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之一，汪精卫河内脱险经过。

这时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卫大感狼狈，”艳电”刚刚发表，谈和的对手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表面看，很可能是日本军部根本不赞成近卫的”第三次声明”，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实果真如此，适足以证明重庆的一般看法不错，日本军阀哪里有解决中日问题的诚意？近卫声明不过是他们分化中国领导阶层的阴谋而已。

于是汪精卫急于想找由台湾转道至河内的影佐祯昭；但影佐已经不在河内——因为国内发生政变，影佐赶回东京去了。

这一来，汪精卫不能不重新考虑出处了。不久之前，陈公博由昆明赶到河内，曾力劝汪精卫不要离开河内，不要跟日本人接触；汪精卫预备承诺一半，暂住河内，现在看来，连这一半的承诺，都已无法维持。他必须立即作一个退步，便由曾仲鸣出面，分别向德、英、法三国提出入境签证的申请。

汪精卫如果愿到欧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替他预备了护照；财政部亦替他预备了旅费，但以汪精卫被通缉在案，决无主动向一名通缉犯致送护照、旅费的道理。至少要汪精卫自己有些表示才能从国家最高利益上去考虑网开一面。因此，当外交部自德驻日大使馆获得汪精卫想到欧洲的情报以后，蒋委员长决定派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带着护照与旅费，到河内去看汪精卫，转达蒋委员长的意思：对汪不忍弃之不顾，劝他到欧洲去逛一逛，仍旧回来为国家服务。

去了十几天，一无结果。汪精卫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这一点，怒不可遏，发了许多牢骚。他说：中央应该先讨论他的和平主张。果真大家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抗战到底，他当然也会尊重中央的决议。倘或仍旧独行其是，才谈得到违反纪律。现在的情形，犹如未经审判，遽尔判决，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时他对他那一系的”同志”，深表不满，说他们不了解他的苦心和主张；不追随他一起奋斗，谷正鼎对这一点自然有所辩解，他说汪精卫与日本谈和的具体内容，只有极少数的人知；这极少数的人讳莫如深，大家又何从去了解他的苦心与主张？至于”追随”也者，只有不答；因为即使是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这种最缓和的说法，只会伤感情，此行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希望达成。谷正鼎唯有苦口气心，极力用珍惜他个人在党国的历史与地位这些话去打动他，但汪精卫已怀有极深的成见，对谷正鼎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谈到游欧的话，汪精卫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经开除他的党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劳他人关心。

当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鸣谈过好几次；曾仲鸣很坦率地说：“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汪精卫，他唯有无条件服从。不过语其中隐约透露，这一次的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陈璧君的坚持。而汪精卫之唯其命是从，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鼎唯有叹口气，黯然而归。

平时政府已有情报，汪精卫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态度。但继近卫组阁的平沼骐一郎，是有名的国粹主义者，一向倾向德国；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决日德意军事同盟的问题。对于”日华事变”以及”近卫声明”，并不太热心；一切听任军部处理。

军部的阴谋，在汪精卫脱出重庆，发表艳电，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卫自陷绝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于控制；恰好有近卫内阁总辞这个政变，正好借以为藉口，将汪精卫干搁起来。这一搁，搞得汪精卫上不巴天，下不着地，进退失据，痛苦万分。除了紧催影佐祯昭，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明确积极的措施以外，别无他法。

影佐听命于军部，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主张；只劝汪精卫稍安毋躁。这样度日如年地过了个把月，汪精卫决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严重的交涉。

所谓”严重的交涉”，就是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个确实的答复，日、汪合作谋求和平，到底采取什么方式？

事实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汪精卫的话很漂亮，他跟影佐祯昭说：他不离开重庆，无法发表公然主张和平的”艳电”。至于”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他这些论调，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过汪系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都在香港，陈公博以醇酒妇人寄托内心的苦闷；顾孟余自始不闻不问，但据说暗中坚决反对汪精卫的言论，在香港、重庆还有这样一个传闻：艳电是林柏生与梅思平擅自发表的。顾孟余将林柏生找了去，严词诘质；说到激动之处，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照此看来，汪精卫即会想有进一步的行动，亦必然有所顾忌。

