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后，政要名流的下落。

就在这一天，日军开始对香港发动总攻击，由第23军第38师团为基干的佐野兵团，分左右两翼，在香港的筲箕湾及北角强行登陆；九龙方面可以看到日军在香港升起的气球，显示登陆已经成功。

在日军炮轰香港及强行登陆以前，曾两次派遣参谋向英军劝降，都被严词拒绝；登陆以后，亦仍然不愿投降。于是，出现了一场自日军侵华以来，从未见过的奇特形式的战役，因为香港是丘陵地带，复有坚固的高楼大厦，可以代替防御工事之用，所以既非人自为战，短兵相接的巷战，但也不是开阔地带，可完全使用重武器的阵地战，而是两者交替的进行。佐野兵团自香港东北角，向西推进，初步以占领位于香港中部的力高臣山及金马仑山为目标；混战了两天，至12月21日，占领了黄泥涌山峡，惊喜地发现了大水塘——香港自来水的唯一水源地。

这一来，日军等于扼住了香港的咽喉；等到破坏了给水设备，香港的居民便如置身在烟狱中了，只有炽热的炮火，没有点滴清凉的甘露。英军是非投降不可了。

12月25日，上午平静无事，午后的炮火却空前地炽烈，”山顶区域”——香港最高贵的地带，亦是总督府所在地，硝烟弥漫，惊心动魄。这样到了下午5点50分，”扯旗山”上终于扯出白旗，停战投降的命令，迅即传到各防守地区。日军亦作了相同的反应，炮声顿息，只有断续的机关枪声；真如”鸟鸣山更幽”一样，反更显出死样的沉寂。

而就在这沉寂之中，香港名流所集中的”香港大酒店”，出现了石破天惊的举动；有位赋性正直敢言，著作甚丰的名记者李健儿，笔名”黑翁”，在扯旗山上出现白旗以后，呼叫如狂，直奔天台，大喊一声：“自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然后纵身一跃，碧血四溅于皇后大道中。

此外，还有防守西线的司令官劳森准将，奉令停战后，单人双枪，冲入日军阵地，见人便射，杀了十几名敌人，终于死在乱枪之下。

在九龙，半岛酒店虽然5楼已成为日军司令部，但对旅客，居然仍旧供给”圣诞大餐”，而且是传统上必不可少的火鸡。但隔海突然的沉寂，为大家带来了莫名的不安，因而食欲无不大受影响。

深夜，在耳语中流传着一个消息，香港总督杨慕琦，已率同”太平绅士”，向日军投降；事后”太平绅士”各自回家，杨慕琦则已被送至九龙，此刻就住在半岛酒店6楼。

日本政府正式发表，派矶谷廉介为总督；广东的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郎为政治部长，主管民政。但此时港、九最有权力的日本人，却是一个名叫冈田芳政的中佐；他是日本在华老牌特务机构”梅机关”的代表，派到香港，成立了作为”梅机关”支部的”兴亚机关”。早在”十二-八”以前，冈田就在港九大肆活动；那些地方上知名人物之成为”特侦”，以及失陷在九龙的要人名流，被请到半岛酒店，以便接受”保护”，都是冈田一手所策划。

及至香港沦陷，那里的要人名流，一样被集中在香港大酒店。最后，并”半岛”的”楚囚”于”香港”；但为政府工作的要员，却都由水路或者化装为难民，进入广东，由惠阳经韶关而脱险。

在日本人看，被软禁在香港大酒店中的人物，都是大有用处的。其中有张静江的女婿，做过外交部长的陈友仁、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外交界耆宿颜惠庆、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曾任暨南大学校长的郑洪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段祺瑞一系的大将曾云霈、《星岛日报》董事长，有名的富豪胡文虎，以及粤军前辈许崇智。

许崇智是在香港的广东人中，声望最高的一位；因此，冈田首先策动他来歌功颂德，劝人归顺。软哄硬逼，许崇智无可奈何，只有点头。

讲词当然是冈田派人写好拿来的；许崇智到了电台，以毫无表情的声音，照本宣科。最后应是宣布”完了”二字；许崇智把它改了一下：“交代我讲的话讲完了！”坐在收音机前的人，心照不宣，许崇智明道言不由衷。监听的人，大为恼火，找他去办交涉；他很轻松地答说：“我说的是实话，不是你们交代我要这么讲的吗？”

