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的逃，死的死，”汪政权”树倒猢狲散。

周佛海从南京回来，气色非常之坏；而且步履蹒跚，声息微弱，一坐下来，便抓住自己散乱的头发，痛苦地说：“我心里难过极了！跟公博几十年的交情，到今天会酿成这样的误会。”

金雄白懂他的话，误会是由一个叫做周镐的人惹出来的——此人在南京搞得天翻地覆，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便倒了一杯白兰地给他，安慰着说：“请沉着！慢慢儿谈。”

周佛海喝口酒，静静地休息了一会，叹口气说：“也不能怪公博；都怪我。事先没有联络是确实，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稍一瞻顾，事态几乎不可收拾；日本已经投降了，还要请他们来平乱，真是把脸都丢尽了！这周镐真恨不得寝其妻、食其肉。”接着，周佛海便从他到南京，出席汪政权的结束会议谈起。

此会在8月16日下午，召开于南京颐和路新”主席官邸”，汪政权在京”部长”以上人员，全体出席。

陈公博报告，日本政府已宣布接受波兹坦宣言，无条件投降；日本在华陆军，原打算继续作战，但终于化险为夷，谷正之”大使”及”派遣军”两参谋副长，陆军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少川少将已正式通知，奉行日本政府的命令。和平愿望，既已实现，”政府”自应解散；各机关应该照常办公，负责结束，静候接收。接着宣读了”解散宣言”，主要的是告诫各地的”和平军”以统一为重，不得拥兵反抗。在辞句上作了若干修正，很快地通过了。

但汪政权虽已结束，真正的中央政府尚未还都；在这青黄不接之际，需要有一个临时的过渡组织，因此，第二个议案是，设立”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将原来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任务只有两个，一是维持治安，二是办理结束。出席人员相顾无言，自然就是无异议通过了。

正当曲终人散之际，新街口的”中央储备银行”，忽然来了一批人，地痞不像地痞，流氓不像流氓，大多带着短枪，枪柄上还飘着红丝穗，仿佛唯恐他人不知道身怀武器似地。为头的一个中年汉子；穿一套黑哔叽的中山装，腰间鼓起，想来也佩着手枪。一进门先问经理在哪里？

等经理一出来，那人先递一张特大号的名片，正中大号正楷印着他的名字，姓周名镐；上端一行衔头：“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

“喔，周总指挥！”那经理毕恭毕敬一鞠躬，”有何指教，请到里面谈。请，请！”

“我是奉命来接收的；指定你们这里做总指挥部。”周镐回身看了一下，又说：“你先派人把标语在大门上挂起来。”

标语是一片红布；另外带着6张对开的道林纸；每张纸上一个浓墨大字，联缀成文便是：“蒋委员长万岁。”

“是，是！”经理很高兴地说：“马上挂，马上挂。”

这张标语一挂出去，立刻吸引了无数行人，瞻望赞叹，欢喜无量；同时再一次引发了爆竹的响声，此起彼落，热闹极了。

爆竹之声，周镐贴出了”安民布告”，但又宣布：各银行一律暂停提款，静候财政部命令办理。当然，金库已为他所接收；银行的警卫亦被缴了械。接着，他打电话给”警察总监”李讴一，表明身分，要求协助。李讴一自是喏喏连声；不过，马上就报告了陈公博。

陈公博大为诧异。周镐仆人，他是知道的，先由周佛海介绍到”军委会”来当科长；以后亦是周佛海的推荐，发表他为”无锡行政专员”，不过他也是”地下工作人员”。

周佛海与陈公博，都跟军统、中统及三战区有接触，彼此皆知，却又都心照不宣；陈公博心想，周佛海已变为”京沪行动总指挥”，现在又出现一个”京沪行动总队”，不言可知，是周佛海的部下。因而便对李讴一说：“你去见周部长，请示处理办法。”

“是！最好请主席先跟周部长通过电话。”

于是陈公博随即打电话到西流湾周家；找到周佛海问道：“周镐接收了中储，是你派去的吗？”

“不，不，周镐的事，我也是刚刚听人告诉我。”

“此时此地，治安第一；南京一乱，恐怕无法收拾。我请你劝一劝周镐，不要随便行动；静等蒋先生派人来接收。”

他倒真的派人去找了。周镐正在策划接收各机关，听说周佛海找他；便叫人回报：“不在这里。”

“到哪里去了呢？”

“不知道。”

