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叶的结怨，在于王先谦等上公呈攻击梁启超及时务学堂，熊希龄乃展开反击，黄彰健记述：

湘绅公呈上于五月二十二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湘绅熊希龄、黄膺、戴展诚、吴獬、戴德诚，遂联名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他们认为：通省书院积弊太深是由于书院山长多由回籍绅士担任，“视为养志之资，或假师位以要结官府，招摇纳贿”，熊希龄等人此一呈文很明显的是针对王先谦说的。

他们在呈文中提到，湖南绅士“分畛域，非本地士绅不能当山长。倘聘他省之人，束或重，于是觊觎排挤，无所不至”。这是针对叶德辉谋求时务学堂总教习而说的，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薪俸，在其时湖南学界中最高。他们的呈文提到，近来各书院山长多不住院，而学生太多，乃立斋长等名色领袖之。斋长既与学生地位相等，无人敬畏，以致书院风气甚坏。这又是针对王先谦的岳鹿书院说的。王先谦在复毕永年书中，即已自承，因不放心家庭，未能住院，只好聘斋长，管理学生。

熊领衔的呈文要求陈宝箴将全省书院山长本年束全行致送，另行延请博通时务之人主讲，这自然是办不到的。熊希龄等人的呈文不过是由于湘绅分呈上后，他们借此向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出气。

书院山长的地位极高，所谓“老师宿儒”，往往为督抚所尊礼，为王湘绮应聘主成都尊经书院，丁宝桢待以上宾之礼。桐城派名家吴汝纶，先在直隶当知州，风尘俗吏，奔走为劳，因称病辞官。李鸿章立即聘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接到聘书，立即去拜总督，李鸿章开中门迎接。按：延宾之礼有所谓“软进硬出”，如门生拜老师，进由便门，出则开中门相送，如“硬进”则必“硬出”，将军拜总督固持此礼，老师拜门生亦然，李鸿章乃是代表通省士子尊师，犹如东主之视西席。知州见总督，要递手版，命坐则坐，否则鹄立以俟，如今分庭抗体，地位过于监司。李鸿章道是“为吴挚甫一吐递手版，坐官厅的肮脏气”。山长地位既如此之尊，则有事直接见督抚，营求请托，督抚亦往往买账。王先谦在湖南实不免有此情事。熊希龄的攻击不虚，而结怨自然更深。

戊戌政变后，熊为新党，受了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辛丑议和，新党的处分无不开复，熊以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召赴关外，继赴日本考察，与革命党及保皇党都有往还。

熊希龄的崭露头角，是为考察党政五大臣充任参赞，自安排旅程到回国提出考察报告，一手包办。五大臣提出的有关宪政的文件，一共三件，是由熊希龄代托梁启超及杨度捉的刀。

入民国后，熊任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部长。民国二年七月组阁，号称“名流内阁”。三年三月辞职，从此与政治绝缘。他在前清的官职，只是一个盐法道。民国元年崛起入阁以至组阁，前后不足三年，即已识透宦海滋味，说来真如黄粱一梦。

民国八九年间，熊希龄在北平创办香山慈幼院，为其毕生事业所寄。二十年丧偶，二十四年与江山毛彦文女士结婚。毛为家叔昂若所资助留美，精神恋爱数年，终以使君有妇，难谐好梦。毛已三十有三，嫔六十六岁的熊希龄，年龄正好相差一倍，益成佳话。两年后，抗战爆发，熊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身份，偕爱妻赴上海办理战地救护工作。秋冬闲转赴西南，道经香港以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张謇，字季直。此公生平，知者甚多，笔者前亦谈过，经历不必赘述。所可得而言者，在光绪亲政后，李鸿章有戒心而翁同有野心，所以各有培植继承人的打算。李鸿章是早就看中了张佩纶的。甲申之前，即有意传以衣钵。及至张遣戍后，李鸿章音问不绝，且为设法赎罪，妻以幼女，更以海军衙门捐例特优之便，捐一道班在北洋幕府养望待时。如果不是甲午一役，张佩纶的前程无限。李之选中张佩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的原因，即是为了对付翁同。因为张佩纶不但才干声望足与翁匹敌，而且有李鸿藻的支持，可望成为北派的领导者。李鸿藻最欣赏者为两张，另一张为张之洞。与翁同至为不协，而与张佩纶则有同门、同乡、同僚——同为“翰林四谏”——的密切关系。两张协力，足制得君甚专的翁同。

