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周佛海悔杀当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谈话到此，可说是到了圆满结束的时候；但司徒雷登兴犹未央，而傅泾波却又提出一个深具意义，也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研究过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导和平的动机之一，是为了反共；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曾经表示，希望蒋委员长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而据说新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期上面，有和平、反共、建国的字样，说明了中日和平与反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先生与陈公博先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者；由发起共产党到坚决反对共产党，是什么力量来推动了这个180度的转变？”

“理论！”周佛海平静而简洁地答了这两个字；”不过公博是就经济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通；我是从鹿儿岛七高毕业以后，升学京都帝大，听了河上肇博士的课，又彻底研究了他的著作，从政治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中国，根本不能实行。”

“周先生参加共产党，是在七高时代？”

“是的。那是在1921年夏天；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3人；代表上海、北平、长沙、广州、武昌、济南这6个地区的57名党员。”

“只有57个人？”

“是的。像广州，公博跟谭平山叔侄一共3个人，就成立了广州共产党。那次广州的代表就是公博；我跟毛泽东是长沙的代表。但是所谓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因为——。”

因为”北李”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暑假正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他身为馆长，不容他请假南下；”南陈”陈独秀则方为陈炯明聘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亦以同样的理由，无法分身。因此，这一次”大会”的主席，就由曾经去过俄国的张国涛担任。

“据公博后来告诉我，他之脱离共产党，就起意于对张国涛的不满；公博一向喜欢观人于微，当时张国涛的处置，我倒并不以为不当，而公博看出来了，事情是这样：最初决定，开会为了安全问题，应该逐日更换地点，但一连4天，都在法租界贝勒路，上海代表李汉俊家开会。公博便问张国涛何以与原议不符？你们知道张国涛怎么说？”

张国涛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克伦斯基的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赤色的。原来俄国1917年发生的”二月革命”，是军队不奉政府弹压罢工工人的命令；国会亦起而反对政府；俄皇下令解散国会，而国会置之不理，成立了临时政府，由克伦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临时政府虽由专制改为共和，但实权操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当时认为”二月革命”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在作为俄共党史的”简明教程”中，更一再强调，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然水火不容。

然则这一连4天在李汉俊家开会，又有什么关系呢？张国涛说，因为李汉俊的立场有问题，所以在他家开”大会”似乎已引其他的恐慌；”他越是恐慌，我们越要在他家开会！”张国涛这样很得意地对陈公博说；脸上的神色，仿佛是虐待狂者获得满足时的反应。

陈公博却大起反感，认为既属”同志”，应该相见以诚，相待以义；张国涛这样做法，不仅故意与李汉俊为难，甚至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种同舟敌国的现象，使得陈公博内心的满腔热情，顿时降到零度。

再有件事，气得陈公博几乎要退席。有一件提案是：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连教员都不许当。也许张国涛是希望逼着共产党员去当”无产阶级”的”工农”；以为参加政治就是做官，与组织的要求不符，但何至于连从事教育都不许？岂非荒谬绝伦！

尽管陈公博全力反对，但在张国涛坚持之下，居然照案通过。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开会时，张国涛自动提出取消前一天的决议；陈公博自然要提出质问。张国涛的答复是：俄国代表的意见。

原来那时”第三国际”有两个代表派在中国，一个叫吴庭斯基，一个叫马林；组织中国共产党，即出于吴庭斯基的策动，在这次”全代会”中，俨然君临的姿态，陈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惯；现在听张国涛恬不知耻地表明，一两个俄国人竟可推翻”大会”通过的议案，自然气愤难起；疾言厉色地说：“这样子不必开什么会，只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当场冲突，不欢而散。

到得最后一天，终于出麻烦了。他们开会总是在晚上，这天人还没有到齐，正在闲谈时，李家的仆人上楼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在问他：你们经理在家不在家？一听这话，深具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庭斯基和马林，立刻主张解散。于是张国涛领头，纷纷下楼，开了前门逃散；上海的”弄堂房子”习惯由后门出入，所以前门反变成比较安全的”太AE絓f2门”了。

陈公博本来心恶张国涛不顾”同志”危险，专跟李汉俊为难；及至急难来时，先就逃得快，那就不但心恶，而且心鄙了。此时他一方面觉得有跟李汉俊共患难的必要；一方面也想了解张国涛何以对李汉俊的恶感如此之深，所以留下来不走，跟李汉俊谈谈。

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香烟，一人抽了一支，谈不到三五句话，3个法国”三道头”带着4个”包打听”上楼来了。”不准动！”有个包打听大喝一声。

