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在东北的故事。

那家好大一家人，3个儿子都已娶妻；8个孙子、5个孙女；还有居孀的姑奶奶也带着1儿1女住在娘家。此时都被唤了来见礼；金雄白、黄敬斋的年纪虽轻，但因算是老掌柜的朋友，所以年龄比金、黄还大的那家老大，以晚辈之礼，向客人请安。十来个从十五六岁到三四岁男孩子女娃，更是一叠连声”公公、公公”叫得热闹。

“真是，”金雄白摸着轻轻发烫的脸笑道：“把人都叫老了。”

“那可是没法子的事——”刘子川刚说了这一句；只见黄敬斋在向他使眼色，便走到一旁，看他有什么话要说。

“我不懂关外的规矩。”黄敬斋低声说道：“照这样子得给见面礼吧？”

“你们的情形不同。”刘子川想了一下说，”给亦可，不给亦可。”

“还是给吧！怎么给法？”

“给一个总的就可以了。你别忙，回头再说。”

他们在低声商量，那掌柜已经窥知端倪，不过世故已深，觉得不宜说破；说破了反倒像跟客人要见面礼似地。反正礼尚往来，如果真的给了见面礼，看情形在起货价款再让掉一些，作为补偿好了。

“请入席吧！”那家老大亲自来招呼。

走到饭厅中，只见圆桌中间摆着一个紫铜火锅、高高的烟囱中，窜出蓝色的火焰；关外春寒犹重，一看便有温暖亲切之感。

等客人坐定下来，调好作料斟满酒，那掌柜举杯相敬，笑着说道：“没有什么好东西请贵宾，除了肉就是鱼，简直跟二荤品一样。”

这是客气话，光是那支火锅就很名贵；名为白肉血肠火锅，锅底却有鱼翅、燕窝、哈士蟆、紫蟹、白鱼、凤鸡之类；这些珍贵食料却全靠一样酸菜吊味。酸菜切得极细，白肉片切得极薄，入口腴而不腻；鲜嫩无比，那股纯正的酸味，开胃醒酒，妙不可言。金雄白虽精于饮馔，这样的火锅，也还是第一次领略。

“留点量，留点量！”刘子川提醒他说：“回头尝尝那二奶奶的坛子肉。”

“坛子肉是东北常见的荤菜，不过做得好也要一点儿诀窍。”那掌柜说：“最要不得的是喜酒席上的坛子肉；哪儿找那么多小坛子，还扣好了作料分量，用文火去炖？还不是纯一大坛，临时找家伙来装，有名无实，简直就是红炖肉。”

说到这里，坛子肉上桌了；接着是一盘干烧鲫鱼。金雄白觉得坛子肉不过如此，对那条鲫鱼却非常欣赏。

“这么一尺来长的大鲫鱼，就在我们江南，亦是很难得了。”他赞叹着说：“无怪乎吴铁老说，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实在说，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富。”

“富是富，”那掌柜说：“富要是保不住，反而生灾惹祸。”

“这话倒也是，”金雄白说：“如果不是东北太富，当年日本人跟俄国人就不会在东北火拼。”

“啊！”刘子川突然想起一件事，”那掌柜，有句话我老想请问你。听说你在当年也是别拉窝契克。”

金雄白与黄敬斋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不由得相顾愕然；敖占春便低声说道：“两位听下去就知道了。”

“是的。”那掌柜点点头，”我还跟张效坤拜过把子呃！”

居然跟张宗昌是拜把兄弟，金雄白越发感兴趣；用心倾听，才知道”别拉窝契克”是句俄语，意思就是会说俄国话的通事。

这些通事，大多是下关东的”山东老乡”——在明朝，辽东与山东认同乡；所以相沿至今，仍称山东人为”老乡”。那掌柜下关东时，恰逢俄国人修中东铁路，他跟许多年轻力壮的同乡，作了”毛子工”——老毛子的工人；慢慢都学会了”毛子话”。及至日俄战争爆发，俄军要找许多通事；便由中东路局选派会说俄语的员工充任。在俄军中的职位高低，即以熟谙俄语的程度而定，居然有高到类似高等顾问之类衔头的职位的。

“不过，那到底是难得的一两个。说起来，老毛子打不过鬼子，实在也有他的道理。道理是什么？就是用的中国人不同——。”

那掌柜说，日俄战争时期，交战双方都极力想争取”地主”的支持，但路线不同，日本人争取的是知识分子；科举时代的知识份子，当然大部分是地方士绅。他们的这个工作，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以后就开始了，以”中日一家，同文同种”为号召；而且强调日本人都是徐福为秦始皇求海上仙方，所带去的300童男童女之后。同时礼聘了一些落破文人到日本去设馆授徒，教习汉文；为他们训练到东北来殖民的人才。

其中有个辽阳人，名叫于冲汉，他的”及门弟子”中，颇多士官学生，在日俄战争时，都已成为中级军官。一到辽南，首先就去拜访于冲汉，口称”老师”，执礼极恭。当时东北的百姓，都称日本军官为”太君”；现在居然出了个”太君之师”，自是地方上的大幸。于是惶惶然深恐身家难保的士绅们都庇於于冲汉门下；日本军亦就利用于冲汉展开游说笼络的工作，说他们是来帮助中国人打狼心狗肺的老毛子的；中国人帮助日军，即等于自助。当然也还有些小恩小惠，骗得人死心塌地，愿为日本人作走狗。

俄国军队却走的是劳工路线，以路局训练出来的一班通事为核心，争取下关东而尚未落户的山东老乡为他们卖命；张宗昌即是这班通事中的一个”头目”。

“我跟张效坤拜把子是在宣统3年。没有多久，革命军起义，他弄了200多人，其中还有老毛子，由大连上船到上海，打算去投靠沪军都督陈英士。开拔要钱；我卖了一家粮食行，得了4000银子，全都给他了，也是看出他将来一定会得意。可是——。”

可是张宗昌没有得意多少时候。民国7年辗转归入直系，驻湘西受吴佩孚的指挥；两年以后，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归；湘军驱逐湖南人称之为”民贼”的督军张敬尧，以致张宗昌在湘西站不住脚，拉队伍窜入江西，恰又为督军陈光远缴了械，处境非常狼狈。

平时直皖战争只打了10天，便判胜负，直胜皖败；”马厂誓师”的”元勋”段祺瑞鞠躬下台；而直系的灵魂吴佩孚，开府洛阳，声名如日中天。张宗昌虽然不喜欢”吴秀才”，但穷途末路；也只得暂且相投，心想是”老长官”，总不会不照应；谁知吴佩孕因为张宗昌的部队，纪律太坏，与土匪不过上下床之别，所以拒而不纳。

万般无奈，只得老一老脸皮，二次下关东；投奔”老帅”张作霖，”老帅”顾念旧谊，给了他一份挂名差使，衔头是”东三省巡阅使署高等顾问”，月俸千元；张宗昌往往一场牌九就输光了。”

“那时的张效坤，可真是虎落平阳，龙困浅水。”那掌柜把杯高谈，”我托人捎信给他，请他到哈尔滨来散散心。老弟兄嘛，就算他欠了我的情，这会儿他倒楣的时候，我也不能不理他啊。哪知道他不肯来，这么个大老粗居然还会掉书袋，道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就凭这份爱面子的心，我就知道他还能起来。果然——。”

果然，机会来了。民国11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两路进兵入关，张景惠的西路军先垮，他亲自带领的暂编奉天第一师，为直军缴了械；下辖东北军第2、第6、第9混成旅，溃不成军。东路军是张老帅的精锐，亲自担任总指挥；但受了西军的影响，亦不能不撤至山海关，结果是由英国传教士调停，在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8条和约。直军的代表是第23师师长王承斌；他是辽宁兴城人，自然帮奉军的忙，在谈和的条件上，很发生了一些有利奉军的作用，张老帅也很见他的情。