可是，陈璧君的行踪却很可疑，频频于河内香港之间，表面上仿佛是为了来向陈公博劝驾；骨子里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触频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热衷于实际行动的。

介乎行动与非行动之间的高宗武，态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祯昭的一个与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应该避免演变为”反蒋行动”；到后来慢慢有迹象发现，”高宗武路线”的中心不是汪精卫，想由汪过渡，最后促成由蒋委员长出面来主持和平。

因为有如此纷起的意见在，日本军部越发觉得等待是比较最聪明的办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与已正式组成”梅机关”，负责对华中特务活动的影佐祯昭，虽一直在交涉，却始终并无确切的答复。

平时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内之行，送去了汪精卫及随行人员的护照；汪精卫表示决定赴欧洲。但陈璧君与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动，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放烟幕”，总之重庆方面所得的情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已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将由兴亚院自掠夺的”盐余”款中，按月发出巨额费用，作为活动费用。

于是，汪精卫身蹈危机，只要走错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卫的专案小组人员，已经布署停当；如果谷正鼎在3月20日离去以前，汪精卫有履行他的诺言的诚意表现，自然无事。但汪精卫没有！于是3月21日深夜，河内高郎街的血案发生了。事后传说：汪精卫的钱都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入法国银行；被刺以后，他还签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医，以致失血过多而死。当然此事的真相已无可究诘。

东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内总领事的详细报告，当天就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将汪精卫转移至”安全地点”。影佐又推荐了一个助手犬养健；他是犬养毅的儿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学。

于是影佐与犬养租了一艘5500吨的货船”北光丸”，带了军医、宪兵军曹等等，都化装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驶海防。此外，日本外务省派了一名书记官矢野征记由香港转河内，作为影佐与河内总领事的联络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时，重庆的《大公报》，登出一则消息，说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这个消息是高宗武所泄露的；别人不知道，有个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却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陆军省派至香港，化装为卖蚊烟香的商人，专门负责与高宗武联络。关于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诉了高宗武；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细节，只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这一点，即可以证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泄露的。

高宗武虽不承认，日本方面已经开始怀疑；及至矢野将赴河内，高宗武劝他不要去；此外，他又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犬养健，只有一句话：不必与汪精卫会谈。因此，从影佐到达河内开始，日本便对高宗武器了戒心了。

在河内，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面就是日本领事馆。平时外务省已通过同盟通信社的关系，指派他们的”越南特派员”大屋久寿雄，与汪精卫取得联络；所以在影佐于4月18日到达河内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汪精卫；同行的还有犬养及矢野，由周隆庠担任翻译。

汪精卫告诉影佐，两三天以前，邻屋的3楼搬来一家人家，形踪可疑，好像是重庆派来的人；越南当局对他个人虽无恶意，不过对政治活动采取封锁政策。他如留在河内，很难与上海及香港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络。

“那么，”影佐问说：“汪先生的意思想到哪里？”

“我几经考虑，认为以上海为宜；此外，则是香港或者广州。但香港的英国官吏监视极严，陈公博、林柏生在那里无法活动。广州虽然是中山先生跟我关系最深切的地方，但已为日军所占领，如果我去广州，中国人以为我的和平运动，是在日军保护之下进行的。至于上海，那里虽为世界最有名的暗杀之地，但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国土，我愿意冒险在上海发表我的和平主张，使全国国民谅解我的爱国诚意。”

“到了上海，请问汪先生愿意住在什么地方？”

“未经日军占领的租界上。”汪精卫答说：“周佛海、梅思平已经到了上海，开始工作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离开越南。”影佐问说：“这件事只有请汪先生自己跟越南当局谈判。”

“当然。”汪精卫答说：“我正在研究谈判的方式，总以避免刺激越南当局为主。在我想，越南对于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恼；如果一旦我想要离开，他们断无不赞成之理。”

“再请问汪先生，预备怎么样离开？”影佐自动报告：“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000吨的货船，专供汪先生使用。”

这件事，汪精卫早已知道，他的本意还不想坐日本船，所以立即答说：“谢谢对我的好意，不过我已经租好了一艘法国小船。”