李汉俊想尽主人之礼，坐在那里探手去取烟罐，准备敬客，那知手刚一伸，又吓一大跳！

“叫你不准动，就不准动！”声音愈来愈粗暴了。不许动，不许说话，甚至不许喝茶——怕茶中预置了毒药；不过烟罐就在陈公博面前，他取烟抽，却未被禁；一支接一支，等搜索了一个多钟头，又问了李汉俊许多时候的话，恰好48支烟抽完，就轮到陈公博受讯了。

陈公博不懂法语，”包打听”翻译着说：“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陈公博大为诧异，便用英语问”总办”：“你能不能说英语？”

“行！”总办用英语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本人？”

“现在我更加怀疑了。”

“为什么？”

“你似乎不懂他说的中国话。”

“哪有这回事？”陈公博转脸用广东味道的”京腔”向包打听说：“他说我不懂你的话；请你告诉他，我懂不懂。”

等包打听为他证明以后，总办问道：“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

“我是由广东来的。”

“来干什么？”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暑假到上海来看朋友。”

“看哪些朋友？”

这一问太容易回答了，陈公博手一指说：“喏，这位李先生就是。”

“你住在什么地方？”

陈公博想说住在永安公司的大东酒楼；话到口边，蓦地里想起，说了实话，可能会去搜查；不独他的妻子李丽庄会受惊，而且旅馆中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的书籍，这一搜出来，后果如何，难以逆料。于是他改口说道：“我就住在这里。”

“你睡哪里？”一个曾将李家搜查遍了的包打听说：“楼上主人两夫妻一间房；楼下是佣人房，哪里还有第三间房？”

他一开口陈公博就想到了：再加上那一段解释，更让他有从容思考的机会，所以等他说完，不慌不忙地答说：“天气太热，就在这客厅里打地铺，也很舒服。”

那包打听对他的答复很满意；用法语向总办报告以后，讯问便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是他向李汉俊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只见李汉俊连连点头，事后告诉陈公博，那法国人教训了他一顿，说知道他们是智识份子，大概想有某种政治企图；但中国教育不普及，什么都谈不到，任意妄为无非引起混乱而已。今天因为没有抓到证据，只好算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作这种集会。

“证据是有的。”李汉俊从抽屉里取出来一张纸，”他们在搜抽屉，我的心已经跳到喉头了。居然这样重要而就在跟前的东西，会交臂而失，实在不可思议！”

陈公博不用看就知道了，是陈独秀所草拟，自广州寄来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上面已改得一塌糊涂，不容易看得清楚，也许就因为如此，才会令人疏忽。

风浪已过，陈公博便又要求主人供烟；也喝了好些茶，方始告辞出门。那知一出弄堂，便发现有人跟踪，陈公博快他也快；陈公博慢他也慢。这一下就不能回大东旅馆了；陈公博漫无目的的走了一阵，盘算好了一条脱身之计；喊一辆”黄包车”，关照拉到八仙桥大世界。

到得大世界，车一停下，转身之际，自然而然地看到了”钉梢”的人。这一回成竹在胸，毫不慌张，逛游艺场，在”共和厅”听了”女校书”，最后来到露天电影场。

大世界夏天的露天电影场，共有两处，一处在地面；一处在屋顶，陈公博是先到地面那一处，坐在后面看了三四分钟，趁银幕上出现夜景，光线特暗时，离座而去，直奔屋顶露天电影场，绕了一圈，从另一边下楼，疾步出门，跳上一辆车，很快地回到了旅馆；一进门便说：“丽庄，丽庄，快把箱子打开。”

打开箱子，检取有关的文件，烧干净了，将灰烬丢了在痰盂里，陈公博方向妻子细谈这晚遇险的经过。

“那天，”谈到这里，周佛海补叙他自己的经历，”我因为吃坏了肚子，大吐大泻；睡在贝勒路博文女中楼上的地板上，到得12点多钟醒来，发见毛泽东在门外警惕地张望，我问他为什么不进来？他说：他看看有没有陌生人。接着，将这晚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我。当然，公博的临危不苟，是事后听别人说的。那天晚上，公博真倒楣，惊魂初定，又接触到了一件命案；就在他大东旅馆间壁的屋子——。”

那间屋子里，寄宿的是一对情侣，由于婚事受阻，相约殉情；男的是洋行职员，偷了洋”大班”的一把手枪，打算先结果了女的性命，再饮弹自杀。到得后半夜，在大风雨中，陈公博听得一声枪响，起床开门一看，走廊上空宕宕地什么人都没有；夫妇俩都猜不透是怎么回事？陈公博还以为是梦魇。

