来只要粮道水源不绝，守个三年五载亦不成问题。

这样就要“挑战”了！挑战的花样甚多，而万变不离其宗者，是要把敌人引出城，或者引出深沟高垒来决一死战。大致起先是下战书，战书无效则陈兵示威，再无效就设法激怒对方。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辱骂，揭发对方的阴私，愈刻毒愈有效果。

汉王刘邦因为要争取时间，第一步下战书、第二步陈兵示威这比较文雅的步骤都略去了，一上来就到成皋城下骂阵，怎么刻薄，怎么难听就怎么骂。起先，曹咎谨守项羽的告诫，忍气不理。这样被骂了五、六天，见汉军越骂越起劲，实在气不过，下令出击，而且是倾巢而出。“长史”，也就是项羽的“秘书长”，以及起先封为“塞王”，先投降刘邦，后来又转投项羽的秦国降将司马欣，都在军中。

楚军一出，汉军稍作周旋，随即败退。成皋城外有一条汜水，源出南面数十里的方山，北流经成皋的东面，注人黄河。汉军败退，自然要渡过把水。曹咎急怒攻心之下，看不出汉军的诱敌之计，下令渡汜水追击。

兵法上有条定律：“兵半渡而击”，这条定律，已成常识。不知曹咎根本没有想到，还是想到了而认为必须要冒这个险，总之，他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楚军纷纷下船，抢渡汜水时，对岸的汉军，突然反攻，伏弩齐发，矢下如雨。楚军根本没有招架的可能，亦无逃生的余地，未曾接仗，就已崩溃。曹咎、王翳、司马欣都引剑自刎在汜水上。

汉王刘邦乘胜渡河，复占成皋。楚军将领的“战利品”、金玉珠宝，包括陈平用来行贿的那四万斤黄金，都为汉军所得。当然，最重要的意义，是复得敖仓。

那时项羽在东线打得很好，先拔陈留，继下外黄。在睢阳，即今商邱接得消息说成皋失守，急急引兵西还，来救荥阳。西楚霸王的威名果然惊人。包围荥阳的汉军，望见项羽的旌旗，慌忙撤退。怕为项羽追上，都从山间小路，分散转进。自此而成楚汉对峙之局。

楚汉对峙之处，名为广武。广武是一座山的名字，一名三室山，又名三皇山，在成皋之西，与敖仓所在地的敖山相连。广武山一劈两半，东西相对，中间一条深涧，约有百里之宽，即名广武涧。涧水南流，注入汴水。楚汉两军，各在山头筑城，隔涧相峙。楚军在东，称为东广武，汉军在西，称为西广武。这两座城，后世就称为“项王城”和“汉王城”。

看起来东西相对，韩两相称，其实大不相同。汉王刘邦这面，有敖仓、有成皋。

成皋有关，名为“虎牢”，虎牢关为洛阳的门户。乱山丛中，蜿蜒一线，西迄巩县，东起成皋，入口处即名为虎牢关。轻兵阻道，强敌却步，所谓“塞成皋之道，则天下不通”。所以汉王刘邦据有成皋，即无后顾之忧，得容萧何全力经营关中，源源接济，而前方兵食无忧，据险而守，则已立于不败之地。

反之，项羽的后方，深受北面的威胁，粮道经常有被切断之虞。楚军的主要粮道有二：一条是东西流向的黄河，一条是南北流向通江淮的鸿沟。前者常被在齐的韩信遣轻骑突袭，后者则在彭越的游击队活跃的区域，有时截得大批粮食，反绕道接济成皋，对于汉军的贡献很大。于是楚军常处在饥饿的状态中，士气急剧低落，就像汉王刘邦初到南郑时的情况那样，部下“开小差”的日有所闻。一世之雄的项羽，困守东广武，一筹莫展，不得已与汉军议和，归还太公及吕后，划鸿沟为界。

当他引兵东还时，张良、陈平谏劝汉王刘邦说：“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机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接纳建议，因而有垓下之战。西楚霸王项羽的失败，败在“食尽”则“兵疲”，而汉王刘邦的成功，则因“足食”而“足兵”。由这一点上看，不难想见任公的“藏粟”，在当时是如何贵重？

汉王——汉高祖初年的粮价之高，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汉书·高祖纪》：

“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这里的“二年”，可能连着下一年，即指公元前二○五年到二○四年间的事，因为汉高祖刘邦最先入关，那年十月至霸上，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就以这一个月为汉元年的岁首。这样，到第二年的九月底都称元年，这好比现代的会计年度，从当年七月到翌年六月为一年是同样的道理。