在软禁的日子中，大家的生活过得却很悠闲，除了供给不缺，可以在酒店的范围内自由走动，甚至可以来八圈卫生麻将；也不禁亲友的拜访。只有一个人例外，交银通行总经理唐寿民。

唐寿民是江苏镇江人，银行界中”镇江帮”很有名，所谓”江浙财阀”之”江”，看起来指江苏，其实是指镇江。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胡笔江，也是镇江人；但他跟唐寿民面和心不和，因此阴错阳差地枉送一命。

事在3年前的8月间。那时中央政府已决定迁到重庆，但国家行局的业务重心，却在香港；财政部为了召开货币金融会议，电令在香港的国家行局总经理，到重庆商讨筹备事宜，据说胡笔江怕唐寿民在最高当局面前，有不利于他的陈述，因而自告奋勇，愿作此行。当时的飞机票很难买，结果从金城银行所定的机其中，情让到一张，预定8月24日上午搭”桂林号”起飞。

恰好立法院长孙科，访俄回国，经港小住，也定在这天飞到汉口向最高统帅复命。中国航空公司，替他安排的飞机是上午8点钟起飞的”重庆号”。这天一早，孙科由随员梁寒操等人陪着，从半岛酒店到了启德机场；时间太早，”重庆号”还在作例行的地面检查工作。孙科只当替他预备的是专机，应该”升火待发”，人到即行；见此光景，大发脾气，原车回到半岛酒店，开始早餐。看看时候将到，随员促驾，而孙科余怒未息，迟迟起行。

中国航空公司已知道孙科对他们不满，如果”重庆号”按时期飞，等他一到，无机可搭，岂非更要大发雷霆？因此，不敢不等；好在航线由昆明转重庆的”桂林号”，乘客都已到齐，于是中航将飞行程序变更了一下，让”桂林号”提前起飞。

那知飞机一出航线，便有4架日本零式战斗机在等着了。原来中苏复交后，民国25年，成立”中苏文化协会”，一直是孙科当会长，抗战爆发，中央决定派他与王宠惠展开对苏谈判，接洽军援；这年初夏，更发表孙科为特使，率领一个访问团，搭机绕道欧洲，飞抵莫斯科，洽借一亿五千万美金的军火援助。这一来大遭日本军阀之忌，等他一到香港，便买通了一个姓彭的汉奸，打听到了孙科的行期，要置他于死地。

谁知”重庆号”尚在启德机场，而”桂林号”由于提前起飞，被日本战斗机误认为攻击的目标。

左右夹攻之下，”桂林号”的美籍正驾驶，只能沿珠江低飞，在中山县所属，地名张家边的水面迫降；因为飞机本身有相当的浮力，入水不会马上沉没，仍有逃生之望。

但是，日本战斗机却钉紧了目标，轮番低飞扫射；胡笔江已经爬出窗口，只以回身去取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这片刻的耽误，等到第二次脱离窗口，跃入水中时，恰好敌机俯冲扫射，中弹殒命。

唐寿民阴错阳差地逃过了一场劫难，仍旧留在香港，独揽交通银行的大权。”十二-八”变岂不测，当日军攻陷九龙，向香港展开猛烈的炮战时，交通银行正由美国运到大量新钞，尚未发行。为了怕落入敌人手中，他亲自督率全体员工，将这批新钞票，截角焚毁。在日本人看，这是非常严重的反抗行为，所以香港一沦陷，他被冈田芳政列入首先要搜捕的黑名单中。

唐寿民当然也知道自身的危险；化装成药材商，预备趁日军疏散难民的机会，由广东转入内地。不幸的是，让关卡的日军识破身分，送到香港大酒店；由于他在被捕后还不肯承认自己就是唐寿民，所以日军认为他随时会潜逃，加紧监视，行动只在斗室之中，一切有限度自由活动及接见亲友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管理这一批身分介于俘虏与客人之间的名流的，是一个名叫井崎喜代太的中尉，颐指迫使，架子极大；他要每一个人写一篇自传，表明过去的历史，及与国民党的关系。其中最有骨气的是陈友仁，批评日本军阀胡闹，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必将失败；最热中的是郑洪年，表示自己很有办法，希望日本人能够用他。