战争结束，奉军退回关外。徐世昌在直系的压力之下，早就发布了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及蒙疆经略使的”本兼各职”；所以老帅在和约签订的第3天，”自立为王”——由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他对这一次入关锻羽而归，认为奇耻大辱；一到部队撤回，立即筹划整编。经过此番考验，他已彻底承认一个事实；由小站系统而来的”新建陆军”，不但不新，而且老朽腐败，决不能再用了。因此，原来以总参议杨宇霆为首的日本士官毕业生，如李景林、姜登选等人，都获得重用。不过新派军官中，发生作用最大的一个，却不是士官生，而是奉天武备学堂及陆大出身的郭松龄。

但是郭松龄与杨宇霆是对立的；那种情形就像荣禄之与翁同龢，只是张作霖父子不同于慈禧母子，所以郭松龄虽是”少帅”的人，仍为老帅所看重。至于张学良之于郭松龄，是亦师亦友，十分尊敬；郭松龄对于张学良，亦是尽心辅弼，其许甚至，对老帅当然也是忠心耿耿，但由于杨宇霆的挑拨压制，难免有隔阂之处。

“那是民国11年秋天吧，有一天张效坤忽然又来找我了。他跟我说，现在有个机会；这个机会非抓住不可。我问他是什么机会？他说老帅要报仇，招兵买马，还要跟吴秀才大干一下子。他这一说我懂了，他如果有人有枪，就不必再干那个不顾不问也不高的高等顾问了。至于找我，不用说，招兵买马要钱。那时我的买卖正旺，凑了5万大洋给他。”

原来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宗昌虽未随军入关；而在奉军倾师而出，后路空虚时，张宗昌却立过一场功劳——为张作霖所赶走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有个女婿叫高仕傧，与吴佩孚暗通款曲，被委任为”吉林讨逆军总司令”；高仕傧富贵念炽，同时也要为岳父报仇，运动他的旧部”中东路山林剿匪司令”卢永贵，自中东路终点，向西直扑哈尔滨。

后方生变，前方自然震动；不过张作霖根据情报研判，高卢所部连招抚收编的”红胡子”，不过一万五六千的乌合之众，还不足以动摇。想起张宗昌会打烂仗，当即发了一道电令，命张宗昌相机截剿。

于是张宗昌带领不到1000的人马，东向迎敌；敌众我寡，心里不免惴惴然。那知一路打听军情，都说高卢在一个名叫海林的小站，按兵不动；深入侦察，才知究竟。高卢二人，根本不懂用兵；那一万五六千人，沿路分兵布防，到了绥芬以西的第一大站牡丹江，已去十分之三四；而牡丹江以南百把里，就是有名的绝塞宁古塔，铁路有支线相通，那里驻有正规的奉军一团；高卢认为如果置之不理，有被拦腰截断归路的可能。有人献议，奇袭之师，贵乎神速；只要兼程而进，拿下了哈尔滨，东路各地守军，可以传檄而定。高卢二人，却下不了决心；为防设在列军中的司令部，受到宁古塔守军北上正面的袭击，特地将司令部移到牡丹江以西的小站海林，瞻顾迟疑，有半个月之久，始终在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自困局面之中。

这下张宗昌将高仕傧、卢永贵看透了，是一对饭桶。于是跟路局多要铁汽车厢；下令关紧车门，免得被人窥破虚实；然后命司机以全速向东疾驰。

高、卢二人慌了手脚，派刚刚招来的民兵当第一线迎敌；收编的”红胡子”居第二线；作为基本队伍的山林警卫队，保护司令部。他们的打算是，牺牲民兵，以挫其锋；便可靠”红胡子”来替他们打一场硬仗；万一失利，带领基本队伍向后转，犹可自保。那知民兵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有连放枪都不会的；到得张宗昌部下的那班亡命之徒，吹号冲锋，一面呐喊张威；一面乒乒乓乓乱扔手榴弹，吓得双腿发软，不战而溃。

这一来牵动了第二线的”红胡子”；高、卢一看情势不妙，赶紧后撤，先退绥芬，继退东宁。张宗昌穷追不舍；高卢二人不能不化装逃走，结果仍旧被抓住，奉”老帅”从关内来电：“就地正法”。

张宗昌虽立了这场功劳，却只得了个”绥宁镇守使”的虚衔；因为奉军的排外性很强，认为张宗昌是客卿，不宜予以兵权；新派的将领，特别是郭松龄，又根本看不其他，以致饷械两缺，郁郁不得志，及至得到”老帅”决心整军经武的消息，张宗昌特地赶到沈阳，跃跃欲试的神情，溢于言表；不道为人品了一盆冷水。

泼冷水的是负责实际整编训练责任的郭松龄，本来”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的统监是吉林省长孙烈臣，以张作相、姜登选为监副；参谋长在名义上是张学良，事实上由郭松龄代行职权。

“东三省不是没有兵，是兵太多了。整编的目的在汰弱留强；训练的目的在能适应现代化的战术。老兄是有名的勇将，带的兵也能打；不过程度太差、纪律也有点问题。老兄，请恕我直言。”

意在言外，张宗昌招来的亡命之徒，正在淘汰之列。他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心里自然不服；但亦无奈其何。怏怏然回到了防区，始终对此事耿耿于怀。

过不多久，又来了一个机会。白俄谢米诺夫为红军所压迫，遁入中俄边境的绥芬一带，张宗昌灵机一动，向谢米诺夫大表同情，建议他借地安营。谢米诺夫穷无所归，愿意接受改编。张宗昌来找那掌柜，有了那5万大洋，事情就好办了。

谢米诺夫的残部一共4000多人；再招上一批山东老乡，总共7000，号称一万，军饷是自己发行的”军用品”，用白纸填上一个数字，或是5元，或是10元，盖上绥宁镇守使的大印，在当地使用，谁敢说它不是钱，至于那5万现大洋，是要带到沈阳作交际应酬用的。

果然，在沈阳窑子里，一场牌九推下来，便有人替他在张作霖面前说好话：“张效坤替老帅把白俄勇将谢米诺夫拉过来了。他的部下，个个能征惯战，而且家伙都是最新的。有这么一支红眉毛绿眼睛的队伍，摆出去都能唬人。”

张作霖被说动了心，许了张宗昌一个旅的番号。”老帅”的命令，郭松龄不敢不遵；但心里却始终轻视张宗昌，于是通过张学良提出意见，说张宗昌的部队，须先经过一番考验，要确实证明能够打仗，才可给给予番号，编入序列。否则不符”整理”的原则。

张作霖一听有理，吩咐照办。于是郭松龄拟了一个演习计划，以集中在辉发河南岸，即名辉南，等候点编的张宗昌部队，向西渡蛤蟆河进攻；守军是李景林所部的原第七混成旅。在假想的”作战计划”中，给予张宗昌的任务，非常艰苦；指定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进攻路线，爬高山、下池塘，不准规避取巧，而且限期非常紧迫。一看就知道是在整人！

“他奶奶的，郭茂宸这小子简直不是人揍的！”张宗昌一面骂，一面下了决心：“好！俺干！叫你小子看看俺老张不是孬种。”

张宗昌身先士卒，亲自跑在前面领队；”演习指挥部”逐日有情况下达，往往刚息下来要”埋锅造饭”，军用电话中传来了命令：“立即开拔，限某时到达某地，截堵敌人。”这样折磨，几乎要把他的部下逼得发疯。

而且张宗昌发现，在这次作战演习中，隐伏着杀机。郭松龄的计划相当周密，沿路警戒，如果他的部队受不了而零零星星”开小差”，抓住了立即以军法从事，就地枪决；到演习终了，如未能达成任务，可想而知的，不被收编，即被缴械；倘作反抗，李景林已经获得授权，可以用”机枪点名”。

因此，张宗昌深切了解，这一次假想作战的失败，后果比真的从火线上垮下来还要严重；但怕影响士气，对部下不能说破其中的道理，只是不断地鼓励，要大家无论如何得咬紧牙关拼到底；”一到了目的地就好了！”这”好了”之中，包括娼赌在内。

到得演习日程，预定攻占阵地的时刻；张宗昌带着他的五光十色的部队，居然渡过蛤蟆河，到达目的地。张宗昌一半是真的竭蹶不支；一半是做作，到得”统裁官”所在地的一处高地前面，从马上一个筋斗翻下来——他的腿长，实际上等于由马上跨了下来，随即扑倒在烂泥地里，口吐白沫，即还力竭声嘶地大喊：“杀啊！冲啊！”