及至天明起床，才知道出了命案，女的死在床上，男的却从从容容地走了。临走以前，写了一封长信，自道忽然觉得殉情是件卑怯的事，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下去。而且还吃了一碗面，方始离去。

这一下，陈公博又紧张了，因为巡捕房查缉命案，他是紧邻，也许会被传去问话；节外生枝，暴露了他的秘密身分，可能又是一场灾难。因此，夫妇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到杭州去躲两天再说。

就在这一天，周佛海这些人到了位居上海与杭州之中的嘉兴。原来周佛海听到了毛泽东的叙说以后，觉得”大会”功亏一篑，未免可惜，认为应该另外找个安全的地方，将最后一天的大会开完。同时想到上海代表李达的妻子，也是正跟周佛海在热恋中的杨淑慧的同学，是嘉兴人，不如托她安排。

李达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替陈独秀看家；找到了一商量，决定连夜通知”同志”第二天到嘉兴开会。李达的妻子打前站，雇好了鸳鸯湖中一条大画舫；船到湖心，天公不知作美，还是痛哭，竟是滂沱大雨，雨声真如李义山诗中所形容的”锦瑟惊弦破梦频”，所以尽管船中开会，大声争执，隔着白茫茫一片烟雨的邻近船上，竟一无所闻。

这天会中，通过了”党纲”和”党的组织”；接着是选举，陈独秀自然膺选为”委员长”；周佛海由于力疾从公的功劳，被选为”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下面”组织”、”宣传”两部，由张国涛、李达分别担任。

会后到上海，周佛海一面搞共产党；一面谈恋爱，在南成都路辅德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也是他跟杨淑慧秘密谈情之处。至于”工作”，就不一定了，大世界、新世界、永安公司”屋顶花园”都是；因为他常需要跟马林接触，而会面的地点，总是在这些地方。

跟马林见面顶重要的一件事是，领取第三国际所发的经费，所以有些人加入共产党，只是为了领取津贴，为生活而”革命”而已。周佛海就多少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暑假将近结束，陈独秀由于周佛海的函电交催，在广州辞了职回到上海，接掌由”委员长”改称”总书记”的大权。但他与马林的意见甚深，主要的是马林以为你们拿了第三国际的钱，就该听第三国际使唤，而陈独秀认为”朋友帮忙”是一回事，”独立自主”又是一件事。他说马林的话说错了，要他认错，才肯见面；马林不肯，以致形如参商，有什么事接头，要由”同志”转达。

这时莫斯科又派了一个山东人杨明斋到上海，预备创办”中俄通讯社”，住在陈独秀家；陈太太喜欢打牌，杨明斋亦好此道，所以有”同志”去看陈独秀，常被她拉成麻将搭子，有时”三缺一”亦能成局。周佛海就常打这种3人麻将。

有天下午正打得起劲，留沪未走的汉口”代表”包惠僧去了，他向周佛海说：“我刚刚从辅德路上遇见密斯杨，她到你那里去了。”

听这一说，周佛海便将牌让给包惠僧打，匆匆赶回秘密住处去会杨淑慧。走了半个小时，法捕房大批警探包围渔阳里，陈独秀夫妇、杨明斋、包惠僧，还有去访陈独秀的邵力子，都被捕了。

陈独秀有过在北方政府被捕的经验，所以态度很沉着，不承认他就是陈独秀；巡捕房也相信了，因为在想像中，作为一个”政党领袖”必定气概轩昂；而陈独秀其貌不扬，还带些土气，”望之不似人君”，所以没有进一步查证。

不过，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陈独秀，”元凶在逃”，当然要继续缉捕，所以命令守在陈家的包打听，不论什么人上门，一律收禁。在这段期间，侥幸漏网的周佛海，陪着杨淑慧到法国公园去散步，经过渔阳里，杨淑慧要去看陈太太，周佛海不赞成，因而又侥幸逃过一关。但接踵之间，有个人自投罗网，遭了无妄之灾。

这个人叫褚辅成，字慧僧，杭州人，在浙江政局中是重要人物；去访陈独秀时，为包打听逮捕，送到巡捕房，主办的翻译，恰好也是杭州人，急忙离座相迎，问他：“慧老，你怎么也在那里？”

“我是去看陈独秀。”

“慧老，你认不认识他？”

“当然认识。”褚辅成没好平地答说：“不认识，我去看他干什么？”

“好，好！我带你去看他。”