民国31年1月10日，皇后道中突然戒严；香港大酒店附近，更为严密。同时被软禁的”贵宾”们都接到了通知，有两个日本将官要来看他们。

两个都是中将，一个是来自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后宫淳；一个就是主持港、九作战的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他们是由冈田芳政陪了来的。

在华丽明亮的大客厅中，首先被请来谈话的是老外交家颜惠庆。经过冈田的介绍，后宫与酒井都很客气地道了仰慕之意。然后由后宫发问：“请问颜博士，你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如何？”

“此一事件发动得太突然，我事先毫无研究，无法推断将来的结果。”

“是不是可以请颜博士对我们作一点具体的建议？”

“战区如此辽阔，牵涉的因素如此复杂，像这样的战争，是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颜惠庆又说：“光凭报纸上的一点消息，不能让我充分了解整个情况，所以很抱歉，我实在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

“那末，对于国民政府的宣战呢？”后宫问说：“颜博士是否认为会影响中日之间和平的达成？你看，有多少宣战的理由？”

颜惠庆仍旧用闪避的态度：“国民政府宣战的消息，我是间接听到；正式文件，未经寓目，歉难列举宣战的理由。”

“再请问颜博士，你对未来有什么希望？”

颜惠庆想了一下答说：“中日军事冲突，已逾4年，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中国的难民，最低的估计，亦已超过1000万；物资上的毁弃，更无从计算。可是现在战区日益扩大，这是最不幸的一件事。个人年事已高，希望能有重睹升旗的一日。”

这是极好的一篇外交词令，最后一句话，可以解释为赞成中日全面和平；也可以解释为日军全面撤退。说战区日益扩大为不幸，即表示希望日本不再向国军防守区域进攻；亦有指责日本军阀穷兵黩武之意。言婉而讽，经过翻译传达后，后宫与酒井都频频点首，是称许的模样。

“颜博士，”后宫开始游说了，”以你的经历及经验，如果能够参加政治活动，对于达成你早睹升旗的希望，一定大有助益。我们乐于见到你出山。”

“多谢盛意。”颜惠庆从容答说：“我以衰病之身，从辞去驻苏大使以后，就决定退休，至今7年，不但无意再入仕途；而且与实际政治也脱节了。暮年岁月，惟有从事文教及慈善事业，服务社会、略尽国民一分子的责任而已。我过去在北京政府，参加内阁，办理外交，前后20年，自愧建树不多；现在年迈力衰，就想为国效劳，亦势所不许。”

“照颜博士所说，如果有文教及慈善方面的工作，你是乐于参加的？”

“是的。”颜惠庆加强语气补了一句：“必须是非政治性的，纯粹属于社会自发的！”

谈到这里，后宫向酒井问道：“阁下有什么事，要向颜博士请教？”

“我想请教颜博士，对于促进中日两民族间真正的亲善，有何高见？”

“此事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颜惠庆闪避着说：“将来如有所见，一定会提供当道作参考。”

谈话到此告一段落，送走颜惠庆，请来陈友仁，继续再谈。

由于事先已看过陈友仁所写的”自传”，知道他是”亲苏派”，所以谈话也便集中在这方面，后宫问道：“陈先生，你对斯大林的看法如何？”

“我没有跟斯大林接触过；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由松冈洋右去回答。”陈友仁用英语回答。

一开始就是深刻的讽刺，松冈洋右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车站拥抱那一幕，日本军人大都引以为耻。所以后宫与酒井，相顾嘿然，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陈先生，”冈田芳政打破了沉默，”听说你一向与蒋介石先生不和——”

“不！”陈友仁有力地打断了他的话，”中国是团结的。蒋先生现在领导整个国家，为了民族的生存作难苦的奋斗，我对他只有敬重。”

“那末，陈先生，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呢？”

“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工作，才能表示敬重蒋先生。”

话有点说不下去了。酒井的脸色很难看；冈田深怕闹到不欢而散，破坏了这一次特为来笼络目的。

后宫略一颔首，随即问道：“陈先生，如果我们释放你，你愿意到哪里去？”

“如果是释放，我有我的自由，希望到哪里去，不必告诉你。倘或你们仍旧当我是俘虏，到哪里去都没有我作主张的余地，也就不必多说了。”