亲临高地观阵的”老帅”大为感动；郭松龄亦无法再事苛求，反而送个人情，作了很好的一篇讲评。张宗昌的愿望达到了。

到了民国13年4月，吉林督军孙烈臣病故，遗缺由张作相接任，让出第27师的番号给”少帅”张学良。吴俊升仍是29师师长。这两师的番号是北方政府所承认的；另外”暂编奉天陆军第一师”，派李景林为师长。依照郭松龄的建议，所有的部队，整编为27个步兵旅，5个骑兵旅，每旅以3个团为标准，用统一番号。张宗昌是”东三省陆军第三旅”旅长；郭松龄是第二旅旅长，下辖步兵三团之外，另有炮兵一团，兵强械利，是”老帅”的”羽林军”。

张宗昌也是粗中有细的人物，看出郭松龄必将大用；李景林正在走运，于是倡议结盟，老大李景林、老二张宗昌、老三郭松龄、老么张学良。这4个人在关帝庙里磕过头；也还要给老帅磕头。行完大礼，张宗昌代表”异姓手足”，有所陈述。

“我们给老帅打天下。”他说：“大家都不要地盘；只要老帅多赏点儿钱，让俺弟兄玩儿得痛快就行。”

平时直系名义上的领袖曹锟，得”安福系”之助，以重贿当选总统；张作霖认为师出有名，再度讨伐曲时机成熟了，于是由郭松龄派他所资助的留日学生戴世才，到四川活动，联络刘湘，预备大举。到得13年9月”齐、卢战争”爆发，齐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卢是浙江督军卢永祥，一为直系，一为皖系；皖系亦曾为直系所败，所以张作霖通电响应卢永祥；同时声明奉天因受直系压迫，非一决雌雄不可。

于是直奉双方，立即展开了军事行动。奉方讨直的部队，仍称为”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以总参议杨宇霆为参谋长；下辖6个军，以第三军实力最强；这一军的军长、副军长，正是张学良、郭松龄。

作战的方略是第三军与姜登选的第一军，组成联军，担当山海关正面进攻；李景林为正、张宗昌为副的第二军与第六军旗兵，西向热河，分攻朝阳、赤峰；第四、五两军是由老将张作相、吴俊升率领，便让他们布防在锦州、绥中一带作为预备队。

部署既定，下令开拔；曹锟得报，忧心如焚，以十万火急的电报打给开府洛阳的吴佩孚，催促他进京，共商大计。

吴佩孚也知道直系的将领，各怀私心，貌合神离；新兵既未练成，粮饷亦有问题，跟兵精粮足，唯张作霖之命是听的奉军，不可同日而语。但既已成为直系的实际领袖，自然责无旁贷，硬着头皮，专车进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

奉军兵分三路，吴佩孚针锋相对，在颐和园四照堂点了三路人马，第一军彭寿莘是主力，抵挡山海关一路；第二军王怀庆对敌朝阳方面的李景林；第三军冯玉祥出承德去应付奉天的骑兵。另外又预备了10路援军，总兵力不下20万人之多。

冯玉祥以翻覆出名，吴佩孚对他当然存着戒心，一方面许以奉张一垮，保举他做东三省巡阅使；一方面却以十路援军，部署在京畿各地，目的是防冯玉祥有异心。结果，他还是在黄膺白策动，段祺瑞支持之下，倒了吴佩孚的戈。结果是曹锟被囚，”秀才”被放，连带溥仪被逐；仿佛明朝徐有贞一手策划”夺门之变”那样，黄膺白一手造成”首都革命”，也是件得意之事。

不过，就算冯玉祥不倒戈，吴佩孚也未见得能免却失败的命运，因为其余两路打得也不好，王怀庆一军首告失利，热河的朝阳，开鲁先后失守。攻山海关的第1、第3联军。由郭松龄自左翼攻击榆关正面；韩麟春自右翼攻击九门口。直军居高临下，坚守阵地，在形势上处于有利地位，因而一时无法拿得下来。

出海关不破，即令热河方面得利，并不能改变大局；于是两军正副军长姜登选、韩麟春；张学良、郭松龄聚在一起研究，决定了声东击西之计，山海关正面留一个旅，两个补充团，作为佯攻；郭松龄带三个旅，增援右翼，集中全力攻九门口。

九门口又九门水口，亦就是吴三桂请清兵，多尔衮大败李自成的”一片石”。山海关的”边墙”自南而北，一折往西，关隘无数；最南面靠海的一道关，在明朝名为南海口关，又名老龙；此关之西30里便是秦皇岛。如果能出奇兵，由北面义院口关已经夺得的据点石门塞，出击吴梅村”圆圆曲”中所谓”电扫黄巾定黑山”的黑山窯，往南直指秦皇岛，则守九门口与检关的直军被截归路，可不战而成擒。

郭松龄即是照此计划进行，一战成功，俘敌上万，直军主将援军总司令彭寿莘浮海而逃。

在此以前，当成功在即时，姜登选、韩麟春认为攻九门口是第一军的任务，让郭松龄抢了功去，面子上太不好看；因而打算让郭松龄指挥预备队，由他们进逼秦皇岛。郭松龄当然大表愤激；结果是由张学良作主，仍照原案进行。可是”将帅不和”的现象已经很明显了。

姜登选、韩麟春是杨宇霆的羽翼。郭松龄与杨宇霆势成水火，已非一日；两人除了公事，私下不交一语。这一次九门口争功，彼此之间的裂痕更深；因此等得清理战场，处置善后时，杨宇霆使出一记”杀手锏”，而郭松龄又不卖帐，终于使得张家父子变生肘腋。

事情发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郭松龀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将所俘直军除用来补充各部队的缺额以外，多下的人编为三个补充旅，而且选拔有功的军官担任旅长，已经正式布达。那知张学良将这件事报告”老帅”时，由于张作霖早就有了杨宇霆的先入之言，一口拒绝。

杨宇霆不断在”老帅”面前强调的是：“郭茂宸兵权日重，不是好事；汉卿左右，可以另找军事专才辅助他，不必让郭茂宸一把抓，免得尾大不掉。”因此，张作霖决定将所俘直军连同武器，拨交第一军编成两个师：郭松龄不得擅自处置。

于是张学良电告郭松龄，立即停止进行编组工作；但生米已成熟饭，新任三旅长以外，谁当参谋长、谁当团长、谁当营长，亦已宣布，大家正在弹冠相庆之际。如果突然改变既定事实，影响威信，打击士气，后果颇为严重，因此，郭松龄拒绝接受命令。张学良无奈，只能婉转陈情，将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老帅”准是准了，但大大地发了一顿脾气，对郭松龄表示极度不满。

平时入关奉军已长驱南下，一条纵贯南北的津浦铁路，所经4省，都换了督军，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安徽姜登选、江苏杨宇霆惟独郭松龄向隅。

同功不同酬，眼看他人膺任方面，郭松龄心里已经很不是味道；更想到当初结盟的约言，道是决无地盘思想，结果李景林、张宗昌还不是各占一省？他更有一种受愚的感觉；想来想去一口气咽不下，牢骚便发在张学良身上。

“跟老帅，走老帅路子的，都得意了！只有跟了你这个倒楣蛋，连带我亦倒楣？当初说好的，只帮老帅打天下，不占地盘；现在呢？”

张学良不作声。他有个想法：相知贵相知心；郭松龄应该知道，一旦他继承了”老帅”的事业，水涨船高，如果他是东三省保安司令，他就是副司令，权位岂止一省督军而已。如今论功行赏，”自己人”，当然放在后面；郭松龄应该想得到这个道理，倘若想不到，解释亦属多余，所以默不作答。

这是民国14年9月间的话，隔不了两个月，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傅芳，派兵攻杨宇霆，与浙江省长夏超，联名通电，指斥奉军违反淞沪永不驻兵的前令，声明讨伐张作霖。同时联合江苏安徽为奉军压迫的军阀，分五路发动攻击。杨宇霆、姜登选未稳，仓皇遁走。到得关外，力劝”老帅”对东南用兵；平时郭松龄正在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奉召兼程赶回沈阳，发表他为第十军军长，隶属于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驻泺州，为驻天津的张学良、驻沧州的姜登选作接应。