带到别室，陈独秀一看褚辅成的脸色，急忙打手势想通款曲，褚辅成已经大声在问了。

“仲甫，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下，身分拆穿；守在陈家的包打听，奉到不再逮捕任何人的命令。恰好此时，周佛海又来了——他是顺道去看马林；为马林带来一封致陈独秀的”哀的美敦书”，上面写的是：“如果你是真正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由于措词严重，所以周佛海连杨淑慧都顾不得陪，急急赶来下书。

到得渔阳里一看，陈家的后门关着，周佛海不由得奇怪；上海的”弄堂房子”，进后门就是厨房，时值黄昏，作炊之时，天气又那样热，所以除非全家出外，后门是没有一家不敞开的。陈家访客甚多，在白昼，后门从无关闭之时，唯独此刻例外，是何缘故？

一面这样想，一面已动手去敲门；门开处出现一个彪形大汉，用山东话问道：“你找谁？”

“我找陈先生。”

“不在家！”砰然一声，后门又关上了。

周佛海越发奇怪；一路走到家，都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不久，有个叫陈望道的”同志”，神色仓皇地来告警；周佛海才知道陈独秀等人被捕，暗叫一声”好险！”匆匆焚毁了重要文件，找个小旅馆住下：一面自己避祸，一面还要设法营救陈独秀。

就在这时候，马林来找周佛海，说要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对抗”华盛顿会议”——美国总统哈定所发起，受邀参加的共有中、英、法、意、日、荷、葡、比8国；会议的主旨在解决存在于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的，足以造成纠纷的各种问题。而第三国际认为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会议，所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希望中国能够派出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60人至70人，到俄国去出席。

这是个极大的难题，周佛海只有亲自去奔走，坐了长江轮船到湖南、湖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拉了二十几个不满现状，性情偏激的青年到上海交差；接着便回到了鹿儿岛”七高”。

七高毕业，升入京都帝大，周佛海的原意是日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河上肇在帝大执教，想从他进一步精研马克思的学说。结果，周佛海从河上肇那里得到的，是坚强的反共产的意志。

“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在劳资阶级的对立没有尖锐化和深刻化的中国，在无产阶级没有发达成熟的中国，在内受封建军阀统制，外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中国，绝对不能行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周佛海不自觉地激昂了；话一句比一句重。

“那么，”傅泾波问道：“照周先生的看法，产业发达以后的中国，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啰！”

“是又不然！”周佛海微笑着，恢复了平静，从容的神态，”这方面公博比我研究得透彻，我把他的看法介绍给你。”

原来陈公博从上海开会回去以后，对共产主义虽未失望；而对共产党人却深为厌恶，最后陈独秀做了一件很莫名片妙的事，惹得陈公博致书绝交，同时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束缚。”

事情之起是，陈独秀以书生搞”党”、搞政治，不免有投机主义的色彩；当民国11年春天，中山先生由桂林回师，转道广东北伐时，陈炯明下野退居惠州；而陈独秀却又翩然而至了。

陈独秀来广州的目的是，要转道惠州去看陈炯明。陈公博以为他故人情重，当陈炯明失意时，不远千里去慰问，是件极可称道的事；所以他虽不大欣赏陈炯明的作风，却并不反对陈独秀此行。

那知陈独秀提出要求，希望陈公博能陪他走一趟；陈公博一口拒绝，他说：“你已经有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作伴，何必又拉上我？我从没有见过陈炯明；黄居素几次要给我介绍，我抱定宗旨，教书、办报，不见大人先生，你又何必强人所难？”

陈独秀答说：“我跟黄居素不太熟，旅途不免寂寞；有你在一起，有说有笑，才有旅行之乐可言。”

陈公博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便以不见陈炯明为条件，相陪同行；他又拉了一个朋友，也是陈独秀相熟的陈秋霖作伴。一行4人循广九铁路往石龙，换轮船到惠州，黄居素陪着陈独秀去看陈炯明；陈公博与陈秋霖买了四五斤正上市的”增城挂绿”、带了两啤酒去逛”小西湖”，剧谈纵饮，在小艇上睡了一觉；黄昏归去，陈独秀和黄居素也回来了，即晚下船，踏上归程。

“陈炯明不像下野的样子。”陈独秀在船上对陈公博说：“屋子里排满了军用地图；桌上好几架军用电话，我看，广东恐不免有事。”

陈公博报以沉默，陈独秀也就不再说下去了。到得他回上海的前一天，特为约请陈公博密谈；谈的仍是陈炯明。

“广东不久恐怕有变故，我们应知有所适从。”陈独秀说：“论道理应当联孙；论力量应当联陈，你有什么意见？”

