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1)

附记:管世铭·洪亮吉·和·王望·吴卿怜·毕沅·国泰·于易简·王杰·董诰·福长安

康熙中叶,御史中风裁最峻整者,是任宏嘉。《清史稿》本传:

任宏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向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郭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

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

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托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轻,受签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藩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水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编鸡豚。所言皆痛切。

宏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呵斥之,隶卒自白:“此王府优也。”宏嘉趋王府……宏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葸若此,何如不言?”曰:“宏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此与色厉内荏者,适得其反。大致士气发舒,言路宏开,而确为讲求真是非的时代,始有此等人可见。

《清人笔记》中又记其风节云:

《池北偶谈记》同时御史敢言,惟荆元实、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钓台宗丞族兄也。《钓台清芬楼稿》称:康熙中叶,御史噤不言,人诮为“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数十上,咸有益国计民生。

巡视北城,亲王诸府、公侯第宅,多在辖下,骄悍尤难治。公偶出,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公叱呵之,众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隶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门,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优,亏吾法。”王觳觫稽颡出。

马三爷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执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谢过。已而谋公,公廷发其奸,某矫辩,天子命掌其颊三十,又声九门提督罪,诏立斥罢。公尝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领,天子赐也。”盖信而后谏,其遇不可及云。

按:“钓台”为任启运,雍正十一年癸丑翰林,官至宗人府府丞,深于经学。“”即“豸”,兽名,似牛而一角,专触不直者。汉有豸冠,御史专用。豸而无角,何能触不直也?故御史噤而不雷,讥之为“解角”。

稍后于任宏嘉者,有陈紫芝,传闻以劾张为明珠所害,《清人笔记》载:

康熙间前辈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词曹,即不受外僚书帖之敬,入台尤持风纪。尝疏请裁屯卫、颁礼书、除南城大猾邓二,皆允行。时疆臣多由阁部保举,湖广巡抚张、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廷臣不敢纠,先生具疏劾,且请罪其保举之人。奏入,上语之曰:“满朝为所贿属,尔小御史乃尔敢言。”翌日面谕九卿,即与内升四品卿,先生益感激思报称。

一日于朝房值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寓暴卒,在明相黩货揽权、势居骑虎,固不避妨贤害正之丑声,惜济济盈廷,无一人为之举发者,而先生之方刚见惮峭直寡援益见矣。

按:此记开头“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云云,“理少”为“常少”之误,实指高层云。前曾叙及,言官称“台”者指御史,称“垣”者指给事中,台垣合称则兼指御史、给事中。高层云字二鲍,江苏松江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官至太常寺少卿。高层云在谏垣之时不久,但所论一事,关系甚巨。《清史稿》本传:

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之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于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

此事遽看,不过争礼节而已,其实是争地位、争权力,而又不止是为汉大臣争,实是为皇帝而争。此话怎讲,容某细言之。

我常说,一部二十四史,欲观其兴衰绝续之迹,只看当时的中心势力为何,即可预测其结果。每一时代,皆有支配政治的中心势力,而此中心势力,不外乎四类:外戚、宦官、藩镇及知识分子。大致宦官干政最糟糕,而宦官又每与外戚相勾结,皇室常受其荼毒。如藩镇为中心势力,则必形成割据之局,杀伐相寻,亘数十年至数百年不止。惟有知识分子为中心势力,出现文治的局面,则必为盛世。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北宋中期,南宋初期,明朝宣德、弘治乃至嘉靖,清朝康熙中叶至同光之初,皆是如此。

清惩明失,最为彻底。清初对明朝宦官之祸,洞见其症结,宫闱使令不能无宦官,则口衔天宪、揽权舞弊之事即不可免,惟在力加裁抑。顺治之初,以内务府代替明朝宫内四司八局,于是“上三旗包衣”纷据利薮,尤以正白旗为最。因此旗属于多尔衮,一片石之役,李自成大败而遁,正白旗首先从龙入关,机会最好,犹之乎抗战胜利,接收东南,“五子登科”者,咸以近水楼台之利。

多尔衮一死,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与“两黄”正式成为上三旗。但正白旗包衣,名义上为太后的家奴,此所以为皇子选奶口,以及织造差使,均出于正白旗包衣,犹之乎民间主妇,主持中馈之意。《红楼梦》中写贾母的权威特重,不知原有政治上的意义,背景中有一孝庄太后在。此意不为研“红学”所知,以不了解八旗渊源之故。