态度始终是如此傲岸！但后宫亦起能忍耐；用解释的语气说：“陈先生，你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你愿意到哪里去，告诉了我们，好替你准备交通工作。”

陈友仁想了一下答说：“上海虽已沦陷，但照国际公法，仍旧是中国的领土。我愿意回上海。”

即使想赴内地，也必然说是愿意到上海；到时候再设法转道，比在香港、九龙要方便得多。事实上，日本军方，也已作了决定，这批高级俘虏，以移送到上海，最为妥当。

这期间，南京、上海方面，不断有人派来，而目的不同。来自南京的，自然是汪政府的特使，希望争取有分量的在野名流，金融巨头，参加”和平运动”。这个工作没有成功，但也不是完全失败；有些人已作了口头承诺，只以日本军方要听东京的指示，一时还不能将愿意参加汪政府的人，交给南京来人。

来自上海的，情况最复杂，有受杜月笙之命，到香港来营救”老朋友”的徐采丞；也有”76号”派人”抓人”的。最大的一个目标是陶希圣，但他早已举家混入第一批疏散到曲江的难民队伍中，间关抵达”行在”了。

香港大酒店中的羁客，能恢复自由的，只有3个人，一个是许崇智，他与新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是老朋友，而且在表面上，日本人”交代”他做的事，很巧妙地都敷衍过去了，所以提前释放。

一个是胡文虎。他在香港虽只有一座”虎豹别墅”与一张报纸；但在南洋一带，事业甚多，号召力亦不小，日本人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自然特加青睐。

再有一个就是曾云霈，他是留日出身；当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时代，很得意过一阵子；在日本阁员级的要人中，朋友很多。而且十几年来，他亦未曾参加实际政治工作，生活靠蒋委员长迎段南下，月饭2万元中，分润维持；段祺瑞一去世，境况更窘。这些情形，日本人是谅解的；因而宽大处理放他一条生路。

除此以外，另有3个人受到特别优待。第一个是”北平李丽”；虽然美人迟暮，但风华如昔，典型犹存，广东特务机关长兼任香港民政长的矢崎，一见惊为天人，倾倒不已。于是”北平李丽”成了香港名女人中的名女人。她本来以手面豪阔出名；这一来更得畅行其志了。

那时有好些人受过”北平李丽”的惠；而受惠最深的，却是梅兰芳，他曾”降尊纡贵”，陪”北平李丽”唱过戏，就因为这一重粉墨因缘，”北平李丽”在矢崎面前极力称颂，梅兰芳亦成了矢崎公馆中的座上客。但是，矢崎无法逼他再出现在舞台上；这便是”北平李丽”的卫护之功——梅兰芳特意留起一撇小胡子；梨园行蓄此与”剁网巾”，皆是不再唱戏的决绝表示。倘非”北平李丽”不能任他”蓄髭明志”。

再有一个便是影后胡蝶；据说是日本军方曾特别下令保护。她亦经常出现在矢崎的公馆中，终于获得通行上的方便，悄悄潜返内地了。

除了颜惠庆坐船以外，其余香港大酒店中的高级俘虏，都坐日本所派的专机，飞抵上海。平时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的时候。

这些名流到达上海的消息，已在日本军部控制之下的报纸，是不准登载的；但在私底下——汪政府的要员及上海的”上流社会”中，却很引起了一番热闹；访客陆续登门，细叙契阔、悲欢杂陈。一阵接风压惊的应酬过后，情绪慢慢平静，便有许多正事要谈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亦都是银行家，一个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周作民；一个是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还有一个是久任银行公会秘书长的林康侯。周、唐二人是周佛海的旧交，与周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无话不可谈。

“太平洋战争一起，首蒙迫害的就是我们东南财赋之区；军需供应，尤其是粮食，日本人搜括得很厉害，自己划定了一个军米区。民以食为天，如果一旦民食供应不上，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周佛海问说，”作民兄，你有什么好办法？”

“在这种一面倒，又是军事大帽子往下压的情况之下，能想出办法来，已经很好了；哪里还谈得到好办法；我看，唯一的办法是：与其你来做，不如我自己来做？自己做，总还有腾挪闪避，甚至暗中掣肘的余地。不过，”周作民特别强调，”不管怎么做，总要先取得重庆的谅解。”