陈公博看他这趟来，行踪诡秘，所以听他这一问，不免存着戒心，不知他是真的在征询，还是在试探？

考虑了一下，陈公博决定表示内心的看法，”我们暂时不谈道理和力量，”他说：“中山先生到底是中国第一人；陈炯明再了不起，也不过广东第一人。何去何从，仲甫先生，你自然知道抉择。”

陈独秀默然；好一会才说了句：“我们再看罢！”

等他回上海不久，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6月16陈炯明终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并通电要求孙中山先生下野。中山先生夤夜脱险，抵达海珠海军司令部；司令温树德陪着中山先生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商决应变之策；第二天亲率7条军舰，回泊白鹅潭，炮击陈军。当双方炮火正烈之际，陈独秀派了一个本名张春木、改名张太雷的留俄”同志”到广州，专门为陈公博送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陈独秀的亲笔，说是希望陈公博马上离开广东到上海；因为上海盛传，陈公博有助陈炯明叛乱的嫌疑。

这一看，陈公博暴跳如雷，问张太雷说：“是根据什么证据，说我帮助陈炯明？”

“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这样说；而且香港的报纸也登载过。”

“许多国民党员是什么人呢？倒指出来给我听听。至于香港报纸，我知道是《晨报》；那段消息，我也见过，附陈的头一名是古应芬，其实古应芬跟陈炯明的关系虽密切，也做过他的政务厅长，但古是为广东全局，更是为了拥护孙先生；孙先生北伐，陈炯明不肯接济军饷器械，古力劝不从，这是他辞职到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炮轰观音山之后，他南下香港，后来又到江门组织大本营讨陈。你想，第一名古应芬就不是附陈叛变的人，何况排到第六，还不如第七名的我呢。”

“这些情形，外界是不会了解的——。”

“可是，”内心越来越激动的陈公博，抢着说道：“陈仲甫应该知道：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而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上次陈仲甫来，要我陪他到惠州，我就以不见陈炯明为条件；惠州回来，如果不是我的劝告，他也许已经跟陈炯明站在一起了。你倒问他，他想联陈不联孙，问到我时，我是怎么说的。”

“这些情形请你立刻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当面解释，都清楚了。”

“我不需要解释。广州我是要离开的，但不是立刻，我已经决定到美国去读书，护照要签证——。”

“公博，”张大雷急急打断他的话说：“要留学何不去莫斯科；到美国干什么？”

陈公博不答他的话，只说：“我附陈不附陈？陈仲甫知道；刚去了上海的谭平山也知道，何以他们两个人知而不言，让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误会我！要朋友干什么？不就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作用吗？他们两个人不但够不上朋友，连做人都有问题。”

“公博，你不要激动，朋友之间，难免有误会。至于留学，我知道你对经济方面兴趣浓厚，学经济就不能不深研马克思理论，我劝你到俄国留学；我来替你安排。”

“多谢你的好意。”陈公博一口拒绝，”我只想托你一件事，替我带封信给陈仲甫。”

陈公博的那封信，长达一千余言，八行信笺写了二十多张；质问陈独秀记不记得问过他是联孙还是联陈；记不记得他的答复。后面附带大骂谭平山说：“我们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连我的性格和主张都不清楚，我在广东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你应该完全了解；对于上海那种无稽之谈，何以默无一言？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这种卖友的行径，做个普通朋友都不配，遑论共同奋斗？我现在声明：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他不但信如此表示，而且正式通知广州的共产党党部，声明即日期不再负责。广州的共产党，大为震动，连夜召集会议；陈公博出席报告了经过。有些人很激动，主张广州共产党全体独立；陈公博因为深深感到一个有学问道德的人，像陈独秀那样，加入了共产党，就会变得不顾信义，不讲廉耻，所以下定决心，不但脱离共产党，而且不跟共产党人交往；他们独立不独立，与己无干，所以根本不赞一词。散会以后，只专心一志去办出国的手续。

陈公博是在民国12年春天，由日本到纽约的，随即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院。他本来是专攻哲学的；进修却改了研究经济，而研究经济的目的，实在是研究政治。因为陈公博在研究伦理学及各国政治史以后，有了一个确信不疑的结论：除了责任没有道德；除了经济没有政治。

研究经济当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陈公博在道经芝加哥时，定购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与恩格斯合著的书在内。经过3年的钻研，马克思的主张，在讲责任、讲道德的陈公博心目中，几乎没有分文价值了。