这一年，汉高祖从汉中出兵，“还定三秦”，正当项羽焚咸阳宫阙，大火三月不息之后，关中的农田水利，破坏得相当厉害。汉高祖虽然下令将秦始皇父子耗费大量民脂民膏所建造的“苑囿园池”改变为农田，但旧的已遭破坏，新的还在建立，加以军需军粮的征发，罗掘一空，则当地米价涨至每升万钱，固无怪其然。

《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又说：

“汉兴，米至石万钱”。这当然是指普遍的现象，但一个“五千”，一个“一万”，有人以为一指平均数，一指最高数，这话虽有道理，似亦不然。合理的解释是：一指一般地区，一指特殊地区。说得明白些，战火最烈的地区，米每石一万钱，此外最少亦得五千钱一石。

楚汉相争，前后虽只五年，但以当时战争的型态而言，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第一场全国性的总体战。比较不大受影响的地区，不过巴蜀、江东等地，而以中原被祸最烈，中原一带又以荥阳附近为尤甚。米价每斛，或照彼时的度量衡称为“石”，高至万钱，几乎为战国时代的二十倍，正是指这一地区而言。

任公的藏粟，就在这个地区。他的大主顾是楚军。那些跟随项羽起兵的“豪杰”，自东而西，破城无数。所获的金玉，此时不能充饥。而饥饿的士兵，不是逃亡，就会作乱。为了稳定军心，保存自己的实力，不得不多方搜购粮食，于是“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但是，乱世无法纪，任公的粮食，何以不曾被劫？何以能居为奇货，作成极有利的交易？这些是极富研究价值的问题。以现有的资料而论，不可能求得圆满的答案。但以任公以后的表现，可以想见其人的性格，再参照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况，则亦大致可以了解其原因。

任公自己，也可说是一个豪杰之士，但基本上他是一个正统派的商人。他的商业天才，可分两方面来谈，第一是眼光锐利深远。第二是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他人取金玉而任公独“窖仓粟”，此固为眼光锐利深远的明证，但有大量粮食而若不善经营，则在那样的乱世，适足以自招杀身之祸，所以卓越的领导才能，才是任公成功的主因。他的领导方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恩威并用，以身作则。”

先说以身作则，其时富人多奢侈骄慢，而任公谦虚、勤俭，与他的属下共同操作，人格的影响为凝聚力，则其事业中的成员，必团结为一整体，乃是势所必然的。

任公的“恩威并用”，且留到后文介绍他的“家约”时再细谈，在这里必须要研究的是，他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这种关系，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未提到，但任何良史都有曲笔、隐笔，未着墨处常有问题存在，只要发现了问题，再研究当时的背景、风尚，就不难得到答案。

任公的问题，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那个楚汉相争，提兵百战，而且饥卒如虎，粟贵如金的地区，何以能够保存他的藏粟，不被抢劫？不但不被抢劫，而且能够交易，交易的对象又是“豪杰”，同时卖得很好的价钱，这不是神通广大得不可思议了吗？

可是，我们只要想一想抗战期间，在敌我相接而物资可以交换流通的若干地区，如界首等地，有许多“吃得开”的大亨，“阴阳两界”畅行无阻，就不难了解任公能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中，大发“战争财”的原因何在。

任公本人必也是一个“豪杰”，汉书将此豪杰的杰写作“舛”，便不是一个好字眼。“豪”则正好解释为现代的“大亨”，《史记》、《汉书》中“大豪”的字样甚多，秦始皇的外祖父，就是赵国的大豪。

大豪中之大豪，为战国的“四公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平原君黄歇。所谓“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扌益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即指此“四公子”而言。“游侠”之起，以“四豪”为滥筋，而其间也有异同。相异者“四豪”为贵公子，而游侠多出于市井；相同者，“振穷周急，谦退不乏”，“鸡鸣狗盗，无不宾礼”。降至末流，“作奸剽攻”，“铸钱掘家”，那是流氓土匪，徒窃“游侠”之名而已。

游侠是乱世的产物，因为“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非盛世所能容忍。大致由乱而治，则游侠的身分作风必有变化：一种是修成正果，成另一型的杰出人物，如近代的杜月笙；一种是沦入魔道，为非作歹。倘或依然结成“死党”

而“背公”，则迟早会发展成叛乱组织，危害国家。汉景帝“尽诛此属”，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