影佐颇感意外，当即提出警告：“重庆对汪先生已下令通缉，航行途中，需要非常小心。这艘船的吨位有多大？”

汪精卫也不知道；回头问了问周隆庠，方始笑一笑说：“这条法国船是760吨。”影佐更感诧异；犬养和矢野则是相顾惊愕，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也知道坐这样一条小船，非常危险，不过我战后第一次到上海，坐了日本的船去，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

“可是，”影佐再一次强调，”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

其实，汪精卫又岂能不考虑他自己的安全；早已想好办法，此时才说：“我预备在海防上船以后，一路航行，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万一发生意外，彼此可以用无线电联络。”

影佐还在思索；矢野已开口问说：“这是不是汪先生已经决定了的办法？”

“是的。我想，这样有备无患，比较妥当。”

既然如此，关于技术上的问题，应该找事务人员来商量；矢野便说：“请汪先生去休息吧。一切事务上的细节，可否请办理总务的来商量一下？”

这件事陈璧君的弟弟，在法国学航空的陈昌祖负责；当时便由汪精卫亲自将他唤了来，作了介绍，彼此展开细节上的研究，当然，最主要的是，要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以及因应之道。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所以谈了两个小时，才大致就绪。

告辞时，汪精卫特来打开一个房间，里面没有人，却有陈设，最令人触目的是，床上放着一束用黑丝带扎住的鲜花。不用说，这就是曾仲鸣舍身护汪之处。

4月20夜间，越南总督府接到巴黎的训令，同意汪精卫离境；他雇的那条船”哈芬号”，亦已取得离开港口的许可。为了安全起见，”哈芬号”上的中国水手，全部解散，另外雇用安南籍的船员。此外还要准备食物、清水，需要3天至4天的时间。因此，周隆详与影佐约定，4月25一早开航，中午在离海防5海里的一个无人岛的海面，与”北光丸”会合前进。

但是，那天中午，”北光丸”由中午到黄昏，无线电不断发出约定的密码搜索，始终联络不上。影佐大为焦急，要求船长继续发电；不久收到回电，但非来自”哈芬号”，而是海防海军司令部的警报；如再发出意义不明的电码，将派驱逐舰采取行动。”北光丸”无奈，只好放弃搜索，向东航行。

东面便是海南岛，”北光丸”从海南岛南面穿过这段海域，需要3天半的时间；这3天在影佐的感觉中，比3年还长。到了4月29，是昭和天皇的生日，日本人称之为”天长节”，一早，船长备酒庆祝。犬养便问：“、哈芬号为何联络不上？是不是出事了？”

“是不是出了事，现在还难以判断；因为这条船的船龄大了，无线电陈旧，性能不佳；距离稍远，就无法通报。”

“那么，”犬养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等一等呢？”

“停下来不是办法。”船长答说：“以我推断，哈芬号的吨位太小，每小时只能走8海里；这几天海上的风浪太大，哈芬号极可能采取北面航线，那就怎么样也联络不上了。”

船长指点海图，一看就明白了，”哈芬号”如从海南岛以北，雷州半岛以南的琼州湾穿过；由于南面陆地的屏障，风浪当然要小得多。但是，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挡住了强风，同时也隔绝了电波，这可能是两船无法联络的真正原因。

明白了这一层，犬养的信心大增；濒于绝望之境的影佐，亦萌生一线希望，中午未到，便与船长集中在无线电室；一过中午，”北光丸”便将越过海南岛，到达东经111-的位置；辽阔的海洋中，将无任何障碍阻隔两船的无线电波。

1分钟、1分钟地数着，到了下午3点钟，一直脸色凝重的报务员，突然出现了惊喜之色：“联络到了！”

果然，如船长的判断，”哈芬号”是取道琼州湾。当时约定在汕头附近的碣石湾会合。

于是”北光丸”以全速前进，当夜到达碣石湾；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哈芬号”才到，将周隆庠与陈昌祖接到”北光丸”，才知道开船就迟了好几个钟头；及至开航，不是浓雾，便是大风，这条小船居然能与”北光丸”会合，真是邀天之幸。

“哈芬号太危险了！性命等于是捡来的。”周隆庠说：“汪先生已经同意改坐北光丸到上海。”

