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林旭去见康交密诏时，显然未谈到说袁勤王之事，否则，林旭即时可以表示反对的意见。

第二，林旭在这天下午，应该也没有见到谭嗣同，否则何不当面讨论，而须以诗代简？

第三，说袁系谭一人独往，则林旭欲阻其此行，只要写诗给谭一个人就是了。而梁启超在林旭传中说：“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这“等”字中包括些什么人？照情理推测，必然包括康有为，但康只对杨锐的持重，表示不满。如林旭亦有此意，在年谱中何以不提？

我更须指出者，当时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密谋是，劝袁世凯举兵包围颐和园，这一点康有为不肯承认，只说，嘱谭嗣同至袁世凯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荣禄此时远在天津，扶光绪登午门，何能取荣禄首级于数百里外？这一点黄彰健已经指出，明明是假话。不过依宫廷兵变的往例来看，计划——亦即康、谭的如意算盘中，应有“扶上登午门”一个节目，但应在包围颐和园、控制慈禧太后以后。

此话怎讲？只看明朝的“夺门之变”，可以想见康、谭的计划，因为用兵包围颐和园，必然引起震动，荣禄亦会派兵救驾。此时必须澄清事实，是对付慈禧太后，而非有什么人想造反篡位，故必须光绪出面，来祛除疑虑。扶登午门，则皇城以内，紫禁城以外的外廷臣工，共见共闻，足以安定人心。

如果此一计划能为袁世凯接受，则举事之期，必在一两日内，因为这是一次突击性的行动，真所谓“兵贵神速”，才能“攻其不备”，否则荣禄已经开始部署，只要迟过三天，必无成功之望。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又记八月初三下午至晚间的情形：

复生入城后，卓如至金顶庙客纯斋处，候消息，吾稍发书料行李……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处，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行。

这明明道出，康有为准备着一两日内便有巨变，他自然要做明英宗的徐有贞，亲自扶光绪登午门。如照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所说：

君（指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果如所言，则其事亦甚从容，康有为根本不必作改变行程的准备。质之黄彰健先生，想以为然？

照我想，谭袁密晤之夕，袁世凯一定有一番让谭嗣同如服定心丸的话，目的是要把康党安静下来，不必轻举妄动，他才好从中取巧。政变之发，康党被捕，都在全无警惕戒备的情况之中，即是中了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之故。

关于袁世凯告密的内幕，有一段极重要的资料，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多未注意。此段资料，出自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乃陈得自荣禄亲口所述者：

袁君遵旨来京，预备召见，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

按：如上所言，则戊戌政变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光绪于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赐有密诏，确有其事。即袁世凯“袖中片纸”；而观荣禄所答，密诏的内容，即陈记：“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四围颐和园”云云。

《梦蕉亭杂记》又言：

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因夤夜乘火车入京晤庆邸，请见慈圣，均各愕然。越日奉朱谕以朕躬多病，恭请太后训政，时局为之一变。

关于荣禄入京日期，官文书皆载，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据张一《古红梅阁笔记》载，荣禄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与陈记“夤夜乘火车入京”之说相合。就情理而论，遇到这样的紧急大事，非亲自进京不可。再看当时慈禧太后的行踪，八月初四自颐和园回宫。至初六忽又临幸颐和园，当然是为了召见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认为荣禄于八月初五连夜进京晤庆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复幸颐和园，发号司令，展开政变，这一点已无争论的余地。

要研究的光绪有无密诏赐袁，及袁世凯的态度。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

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谋者也，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首鼠两端”之语，又见黄遵宪的诗句。至于荣禄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则既收袁为己用，当然要如此回护。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为自编年谱：

闻五日袁召见，上另有密诏与袁，则不知云何矣？

这也好像证实了袁获有密诏。但“不知云何”一语，深为可怪。因为光绪如有密诏付袁，亦必经过四京卿的手，康有为岂能不知？故知康自叙所谓“上另有密诏与袁”，仍是他事后卸责之手法，意谓偾事乃光绪自己授人以柄，所以袁世凯得据此告密。

事实上是绝不会有此密诏的。光绪固不致鲁莽如此，尤其不会赞成围颐和园。同时，如有此密诏，光绪绝不会不告诉四京卿，否则即与白痴无异。而四京卿获知有此密诏，预期旦夕之内，必有巨变，则：

第一，要留康有为在京；

第二，需要有所部署；

第三，必有焦急盼望之情；

第四，必然密切注意天津的动态，而荣禄专车到京，亦一定瞒不过去。

第五，必然顾虑到事或不成，便有大祸，预筹逋逃之道。

就以上五点来看，无丝毫迹象，可资佐证。因此，赐袁密诏一说，应不成立。

然则袁世凯“袖中片纸”非出于伪造，即根本无此“片纸”。就情理来说，伪造诏谕，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以袁世凯的脑筋之清楚，岂肯落此足以自速其死的把柄在他人手中？

就荣禄这方面来说，如果察知此一诏谕出于伪造，认为光绪并无不利于太后的企图，正可借袁世凯的告密，牵出谭嗣同夤夜游说的阴谋，打击四京卿，阻遏新政的推行。而况，包围颐和园的计划，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实上已不存在，易言之，眼前并无危机，无须作任何紧急处置。

由此可知，荣禄对外宣称有密诏杀他及派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完全是一种借口。由此可以产生下列的效果：

一、坐新党以大逆的罪名，逮捕处死。

二、坐光绪以不孝的罪名，为慈禧训政的根据，并为废立作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