将来人打发走了以后；周镐接头好的少数”和平军”，听说他已顺利接收”中央储备银行”，有的是钞票，自然赶紧来报到。周镐先用现成的新钞启发了犒赏；然后派定任务，分组去接收”各部会”。他自己也带一队，第一个目标是”陆军部”。

“陆军部长”叫萧叔宜，一听周镐这么一个人要来接收，当即拒绝；也不愿接见。那知道周镐已经闯了进来；萧叔宜觉得最好不必见面，省却好些麻烦，因而仓皇避去。周镐大声喊：“站住，站住！”一个不听；一个便在后面开枪，后背进前胸出，一枪毕命。

打死就打死了，没有人敢跟他理论；此外”宣传部长”赵尊岳；”司法行政部长”，也是周佛海的儿女亲家吴颂皋，都因为语言上的争执，为周镐的部下拘禁在”总指挥部”。

“南京市长”周学昌，也是周镐亲自去抓的；周学昌吓得从后门跳上汽车就逃，周镐亦用品车在后面紧追，一追追到西流湾周佛海家，周学昌以为这下总可以无事了，那知周镐提着枪排闼直入。周学昌急忙又逃到楼上；周佛海也出面干预；还不敢问他的来历，只仗着曾经举荐过他的资格，喝一声：“不准胡闹”周镐居然让他镇慑住了，无言而退。

周学昌躲到夜里，方始离去；那知出周家不远，便为周镐所埋伏的人，逮个正着；平时周镐正在”军官学校”发表演说，要接收改编。负责人打电话向陈公博请示，陈公博又找周佛海，仍然不得要领。陈公博既愤且怒亦伤心，认为周佛海故意跟他为难；像这样的行径，已无异卖友求荣。

到了拂晓时分，”军校”又来了电话；陈公博茫然无主，这样答说：“倘或对国家统一有好处，地方治安有好处，就让他们接收好了。”

哪知”军校”学生全副武装，开到西康路，在陈公博的办公室四周布了岗，推派代表陈诉，表示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来自何处，莫名片妙的人接收。如果周镐一定要接收，不惜武力对付。

陈公博苦苦相劝，”军校”的学生不为所动；这时周镐也弄了一批部队来，形成对垒之势，双方都弄了沙包来，构筑防御工事；开枪互轰，一时子弹横飞，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家家闭户，人人自危。

于是陈公博再一次找周佛海商量；实在也是交涉，周佛海在电话中苦笑答说，连他的卫队长都被周镐拿簇新的”中储券”所收买了；他的这个卫队长也姓周，而且是本家，平时忠顺无比；及至为周镐所收买，对周佛海只是暗中监视，还不敢公然反抗；待杨淑慧就不同了！杨淑慧要用品车；他也要用，戟指怒喝：“哼！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摆什么部长太太的臭架子。”

但话虽如此，周佛海还是得想法子了这件事；在万分无奈之下，找到冈村宁次的作战参谋小笠原，先送了一封信给周镐，提醒他说，在蒋委员长所派的军队正式接收以前，日军仍负有保持地方秩序的责任，措词极其强硬。

周镐一看，矮了半截；小笠原便派一个大队，将周镐的部下缴了械；吴颂皋、赵尊岳及周学昌终于也获得释放。

但周镐却仍盘踞在”中储行”，而且扣押了”军校”的一名”总队长”鲍文沛。于是有个名叫桂春廷的”大队长”，提议追随”校长”不必回校，大家便在清凉山陈公博的”官邸”周围露营警戒，这时”军校”的经理人员，行踪不明，给养无着；由陈公博下了条谕，命”中储行”拨款发饷。桂春廷便挑选了一批人，列队到新街口”中储行”，一面提款；一面尝试营救鲍文沛。

这时周镐的”番号”又变过了；挂出来的牌子是”京沪行动总队第五十二中队”，目的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想法，他的”行动总队”另外起码还有51个中队。但这个五十二中队，有多少人却无从观察，因为大门紧闭；要求开门，竟不理会。这便显得周镐气馁了；桂春廷下令绕道屋后，缘墙而入；里面的少数武装人员，竟未抵抗，将鲍文沛救了出来，也向”中储行”的留守人员提到了款子。

即由于”军校”学生在陈公博”官邸”附近露营，及营救鲍文沛的行动，引起了一阵流言，盛传陈公博将拥兵反抗中央。于是已受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的”江苏省长”任援道，劝陈公博离开南京，以明并无反抗中央的心迹。