顺治末年,世祖惑于佛事,于是吴良辅得以乘时“复辟”,恢复“十三衙门”。此为前明宦官与新兴的宫闱势力,非常尖锐的冲突。顺治以出痘而崩,孝庄太后得汤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经出痘的玄烨继统,并领导上三旗包衣,革除“复辟”的宦官势力,裁撤十三衙门,而以遗诏罪己的方式出之。

当此时间,主少国疑,雄藩环伺。孝庄决大疑、定大计,作为非凡,惜细节不传于世,但观张宸《青蜩集》,所记顺治崩后的情形,犹可想像。而康熙敬爱祖母的至情,更非纯粹出于孝思,而别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感佩者在。

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职权,宦官已不足为患。至于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孝庄太后母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本为科尔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觐,恩礼甚至,但防范亦严,不足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为从龙勋臣,子弟以军功起家者甚多,当时有“佟半朝”之称,但佟氏虽贵,并无兵权,故亦无足忧虑。

可忧者是八旗亲藩,尤其是所谓“旗王”。爵秩既尊,复有部伍,天然具备了造反的条件,自须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顺治以来,常用的手段是使亲藩之间,相互监视;其次是用隔离的办法,大臣与亲藩不通吊问。故《礼志》“宾礼”,只有“内外王公相见礼”及“京官相见礼”,无品官见王公礼,即所以防范亲藩笼络大臣,以及大臣煽动亲藩,谋为不轨。

但除朝会以外,国有大政,每交王公大臣集议。既云集议则发言的权力相等,只问意见好坏,不问爵秩高低,如引身长跪,则非会议,而是受命。不独长亲藩骄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据理力争的地位。因此康熙,对言官肯以此为言,自然加以支持。

事实上,诱发及鼓励在下者建言,据以裁抑在上者,为康熙惯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为奇,所高明者,收发由心,能够控制住怨怨相报,不至于出现明末东林与阉党相争之祸,同时,最要紧的是伸张士气,逐渐由亲藩议政转移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为可大可久之道。

前记陈紫芝在朝房为明珠延坐,进饮,归寓暴卒,言为明珠所鸩,与此事相类者,后有管世铭。《清史稿》本传: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几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

时和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按:亮吉为洪亮吉,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与孙渊如齐名。高宗崩后,奉旨与修实录。第一次稿本成,备悉乾隆在位六十四年间事,抚今视昔,感憾至深,上书军机王大臣,谓“励精图治,尚未尽法”,而“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未肃”,以为和虽已伏诛,但和当权之日的风气犹在。《清史稿》本传,备载原文,洋洋四千言之多,语特激烈。所以成亲王将原件奏上后,获严谴。《清史稿》本传:

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

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壳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

即传谕伊黎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谕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事。

《清史稿》管世铭传附于洪传后,以同为对和遗毒深恶痛绝之故。管世铭初为户部主事,乾隆五十一年随阿桂赴浙江勘仓库亏蚀案,大蒙赏识,引入军机章京,成为裁抑和的得力助手。洪亮吉《更生斋文集》记阿桂与管世铭事云: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与和不相能,凡朝夕同直军机,必离立十数步外,和亦知公意,故就公面,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

公尝卧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

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起,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

所谓“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此言阿桂欲逐去和,而终“不果”者,因乾隆年高,恐伤其心。和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偶尔受知于乾隆,擢为总管,不数年入阁拜相,监揽大权。《清人笔记》谓之为“入相奇缘”,而实为孽缘。乾隆之于和,犹之乎隋文帝之于邓通,哀帝之于董贤,有断袖之好。因为有此一段孽缘,所以阿桂终不忍言。

清朝《御史题名录》记:管世铭于乾隆五十九年,“由户部郎中考选浙江道御史。”按:军机章京为差使,管世铭底缺原为户部山东司主事,积资升为郎中,考选为御史后,应归本班,方能行使言职。

管世铭原意到台第一疏,即严劾和,阿桂不愿他因建言得祸,所以“奏留”为军机章京。但此时阿桂亦将八十,一旦物化,管世铭自必遂其初志,和为除隐患,先发制人,下了毒手,亦是很可能的事。按:赵翼受知于傅恒,管世铭受知于阿桂,都是有名的军机故事。管世铭文名不及赵翼,但为八股名家。清朝以制艺出名者不多,路闰生以外,大概就数管世铭了。

与管世铭境遇相仿佛者,还有钱沣,即是刘石庵以后,翁同以前,颜字大名家钱南园。姚永朴《旧闻随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