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王孙的僮仆有八百人，文君分到的是八分之一。一个小家庭，无论如何用不着一百名仆役——这僮仆是主人的财产、他们会替主人做生意、种田、或者具有任何一种可以为主人挣钱的技艺。文君所分到的一百僮仆，大概都是种田的。

当然，卓王孙在赠产时，有个交换条件，司马相如和文君必须离开临邛。他们夫妇回到成都，买回买地，成为富翁。笮桥的房子修得焕然一新，造了一座“琴台”、夫妇俩过了好几年富裕而风雅的生活。

这时景帝已经驾崩于未央官，在位十六年，得年四十八岁。太子刘彻即位，就是国史上有名的汉武帝。

景帝有十三个儿子，武帝行九，生于景帝即位那一年。四岁时被封为胶东王，七岁时，他的大哥，原来已立为太子的刘荣被废，改封为临江王。胶东王的生母王夫人与馆陶长公主感情极好，而景帝很听他姊姊的话，就由于馆陶长公主的进言，胶东王被立为太子，他即位时才十六岁。

武帝的性格与他祖、父都不同，他是个早熟的英雄。本身的雄心壮志，配合汉兴以来六十多年休养生息，家给户足，国力充沛的太平之世，自然想有一番大大的作为。所以即位之初，就下诏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临轩策问，讲求治乱之道，有名的董仲舒的“天人之策”，据说就是武帝建元元年所上。

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以外，武帝对于文学的欣赏力也很高。有一次巡幸离宫，读到司马相如在大梁所做的《子虚赋》，击节赞赏。他不知道司马相如是何许人，只以为这篇《子虚赋》是古人的作品，所以喟然而叹：“可惜！我生不与此人同时”。

意思是说，如果生当同时，他一定要跟此人见一面。

当时武帝身边有个侍从，专门替他管理猎狗，职称就叫“狗监”，名叫杨得意，是成都人。听见天子的感叹，便即回奏：“臣有个小同乡叫司马相如，他告诉臣说，在梁孝王门下时，作过一篇赋，就是陛下刚才所念的《子虚赋》。”

“噢！”武帝喜出望外，“此人在哪里？”

“在成都。”

“有这样的文采，为何不出仕？”

“司马相如曾为先帝的郎官，因为先帝不好辞赋，所以辞官游梁。梁孝王薨逝，门客里散，司马相如也倦游回乡了”

“那末，”武帝又问，“此人目前作何生理？”

“在乡闲居。”

“这样的人，如何可以投闲置散？”

于是武帝就派杨得意为使者，持“节”宣召司马相如来京。“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司马相如把文君留在成都，单身随着杨得意，乘了公家所供给的驿车，自金牛道北出剑阁。经汉中，到长安。

一到就召见，武帝问他：“这篇《子虚赋》是你做的吗？”

“是。”司马相如期期文艾地答道：“不过，此是描写诸侯国境内的一切，不足以供御览，臣请另为天子游猎之赋。”

难得他肯为自己献赋，武帝自然欣慰。便叫人供给他“笔札”——“札”是极薄的小木片，在蔡伦没有发明纸以前，札是最高级的文具。而一篇赋，铺张词藻，耗费的笔札不少，非一般人的能力所能负担，所以武帝特加赏赐。

领旨出宫，司马相如托杨得意找了个有园林花木的地方，作为寄寓，杜门不出，精心构思。有时一睡一天，有时彻夜捉笔，生活起居，完全失了常态。这样经过三个月之久，他的赋终于写成了。

这篇赋仍旧叫《子虚赋》，题目虽旧，内容全新。他把所描写的范围扩大了。

赋中假设三个人，一个叫“子虚”，一个叫“乌有先生”，一个叫“亡是公”。这是寓言，表示根本没有这三个人。“子虚”的身分是楚国的使者，受命使齐，齐王请他去打猎。猎罢，子虚去访乌有先生，由这一天的出猎，谈到楚国的山川物产，子虚便大大地夸张了一番。乌有先生不悦，加以反驳，同时盛称齐国的强大。

于是在座的亡是公笑道：“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接着便铺叙“天子之上林”的“巨丽”，归结到“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能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的规谏。其中文字如金碧楼台，眩人耳目。武帝大为欣赏，复他的官职，仍旧作“郎”，为文学侍从之臣。文君当然也被接到了京城去当官太太。

司马相如奉召入京，约在武帝即位之初。到了建元六年，太皇太后驾崩，国势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值得大书一笔。

雄才大略的武帝，初承大统之时，重订国策。内则尊儒，外则开边，要从文治、武功两方面，立下汉家万世不拔之基。但他的祖母窦太后，生于忧患，长于安乐，坚守文帝务本宽厚，与民休息的大政方针，认为她的孙子不安分，无事生事，大为不满，加以御史大夫赵绾，“罔识忌讳”，建议武帝不必奏事太皇太后，这是公然反对妇人干政，窦太后大怒，将赵绾及主张尊儒的郎中令王臧下狱，逼令自杀。武帝很孝顺他的祖母，看见老太后大发脾气，只好把他的那番雄心壮志暂且收一收，一意培植人才，徐图复举。

到了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一死，武帝无所顾忌。一面令郡国举“孝廉”进用贤能，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复出；一面命骁骑将军李广屯云中，车骑将军程不识屯雁门，准备对付匈奴。同时，经营西南以及南方的沿海地区。于是，司马相如得到了一个为国家开疆拓土的机会。

当时的西南为夷人所居，种族甚多，各成部落，统称为“西南夷”，其中以“夜郎”为最大，地当今贵州省的北部。南方三个臣属于汉的附庸小国，则原为汉族的移民。广东广西称为“南粤”，或作“南越”，其王姓赵，是河北真定人。福建称为“闽粤”，或作“闽越”，与浙江温州的“东瓯”，这两个王都是越王勾践之后。武帝建元五年，闽越攻南越，南越王上书求援，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自江西及浙江分途领兵夹击闽越。未至其地，闽越发生内乱，杀其王请降，大军不战而胜。

于是王恢派鄱阳县令唐通到广州，去宣抚南越。天朝上使莅临，南越竭诚招待，盛宴之中，有样难得的异味，名为“枸酱”。唐通只听说过，“枸酱”出在成都，何以能在数千里以外的广州发现？深为不解，因而提出疑问。

南越的人告诉他，“枸酱”是从广州西北的洋河江运来的。洋河江何以能通四川，中间经过哪些地方？这些问题，不但后通无法了解，就是南越的人，同样也是不得而知。

等回到长安复命以后，唐通立即着手研究洋河江的问题。因为他从军事地理上着眼，已发觉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捷径，也是南越自己都还不知道的一个致命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