陈公博却不愿这么做，因为他以赎罪的心情，还想为政府做点事。第一、任援道的新职，并没有获得冈村宁次的承认，他表示除非有中国最高统帅的命令，不认为有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同时，汪政府的”警卫师”师长刘启雄，不接受任援道所派先遣军第一路指挥的名义。所以任援道并不能担负维持南京治安的责任。

其次，新四军已攻下宣城，芜湖被围；南京近郊已发现共产党的宣传品。而且冈村宁次的态度不明，一说他始终不甘心束手投降；一说他随时可以切腹。倘或一连串的意外变化，导致了新四军入据南京，陈公博认为不但对不起政府，并且两三年来全力防共的部署，最后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任援道直接劝他两次；间接托人亦劝他两次，陈公博都是这样回答：非等重庆有人来，他不会离开。好在冈村宁次已派他的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专机飞往芷江，与何应钦的代表接洽受降事宜。不妨等今井武夫回来了再说。

今井武夫是8月21日上午飞抵芷江的，随带参谋桥岛、前川，译员木村，一行8人。在机场检验了身分证以后，坐在一辆挂有白旗的吉汽车，到达指定地点；下午3时由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代表总司令何应钦，授予第一号备忘录，内容5项，规定了冈村宁次在投降事宜方面必须采取的步骤。第四项是：“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

接着，何总司令在办公室召见今井；这都是官方的形式，交谈极短，言不及私。直到这天晚餐时，才能谈些追忆叙旧的话。第二天上午，今井一行，仍旧乘坐机翼、机尾系红带的日造中型运输机，于中午回到南京。

但是，今井却于两天之后，才去见陈公博，报告赴芷江的经过；这时已接到来自芷江的电报，冷欣已决定在8月26日飞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下一次，有一批国军空运到达；何总司令则定于8月30日莅京。

他又告诉陈公博，萧毅肃跟冷欣都告诉他，中国已决定对日本军人及侨民采取宽大的处置。但当今井询问对汪政权中人，如何处理时？所得到的答复是沉默。

陈公博当然知道，这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事；保持沉默是最适当的态度。他只觉得即然南京的治安负责有人，他可以实践他的诺言，离开南京了。

于是他跟日本”大使”谷正之接头，要求派一架日本人办的民航机，载他离京。但是飞青岛，候船赴日，还是直飞京都，却未能决定，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任何行程都无法事先计划的。

同行的人，何炳贤是一定在内的；林柏生本来想听他的妻子的话，在汪精卫灵前自杀的，结果出了一桩意外，改变了计划，要求与陈公博同行。

这个意外，看起来是一桩小事，他家跟陈君慧家所养的狗，突然中毒而死。林陈二人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他们如果不走，将有杀身之锅。两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国法裁判，却不愿意糊里糊涂送了命，因而要求同行离京；此外还有个周隆庠，他是真正想在日本找条生路，甚至不妨入日本籍的人。

当然，还有好些或者职务上居于重要地位；或者交情上应该同甘共苦的人，被逐一征询，是否愿意同机共患难，如梅思平、岑德广等人，都敬谢不敏。

还有个人亦曾被通知，就是”维新政府”的”内政部长”；在汪政权中仍能保持原本的地位与势力的陈群。此人天生一张大白脸，有人说笑话，他如果上台唱戏饰曹操，穿上行头、戴上髯口就是不必再涂白粉。以他的富于权谋，亦确有曹操的作风；在上海清党时期，他与杨虎搭档，被人谐音为”狼虎成群”。这样的人，自不容于革命阵营；所以北伐成功以后，他做了杜月笙门下的高等食客，做过杜月笙所办的浦东中学的校长；喜欢研究版本，办了个私人图书馆，名为”泽存书库”；文采风流，亦不输与横槊赋诗的曹孟德。

在”落水”的新贵中，陈群是看得最深，想得最透的一个。在私底下，他不讳言”汉奸”二字；也不希望胜利以后，会侥幸获得政府的末减。所以平时醇酒妇人，放诞不羁，以做汉奸换取声色犬马的享受；法书名画的供养。到得日本败局已成，他便在为个人作最后的打算了；有一次”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去看他；由于汪曼云是”恒社”中坚，陈群当他”自己人”看待，透露了真意。

“胜利以后，重庆对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与其将来受罪，还是趁早自裁，求一个痛快，反为上策。我备有最好的毒药，毫无痛苦，只须几秒钟的时间，就摆脱尘寰了。你要不要，我可以分一点给你。”