这时的郭松龄，早已有了异心。他是为冯玉祥看中了是个人才，当然也知道他有满怀牢骚要发，所以借在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国内各地占山为王的军阀，都派有代表赴日的机会，跟郭松龄搭上了线，只待俟机而动。现在，机会来了！

冯玉祥要这样做原因是，对于奉军日渐增强的兵力，深感威胁。原来当奉军大胜，第一、二、三军长驱入关时，冯玉祥早经向段祺瑞表示过，直、奉两军虽是水火不容，他却应该是例外。段祺瑞拍胸担保，冯玉祥对张作霖帮忙极大，绝不会以仇敌相视。

可是段祺瑞是捡来的一个”执政”，并无任何力量，可以让奉军俯首听命；尤其是前线将领，气焰更甚，李景林一到就占领了城外各处要点；郭松龄带一个团驻在黄寺，控制北城，确保通路；张家父子在北平原有私邸，在西城麻线胡同，本为清初八”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府邸，房子极大，驻一营卫兵，犹自绰绰有余。从11月24，张作霖进京起，顺承王府就成了北京的政治中心，门庭如市，气势慑人；要冯玉祥的部队，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的防地给奉军。

这时的西北军，已改称国民军，下辖三个军，冯玉祥以总司令兼领第一军；第二军胡景翼、第三军孙震，认为奉张咄咄逼人，无法忍受，深夜联袂去访冯玉祥，建议将张家父子”干掉”。3个人研究了一个通宵，终于因为此举后果严重，即令如”首都革命”那样侥幸成功，亦不知何以善起后，只得放弃。

张家父子不知怎么得到了这个情报，危地不宜久居，两天以后，离京到天津；这里有李景林的部队，足以控制一切。但暗中的矛盾仍在，于是由段祺瑞出面调停，以皖系的卢永祥当直隶督军，作为缓冲：让出保定，大名的防地给李景林；河南则划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由胡、孙二人分任河南的督军与省长；冯玉祥仍旧去做他的西北边防督办，将他的第一军分驻热河、察哈尔、绥远一带。不过他是不甘寂寞，而且天性善变的人，一方面感觉到受了奉军的压力，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又想象着能够”干掉”张家父子，自己的地位，马上就可以一跃而为可与广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那是多么令人心醉的一件事！

但是，他也知道，即令能够杀掉张家父子，并不能控制奉军；所以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在奉军内部找人合作。恰好有个装了一肚子肮脏气的郭松龄，可以利用。

平时由清末保皇党、立宪派蜕变而来的进步党失势已久，想在军阀中找几个有头脑、有办法，也有力量的人，作为扶植的对象，等他们”马上得天下”以后，由他在马下”治天下”。当时所觅得的对象，第一个是孙傅芳；蒋百里、了文江、张君劢这一班学有专长第一等名流，都是”联帅”幕府的上客；第二个是冯玉祥，由徐谦在策动；这一次又找到第三个，就是郭松龄，由进步党的要角，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亲自出马，辅佐郭松龄。

因此，郭松龄接到召回的电报后，由日本坐船到了天津，不回滦州防区，托病住入天津义租界义国医院，邀集亲信，密商大计，决定跟冯玉祥签订一件”密约”，由冯玉祥在道义及实质上支持他打回沈阳，以后便以山海关为疆界，由郭松龄去埋头”建设”。交换条件是郭松龄的部队，须改称”东北国民军”，表示是冯玉祥的系统。

奉军的精锐在郭松龄手中，又扼守滦州，只要一出山海关，便成席卷之势；唯一的顾虑是直隶督军李景林抄他的后路。因此，愿以承认李景林直隶督军的地位，并将热河划归直隶作条件，换取李景林的合作。李景林是河北人，在关外多少受到猜忌；见此光景，虽未正式承诺，却已表示默起于心。

那时军阀打仗，干戈未见，笔墨先发；以”电报战”作为序幕。这一次郭松龄的倒戈行动一开始，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觉得他是忘恩负义；为了师出有名，更为了争取同情，这场”电报战”尤其重要，因而特地礼起此中”高手”饶汉祥，置诸后帐

这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举人出身；他会做婆婆妈妈、痛哭流涕的文章，替黎元洪所拟的通电，恰好符合”黎菩萨”这个外号。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说他文章恳挚过人；有人说他文格太卑。当然，既谓之通电，不是做给极少数文宗看的；能够感人，便能争取谅解与支持，他的文章就管用了。

到得11月22那天，郭松龄在滦州召集所部团长以上的军官开会，慷慨陈词，以至于自我激动得号啕大哭；不得不由他的妻子韩淑秀代为宣布，要回师打回沈阳。他的部下无不大惊，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及至郭松龄收拾涕泪，提出主张：退回关外，驱逐军阀和罪魁祸首杨宇霆；此后埋头建设东北，永远不再参与内战。要求赞成此一主张者，在会议录上签名。接着，便展开了4项行动；第一项是成立总司令部，依照与冯玉祥的约定，改称”东北国民军”；将第三方面军团，改编为4个军。第二项是发出3个通电，除了宣布杨宇霆的罪状，要求立即罢免以外，最主要的当然是请”老帅”下野，”少帅”接位。

这通电报自是饶汉祥的精心之作，首先痛陈兵连祸结，既苦百姓，又足以召外侮，接着用”曹玮代兴，下皆效命，传之青史、播为美谈”，将张作霖比作宋朝开国名将曹彬；笔锋转到张学良身上，说”汉卿军长，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骑风云而直上，历雷雨而不迷。”以下自叙效命之忱，”松龄夙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劻，竭诚匡佐”，由”更张省政，德制辽疆”以达于”三省富强、四邻和睦。”到那时候，”老帅”尽可”翩翩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命名，享会公之乐事。果箕裘之尽善，曾洒脱以何妨？”电报到了沈阳，急得绕室彷徨，除了求援于”老兄弟”吴俊升以外，别无长策的张作霖，听人解释这两句话，道是”郭茂宸说，只要少帅能把千斤重担顶得下来，老帅不防潇潇洒洒地把权柄交了出去”。为之啼笑皆非。

第三项是临时期意，得报安徽督军姜登选的专车过境，派兵把他请下车来，扣留不放。第四项是派人到北京去接林长民；目的是要他来办对日本的”战时外交”。

原来清朝跟日本所订，有关南满铁路的条约，附有极苛刻的条件：铁路沿线若干里以内，保有种种特权，尤其是使用南满铁路运兵，非日本合作不可，因而一再打电报给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保证”对于东北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的权利，必予尊重”，请他”转达日本政府，通饬所属驻东北文武官员，严守中立。”他之不直接跟关东军打交道的原因是，深知关东军跟张作霖有交情，不必自讨没趣；希望用日本政府这顶大帽子将关东军压下来，此为釜底抽薪之计。可是，日本政府不合作；或者芳泽谦吉亦倾向于张作霖这一面，却又为之奈何？

这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以”币原四原则”为依归；币原是指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他在欧战结束后，代表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与中国代表谈判交还山东问题时，深深感到如”二十一条条件”为象征的日本侵华路线，对日本未必有益。因此，在民国13年7月，参加加藤内阁为外相，在向日本国会发表就任演说时，提出对华外交方针，本乎4个原则，以比较地尊重中国为主。这4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币原立即宣布了日本的立场，是采取中立态度。那一次固然有军部干涉，到底在暗中介入了战争；但币原外交的本质，仍旧使人对币原充满了信心；郭松龄就是深信此一原则必能实现的一个人。

除此以外，郭松龄另有一条路子，可以通到日本内阁，这条路子是从林长民身上找到的。林长民有一个换帖的弟兄，在台湾大大有名；此人名叫辜显荣，字耀星，鹿港人。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就常在福州、上海做生意。及至黄海潜帅，割让台湾，义师纷起，清朝指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交割台湾；就像法院拍卖人家的不动产一样，不负责点交，只在基隆外海的船上，办一个手续，日本人要想接收台湾，还得自己大动干戈。