首先他发现，马克思所说中产阶级消灭的理论，是绝对欠正确的。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革命有几个阶段，最初是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然后是资本主义消灭了中产阶级；这时社会上就只剩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壁垒，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但美国的实际情形，及统计数字告诉他，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出世后，中产阶级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增加到了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其他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来马克思没有想到，科学技术，会飞跃进展；技术工人的工资，超过若干自由职业者的收入，这班工人自然逐渐变成中产阶级。马克思所引为革命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人，有谁愿意由中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

第二个发现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不合逻辑。陈公博是哲学系出身，很容易地将唯物论辩证法的”娘家”找了出来；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辩证法，源于他的老师黑格尔的学说，其实这个辩证法是由希腊形而上学的学者芝诺所发明。

黑格尔的辩证，一切进步都由于矛盾；由矛盾才会产生真理。因此辩证法有正、反、合三个面；正、反的矛盾，产生真理便是合；但马上又有一个反面出现，形成矛盾而产生另一个合。这样相反相生，永无休止；所以共产党不断制造矛盾，不断展开要斗争。但马克思推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有无产阶级的反面；矛盾没有了，斗争也停止了！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无休止的逻辑？陈公博认为，共产宣言不过是对工人的煽动宣传，决不是真理，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第三个发现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是平面的、浮浅的观察。他认为一个工厂的盈余，都是厂主剥削工人而来的。在一个小小的纯以劳力为主的工厂，这个理论还有点相似；但施之于大企业，则马克思的理论，完全失去了根据。譬如烟酒专卖，剩余价值很多；能说所有的盈余，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来的吗？当然不是！诸如国家赋予的独占权、技术、增加生产、减低成本的企业管理方法、广告等等，都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因素。岂能一笔抹煞？

不过陈公博亦有困惑，这些道理是极浅近的：何以马克思会看不透，发出如此论调？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马克思流亡在英国写《资本论》时，正当产业革命初期，确有这些剩余价值的现象，以致他据为定论。《资本论》就算有价值，也是一时的；纯经济的学识，不管是亚当斯密的《原富》，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会四海皆准，古今不变。陈公博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富强之道，只有民生主义。

“我与公博同感；不研究共产主义，不知民生主义之可爱。”周佛海说：“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后，对共产党的一切，就渐渐疏远了。在黄埔军校成立后，我应戴季陶先生电邀，回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是鲍罗廷，我跟他大辩论过几次；我告诉他——。”

周佛海告诉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国民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所需要的是后者，不是前者。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在当前并不需要农民对地主，与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斗争。那样会将力量抵消，适足以予敌以可乘之机，使得外患内忧，更加严重。共产党如果真想跟国民党合作，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全力来参加国民革命。

鲍罗廷自然不会同意这一看法。在经过几次激辩后，周佛海发觉第三国际仍是以苏俄为本位；完全没有顾到中国人的愿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产党的通知。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门，将周佛海从梦中唤醒，苦苦相劝。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无动于衷，周恩来只得怅然而去。

“我自问对国民党是有贡献的，不过我也必须坦白地说，这一份贡献并不能抵消我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上造的孽。”周佛海又说：“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动了许多纯洁青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开会；其中有三十多人，后来到了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中国班，经过瞿秋白的翻译，学习马克思理论；虽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数在以后成了中共最坚强、最有力的干部，像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不过化了一个月不到的工夫，在长沙、武昌、安庆、芜湖、南京跑了一圈；会留下这么深的祸根。我很惭愧地公开这一段经过，是表示我的忏悔，我对不住国家，尤其对不住我的家乡湖南。老实说，今天我追随汪先生从事和平运动，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庆，为我解释我的心境。”

对于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时定下了下一次晤面的日期：2月24日。

汪精卫的话很漂亮，只要有利于全面和平，他怎么样都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12天以前的承诺以后，也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和立场。

“请你在竭见蒋先生的时候说：南京的中央政府，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与重庆之间讲和的障碍，同时请你劝蒋先生，不要因为日本遭遇困难而轻敌；也不要根据个人恩怨来决定大计。”

“好！”司徒雷登也很郑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

“请问周先生，”傅径波问道：“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什么时候成立？”

“下个月。”

“这么快？”傅泾波讶异地问。

“是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周佛海的两句回答，语气简单有力，听上去充满了信心；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组府”的工作，问题重重，其中日本怕刺激国民政府，关闭了和谈之门，不愿过于明显地表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症结。影佐祯昭在国内所受的压力甚重；他倒是讲”道义”的，始终支持汪精卫与周佛海，无奈以他的地位，发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须另外寻日本方面的关系，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面，中日直接谈判停战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面，甚嚣尘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参加”新中央”的，亦不免迟疑观望。汪系人物中，比较冷静的，看出形势不妙，向周佛海作了警告。