汪曼云不相信他藏有毒药，更不相信他有自杀的勇气；还劝他积极立功，以求自赎。陈群笑而不答。这天，陈公博派人去征询他的行止时，正好就是他服毒的时候；毕命真的只在顷刻之间。事后证明，他服的正就是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用来自杀的氰化钾。

再有个人，见解却不似纨绔；就是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他在得知出走的消息以后，特地去看陈公博，侃侃而言：“一个形式上与日本合作而失败的政府，最后还要托庇于日本，何以自解于国人？父亲生前一再告诫我们：说老实话、负责。今天我们应该有更负责的做法。”

他主张在汪政府中应负最大责任的6个人，即是他的母亲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包一架专机，由他随行照料，直飞重庆自首待罪，不问生死荣辱，倒觉光明正大。

“我也觉得你的办法，光明正大。”陈公博问道：“你母亲的意思如何呢？”

“我还没有跟她谈。不过，我相信我一定能说服她。”

这话陈公博也相信，在汪精卫生前，陈璧君就只有她儿子的话，才能使她无条件听从。可是陈璧君人在广州，一时无从取得任何决定性的答复；而陈公博却没有时间来等待。

“可惜时不我待。”陈公博说：“美军已经通知日本政府，凡是日本所有的航空气，不管是军机还是民航机，到25号中午12对开始，即不准出现于天空，离现在已不到24小时；你的计划虽好，我却必须当机立断。”

于是8月25日拂晓时分，陈公博带着他的妻子李励庄，情妇莫国康，以及何炳贤等人，悄悄由颐和路出发赴机场；留下两封信，一封是给何应钦，表示政府若有命令，立即出而自首，托由日本顾问转交；一封是给任援道，请他维持治安。

同行的有个日本陆军大尉小川哲雄，本是汪政权的军事顾问之一，此行的任务很多，既是向导，又是联络官，而实际上是领队。他负有一个陈公博做梦也想不到的秘密使命——原来日本人由于”南北朝”、”战国”各时代的历史关系，向来有个在政治上收集”破铜烂铁”的”嗜好”。陈公博的身分，合乎收集的条件；将来说不定有些用处，所以决定一方面将陈公博留给何应钦的信，扣压下来；一方面不理会陈公博想飞青岛的愿望，道是气候不良，命驾驶员由北折东，取80-的航向，经济州岛，直飞京都。

到了上午11点钟，飞机降落了；陈公博从窗口望出去，是个极其简陋荒凉的的小机场，纵目所及，亦看不到有什么样的房屋，当时不免奇怪：“这就京都吗？”

“飞机燃料不够了，我们在这里加了油再走。”小川说道：“这里是米子。”

“米子？”连在日本生长的周隆庠都未听说过这么一个地名。

“是的、米子。”

等下了飞机，才发现根本是个废弃的机场，哪里有什么油可加”小川便说，就算能够加油，也飞不到京都；因为正午一到，不能再飞，只好先在米子住下来再说。

到得此时，身不由主；一行数众搭乘运货的便车，到了镇上，找到一家小旅馆，暂且容身。第三天日本外务省接到报告，派人来看陈公博，将他们悄悄移到京都，在有名的金阁寺中，安置在人迹罕至的一角；连京都市民都不知道有这么些”贵宾”在。

在金阁寺消息沉沉，到了9月18日那天，外务省的一名高级官员大野，突然来看陈公博，说何应钦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宁次，指陈公博私自逃往日本；对外宣传已经自杀，要日本负责护送回国。

陈公博大为诧异，问大野说：“我有一封信留给何应钦将军，是托浅海、冈田两位日本顾问转交的。何以会说我逃到日本，假称自杀？”

大野表示不知其事，答应立即联络，在南京的冈村宁次，一看真相揭露，才派人送了给何应钦。

到了9月底，外务省驻京都的代表，负责照料陈公博生活的山本，深夜到金阁寺通知，说接到外务省的长途电话，中国派来的飞机，已抵达米子美的机场。陈公博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明天就走。”

第二天上午，陈公博正在收拾行李时，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是近卫文磨。原来他的老母一直住在京都，最近因病去世；近卫从东京来奔丧，已有多日。陈公博虽知他在京都，却不想跟他见面；这天是近卫得到消息，特地来访；却不尽是为了礼貌的关系。

摒人密谈，主客之外，只有一个周隆庠担任传译。近卫向陈公博说，他最近才获悉蒋委员长在开罗会议中，全力主张维持日本天皇制度；日本投降以后，又决定宽大处理。他个人表示非常感激。据他的观察，日本投降以后，在政策上绝对倾向美国；但在感情上绝对倾向中国。日本目前毫无力量，极其盼望中国能成为实际上的东亚领袖国家，使日本有一倚靠。