于是日本派遣驻辽东的近卫师团向台湾出动，由能久亲王北白川宫率领，在光绪21年端午那天到达基隆；第二天自三貂角附近的澳底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派兵堵击，兵败溃退，台北大乱。日本军人生路不熟，不明虚实，要想找个向导；就这时候辜显荣出现了，恰如230年前，他的泉州同乡前辈李光地迎清兵，将日本”皇军”由间地领到台北。以后又接连为日本立下几件大功，换来好些物产专卖的特权，成了台湾的巨富。

但是，在政治方面，辜显荣却还没有什么地位；他从日本政府中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不过是代表”岛人”参加大正天皇即位大典；以及当昭和天皇在东宫巡视台湾时，获得一座三等的瑞宝勋章。为了要想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便有人配合币原外交的趋势，想出一个”日支亲善努力”的题目，获得日本政府许可，而有北京之行。

此行始于大正14年，正也就是民国14年的4月底，由辜鸿铭陪同，自东京出发，经汉城，过沈阳到达北京，由林长民、熊希龄接待，见了执政段祺瑞；而且通过黄膺白的安排，特地到张家口跟冯玉祥见了面。林长民送了辜显荣一张照片，上款题的是”耀星吾哥大人惠存”；下署：“乙丑初夏如弟长民敬赠”。有这样深的交情，又有币原四原则在，照郭松龄的打算，由林长民通过辜显荣的关系，一定可以达到利用日本内阁来压制关东军不准干预他的倒戈行动的目的。当然，林长民亦是有此自信的。

这是郭松龄方面的如意算盘，但林长民却根本没有想到，在郭松龄出师回国的作战过程中，还要去替他解决外交问题——他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进步党的成员，都非突然崛起的无名小卒，而是过去已有相当地位的名流或政客。活动的方式，亦多走高层路线；与冯玉祥专门打入对方的中下层，去挖人家的墙脚，恰好相反。这样就必须要维持一个相当的排场，养着一批或多或少的食客，以供奔走；至于日常应酬、更不可少，所以每个月开支可观。北京平时还保持着前清的惯例，除了打发下人的赏钱，及”逛胡同，叫条子”的车饭费以外，什么都可以挂帐、三节结帐，遇到端午、中秋还可以搪塞一番，到了年下就非开销不可；林长民即有这样的苦楚。

论人材，林长民不失为第一流；讲关系，各方面也都说得上话，但民国诞生以后的北方政局，由袁而黎，由黎而冯，由冯而徐，以致黄陂复出，曹锟贿选，到此时的段祺瑞执政，除了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辞职，冯国璋扶正，段祺瑞组阁，进步党人弹冠相庆，林长民做过”三月司寇”以外，一直就没有得意过，问题是出在他急功好利又好名之过。

林长民为人处世有个大毛病，自以为他开出口来，对方一定要卖帐，答应得稍为不痛快些，他就会翻脸；而且疑心病极重，因此吃了大亏。

当徐世昌当总统时，曹汝霖曾推荐林长民为秘书长；徐世昌深谙黄老之学，以简静无为是尚，如何能要一个急功好名、喜欢生事的幕僚长？因而答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这话传到林长民耳中走了样；他疑心徐世昌要用他，而曹汝霖在破坏，就此记恨在心。

这年——民国7年腊月，林长民年关过不去，向曹汝霖借3000块钱；曹汝霖也答应了。他当时是蝉联了三任的交通总长，年下极忙，忘了把钱送去；到得新年方始想起，急忙派人补送；那知林长民大怒不受。曹汝霖不知他的怒气从何而来，向人请教，才有林长民的一个同乡告诉他说：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福建最忌。林长民以为曹汝霖是有意如此，如上海之所谓”触楣头”，所以勃然而怒。

到了第二年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林长民一看机会到了，在《晨报》以”山东亡矣”为题，揭露了许多秘密，因而激起了学潮，成为”五四运动”。不过林长民的目的是要报曹汝霖的仇，所以到北大附近去演说，集矢于责任最轻的曹汝霖，肆意诋毁；结果学生去砸了曹汝霖的住宅。后来又策动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世昌正要抑制段系势力，落得顺水推舟，无中生有下了个”辞职照准”的命令。

这个睚眦之怨报复得曹汝霖惨不可言。不但落了个”卖国贼”的名声，而且殃及子女，在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不过，林长民损了他人也损了自己；还损得很重。

原来巴黎和会开幕，中国被邀列席，由外长陆征祥担任首席代表；徐世昌特在公府内设置外交委只会，作为和会代表团的指导机构；聘请外交界耆宿，历任教育、交通、外交总长的汪大燮为委员长；派林长民为事务主任，主持日常业务。林长民就是利用了这个得以接触一切有关和会的机会，以及在欧洲漫游的梁启超所供给的消息，对曹汝霖展开恶毒的攻击；最不喜多事，又最怕林长民多事的徐世昌，偏偏就遇到林长民惹来这一场学潮，自然大为生气，将林长民找到公府大大地训了一顿，责备他”放野火”。外交委员会因此撤消，林长民的事务主任自亦不存。

于是林长民到欧洲去逛了一年，在英国还很用心地研究过”费边社”。回国不久，发生”首都革命”，段祺瑞复起执政；平时正由湖南首倡”联省自治”之说，福建代表进京请愿，以”闽人治闽”。林长民看准是个机会，一番游说，福建代表便提出要求，希望林长民去当福建省长。

段祺瑞左右有两个亲信的福建人，一个是曾云霈，与徐树铮为段祺瑞的一文一武两智囊；一个是梁鸿志，由曾云霈保荐为执政府的秘书长。曾云霈很想帮他们的忙，但要等机会，因为段祺瑞对林长民的印象，本不甚佳，而梁鸿志与林长民一向不和；此外的阻力就是曹汝霖了。

曹汝霖为段祺瑞出过大力。当马厂起义以前，段祺瑞在天津只找4个人商量，除了左辅右弼的曾云霈、徐树铮以外，一个是请张君励去策动冯国璋、而自己在力劝段祺瑞起兵攻张勋的梁启超；再一个就是最后到的曹汝霖。

段祺瑞跟曹汝霖说，他已经决定反复辟，但近处可调的军队，只有驻马厂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一定会听命。就怕冯玉祥为段祺瑞调为直隶边防司令，解除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职务，心中不快会捣乱。冯玉祥还住在廊坊，是进京必由之路；十六旅也仍旧听他的指挥，倘或半途阻挠，第八师未见得能顺利进兵。不过此人名利心很重，有办法可以疏通。目前最要紧的是钱；倘有150万，大事可成。问曹汝霖有没有办法筹到这笔款子？曹汝霖认为只有向直隶省库暂借。那时的直隶督军是曹锟，虽在支持复辟的”督军团”中，却已向段祺瑞表明了反对张勋的态度；所以跟直隶财政厅打得上交道。当时将厅长汪士元请了来，说知究竟；汪士元表示库空如洗，不过有开滦的股票100万元，市价高于面额。只是仓卒之间，何从去押借如许巨款？

这就要看曹汝霖的办法了。他悄然带了股票进京，怕正金银行因为牵涉到中国的内政，态度持重，不愿接受；所以去找三菱公司的”支店长”秋山昱，很顺利地照片面抵借100万元，办好手续，带了天津正金银行兑付的支票，当天赶回天津，太阳还未下山。

这是溥仪第二次做皇帝的民国6年7月1日的话；第二天段祺瑞嫡系的盐务署长李思浩，由北京带来”监馀”款50万元；第三天便有”马厂誓师”之举了。

那篇檄文出于梁启超的手笔，自然不同凡响；段祺瑞慷慨登坛，一战成功，将自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正带着携有机关枪的卫士”上朝”的”辫帅”张勋，逼到了荷兰公使馆避难。段祺瑞搏到了一个”再造共和”的美名，入京组阁，名利双收，完全得力于临时能筹得收买冯玉祥的一笔巨款，所以段祺瑞对曹汝霖格外另眼相看；他对林长民既有连袁世凯的二十一条都架弄在他头上，落得个”卖国贼”的恶名，自是恨之入刺骨，在段祺瑞面前绝不会说林长民的好话。曾云霈也是因为有这些阻力，需要慢慢化解，才劝林长民稍安毋躁。