“现在的情形是，前台已经在打通了，不知道多少人在等着看这台戏；可是后台的角色还没有齐，有的来过又走了；有的虽然来了，在那里抽烟、喝茶闲聊天，不肯扮戏，如果角儿再不出场，观众一走散，这台戏根本就唱不成；那时怎么下台？”

周佛海也明白这个道理，听了这番警告，越觉得事不可缓。决定走一步，算一步，尽快将开锣戏先推了出去；在”干部会议”中提出建议：2月20日开”中央政治会议”；3月26日”还都”。

于是，在2月18那天，周佛海继汪精卫之后，坐了飘着”太阳”标帜的军用机，飞到南京；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时，

“还都筹备委员会”的”总干事”罗君强，亲自来接；上车进城，直趋首都饭店。那时的南京，正是满目疮痍；而周佛海还是劫后初见，因为自从搞和平运动以来，他一直住在纸醉金迷的上海，从没有机会来看一看日本军队干的这些好事！

当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汽车中，一直没有开口；到得一处叫西流湾的地方，他突然喊道：“停一停！”

罗君强懂得他的意思，随即问道：“是要回老屋看一看？”

所谓”老屋”，其实还不到十年；是周佛海在”一二八”以后起造的。房子不大，却有一个地下室；当时高级住宅有地下室的，真是绝无仅有，因此当”八一三事变”一起，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便有周佛海的许多朋友，到周家来避难，有的是搬了进来住；有的是晨至夕归；至于临时来逃警报的，更是不知其数。

平时每天必到的，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朱绍良、李名扬。武的不谈政治、文的则对抗战前途，多抱悲观，主张到了相当时机，结束中日事变。当举国都在要求”抗战到底”，群情愤激之中，独有这一批人，在地下室里，压低声音谈如何”和平”，因此，胡适之戏称周家是”低调俱乐部”。

如今劫后重归，周佛海回想当年，主张和平亦不过等于处士横议，在蒋委员长坚强的领导之下，这根本就是渺茫无据的事。而现在居然实现了；虽然只是”局部和平”，但世事的变幻莫测，也就足以令身历其境的人，低徊感慨于无穷了。

“桃花如故，流水依然！”罗君强用安慰的语气说道：“只不过一片竹林没有了；我计划替你补植。”

“就算景色仍如当年，但要跟那批老朋友重新在这里饮酒剧谈，就不知道哪年哪月了！”

3月19日，周佛海陪着汪精卫去谒了中山陵；回到首都饭店，发现犬养健在等他，脸色凝重，一望而知有极要紧的话要谈。

于是，周佛海另外要了一个房间，将犬养健邀来，闭门叩询来意。

“今井、臼井两君，到香港去过了；跟重庆方面的代表，有过好几次接触，据说谈得很好，大约在23、或者24，一定有停战的消息。因此，”犬养健很吃力地说：“派遣军总司令部方面，希望组织政府的工作，能够延期。”

一听这话，周佛海如当头被迫了一盆冷水，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样一件大事，你们在进行之前，进行之中，居然一点风声都不露！这真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的诚意。”周佛海又问：

“今井、臼井到香港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的。”

周佛海越发不悦：“我们是朝夕见面的人，你居然从来没有提过！”说罢，微微摇头，显示了他的强烈不满。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的。”犬养健这样辩解，”你在日本跟臼井见过面；而且你不是也派了人在香港活动？应该有情报送回来给你。”

“我跟臼井见面谈过对重庆的和平问题，但仅止于谈而已；并不知道你们已经采取行动，至于我派人到香港，主要的是想托钱新之、杜月笙向重庆转达我们只为和平，不谋权势的诚意。并不是去做情报，更不是去做日本人的情报。”

“这，”犬养健赧然说道：“倒是我们这方面误会了。”

徒然指责，一无用处，周佛海自我抑制地将情绪平复下来，方又问道：“派遣军总司令部方面，希望延期到什么时候？”

“延至4月15。”

今井他们在香港所接触的重庆代表是谁？”

“一位舒先生。”犬养健说：“我带得有他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应臼井之请，派人在门缝中所偷摄，人影模糊不清，只能辨出他的身材又矮又胖。

“那位舒先生是——。”

听犬养健将”舒先生”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后，周佛海明白了，”你所说的那位舒先生，我也认识，不过不熟；那人是富家子弟，风度翩翩，决不是照其中人。”他略停一下又说：“就算真的是他，也算不了什么，那舒先生是极不重要的一个人。”