翁同的野心起于甲午以后，他亦属意于两张，一张为张荫桓，一张即其得意门生张謇。

甲午一役，李鸿章一蹶不振，张荫桓乘机而起。及至翁同一得势，张荫桓见风使舵，以同官户部的关系，尽量与翁同接近。其后，翁同奉命入总理衙门，固辞不获，手握度支、洋务两大权。而度支则为偿筹对日赔款，以举洋债为主，因此洋务更显得重要，翁同于此两大要政，皆倚张荫桓以为办。光绪廿二、廿三年间，两人水乳交融，翁同信人未有如此之专者。

李鸿章与翁同是死对头。李之垮在甲午，而甲午一仗则为翁同逼迫而成。以故在李鸿章看，一生英名，晚年勋业，皆毁于翁同一人之手，其痛其恨可知。是故在胶澳事件中，千方百计，破坏成议，用的是北方混混所谓“开搅”的手段。这一点，翁同做梦不晓，张荫桓却看得很清楚，因而极感为难。

张荫桓一生得知于四个人：阎敬铭、丁宝桢、李鸿章、翁同。李鸿章对他的关系最深，亦曾拜过门。是故张之倒向翁同，为李鸿章所深恶。到李鸿章一开搅，破坏中德和局。张荫桓既与翁同同办此事，荣辱得失相关，自不便无所表示。当他熟计利害，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是设法打击李鸿章，让各国知道，李鸿章已不再能管中国的外交。

实现这个决定的方法，是拟一道上谕，由翁同面请光绪明发，胶澳事件责成翁同、张荫桓办理，他人不得胡乱干预。当然，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乃针对李鸿章而发。

哪知翁同上面还有个恭王，本来此事如果翁同了解张荫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够辣，很可能造膝密陈，先将上谕发了再说。可惜翁同是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张荫桓所拟的旨稿，晋谒恭王。恭王衰病侵寻，英气消尽，不愿多事，说一句：“且缓、且缓。”无形中将此事打消了。

这一下张荫桓才知道“竖子不足与谋”。而且更坏的是，此事必为李鸿章所知。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势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张荫桓很见机地，立刻变积极为消极。正当对德交涉吃紧之时，翁同去找他商量正事，张荫桓却大谈其书画掌故，绝口不及正事。而翁同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记中，表示张的态度，令人大惑不解。

从这一次以后，张荫桓的态度有了个基本上的改变。此人确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独张一帜，看翁同得君甚专，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来，铲除李鸿章的势力，得以一舒抱负。及至看出翁同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觉得与他共机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由拥护变为玩弄，暗中仍旧向李鸿章靠拢，搞大借款弄钱。回扣大小、镑价（英汇兑换率）高低，翁同无不茫然，故而有王鹏运的参劾。翁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记：

王鹏运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薰犹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入，能无嗟诧。

又五月初八日记：

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竭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获严谴，行将出都之时。观翁所记，两人心情如画，张荫桓说这些话，意在安翁同，已派步军统领英年围拿，而居然无事，意谓绝不致连累翁同。翁出以“漫听漫应”的态度，则已知张确曾纳贿。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严谴，仍能当权，用张荫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获谴时，张謇在京。日记中所记，倾倒之意，溢于言表。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记：

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办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积谷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确是霸才。

又二十日记：

午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一奇才。

张謇此时服阕入都供职，本有一番振兴实业的计划，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鸿图。翁既罢官，照常情论，张的计划，自难实现。但张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定力、毅力，见机而作的识力实皆有过人之处，成功绝非偶然。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举人出身，久在国外充任中级外交官。陈右铭巡抚湖南时，他以盐法道署理臬司，参与新政，首创民治，其言曰：“众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至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仿外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黄遵宪实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辈。

他著有一部《日本国志》，戊戌维新时，光绪曾向翁同索阅，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挡出国，行经江宁时，政变发作，朝廷密谕两江总督将黄遵宪看管。其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先赴京师，转至上海，又至重庆，转武昌，到江宁，为黄遵宪说情，总算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黄遵宪办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传》：

（使日参赞）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借口卫生逮捕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及于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但客家人，脾气强项者居多，黄遵宪亦复如此，所以人缘很坏，翁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

黄遵宪号公度，举人、道员、新加坡领事。新从江南来，江南官场多不满之，诗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记：

英使说黄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其时外交界有一番大调动，以杨儒使俄代许景澄；罗丰禄使英代龚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杨儒；德国新设一使，派黄遵宪。德国拒绝黄遵宪，希望派荫昌。黄遵宪其时道经新加坡，当地不予接待，显然是英国官员对黄不满。因为黄遵宪驻新加坡时如果有勒索侨商的劣迹，亦与英国无关，并不构成拒绝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无非诋毁之词。

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两卷。他的诗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词入诗，与僻典连看，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诗多感时记事之作，石遗室诗话说他“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深悉。”录其较易索解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