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所谓“酬圣主”之语见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

（八月）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君不听，再三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以下即记谭嗣同狱中壁诗。六君子在狱中情形，只有间接传闻，如唐恒的八十韵长诗所记，今参以汪精卫所言，足证唐恒所记为实录。汪虽亦为间接传闻，但身在狱中，所得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卫银锭桥刺摄政王载沣事败，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与立宪派暗中有往还，汪得不死，系刑部狱。凡入刑部狱者，均为钦命要犯，软称“诏狱”，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锦衣卫改建，其下有镇抚司，原掌本卫刑名。永乐时增置北镇抚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镇抚司任意处理，为明朝暗无天日的特务组织之滥觞。

记狱南北两监，北监即北镇抚司旧地，有参天老槐，乃杨椒山手植。狱屋阴森凄黯，墙上每多黑紫晕迹，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狱卒谈往事，虽前明佚史，历历可证。汪在狱中，与一老狱卒刘一鸣相善，会作一文记其人，题目甚隽雅，名为“故人故事”。刘一鸣尝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卫所言与梁启超所作为宣传用的传记，颇有异词，黄秋岳的《花随人圣摭忆》，谓之为“字字实录”。今据黄秋岳所记，条录如下：

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

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门牵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

谭嗣同题壁之诗，取煤屑书于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没，墨迹不存，无可印证，所以梁启超得以大改特改。观其“终日绕行室中”，苦吟不已，则知谭以自分必死，欲于此极有限的余生中，表明心迹，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后世论定其真面。是故梁启超改他的诗，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谭嗣同地下应有余憾。

至于康广仁，据梁启超为他所作的传说：

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钱惟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

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

据此，则康广仁则是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兼而有之。汪精卫所闻，却又是如此茸窝囊，直如两人。平心而论，汪精卫述谭、林的态度，既已可以证明真实不误，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

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而杨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语，遂致京朝谣言满听，吾及漪川之祸，皆出于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与吴可读、安维峻并列一传，许之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尔佳氏，虽为笔帖式出身，颇有文采。康有为本来是想跟他结纳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传，载其于王照一案，礼部六堂尽罢后，上折云：

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以下叙他与康有为相晤，劝他改过。不意又私聚数百人立保国会，接着又说：

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朱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

于此可知，康有为本想结纳文悌，而文悌反过来告了康有为一状。这一状没有告准，斥回原衙门行走。这是对言官合法的最严厉处置。文悌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门即仍回户部候缺。

及至政变既作，文悌走李莲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内知府。此人人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恶之者丑诋万端；但亦有人说他颇能持正，郭则《庚子诗鉴》云：

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诽，其抗章谏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罢，寻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见长吏皆屈膝为礼，仲恭独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载也！”庚子之乱，感愤时事，榜所居曰此处停灵，人目为怪，步啸梧司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风先过北邙山。”当即指此。

文悌的诗，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诗不成诗；一种则诗笔清奇，诋之者亦录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跸路》题壁四首云：

插足尘中客乘虚，独寻僻地暂闲居，到门尚有衣冠客，薰穴微闻征辟书。岛国累人追窜鼠，泥涂笑我驾疲驴，归来倦倚楼窗看，绕屋风芦绝倒如。

为看青山一卷帘，楼中景物望中添，槐柯众蚁才梦醉，灯火飞蛾枉附炎。置兔都因贪捷跃，网鱼应悔不深潜，举头明月群星淡，皎洁清辈爱素蟾。

第一首“岛国累人追窜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逃在日的康有为等；“薰穴微闻征辟书”，可能指开“经济特科”。凡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称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举，一为康熙己未，一为乾隆丙辰，皆为博学鸿词，故称“词科”。举词科之意，在笼络高级知识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禄位羁縻。实际上即是瓦解前明遗民志士的反清组织。此意在己未更为明显。

“经济特科”亦为制科之一。当变法之际，贵州学政严修，请举此科，下总理衙门及礼部议奏。奏未上而变法失败，经济特科自然不必谈了。辛丑议和，赔款商定，回銮有期，乃下诏复开经济特科，但至光绪二十九年方始举行，由张之洞主持。梁士诒因姓名“梁头康尾”（康有为榜名广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张一第二；俞曲园之孙，平伯之父陛云第八。二等十八人，诗人陈曾寿为殿。此科实敷衍舆论，草草了事。而张之洞谓其门生：“你们这一榜阔极了！”意思是物以稀为贵。三年出一个状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举制科。

“薰穴”之典出《庄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凿之患。”以开经济特科诱使岩穴之士入彀，犹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处穴中，此是应经济特科者为鼠辈。翁同日记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诗骂余。”文悌喜作诗骂人，而观乎“薰穴”之语，可知其人为刻薄一流。

第二首两联，骂四种人：

一、“槐柯众蚁才梦醒”，指大阿哥溥俊被逐。

二、“灯火飞蛾枉附炎”，骂赵舒翘等一班明知义和团为非，但趋附载漪、刚毅，以致被祸。

三、“置兔都因贪捷跃”，捷跃犹言躁进，此骂四京卿，兔贪捷跃而入置。

四、“网鱼应悔不深潜”，这也是骂康有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党，布置不周，行动不速，以致康有为漏网。自然也兼骂戊戌政变幸得无事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