影佐心里得意，他在想：汪精卫一生三翻四覆，开头都有他的一套理想；似乎特立独行，表现了中国读书人的起节。但他的理想，往往经不起考验，极容易为环境所支配，现实所屈服，譬如这一次说不坐日本船到上海；其实要坚持亦不难，大可在汕头暂住，自己另外安排交通工具；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照此看来，只要汪精卫一上了这条船，就不怕他不就范。

但汪精卫却自以为还大有可为；在”哈芬号”做了一首七律：“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诗的题目叫《舟夜》。汪精卫向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失意得意不知在大海中度过多少个”舟夜”，所以说”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是指重庆和蒋委员长；日军猖狂便是”风仍恶”。对”舵手”虽无谴责之意，但已肯定了掌舵极难。不过在他认为已发现了一线光明——近卫是他的”镫塔”；可惜”镫塔”上的光，不是越来越强，无端跳出来一个平沼，成了浮云掩月之势。

“良友”自是指曾仲鸣；”百年沉”是指元朝——统一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于1260年；至1368年元亡，历时106年。他的意思是，眼前恰如宋之亡于元；一定要亡于日本了！因而用了”重见”的字样。

这当然是正好经过”零丁洋”的感触；但他自负比文天祥有办法，不必作”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叹。至于”检点平生”，”未尽”之”心”就是从未真正满足过领袖欲；这一次大概可以”满足”了。

平时周佛海早已到达上海，展开活动；罗君强在这年初春，公然跟他一个姓魏的长官要了600元旅费，飞到香港，作了周佛海的主要助手。当时日本方面跟周佛海联络的是西义显；因为高宗武最初赴日的任务，对蒋委员长有所报告时，都由周佛海经手转呈，而西义显对高宗武的情况非常清楚，所以由他跟周佛海联络，最适当不过。

4月初，西义显坦率地告诉周佛海，日本方面对高宗武已失去信心；以争取蒋委员长来主持谈和的”高宗武路线”，已遭拒绝。问周佛海今后的和平运动，应该如何做法。

在影佐祯昭已上了”北光丸”，专程赴河内去接汪精卫时，西义显这话无异明白表示，日本已决定扶植汪精卫。事实上这也在周佛海估计之中；今后如何做法，在陈璧君几次到香港，在九龙闹区尖沙咀的住宅中，与周佛海、梅思平筹议已熟，此刻是向日方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周佛海说：“采取言论的和平运动，为汪先生的原案；但我以为，只有言论，尚感不够。应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

这就是所谓”周佛海路线”；实际上是”陈璧君路线”。甚至也可能是”汪精卫路线”——汪精卫夫妇对他们的追随者，唱了一出”双簧”，汪精卫采取”言论的和平运动”：陈璧君私下表示应该采取”实际行动的和平运动”。而对外则由周佛海作陈璧君的化身，提出”组府”的”周佛海路线”，藉以掩护汪精卫。

周佛海对西义显的具体说明是如此：“如果日本政府能忠实履行近卫声明，我们亦可成立强有力的政府。但近卫的这份声明，分量还嫌不够；对最重要的撤兵问题，竟避而不谈，评价值已大为降低。倘能恢复我们所提原案，并忠诚付之实行，则庶几中日事变可以解决。现在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应飞往东京，直接征询日本最高当局的意见；如果认为条件不能接受，仍可返回民间的和平运动。如果日军能保证并尊重我们政治独立，即应毅然到南京组织政府。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准备向汪先生建议，请他接受。”

如果汪精卫肯作东京之行，便有”朝拜”的意义在内；仅在宣传上便可获致钜大的利益，所以日本方面毫不考虑地表示”欢迎”汪精卫到日本访问，有了这个承诺，周佛海的活动便更积极了。

由于”兴亚院”拨来的”关余”，每月有300万之多；经费宽裕，易于结客，周佛海拉拢的人很多。但比较重要的，只有4个，一个是无锡人赵正平，”维新政府”的”教育部长”；他是民初陈英士任沪军都督时的幕僚。周佛海与他的侄子，地方自治专家赵如珩在日本同学；赵正普通过这层关系，与周佛海接上了线。

