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以忠孝着眼，四公子中人品之高，莫如方以智。桐城方家为海内有名的世家。清初方家享大名者，为方拱乾父子，而遭遇颇不平凡。方拱乾字坦庵，在崇祯朝以翰林而为东宫讲官。当南明时，有王之明冒名太子，自北而来，真假莫辨，形成一大纠纷。拥福王者，当然以为假，亟亟乎想求得确证，因召方拱乾辨认。方明知其假而沉默，意在作无言的抗议，致不满于福王及马阮等人，其人风格可想。

方拱乾有五子，命名有一原则。所谓“文头武尾”，即第一字以一点一划起笔，第二字以斜钩收尾。长子名玄成，字孝标，号楼冈，为顺治极见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因而遭“北派”朝士之忌。而方拱乾则因辨识真假太子一案，得罪了“北派”首脑之一的刘正宗。新仇旧怨交并，掀起了南北之争。满清则正好“以汉制汉”，汉人中心存明室者，南人为多，因而南北之争中，满清自然助北制南，于是而有南士饱受荼毒的“丁酉科场案”。

丁酉为顺治十四年。此案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页，自有科举以来，从无如此大狱。后此者虽有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斩大学士柏菱于菜市口，但远不如丁酉案株连之众且酷。吴汉槎即以此案被累，遣戍宁古塔。后由愿贞观营谋于纳兰成德，吴氏夫妇白首同还，为清初文坛一大盛事。笔者曾作《金缕曲始末》，收入惊声出版社印行的拙作《文史觅趣》中。

丁酉科场案南闱弊端之发，始于有人参劾江南主考方犹“弊实多端，物议沸腾”，特引新科举人方章铖为例，章铖即方拱乾第五子。此奏的目的在打击方拱乾，结果演变成正副主考及十六旁考“骈戮于市”，方章铖等八举子“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的奇狱。方拱乾、方玄成父子，于康熙登极后赦回。方玄成则以牵涉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身后更被奇祸，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

“桐城方孝标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犹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试，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孝标所纪事。”因此，《南山集》文字狱起，方玄成反成“大逆之首”。其时玄成已故，刨坟破棺，骨扬灰。此一刑罚，甚于鞭尸。全家复充军黑龙江。孝标子登峄，登峄子式济，父子同戍。式济著《龙沙纪略》，收入《四库全书》，是《方舆书》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式济子名观承，一年一度，徒步出关省亲，亲历山川险要，饱阅人情世故。即以阅历官直隶总督时，颇着循声，为乾隆朝不由科第、不由军功而官至封疆的极少数汉人之一。

方孝标与吴三桂有一段渊源，《清史稿》本传：

“（康熙）十二年，孝标年五十七，夙慕滇黔山水；会有所亲某，知责阳府，乃往游。未几，吴三桂反滇中，黔抚曹申吉亦叛附，凡外籍之寓滇者，悉拘留，孝标故为佯狂……防之稍疏，孝标乃逸去。”所记实有未谛。

按：方玄成自放还后，因“玄”字避圣祖御名之讳，改以字行。康熙初年漫游闽粤滇黔，所至为诸侯上客，皆尊称为“方学士”。今按方孝标《钝斋诗选》，康熙六年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韵》、《靖南世子四十韵》，乃为靖南王耿继茂、世子耿精忠所作，而靖南已早由广州移镇福州，此为方孝标于康熙六年游福建的证据。

又，康熙九年《上祝平王亲王一百韵》，乃吴三桂六十寿诗，此为方孝标是年在昆明的确证。诗中更明白叙世交，以子侄自居。及入滇由吴三桂所招邀，如“通家曾黍窃，犹子愧趋跄”、“先人前代末，怀庙讲筵旁，独力挑簧鼓，深心保栋梁”、“远蒙垂问语，更感寄书望”等等，可以想见，当方拱乾在崇祯朝为讲官，侍经筵时，即与吴三桂相识，并曾力为保荐，交情不同泛泛。而况吴三桂此时每年以江南所输巨额军饷，及自营贸易，多擅专利，富逾于国，招致名士，厚加供养，以方学士的盛名，即令非通家之好，亦必在礼聘之列。《清史稿》所记，仿佛方孝标与吴三桂未谋面者，大误。

但所谓“逸去”，则为事实。此则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谓“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为不确。诗集中有《滇南留别诗四章》为先期逸去一证，《钝斋二集》序云：“赐环以后，又十余年，放浪于山高水长间，偶游楚粤，再逢世难，再寻云南岳，得遂忠贞。”为先期逸去又一证。