“可是，他能跟顶顶重要的一个人，直接讲得上话呀！”

“哪有这回事！”周佛海不由得失笑，”讲得上话，也不过谈谈家常。你们把中国的事情，也看得太简单了。”

犬养健是爽然若失的神情，楞了好一会，方又问道：“周先生，关于4月15日的限期，你看如何？”

“如果今井跟臼井，在香港所接头的人，确实是经过蒋委员长同意而派出来，并且可以负责的，则和平有期，不要说4月15，根本不组织都可以。但对方既是毫无分量的人，所作的承诺，大可怀疑，因此而延期组府，则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归于失败，两头落空，大大失策。”

“是的！”犬养健深以为然，立即作了个提议：“约影佐来谈谈？”

周佛海亦正想到此人，因为日、汪之间正式的桥梁是影佐祯昭，谈这件事当然要听取他的意见，或者说要争取他的支持。于是周佛海一通电话，影佐立即赶到。

影佐也是深知”双井”的活动，所以长话短说，立即谈到了延期的问题。

“明天开中央政治会议，26日成立新政府；延期到4月15，只不过20天的工夫。”犬养健说：“如果反对4月15之说，似乎要有坚强的理由，才能获得派遣军方面的谅解。”

“政治是变幻无常的；最需要当机立断，片刻都拖延不得，何况20天？”周佛海说：“如果能拖延20天，我为什么不让军方满意，而要故意反对？无奈实际的情势是，大家都已经知道，3月份之内，必定还都；到时不能实现，必致崩溃，因为现在由于直接谈和的传说很热闹，预备参加新政府的人，很多在观望之中，经不起风吹草动的。”

“周先生的意思是最迟延到3月31日？”

“可以这么说。”

“大佐的意思呢？”犬养健转脸问说。

“我同意这个限期。”

“如果，23、24有停战的消息呢？”犬养健问：“是照常组府，还是再往后延？”

“决不可能有什么停战的消息。”周佛海笑道：“今井和臼井，让戴雨农在香港的特别代表玩弄于股掌之上，莫非至今不悟？”

“如果说，二十三四有停战消息，另当别论。”周佛海又说：“倘使没有，顶多再等一两天；在3月底以前，有足够的时间，来证明今井、臼井的工作，已经失败。根本就不需要延到4月15。”

这番话相当透彻，犬养与影佐再无话说；但为了郑重起见，3个人又一起去见汪精卫，征得同意，方由犬养去答复派遣军总司令部。

第二天开”中央政治会议”，会期3天，第一天决定还都日期，公议定在3月30日，是黄花岗72烈士气义的第二天，表示”新政府”仍旧是由国民革命而产生；是一种很巧妙的”号召”手法。第二天通过政纲、及政府组织，交通分为交通、铁道；实业分为工商、农矿，平空添出两名”部长”，以便”摆平”各党各派。

第三天通过各部会人选。散会后”新贵”弹冠相庆；热中者奔走钻营，夫子庙纸醉金迷、热闹非凡。但周佛海这一天通宵睡梦不宁；因为下一天就是3月23，照犬养说，如果真的有此震惊天下的大消息，在南京要唱的这出戏，就不知如何收场了。

“怎么样，”周佛海在电话中问犬养健，”有消息没有？”

“跟臼井还没有联络上。”犬养答说：“跟东京方面约定了，晚上9点钟再联络。”

9点未到，犬养有电话来了，说跟臼井已取得联络；消息虽还没有，臼井并未绝望。因为”舒先生”那方面的答复，要经过一条迂回的途径；在传递上，很费时间。

“那么，到底在什么时候灰尘可以落地呢？”

“总得到后天。”

“后天是25。好吧，”周佛海说：“我等到后天午夜12点。”

在以后两天中，犬养及影佐，不断与派遣军总司令部及东京方面联络，找到臼井，说尚无消息；不过要跟今井见了面，方知究竟。于是他们移转目标，去找今井；影佐的梅机关在东京有个代表，名叫冢本，奉命四处搜索，直到3月25的深夜，方在一家料亭中找到今井，酒已经喝得舌头都大了。

“大佐，”冢本因为影佐催问甚急，明知今井已经半醉，亦仍旧要问一问：“关于桐工作——。”

“马屁！”今井暴声喝断：“什么桐工作！你没有看见我用酒在浇我胸中的块垒吗？”

“桐工作”本来是”和平”工作的试探；希望落一叶而知天下秋，但是，这一片桐叶终于未曾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