日本在投降之初，最感忧虑的一件事是，怕美国式的民主，过于放任，会造成日本社会及政治上的赤化；但最近麦帅总部已秘密通知东久迩内阁，要求日本政府严禁赤化。

这一点，日本的领导阶层，感到非常欣慰，不过，日本对苏俄仍旧有许多顾忌，唯恐失欢；譬如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一向密切，本可单独展开对英外交；亦是怕苏俄因此而有不满，不敢进行。同样地对中国亦复有些苦衷。

近卫又说：日本政府决心履行波兹坦宣言的要求，只是在程度上有极大的差异；中、美、英、苏当然希望充分履行，而日本的国力太弱，希望实行此一宣言的最小程度。

由于有此距离，将来日本政府一定会产生许多难题，导致内阁的不断更迭；政治上的不安定，是否会发展为”向上之革命”，最后危及日本的国体。如果不幸有此一日，对中国亦未必有利。

接着，近卫又谈到日本当前的两大难关，一是日本每年缺乏食米三千万石；二是解甲归来的军人都失了业，在日本的政治、社会上，将构成极大的威胁。

这一席密谈，历时两小时又半。近卫虽未明言，希望陈公博能将他的意见，反映给蒋委员长；但意思是很明显的。陈公博虽不能期望还能面见领袖；但至少还可以通过何应钦上书。因而慨然承诺，他一定会将近卫的意见，作很慎重的处理。

就在近卫辞去不久，小川哲雄气急败坏地赶到，他劝陈公博留在日本，说上海、南京等地的肃奸工作，已在9月27日全面展开；陈公博一飞回去，必难幸免。他说他已经在东京、奈良、别府、鸟取4个地方，找好了隐秘可靠的藏匿地点；而且准备了足够的粮食，不妨暂时隐居个一年半载，看情势再定进止。

陈公博很感激小川的好意，尤其那时的粮食，极度缺乏；像他们一行七众作为外务省的贵宾，每三天配给一次食物、副食经常是几尾小鱼，难得有一次猪肉或牛肉；白糖则在过去的1个月中仅配给过两次。而小川居然能在4个地方为他们准备了足够食物，可想而知费了多大的心血！

这个位于南市火车站附近的看守所，本是烟犯拘留所，设备当然很差，但另外有”优待所”，一个是愚园路原来吴四宝的住宅；一个是福履理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的寓所，卢英字楚僧，因而题其所居为”楚园”。关在这两处的汪政府”要员”，回想当年吴四宝、卢英夜夜元宵、金迷纸醉的往事；真有浑如梦幻之感。

在楚园中最受优待的有3个人，一个是逃到苏州却不能为任援道所庇护的梁鸿志，独居一间，并准他的姨太太每天早至晚归，来照料他；一个是盛宣怀的侄子，获得日人赋予鸦片专卖特权，人称盛老三之盛幼庵；年已70余岁，鸦片大瘾，如果勒令戒除，势必不能伏法，因而特准他携带烟具，日夜吞云吐雾。

再有一个便是缪斌。他到楚园时，已是岁暮天寒的腊月，在民国34年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修正公布以后。不过他的仪态与神情，一点都不像被捕的汉奸，穿得毕挺的西装；外面一件水獭领，礼服呢的大衣；头上是丝绒礼帽，挟着一只鳄鱼皮的大皮包，鼓得高高地，想见其中的文件不少。

“雨农因为外面机关庞杂，怕我为别的机关误捉，反而费手脚；所以干脆让我到这里来避一避。”

他满面含笑地指着他的起包对熟人说：“这里面都是奉令工作的证据；我是绝对没有问题。”

楚园的羁客，的确以缪斌的态度最轻松，谈笑风生，豪饮健啖，不知羡煞了多少人。那知好景不常，只过了3天；忽然移解到南京。上汽车时虽跟难友扬手挥别，但脸上已有些焦急的模样了。

缪斌移解到南京，也是住在”优待所”；地在城北住宅区的宁海路21号，战前本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官舍；汪政府时代为”特工总部”的”南京站”；这个部门当然为军统接收，宁海路21号改为”优待所”，而名义上称是”看守所”。

第一批被优待的”客人”是，由广州解到的陈璧君、褚民谊，以及陈璧君的亲属，包括一个两岁的小外孙女何冰冰在内，占了那里一座较小的后院；前院宽广，除了安顿由宪兵队移来的陈公博一行之外，还有梅思平、岑德广等等旧政府要员，以及由华北解来的王荫泰等人；最后则去了一趟重庆的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亦送到这里来了。

