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篇跋，那首七绝即或用字不妥，亦不为病。李增厚殷殷致谢之余，谈到他替龚定庵物色的一所房屋，道是徐家的产业。

昆山徐家，大族第一。康熙年间，海内无不知有“三徐”。所谓“三徐”是徐家三兄弟：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比徐乾学小三岁，少年得意，顺治十六年二十六岁，便已大魁天下，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不过“三徐”之中，声势最赫的是老大徐乾学，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与圣祖所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高士奇，结为亲家，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当时有一副谐联：“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东海是徐氏的郡望，澹人为高士奇的别号。又有一首歌谣：“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所谓“余秦桧”，指休致的大学士，湖北大冶的余国注，“徐严嵩”即指徐元文，“乾学似庞涓”，意思是说徐元文之成为“严嵩”，幕后有庞涓这么一个“军师”在。

“三徐”中的老大、老三的乡评都不很好，惟独老二，比老大晚一科，也是探花的徐秉义，即使严劾徐乾学的副都御史许之礼，亦说他“文行兼优，实系当代伟人”。李增厚劝龚定庵所买的，就是徐秉义的故居。

第二天一早本来约定去看房子，不道另有奇缘，李增厚有个朋友，姓王，亦是秀才，他一直在扬州盐商家作清客，善于鉴别古玩，谈起此行，是受人之托，携一方汉朝的玉印，到上海去待价而沽。

龚定庵好古成癖，当即问道：“汉朝的玉印，要看质地、文字、印主而定。不知足下所携，是怎么样的一方玉印？”

“这方玉印是纯净无瑕的白玉。”王秀才说，“汉王大都入土而又出土，虽谓之古色，其实斑驳不纯；这方玉印，流传人间，从未入土，所以颜色不变。”

“说得是，不过也要看了东西，才知道是否入过土。”

王秀才明白，龚定庵疑心是伪造的，所以这样说法；当即微微一笑，“龚先生，”他说，“看这方玉印，也要有些眼福；今天有缘，可惜东西不在身边，不过有个拓本在这里，龚先生精于赏鉴，倒不妨看看，有什么特异之处。”

说着，从“护书”的夹页中取出一纸印拓；龚定庵接过来一看，朱文“婕妾”四字，不由得大吃一惊。

“印在哪里？”龚定庵问。

“在我船上。”

“可容借观？”

虽是萍水相逢，但龚定庵不但文名已著，而且大多知道他的家世；上海道是有名的肥缺，上海道的“大少爷”，当然是贵公子，看来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好主顾了，所以王秀才欣然应命，亲自回船去取玉印。

“今天怕不能去看房子了。”龚定庵很兴奋地说，“此印的来历，我略有所知，一直怀疑，未见得一定属于赵飞燕，因为汉宫中的赵婕很多，飞燕的妹妹合德，不也是婕吗？还有昭帝的生母，姓赵，也封婕。不过，现在一看拓本，足以破惑，确是飞燕遗物。”

“你连原物都还未见，就能下此断语！”李增厚不免怀疑，“你何所据而云然？”

“就在这个字上！”

“”与赵在这里是相同的。龚定庵指出，汉朝扬雄所著、晋朝所注的十三卷《方言》，第十二卷中有这个“”字，解释是：“，姊也”。姊妹同封婕，赵飞燕是姊姊，用此“”字，巧合双关，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更为明确，这“”字左面的篆法奇古，作飞鸟之势，非“燕”而何？

细看果然，不能说他穿凿附会。谈到来历，龚定庵说，在明朝，此印最早是严嵩之子严世蕃所收藏；严嵩父子败后，流入有名的收藏家项子京手中；后来又归无锡华家，最后为李日华所得。

李日华是万历年间江浙的大名士，精于鉴别，号称“博物君子”，他有两多，一是著作多，二是别号多。李增厚记得李日华的同乡后辈，嘉兴鲍昌熙所著的《金石屑》中，仿佛收得有李日华的一篇谈印的记载；到书架上捡出《金石屑》，在第三册中找到李竹懒的一篇短文，看头一句便惊喜过望，原来竹懒便是李日华的别号之一，而所记的正是赵飞燕的玉印。

“定庵，你听，”李增厚念道，“‘汉宫赵飞燕婕时印，不知何年流落人间。嘉靖间曾藏严氏，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余爱慕十余载购得，藏于六砚斋，为一奇品，永为至宝，若愿以十五城，岂能易也？’”

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国所得的和氏璧；在李日华看，这枚赵飞燕的玉印，价值连城。经此品评，越发坚定了龚定庵的必得之心，但毕竟要看过实物，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到得日中，方见王秀才重到李家，携来一个包裹，重重锦袱，真所谓世袭珍藏，最后出现的是一个手掌大的紫檀方盒，盒盖及盒身四周刻满了字，但龚定庵无暇细看，一伸手揭开盒盖，顿觉眼中一亮；那方凤纽玉印，约莫一寸见方，五六分高，通体洁白，只有纽旁有黍米大的一块红斑，格外显得鲜艳夺目。

看玉、看纽、看印文，龚定庵把玩不释，脑中渐渐形成一个体轻如燕的纤影，神游在两千年前的未央宫中，昭阳殿里了。

“请问，”龚定庵定定神问，“此印是足下的珍藏？”

“哪里，穷措大哪里有这样的福分，我是受人之托，为宝物觅一位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