可是，林长民又何得不躁？因为第一、江南已是孙传芳的天下，段祺瑞连他的门生福建督军王永泉都无法庇护，在北京又深受冯玉祥的威胁，还能”执政”几时，实在难说。

其次，年关将近，不知何以卒岁；如果膺聘到关外，将来如何不说，至少一笔”安家银两”，可救燃眉之急。因此，虽有少数知道这件事的同乡知交，劝他出处与慎重；他总说”已经答应了人家，不能不践约去走一遭”。甚至连将成儿女亲家的梁启超，亦只得了他一个口信，说是”此行以进为退”，使得梁启超颇为困惑，不知意何所指。其实他的意思是，收了人家的聘礼，不能不有此一行，这是进；践约出关，对郭松龄及介绍人都有了交代，随时可以托故抽身，这是退。但非这么走一趟，无法安居林下，这才叫做”以进为退”。

平时冯玉祥通电声讨奉张，李景林通电脱离奉系，孙传芳通电声援郭松龄，并助军费40万元，形势对张作霖颇为不利。郭松龄亲自指挥的攻势，亦很顺利，张作相、韩麟春、汲金纯、汤玉麟等部，逐次抵抗，但都失败，郭松龄下榆关、破连山，12月初四占领锦州，下令歇兵。

锦州是用兵必争的关外第一个重镇。清太宗5次侵明，一次直逼北京城下，但不能得尺寸地，是因为必须破山海关才能保持进兵输粮的运道畅通；而欲破山海关，又必须先下”关外四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所以清太宗第六次侵明，决计先攻锦州，筑长围以困明军；洪承畴、吴三桂领兵13万赴援，守松山以与锦州呼应，苦战经年，方得成功。

相反地，用兵关外，亦须先巩固锦州，作为兵站，然后才能强渡大凌河，直取沈阳。郭松龄在锦州歇兵，一方面补充御寒服装，一方面修复为奉军破坏的大凌河桥，需要好几天的耽搁；就在这时候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一个是热河都统第三师师长阚朝玺的参谋长邱天培。

邱天培与郭松龄的心腹高纪毅、刘振东是同学；到了锦州先找高、刘密谈，先取得支持，方始去见郭松龄，提出一个郭、阚互利的合作计划。保全张作相，攻倒吴俊升，让出奉天省。换句话说：奉天张作霖、吉林张作相、黑龙江吴俊升的局面，改为奉天张作霖、吉林张作相、黑龙江阚朝玺。

郭松龄心想，自己辛苦打出来的天下，让张作相，阚朝玺坐享其成；而且三分有二，这叫什么合作？当下严词拒绝，表示阚朝玺如愿合力倒张，自所欢迎，不过应该将部队交出来改编；阚朝玺调总司令部服务，待事起以后，另行任用。

讨价还价，简直南辕北辙，怎么样也接不上头。邱天培觉得仆人最甚的是阚朝玺交出军权，还要调至总司令部；那不是有罪”察看”？

在等候消息的高纪毅、刘振东；还有一个与邱天培亦是旧好的刘伟，一看邱天培的脸色，便知不妙；及至细问究竟，都觉得郭松龄犯了极大的错误，事关成败，不容缄默，联合兵站处处长张振鹭，向郭松龄进言。

他们的说法是：“天寒地冻，本军官兵，苦战兼旬，莫如接阚朝玺的条件，以分散敌人兵力，瓦解敌军斗志。因为我方如答应保全张作相地位，他一定退出战斗，坐观成败；阚朝玺进攻黑龙江，吴俊升一定回顾老巢，自相火并。而且，我方既与旧派的阚朝玺、张作相合作，则凡旧军中平时不满，或反对张作霖者，知道我方既可和平共处，必将群起附从，这一来便可不战而入沈阳。至于吉、黑两省，可以作为第二步，等奉天底定，徐徐图之，亦未为晚。”

这是针对实际困难及利益而提出的分析，无论在战略、战术上来说，尤其是最后的一段话，很强烈地暗示，尽不妨解决了张作霖，再来解决阚朝玺、张作相。本来历史上记载创业，总是用”次第削平群雄”的话；就是张”老帅”得有今日，亦是从段芝贵斗到冯德麟，硬攻软逼，一步一步打成的天下。那知郭松龄自信过甚，也是自视过高；心腹之言不纳，而且大唱高调，不但犯了方针上的错误，而且也伤了袍泽的感情。

他的答复是：“民国以来，战乱相连，造成割据分裂，使国家至今不能统一，实由有督办才有军阀；有军阀才有内战；所以我早就反对督办制度，自己不作督办，也绝对不发表任何人当督办。如果答应阚朝玺的要求，我的主张既不能贯彻。何况吉、黑两省军队，几乎已全部调了出来，后防空虚异常，只要大家努力，早日占领沈阳，吉林、黑龙江可以传檄而定，又何必借重他人？”

他的前半段话是违心之论，事实上他就是因为没有当上督办，才举兵内犯的；后半段倒是真心话，已成之局，不愿他人来分功。不过，他的计算实在不够周密；尤其是对关东军所能发生的作用，根本没有仔细去算过，是个自取其咎的致命伤。

关东军此时还没有决定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币原外交不主张干涉中国内政；另一面是打算浑水摸鱼。所以等郭松龄一打到锦州，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由旅顺接踵而至，开门见山地要求郭松龄承认日本跟张作霖所订的各种条约；以不干涉郭军行动作为交换条件。

其实，张作霖如果真的跟日本订了什么条约，又何愁郭松龄将来不承认？白川义则的要求，根本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噱头”。原来”老帅”应付日本人有一套特殊的手法，不论是南满铁路总裁、关东军司令、沈阳特务机关长，或者东京来的官员，提出什么要求，他总是满口”好，好！”倘或要签署什么文件，他就会拍桌子跟部下发脾气，”妈拉巴子，也不知道老子不识字？”部下便很婉转地向日本人解释：“老帅不识字，你要他看文件签字，他认为你故意跟他开玩笑。反正说了就算，这里就凭老帅一句话。”

“老帅”真的不识字？不是；不过识得不多。他不但识字，还会写字；内部命令，以他亲笔”张作霖”三字为凭。只是以不识字来逃避承诺的责任而已。

当时日本最希望的是，在满蒙新造5条铁路，其中敦化至图们江的敦图路，祈求尤为殷切；因为这条路是吉林至会宁的最后一段，如果接通，长春经大连至大阪的航程，可以利用韩国的清津港转驳，节省35小时；而且内陆运输，远比海上来得安全。白川义则打算着郭松龄如愿作这笔交易，首先就要这条路的建筑权；那知郭松龄一口拒绝；对于张作霖私人与日本所订的条约，概不承认。

白川碰了个钉子，拂袖而去。第二天就送来一个照会，郭、张两车不得在南满铁道20里以内交战，郭松龄置之不理，白川又送来第二个照会，郭军不得通过南满铁路。

南满铁路自大连至长春，经沈阳由南往北，穿城而过，京奉铁路则为东西方向，两路交叉之处，名为老道口，奉军两次入关，都能通行无阻，何以郭军突遭平视？

这当然不能不据理力驳，郭松龄除了覆照白川以外，密电驻京的郭大鸣，要他请前任外交总处长王正廷代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交涉，芳泽表示，倘使奉军败退，通过南满路，郭军跟踪追击，应该不会有问题。有此保证，郭松龄越觉得在军事上有把握了。

事实上，”有把握”的时机已经消失了，如果郭松龄准备充分，不在锦州停留，一鼓作品设法渡过大凌河，直起沈阳，真可以活捉”老帅”——张作霖已经打算下野了，就因为有白川义则那两个照会，如黑夜荒郊迷路时，突然发现遥灯一点，信心勇气都恢复了。

这时一班”老弟兄”们，张作相、吴俊升、万福麟、张明九、张景惠、汤玉麟、于蹵E山等等，都在沈阳跟”老帅”共患难。当然也有人出主意，请日本人帮忙，必可转危为安，但张作霖好面子，觉得自己”闹家务”，请外人来干预，颜面何存？