缪斌未到之前，前院3楼，完全腾空；看守人员说不日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来住。大家都很奇怪，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都在这里，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有人说笑话，也许是冈村宁次亦要来作客；万万想不到竟是缪斌。

初到时，对缪斌的优待还不止于独占层楼；而是布置看守所长的办公室作为卧室；随后方迁入3楼；一日三餐由何应钦的总部指定一家餐馆供应，四盘四碗一火锅，一个人据案大嚼。曾有人偷偷上楼去看他；他仍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一定会在短期内释放。同时他也相信，”惩治汉奸条例”虽已修正公布；但凡在”优待所”的，政府一定会用政治手段解决。

不料缪斌却是首先由法律来解决的人；一天深夜起解，由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但也有人说，缪斌是个特例，因为他之被邀至日本作为和迫使者，本是买空卖空的勾当；他应该知道，胜利不仅在望，甚至可以说在握，此时与敌谈和，愚不可及。但日本既然求和心切，在情报工作上，正不妨加以利用，藉机一窥日本大营的底蕴。缪斌却不能在这方面建功；反而向日本要人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纪录在卷，为盟军当局发现以后，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交涉，开罗会议曾有不得与日本单独媾和的约定，所以关于缪斌的工作，要求提出解释，而缪斌之伏法，便是最明确的解释了。

事实上，被捕而被优待；优待之处又是军统的看守所，足见得戴雨农是主张政治解决的。但以敌伪时期，谁对抗战有过贡献，只有他最清楚；因而政治解决的原则，不易为法治派的人所接受；同时政治解决在技术上亦颇复杂，因而拖了下来。

一拖拖到三十五年3月19，戴雨农由青岛飞南京，因专机撞山而殉难；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庞统死于落凤坡那样，戴雨农在南京板桥附近所撞的这座山，正叫戴山。

“雨农死了，我也完了！”周佛海的话，道出了每一个”汪政府要员”的心声。

于是很快地，南京宁海路21号和上海楚园的”禁囚”，分别被移送至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以及苏州的狮子口监狱，而且分别以汉奸的罪名片诉。

自夏徂秋，一批一批地被枪决。死得都很从容，例外的两个人是，丁默邨与无恶不作的、搞”黄道会”的常玉清。

丁默邨在老虎桥监狱，一闻执行命令，原本苍白的脸色，更白得可怕；检察官作最后询问时，他已入于休克的状态，因而无只字遗言。常玉清在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时，大声疾呼：“我还在上诉，我还在上诉。”其实上诉已经驳回了，只是不肯死而已。

于是动员了七八名法警，才能将他400磅的身体搬动，他只是赖在地上不肯走；半推半拉地到得甬道中途，又赖倒在地，这一下却是起不来了，活活吓死在那里。但依法还是执行；就在当地打了几枪，确定已经毙命，方始将那个臭皮囊拖了出去。

死得最像样的是陈公博。那天是端午，上午8点多钟，他应典狱长之请，在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快写完时，发现身后站着几名法警。

“是不是要执行了？”他问。

“是。”警长很吃力地答了一个字。

“那么，请劳驾等几分钟，让我把对联写完。”

写完最后3个字，题了上下款；他又要求回囚室收拾衣物，穿上一件蓝布大褂，到同判死刑的褚民谊，和被判无期徒刑的陈璧君那里诀别。

然后应讯写遗书，一封致家属，一封上当道。时将正午，方始毕事；向法官、书记官、法警分别道谢，才散步似地走向刑场。

“请多帮忙。”走到半路，他回头向行刑的法警说：“给我个干净俐落。”

法警不作声，等他又走了几步；突然一枪，子弹贯胸而过，人向前扑，气绝身亡。

不死的是周佛海，由死刑特赦为无期徒刑；这已是三十六年3月间的事了。

他被监禁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同囚的有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一个是罗君强；一个是他内弟杨惺华，交大土木系毕业生，当周佛海”组府”时，他只26岁，在内地做一个道路工程的测绘员；跟着他叫做”哥哥”的姊夫到了南京，先被派为财政部总务司长；又兼”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是上海声色场中有名的阔客。

这两个由周佛海一手提拔；平时亦视周佛海为恩人的人，这时却不约而同地向周佛海横眉叱斥：“都是你害的！”到底是谁害的？粉墨模糊，全不分明。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