第二个是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由他的关系，又拉拢了一批清朝末年达官贵人的子弟，如杨士气的侄子杨毓恂等人。第三个是大夏大学的校长，章太炎的侄女婿傅式说；他是”日本通”之一，浙江温州人，与梅思平小同乡。

第四个是富滇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袁砚公。他跟前面三个人不同，赵正平是过气政客；岑德广是纨绔”遗少”；傅式说虽为大学校长，而在学术界并无多大地位，号召力有限，而袁砚公是龙云及云南大老李根源的驻沪代表，他之参加”和平运动”，可能会影响云南的稳定，因而为军统判为制裁的对象，而且很快地被执行了。

但在中下层”干部”方面，由于自正金银行提来，整箱簇新联号的交通银行10元钞票的魅力，到设在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兵买马机构来登记的却很不少，筹备”组府”的初期，足已够用。但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粉墨登场的初步条件，虽已具备；而且陈璧君在内，周佛海、梅思平在外，交相”劝驾”；汪精卫却临事踌躇，不敢轻发。因为过去在政治上的翻覆，毕竟是在国内；如今却牵连到外敌！汪精卫不好货而好名；清夜扪心，不能不想到”身后是非”。

陈璧君心里雪亮，汪精卫要一个人来壮他的胆，这个人若非顾孟余，就应该是陈公博。顾孟余的态度很坚决，早有”割席”之势；而且陈璧君于汪系人物，唯一所畏惮的也只是顾孟余，不敢自讨没趣。因此，集中全力在陈公博身上下工夫。

到了香港，陈璧君去看陈公博，谈到组府问题，陈璧君表示汪精卫并无成见，决定召集一次干部会议，以多数的意见为意见。陈公博便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谈到汪精卫个人的利害，滔滔不绝地举出不应”组府”的理由。

陈璧君一直不作声；等他讲完，平静地说一句：“你自己跟汪先生去说。”

陈公博默然。于是陈璧君展开”攻势”，极力相劝；说只有陈公博对汪精卫是有说服力，而这分”说服力”只有在促膝倾谈时，才能发挥。

陈公博考虑了好久，终于还是拒绝了。

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方面由汪精卫打了电报；一方面由陈璧君再度作香港之行，向陈公博提出要求，如果他真的不愿参加干部会议，希望他派一个代表。

这时在香港能够代表陈公博发言的亲信，只有一个何炳贤。但是，何炳贤不愿淌浑水，一口拒绝。

禁不起函电交驰，只是动之以情，陈公博便又再一次去挽请何炳贤作代表，仍然遭到峻拒。何炳贤的理由是：去也是白去；因为如果能有几分之一的希望，劝得汪精卫悬崖勒马，还值得去一趟，无奈汪精卫的至亲，如陈春圃等人，已经在放空气，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之前，有一封信留给蒋委员长，中有”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的话；所谓”难易”，汪精卫的解释是，在本位工作上坚持到底，大不了一死殉国，这一点容易做到；将个人的一切抛开，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比较难了。由此可知，汪精卫已经决定”组府”了；召开”干部会议”，完全是表面文章。

此外有人为陈公博进一步指出，陈璧君只是利用陈公博。因为目前在汪精卫身边得势的周佛海与梅思平，都不是汪精卫的基本干部；梅思平分量不够，周佛海历史甚浅，他是西安事变后，汪精卫由欧洲兼程返国时，奉蒋委员长之命到香港迎接，因为谈得投机，才逐渐接近，过去并无渊源。既然如此，这个”干部会议”所作成的决议，汪精卫是可听可不听的；换句话说：“组府”不”组府”，完全是汪精卫个人的事。

但如有”陈公博”之字牵涉在内，情形就不同了，即令是代表，即令是反对”组府”，总还有一句话好说：“当时干部会议”，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参加的”。这个藉口可以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汪精卫的组府是陈公博他们都赞成的。

话虽如此，陈公博终于忍受不住情面的压力，苦劝何炳贤为他去了却一笔”人情债”。又说：不去有”默认”之嫌；去了，提出反对的理由，态度鲜明，是非自有公论。这个说法很有力；何炳贤终于同意，充当以陈公博代表的身分，参加了汪精卫的”干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