就算打败郭松龄，保住了地位，也是大损威信，以后再没有”说句话就算”的权威。而况日本人必然提出苛刻的交换条件，许既不可，不许则徒然结怨，益发增加处境的困难。

但是，日本人自己示惠，情形自然不一样。共患难的一班”老弟兄”也觉得，老帅的”这一宝”未必就输，所以当张作霖在一次会议席上表示，能抵抗就抵抗，不能抵抗就放弃奉天，请大家亦作一预备时，吴俊升站起来说话了。

他是大舌头，口才又不好；加以激动的缘故，越发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好半天才弄明白他的意思，他要自己带兵去打”郭鬼子”，劝”老帅千万不能离开奉天一步，一离开人心就散了。”又说：“那时候东三省的天下，不是郭鬼子的，就是日本鬼子的。”

最后这句话，却使得张作霖悚然动容。东三省天下如果是”郭鬼子”的，不过自己一时面子难看，总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倘或日本人乘机得势，那就太不能令人甘心，也太对不起东三省的百姓了。

因此，他答应吴俊升，绝不离开奉天。但是，吴俊升能调动多少人马；关东军帮忙到如何程度；以及躲着不敢见他面的张学良，能不能策动郭松龄所控制的部队”反倒戈”，或者拉回多少人来？一无把握，每天除了大骂张学良”误交匪类”以外，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

一天晚上，侍从来报，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菊池少将来访。于是在小客厅中延见，菊池是穿的便衣，操着一口很纯熟的北京话说，他是代表关东军司令，来向”老帅”表达慰问之意。接着，进一步表示，关东军尊重”老帅”的地位，也佩服”老帅”的为人，愿助一臂之力，稍抒叛军兵临城下之忧。

最使得张作霖心动的是，菊池居然这样说：“关东军愿意为老帅效力，完全出于道义，也是希望东三省局面安定，绝没有任何企图。”

这话可能有几分诚意，郭松龄跟冯玉祥有联络，只从他改称”东北国民军”这一点上，即已显然；而冯玉祥背后有俄国，是张作霖最近才听说的。如果郭松龄能够成功，俄国的势力当然会在东三省扩张，对日本不利。所以关东军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也应该帮他对付郭松龄。

话虽如此，张作霖可也从没有一天信任过异族——”鬼”跟”毛子”。不要听菊池这时候的话说得很漂亮，将来恃功要挟，多方需索，何以应付？不能不先作一个伏笔。

“谢谢你阁下的好意。”张作霖抱拳答说：“也请转达白川大将，说我万分感激。家门不幸，出了个败子，误交匪类；关东军的朋友，看我张作霖这个人还讲点义气，愿意成全我张作霖一个人的颜面；我是求之不得。如今什么话也不用说，反正我张作霖不是半吊子，将来倾家荡产，也要图报。”

“言重，言重！”菊池见张作霖如此表示，暗喜自己做对了；张作霖爱面子，够光棍，落得说漂亮话。因为心中沾沾自喜，竟不曾听出张作霖一再所强调的”个人”。

日本方面态度的变化，多少在郭松龄意料之中，不道李景林的立场也动摇了。本来郭张协议，李景林表面中立，暗中助郭；及至郭松龄一起兵，解除了高维岩等4师长1旅长，共计5个人的兵权，送交天津，请李景林看管时，他才意识到这已是在行动上与”老帅”作对，后果十分严重。再打听到白川义则与郭松龄话不投机，以及张学良派人游说这种种因素，终于使得李景林产生了这样一个警觉：叛张不祥！

因此，当冯玉祥发表响应郭松龄的通电，并向李景林接洽，要求假道援郭时，李景林断然拒绝，并且与在山东的张宗昌取得联络，组织了直鲁联军，专门对付冯玉祥。

冯玉祥的地盘在河南；河南省长、国民军第三军司令孙岳，力主对李攻击，于是联合国民第一军、第二军，出动两个师、三个旅，兵分三路，北上的两路，一路攻保定、一路攻沧州；南下的一路由杨村攻天津为主力。天津一下，向东直到榆关，跟郭松龄的部队就接上了。

驻守榆关的是郭松龄新编的第五军；军长魏益三原是先锋，此时因为李景林的立场不稳，魏益三先锋变成后卫，守关防李。郭松龄虽无后顾之忧，但前线却遇到了顿挫。

他是在获得关东军司令部已由辽阳进取沈阳的情报以后，才渡过大凌河的。首先分兵占领营口，监视关东军由旅顺大调兵北上；自己亲统大军，錋E逦往东北方向推进；到达沈阳以西的白旗堡，这天是12月22，大雪纷飞的天气。

白旗堡东面就是巨流河，张作霖一道最后防线，就部署在巨流河东岸，临时编组的讨逆军，以吴俊升为总司令兼右翼军司令；张作相为左翼军司令，而前敌总指挥就是张学良。这是他第一次亲自指挥大部队作战；不想所打的正是”平生风义兼师友”的郭松龄，心境自然非常沉重。好在郭松龄的部队就是他的部队；也是”老帅”的子弟兵，所以隔河对阵，只要他用扩大器一喊话，郭松龄这面的军心就动摇了。

平时郭松龄本想出奇兵，用3个军佯攻巨流河正面；另派刘伟的第二军，自辽中东进，越过南满铁路，向北直扑沈阳。讨逆军兵力有限，全部摆在巨流河东岸；沈阳南路异常空虚，这一支奇兵成功的公算极大。但郭松龄考虑下来，还是追回了刘伟，因为怕在南满路上发生纠纷；更怕刘伟一去”反正”、复归张家。

就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候，黑龙江的骑兵，由洮南循辽西草原南下，经过4天4夜的疾驰，到达沈阳西北；吴俊升早就带着卫队等在那里。见到援军第十四师师长穆春，问他带来多少人马？

“三百五十不到。”

吴俊升立刻下令，封锁这一带的村子，不准出入，以防消息外泄；到得半夜里，集合这350名片兵，在雪地里向南直冲白旗堡。人喊马嘶，放枪扔手榴弹，声势着实惊人。

郭松龄的司令部，是白旗堡车站停在铁轨上的两节头等包房的车厢，目标显著，不得不赶紧换了便衣，携着他的AE轡f2子韩淑秀，在少数卫士引导之下，出了车站，找到一辆大车，向南面而逃。

南面是一条通向辽中的大路。郭松龄的打算是到了辽中，转西南官道，经八角台到双台子，与占领营口的部队会合，犹可退保锦州，再作背城借一之计。

因为郭松龄本人虽然失利，但前一天从关内却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李景林失败了。他本来在天津以北的北仓，设有坚强的阵地，不但布设地雷，还有电网。国民第一军总指挥张之江，指挥韩复渠等3个旅猛攻，伤亡累累，却不能越雷池一步。

于是张之江跟监视段政府的京畿警卫司令鹿锺麟商量，将刘汝明、门致中的警卫第一、第二旅亦调到北仓，由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在前线指挥。

平时关内关外白茫茫一片，这年的雪下得特别大；李鸣钟接到张之江全面总攻的命令，与5个旅长商量，决定利用天时、地利来奇袭，官兵一律反穿老羊皮袄，拂晓在雪地中匍匐前进；到达对方阵地前面，突然响起冲锋号，攻击的士兵从老羊皮袄中掏出手榴弹，向前扔去，引爆了地雷，炸坏了电网，从缺口中突破了李景林的阵地，接着占领了天津。李景林先逃入租界，后来逃往济南，与张宗昌合流。

此外，冯玉祥又命宋哲元攻热河，作为对郭松龄的支援。只要两路有一路打通，关内关外联成一片，就成了明朝末年的局面；郭松龄的智略不输熊廷弼、洪承畴，只要后方不掣肘，守锦州与奉张隔河相拒以待变，事犹可为。

说来说去”老帅”平时恩威并用，旧部毕竟觉得倒戈不义，心怀疚歉；这份不安的心情，越近沈阳越强烈，因此参谋长邹作华跟东北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刘振东，暗地里已倒了回去。因此，当吴俊升的骑兵长驱南下时，张学良的中路及张作相的左翼，进展亦很顺利；郭松龄断后无人，终于为骑兵第七旅王永清部下在新民以南百里的老达房村追到。

