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眭朝栋·孟传金
附记:于敏中·柏·陈孚恩·王鼎父子
清朝本不杀言官,有之自眭朝栋始。朝栋字树人,号晓章,江苏山阳人,两榜出身。乾隆二十五年由刑部郎中考选陕西道御史。未充御史以前,已入直军机。凡御史充军机章京者,不得行使建言之权,此为军机处规制。所以管世铭预备劾和时,先要请求免直。但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并无此禁例,其事即由眭朝栋而起。郭则《南屋述闻》记:
枢直御史告不禁言事,其有禁者,惩于眭朝栋之狱也。乾隆辛巳会试期前,朝栋奏请援先朝故事,别试回避卷。上疑其子弟有应会试者,虑已入分校,故预为会奏,乃特点朝栋充同考官,而令试官于入闱时,各自书应回避之亲族,及列单进呈。则朝栋别无子弟,而总裁刘文正、于文襄,应回避者甚多。
是时二公皆居枢府,朝栋以御史留直,当上南巡启跸,曾密谕刘于二公主会试,意必语泄,而眭为二公地也,竟下刑部治罪,坐结交侍例,罹大辟。二公知其冤,而已亦冒嫌,不敢营救,自是枢垣遂为时论指摘之薮,而留直御史,无复抗章者矣。
按: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奉皇太后巡五台,谒世宗泰陵,并将赴山西平阳行围,预计四月初方能回京,因预先点派刘统勋、于敏中为会试总裁。刘、于其时皆为军机大臣,刘统勋序次在傅恒、来保之后,于敏中则甫入军机一年。乾隆因眭朝栋一奏,疑心他有子弟赴会试,而本身又可能点同考官,则子弟应加回避,故有别试之请。及至眭朝栋点了同考,书写应回避的亲族,发觉刘、于两家的子弟甚多,于是大为怀疑。
表面上看来,仿佛眭朝栋讨好刘统勋、于敏中,实际上是疑心刘统勋、于敏中授意眭朝栋作此尝试。杀眭朝栋,正所以警惕刘、于。此亦乾隆驭下的巧妙手段之一。
乾隆自是英主,但帝皇的大毛病,除祠祷外,游观、土木、黩武三事皆犯,以致大损国力,当其极盛,亦即为爱新觉罗皇朝衰落的开始。但道光以后,犹得有短暂的“同光中兴”,则以历朝皆注重培养人才。而乾隆特重科举,寒士而为真才,必能扬眉吐气,此为培养人才最要之着。及至道光年间,曹振镛、穆彰阿先后用事,政风不振,科场风气亦坏。于是乃有咸丰八年戊午的大狱,大学士柏斩于西市。其事发端于监察御史孟传金一疏,亦一有名的柏台故事,撮叙其始末如次:
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乡试派出考官大学士柏,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侍郎程庭桂。发榜以后,流言四起,第七名举人旗人平龄,当入闱之时,竟在某处串戏,可知必有枪替。但闱中有弊,竟由副主考证实,于是案子一发不可收拾。《清朝野史大观》记:
天津焦佑瀛,时以五品京卿充军机领班章京,为其太夫人称寿于湖广会馆。大僚半在座,程楞香庭桂,是科副主考也,谈次,述闱中正主考柏,有改换试卷取中事。于是载垣、端华、肃顺,均不满于柏,思中伤之。适御史孟传金,奏第七名举人平龄,素狎优伶,请推治(平后瘐死狱中)。文宗大怒,饬侍卫至礼部,立提本科中式朱墨卷,派大臣复勘,签出诗文悖谬之卷甚多。载垣,与端、肃,乘间耸动,下柏家人靳祥狱,褫柏职,特派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会讯。
焦佑瀛为辛酉政变主角之一,虽为“达拉密”,但以所谓“三凶”的支持,势焰张甚,京中提起“焦大麻子”,几于无人不知。
孟传金字胪卿,号小圃,直隶高阳人,道光三十进士,由礼部郎中转江南道御史。因劾奏此案,兴起大狱,多责其多事,竟至蹭蹬一生。言官闻风言事,实无足责,但因适为肃顺所利用,故为人所恶。
又于案外访出同考官郎中浦安,与新中式之主事罗鸿绎通关节。罗对浦吐供不讳,居间为罗乡人兵部主事李鹤龄,并逮李。时罗识颇严,都中人无敢谈是事者。
未几,察出程庭桂子炳采,收受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赂,代谢森墀关说。程氏父子亦入狱。讯程时,程面诘孚恩曰:“君子即曾交关节在我手,君知之乎?”孚恩嗒然。次日急具折自行检举,得旨逮孚恩子,孚恩毋庸回避,孚恩终以儿子事不乐。
潘父为侍郎,孚恩稔知其与程交密,乃以危事挟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子亦入狱矣。李清凤,告病在籍侍郎也,因子旦华事,忧惧病加剧,竟死。余牵累者,惟彭祖彝查无实据。
按:陈孚恩江西新城人,拔贡出身,为“穆门十子”之一;穆彰阿败,改投肃顺。此人善于逢迎,一向不惮助人为恶。《十朝诗乘》记一事云:
琦善丧权辱国,而穆鹤舫相国柄政,与相朋比,阴袒之。王文恪自河工还朝,屡进言不得,愤甚,一日召对,力荐数人,邓筠与焉。上顾而言他,既而曰:“尔疾未愈,盍少休,何亟亟为?”文恪犹有言,上拂衣起。文恪挽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帝。”益干上怒。
次日怀封事诣直庐,欲俟枢臣退直,面致之。是日下直特晏,觅文恪已缢于别院。怀中封事尚在。急令舁归救治,已不及。文恪子小,受人恫吓,竟灭其疏,以疾卒上闻。
相传文恪之薨,陈子鹤尚书时为枢僚,承穆相意,奔问,谓公子小:“遗疏上,圣怒且不测,不若隐之,可全恩礼。”小怵于利害,勉从之。于是文恪饰终得优恤,而子鹤骤贵。杨性农太史彝珍为赋东郭有嗥狗云:“东郭有嗥狗,旦暮啮我缎,欲语不敢吐,坐恐贫无家,青天照明月,罗幕翻重遮,低徊就别室,百忧稠如麻。空床甘独守,但感恩无涯,匣中所赐珠,夜静犹光华,深堂鸣锦瑟,列坐多新娃,不察孤衷苦,笑语纷欢哗。起叹倚庭柱,深厌年华赊,一死明寸心,妾土生铜花。铸作双秦镜,贻君长避邪。”诗旨隐约,哀文恪也。
其事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王文恪即乾隆特点为状元的王鼎。穆鹤舫即穆彰阿;文忠者林则徐。小为王鼎之子王沆,道光二十年庚子进士,点庶吉士,其时犹未散馆。陕甘同乡以其不能成父之志,多加轻视,王沆以编修郁郁而终。
回头再谈戊午科场案,柏、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皆大辟。《清人笔记》述柏事云:
行刑之日,各犯官皆赴菜市口,候驾帖一到即行刑。
是日柏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同赴菜市口。先向阙谢恩,静候驾帖,时谓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
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刑时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谓非新疆即军台,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言甫毕,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至。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柏一见云:“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不如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云云。刽子即屈左膝半跪送中堂升天矣。
闻是日赵光候驾帖时,宣宗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赵光一见即痛哭出宣武门矣。
柏死后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孤忠。”盖此等挽联最难着笔,此联颇能得体也。
此案处置诚然过苛,且肃顺出于私意,藉此打击政敌。而陈孚恩在其间翻云覆雨,持法不得其平,凡此均大有可议。但是,对于整饬科场风气,不能说是没有帮助。当时有人论此案云:
咸丰戊午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同考浦安、士子平龄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
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
观此可知程庭桂于焦佑瀛母寿应酬席者,公然谈论此事,原为当时习见的风情。孟传金可论其事,作为建议,遽以入白简,未免过分,因而不能见谅于人。
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摭他事发回原衙门。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己未会试,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
按:己未为咸丰九年,是科会试四总裁为大学士贾桢、刑部尚书赵光、户部侍郎沈兆霖、工部侍郎成琦。
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论之曰:“勤惯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
至同治庚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
按:同治九年为庚午,江南主考为赞善铭安、编修林天龄。刘汝霖中光绪六年庚辰科三甲八十五名进士,其上一名,即庚子草宣战诏的连文冲。庚辰科为名榜,翁同所主持,李慈铭、梁鼎芬、于式枚、王懿荣、安维峻、郭曾、徐琪,皆为此科出身。
又按:同治庚午至光绪庚辰,历癸酉、乙亥、丙子、己卯五种乡试。刘汝霖如其所言为乡试枪手,则已造就五名举人了。
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
按:陈光宇字玉三,光绪十六年庚寅翰林。是科会元,即夏元瑜兄尊人夏别士增佑先生。
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之日止。盖江南一闱,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惟代作者实系有徒。
按:光绪进士题名录中,无周;嘉庆六年二甲八十九名周钺,则河南商城人。
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
按:光绪戊戌会试四总裁为孙家鼐、徐树铭、徐会沣、文治。声望皆平庸。会元则为太仓陆曾炜。翁同谓其为“星农之堂弟”。星农为陆增祥,道光三十年庚戌状元,官至湖南辰沅道。陆曾炜殿试名次为二甲五十四名,非三甲。所云“宝应刘某”,查题名录是科姓刘者共十人,无江苏宝应人。但此十刘,无一点为庶吉士,则所言或者不虚,故意讳其籍贯而已。
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按:周锡恩早在十九年放浙江主考后,即为李慈铭所纠参。此人为光绪九年癸未翰林,湖北罗田人,字伯晋。翁同日记,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亦即周锡恩放浙江副主考的第二天记:
未正周伯晋(锡恩)来长谈,此人于小学、易理(讲象数)、骈文、诗、古文皆通,于楚北情形犹熟,通才也(香涛之高弟子)。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为人经手贿过关节为常业。此科原是向周锡恩期约贿赂,不意在苏州投信时,误遣一不知轻重的蠢仆,通贿之信落入正主考殷如璋手中,以致败露。周福清定罪斩监候,系狱数年,至庚子之乱,始得释出。鲁迅之遭家难,即指此事,对于他们兄弟性格之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一文,刊于《中华日报》副刊,考出周福清所行贿的对象,非同年的殷如璋,而为同姓的周锡恩。今观此记,谓周锡恩于光绪廿八年放陕西主考,“大张旗鼓,出卖举人”,适足为我的考据,得一有力的考证。
(待续:沈淮、吴可读、安维峻、刘恩溥、台规、李慈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