至吴三桂门下，确有方姓而得重用，可当“翰林承旨”之类官职者其人，乃是徽州人方光琛。光琛字献廷，明朝礼部尚书毛一藻子，已中进士而因顺治十八年“奏销案”革去举人，于是中了进士亦不算。方光琛一怒而走西南，入吴三桂幕府。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云：

“撤藩议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马与甲来。于是贯甲骑马，旋步庭中，自顾其影叹曰：‘老矣！’光琛从左厢出曰：‘王不欲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决。”

《清史稿-方玄成传》：

“爰有歙人方光琛者，从吴三桂叛，三桂宠以为相。其子侄九人亦俱受伪职，最著名者名学诗、学体。三桂败，皆伏法，惟学诗在逃。而戴名世案，部疏据《南山集》原文，称孝标为方学士，不复具名。北音士与诗同，满文又同为一字。圣祖阅清字疏曰：‘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廷臣不能晓。圣祖因为语往事甚悉。盖圣祖实误以方学士即此漏网之方学诗，又误以方光琛为孝标族人……圣祖五十一年正月谕曰：‘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四月又谕：‘方孝标曾为吴逆伪学士，逆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云云。’”

按：桐城方家著名者有二，一在城内，一在城外。方以智与方玄成同姓不同宗。方光琛家在皖南，更不相干。谈方以智而先撮叙方玄成、方光琛生平大概，岂非离题太远？盖别有说焉。

近读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定方以智于康熙十年，因案被逮，自裁于文山诗“惶恐滩头说惶恐”的惶恐滩。余君之言如此：

“密之若于历史上求人格之‘认同’，则文山实其首选。甲申之岁，密之不死，可以见谅于世人者也。辛亥（康熙十年）再陷缧绁，上距永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时而仍不惜对簿虏廷，苟延残喘，密之虽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当时所处之情势言，其最适当之死所，殆莫若惶恐滩……次子中通题其诗曰《惶恐集》，幼子中履亦颜其斋曰‘汗青阁’。此决非因偶然巧合，遂得附会。”论断固甚精当，但方以智所犯究系何案，未能考获。余君又言：

“今据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可见至少辛亥之难，密之子孙皆在被收之列，无得免者。此事又见中履《亡妻张氏行略》。其言曰：‘先公晚遭患难，余侍左右，不复能顾家。家人齑粉在俄顷，吏卒汹汹围守。’中履两言‘全家齑粉’，决非行文夸张。则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盖依律，非大逆不能牵累及于子孙也。若更参照魏季子所言，闻者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其事岂不昭然若揭乎？惜今所能推知者，仅止于此。至于构陷者究属何人，其所持之具体理由又为何，苟无新史料发现，恐终将成为千古疑案矣！”

笔者的看法不然，此案如能深入细考，疑团未必不能破。如前所述“方学士”、“方学诗”的误会，即在提供一条线索。

兹先简述方以智生平。《清史稿》本传：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

按：方以智为父讼冤一事，名闻天下。如缇萦上书救父，论本人有罪无罪，犹在其次，得救的主要原因，在孝思感格天子。《明史卷二百六十-方孔传》：

“方孔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为职方员外郎，忤崔呈秀削籍。崇祯元年起故官，夏归，定桐城民变，还朝；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击贼八战八捷。时（熊）文灿纳献忠降，处之谷城；孔条上八议，言主抚之误，不听。而阴厉士马备战守；已而贼果叛，如孔言……会（杨）嗣昌代文灿……嗣昌既以孔抚议异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独劾孔，逮下诏狱。子简讨以智，国变，复弃家为僧，号‘无可’者也；伏阙讼父冤，膝行沙堰者两年，帝为心动，下议：孔护陵寝功多，减死戍绍兴。”

“简讨”即“检讨”。方以智以崇祯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为四公子中惟一通籍者。所谓“护陵寝功多”，乃指“显陵”。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统，其父与献王葬于湖北钟祥松林山。“帝为心动”一节，又见《清史稿-方以智传》：

“其闭关高坐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君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按：此记中“中官”所说的后半段，与事实有出入，方孔出狱戍绍兴，不可能当河南巡抚。崇祯所说“问大辟”的河南巡抚为李仙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乘胜围开封。巡按御史高名衡守城，李仙风自河北驰援，解围。《明史二百六十七-高名衡传》。

“仙风既还，与名衡互讦奏。帝以陷福藩罪，诏逮仙风，以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