当时这对同命鸳鸯是躲在农家的菜窖中，被捕以后，解往沈阳；郭松龄可能还存着侥幸逃命的念头，因为当形势逆转时，他已通过各种关系托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吉田茂调停。这次倒戈失败，主要原因是关东军扯了他的后腿；他相信日本人为了”补过”，会保住他的性命。

这个推断并不错，吉田茂确是在12月23日晚上亲访张作霖，提出两点要求：第一、饶郭松龄一命；第二、收容郭军，和平解决。

张作霖的回答是，收容郭军，和平解决，不成问题；不过郭松龄的安全，因为部下已动公愤，他亦无法保证。吉田茂信以为真，赶紧派领事内山到新民一带，相机将郭松龄接了回来。

哪知那些军头，对付说情的人，有一套不得罪人的手法；表面敷衍，暗中抢先造成既成事实，所以不去说情还好，一说情便成了”催命判官”——张作霖等吉田茂一告辞，立即拿起军用电话，”找骑兵第七旅王旅长！”找到了下达口头命令：“把姓郭的小子跟他的女人，给我毙了！”这样，到内山一到，郭松龄跟韩淑秀，早就魂归离恨天了。

当郭松龄块到白旗堡时，林长民偕同介绍人，曾任众议员的同乡李景龢，并携学生吴少蔚，已到了过大凌河第一个要冲的沟帮子；原意是观望风色，如果形势不利，立即转往营口，那里的精监公司，有他的股份，尽可暂住。不道郭松龄得到消息，遣专差将他接了来。相见之下，郭松龄执礼极恭；晤谈之间，捷报不断传来，林长民信心大增，发了个电报给他的姨太太，说”辽河冰冻未坚，车不得渡，”显然已下了决心，预备随军一起入沈阳，去主持民政。

那知变起仓卒，当黑龙江骑兵攻击白旗堡时，林长民与李景龢，吴少蔚，还有他的一名听差，住在白旗堡郊外的小寺中；一夜惊魂，到得曙色初现时，郭松龄派了一辆大车来，关照赶紧往南走。4人坐上大车走，不多远，枪声四起，追兵已经疾驰而至了。

于是4人下车，各寻生路；林长民的听差，扶着他躲入一条干沟；沟高及腰必须蜷伏而行。他披着一件水獭领直贡呢面子的狐皮大衣，狼狈碍足，行走不便，决计抛却这个累赘，解纽卸袖，当然要伸直身子，那知刚将头一抬，恰好飞弹如雨，连”啊哟”一声都未曾喊出口，天灵盖已去了一半，仆人护主，一直服侍到黄泉路上。至于饶汉祥却比林长民见机，早就装病回到了后方。

轰轰烈烈、震动南北的郭松龄倒戈之役，就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张作霖为了安定军心，仍旧起用原来的干部，改编”东北国民军”。部署略定，专程作了一次大连之行。

此行是去向关东军道谢，见了白川义则，首先表示关东军这一次帮了他的忙，保全了他个人的颜面，万分感激。为了报答起见，他愿意倾私财以献。说完，奉上一本日本正金银行的私人存款簿；总数不下日币千万之多。

白川义则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套，当时辞拒不受，而张作霖的态度非常恳切，白川义则决定暂且收下，再作道理。

张作霖当然看得出来，关东军所求甚奢；所以当天晚上便装肚子疼，要立即赶回沈阳就医，避免白川的纠缠。

“老帅对付小日本真有一套！”由张宗昌崛起谈到郭松龄消失的那掌柜，不胜感慨地说：“可也就是因为老帅的手段太高明、太滑；关东军怎么也抓不住他，以致于最后不能不下毒手。鬼子的情欠不得！可恨的是咱们中国人偏偏要欠鬼子的情！”

正当那掌柜感慨不绝地，在追忆”老帅”在世的好日子时，那家的老大为听差请了出去；须臾回席，向金雄白说道：“金先生，有一位小姐打电话来，请您老说话；我问她的姓，她不肯说。”

“那必是荣子。”刘子川说：“居然找到这里来了。快去接吧！”

一接电话，果然不错；不过他是声音中听出来的，荣子既未自己报名，也没有加上”金先生”的称呼，在这面道得一声”喂”，她随却就开口了。

声音急促而低沉：“你快走吧！越快越好；最迟不能过明天上午9点！”

“为什么？”金雄白问。

“别问了。我没有工夫跟你多说。听我的，没有错！”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金雄白所经的风浪甚多，所以若无其事地回到原处，向刘子川说：“该告辞了！我回去还有事跟你商量。”

本来也就该是酒阑人散的时候了，于是殷殷道谢，辞出那家。金雄白仰脸看了一下中天明月，提议安步当车，慢慢走回旅馆。

刘子川心知他有话要谈，便关照汽车先开到旅馆去等，然后靠近金雄白，一面闲谈，一面故意将脚步放慢。

“你猜得不错，是荣子打电话给我。不过，她跟我说的什么？你恐怕一辈子都猜不到。”金雄白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起的神态。

“既然如此，也就不必我猜了。”刘子川答说：“你自己讲吧！”

“她说——。”

等他将荣子的话讲完，刘子川站住了脚，仔细看着金雄白的脸，”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说。

金雄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问；不过稍为多想一想，也不难了解，一定是自己的态度太沉着了，才会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

于是他说：“急也没有用。好在此刻到明天上午9点，至少还有10个小时。”

“这样，你不必回旅馆了。到我那里去。”

“敬斋跟占春呢？”金雄白说：“我看还是回旅馆去商量好了。”

刘子川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那就快走。”

“慢一点！”金雄白拉住刘子川，”看样了，荣子身处危地，得想办法。”

“这会儿怎么想？她的情况完全不明；而且你也自顾不暇。”

金雄白想想，他的话也不错，只好不再作声。回到旅馆，刘子川将敖占春和黄敬斋都邀入金雄白房间，关紧了门，宣布有这么一个意外的信息，问大家的看法。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敖占春说：“最好今天晚上就走。”

“晚上怎么走法？”黄敬斋问：“还有火车吗？”

“火车是没有了。只有找部汽车直放长春。”

“我也想到坐汽车走。”刘子川说：“不过以明天一早为宜。车子归我预备；不过占春兄最好跟廉大使通个电话，说有这样一部车子，是属于你们大使馆的。万一路上查问，我们照此回答；宪警去求证相符，就不会有问题了。”

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但对这一夜住在何处，却有不同的意见，金雄白不愿移动，黄敬斋却认为迁地为良。当然，金雄白为了重视黄敬斋的安全，不能也不必坚持，不过，他提出一个补充的意见。

“今天最好不要结帐，回头我们装作去吃消夜，一溜了之；明天上午临走以前，请子川兄派人来结帐取行李。这样，万一这里有人在监视，也可以稳住了。”

“这是一条缓兵之计。”黄敬斋连连点头：“雄白的心很细。”

“现在要谈荣子了。”金雄白问道：“不知道她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不必去打听！”刘子川说：“她当然有自保的办法；去一打听，或者打草惊蛇，反而坏事。”

“也说不定另伏着杀机在内，等你自投罗网。”黄敬斋是职业特务，看法不一样，”我甚至于怀疑，荣子根本走不脱，故意作这么一个惊人之笔，把雄白催走了，这件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我不以为——。”

“好了！”刘子川打断金雄白的话说：“荣子的事，此刻根本无从谈起。等你们走了以后，我自然会调查。”

“不但调查，还要设法营救，如果真的她身处危地的话！”金雄白向刘子川拱拱手，”拜托、拜托！”

“阁下真是多情种子。”刘子川正色说道：“雄白兄，倒不是我杀风景，打破你心里那个维纳斯雕像，说实在话，敬斋兄的看法，我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同感。

金雄白唯有报之以苦笑；敖占春看看表说：“是吃消夜的时候了，你们两位拿行李稍为归一归齐，就走吧！”“好！”黄敬斋起身回自己屋子，走到门口，忽然站住脚说：“咦，我想起来了，杨丽怎么没有来？”

查问一无结果，既不见人，亦无电话；杨丽亦如断线的风筝，影踪何处，因何断线，都成了煞费猜疑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