“那是一定的。”周佛海点点头说：“你的原则很好；我让他们去拟好了办法，再跟你来请教。”

周佛海召集专家，拟定了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组织规程；下面又分米粮、纱布、日用品等等专业委员会。所谓”统制”，对日本人的说法是配给之意；以有限的物资，作最经济的分配。日本方面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要求尽快成立；因为对”统制”二字，各有会心，在他们看，可以利用这个委员会有效达成搜刮的目的，何乐不为。

依照组织规程的精神，此一统制会是商界自动自发的组织，因此，负责人便须从商界中去找。上海从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一走，崛起了另一批闻人，其中年高德劭，以闻兰亭为首。

他是江苏常州人，这年高寿已七十有三，但精神矍铄；清癯的身材，撇一部银髯，真有仙风道骨之概。他的本行是纱布，民国10年以前，便已崭露头角，担任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长；又是上海最大的一家交易所，虞洽卿所办的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常务事理。一生敬业乐群，赋性淡泊，但对社会福利事业，颇为热心，所以物望甚高。只是以前有杜月笙、虞洽卿在，声光不免被掩而已。

周佛海根据上海商界巨子的反应，决定请闻兰亭出山。他是茹素念佛的，周佛海特地精治了一席素筵，而且请了好些有名的”居士”作陪，提出要求，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作个敦劝的总讲；闻兰亭慨诺不辞，不过他有个附带条件，要请两个人帮他的忙，至少也得是两个之中的一个。

一个就是刚由香港回上海的林康侯。他是上海本地人，进过学，即是一名秀才，前清末年，做过南洋公学小学部的校长，以后又参加《上海时报》，做过主笔。平时各省都在提倡自办铁路，林康侯与当时一班立宪派的名流，创办苏州铁路，又跟”梁财神”——梁士诒组织新华储蓄银行，自此弃儒习贾，在交通金融事业上，有过一番作为。

民国17年开始，林康侯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金融巨子，无一不熟，而且做事任劳任怨，不矜不伐。有此两项长处，闻兰亭觉得他是最理想的助手。

再一个是大陆银行的叶扶霄，与闻兰亭的交情极好；但交情是交情，做人是做人，叶扶霄不愿淌浑水。所以最后是林康侯经不住各方劝驾，觉得盛情难却，做了”商统会”的秘书长。

秘书长有了，便须物色所属的5个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米粮统制委员会。闻兰亭与林康侯，不约而同地都看中了一个人。

此人叫袁履登，籍隶浙江宁波，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除了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以外，一直担任公职，并有两个头衔，一个是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仿佛民意代表；一个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籍董事，对于公共租界的设施，是有发言权的。这两个公职，造成了他在上海滩上的特殊地位。加以为人和平敦厚，乐于助人，所以声望很高。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当然要改组，英美籍的董事，一律送入集中营；原来的日籍董事冈崎，成为总董；袁履登也水涨船高，被推为副总董，但权力却反不如前，因为工部局的董事会已经有名无实，难得开会，就开会亦只是听冈崎一个人大放厥词，根本无他人置喙的余地。

袁履登之出任米粮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自须先谋之于冈崎；同时提出条件，必须按起配给”户口米”。冈崎表示，这个条件他也同意，然而无法作主，要取得”登部队”的许诺。

冈崎又提出一个要求，想请袁履登出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彻底清查上海的户口。这件事与食米配给有密切关系；袁履登是无法推辞的。不过，趁此机会，却可以提出一个条件，不得再有封锁的情事发生。

原来当日军刚入租界时，常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或者只是激于义愤的爱国情绪，每每伏击”皇军”及汉奸，只要某一地区发生暗杀事件，预先安设好的警铃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圈出事地点四周，成为局部封锁地区。真所谓”画地为牢”，在”牢”中的住户商品，不准有人外出；路人则在原地停止，听候检查”良民证”。无辜被捕的不知凡几；幸而通过检查的，也并不能立刻恢复自由；对锁自几小时至几星期不定，甚至”真凶”既获，犹不解除封锁。这是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残酷的惩罚手段；目的是要使得爱国志士，想到一出了事，便会连累无辜、同胞，饱受失却行动自由，以及生活必需品无从补给的痛苦，因而踟蹰罢手。

袁履登所提出的两个条件，日本军方自非允许不可；因为他们亦已看出来，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本事最大，任何高压手段，只有引其中国人更多的痛恨，更坚持不屈，恰好与他们希望软化中国人的目标，背道而驰。倒不如略为宽大处理，反可以省却许多麻烦。

平时的袁履登亦已古稀之年，因此与闻兰亭、林康侯，为人合称为”三老”。这”三老”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因为不是被请去证婚、就是被邀剪彩，每人每天至少有五六个应酬，筵席上一定会遇到。

除了林康侯以外，由香港送回来的名流，几乎每一个都不能免于日本军方或汪政府的登门拜访，延请”出山”。当然，像郑洪年那样热中的人，一拍即合，出任了管辖京沪、沪杭两条铁路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此外大多虚与委蛇，或则设法延宕，或则担任一个空头名义。只有两个人比较特殊，一个是陈友仁，闭门坚卧，纤尘不染；一个是李思浩，担任了素无渊源的新闻报董事会主席，只为了帮朋友的忙，而且是取得政府默许的。

原来当太平洋战争一发生，日本进入租界，首先要控制的便是申、新两大报。两报当然要改组；而改组两报的权柄，却很奇怪地是握在日本海军手中。日本陆海军对于在中国的占领区，各有势力范围；上海是一例外，属于陆海军共管区域；西藏路以东因为接近黄浦江，所以归海军管理，作为上海报馆集中地的望平街正在此区域之内。

日本海军所选中的《申报》主持人，名叫陈彬壧，他是？苏州人，战前曾在《申报》主持笔政，颇得史量才的信任；史量才被刺，《申报》内部清除左倾分子，陈彬和远走香港，替陈济棠办”港报”，跟日本方面搭上了关系。所以此时以《申报》旧人来主持《申报》，顺理成章，毫不为奇。

《新闻报》的商业色彩比较重，日本军方认为人事不必更动，只责成《新闻报》加强替日本宣传而已。但政府方面却认为董事会主席吴蕴斋，也是知名的银行家，他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这所谓”北四行”集团中的中坚分子。北四行在上海有两笔很重要的投资，一是握有相当数量的《新闻报》股权；一是有名的国际饭店。自北四行的领导人周作民离开上海，这些事业都由吴蕴斋出面主持；事实上他在《新闻报》并不大管事。如今来自重庆的消息，说他不见谅于政府，当然亟图摆脱。但是日本海军又岂能容他高蹈？再说所代表的股权，亦不能随便放弃；因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这时便有人献计，说要找一位资历辉煌，而又为日本所信得过的人来接手，才能脱身。吴蕴斋深以为然；几次计议，物色到了李思浩。

李思浩字赞侯，浙江慈溪人，长于度支，是段祺瑞一系真正有实力的大将；日本军认为由在北洋政府历任财政总长，而在国民政府中并未任过任何要职的他来主持《新闻报》的董事会，是很适当的人选。于是，吴蕴斋便向蛰居在法租界偏僻的惇信路，吃斋念经，不问外事的李思浩游说，力劝他？出山来保全这一张行销全国，发行数字占第一位的《新闻报》，庶几沦陷区的同胞，还有一处可以诉若，说说话，让日本人觉得是不能不顾忌的喉舌。

就为了这个原因，李思浩托徐采丞用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获得同意，方由吴蕴斋正式向日本海军驻上海的最官员近藤推荐，接任《新闻报》社长。

李思浩出山之时，闻兰亭却已有倦勤之意。原来此时有关东南的物资，成为三方面争夺的目标，一是日本军方；二是汪政府；三是我们的大后方。

为了维持抗战，大后方必须海外及沦陷区的物资支援。？际采购，本可通过香港及上海的中央信托局办理；太平洋战争一发生，这两处的中信局不能再发生作用，对于沦陷区物资的争取，就更显得重要了。

大后方的这个争取工作，分多方面进行；主要的是两条线，一条是由杜月笙的代表徐采丞与日本陆军登部队打交道；一条是由第三战区设法搜购，自浙东输内地，不幸的是第三战区的经济特派员平祖仁夫妇，双双为76号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