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李德顺一案，比较易于措手。因为直督的绅士有绝硬的后台，南皮张、定兴鹿，有此两位做大军机的小同乡，态度不妨强硬。那桐只须顺应舆情，张、鹿两人自然会在朝中呼应支持，不会有何难处。

在李德顺来说，杨士骧一死，倒是个机会。原来他跟人表示，营私所得，杨士骧得十分之四，他跟吕海寰各得十分之三，此时大放空气，一股脑都推到杨士骧身上，又说买南关的地皮，亦是杨士骧所授意，希望一建总站，那里的地皮涨价，便好用来弥补前后两任的亏空。

这是死无对证的说法，设词颇为巧妙，只是没有人肯信。而且同情杨士骧的人很多，说他死在两个人手里，清理财政的监官一到，袁世凯的巨额亏空势必揭露，不能不急，李德顺无法弥补，大负委任，不能不气。所以，他是为袁世凯急死，为李德顺气死的，后者便是罪魁祸首。因而有人戏拟了一通讣闻，登在报上：“不肖李德顺罪孽深重，不自秘密，祸延显者连呼府君，痛于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未时，凶终外寝。”

杨士骧字莲甫，为他以所加的官衔，极尽讽刺之能事，是“诰授庸禄大夫，晋授光落大夫，历任通融、蚀利布政使、三懂巡抚、蚀地总督、赔洋大臣”。此为“诰授荣禄大夫、晋授光禄大夫、历任通永道、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谐音。此外还有“气煞将军、一等京调子、运动巴图鲁、督带新钻营、麻将场跑马、御赐福寿膏、醉八仙、欢乐如意”等等衔头，拿他的做官为人，以及唱京戏、抽大烟、打麻将等等嗜好，嘲笑一番。

尽管舆论对李德顺十分不利，张之洞与鹿传霖所支持的直隶士绅，态度十分激烈，但那桐却不能如端方处置杨崇伊那样，采取可以大快人心的严峻措施。这因为一方面牵涉到吕海寰，另一方面又以李德顺的活动，德国公使跟贝勒载洵，都对那桐有所关说，使他不能不放松一步。

就在这时候，从天津到北京有个甚嚣尘上的传说，那桐会在北洋大臣行辕中一直住下去，而端方则将内调入军机。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但只是有此一议而已。想援引端方入军机是张之洞的希望，原来他在湖北亦颇有亏空，保陈夔龙当鄂督，用意与袁世凯保杨士骧当督相同。清理财政上谕一颁，陈夔龙的处境比杨士骧亦好不了多少，但张之洞却不能如袁世凯那样轻松，因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下了台的，反正事已如此，急也无用，索性不管，看庆王奕劻如何去铺排。倘或逼得急了，将用了北洋银子的亲贵重臣，列一张名单出来，说要送报馆发布，自有人出来替他料理其事。

现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可就不同了。万一纸包不住火，言官参劾，报纸攻击，四十年清誉，付之流水，何能心甘？所以张之洞在上年十一月一奉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之命，立即奏调湖北提学使高凌霸到京，专办借洋债之事。到得这年四月，方始定议，由英、法、德三国银行，合借五百五十万镑，年息五厘，九五折扣，二十五年为期，而预计铁路完成后，十年即可还清。

这一来，张之洞可以松一口气了。借到这笔巨款，好歹先还了亏空，等开工以后，由陈夔龙再在别项公款中移东补西，陆续弥补，可保无事。那知合同已经初签，送到外务部复核，并已定期签约拨款时，忽然出了岔子，美国公使提出一件照会，说外务部曾经许诺，川汉筑路可借美款，请求通融加入。这是一个误会，据理而驳，本可无事，谁知美国银行家在伦敦已经跟英、法、德合组的此一财团，取得协议，川汉路借款，改为四国同借，要求粤汉铁路的借款，亦比照办理。正在磋商之际，俄国又借口汉口的茶务，跟俄国的利益有关，要求分认借款。

枝节横生，不知什么时候始可定议。张之洞又气又急，右胁起了个痞块，而且作痛，医生说是肝病，不理它将会蔓延入胃。

虽在病中，张之洞仍旧挣扎着入直，端、那互调之说，即起于此时。张之洞与端方的交情很深，也知道端方在两江的亏空亦不少，心里打算着能将他引入军机，就可彼此遮盖，两俱无事。可是奕劻不同意调动直督，因为杨士琦与袁克定一再要求，如果端方督直，他跟袁世凯是换帖兄弟，必得设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倘或换了那桐就很难说了。

这一来，张之洞更难安心养病。而不如意事又纷至沓来，第一件是陕甘总督升允，反对宪政，奏请进京面陈，摄政王不许，说是有意见尽可电奏，于是升允奏请开缺。电文说：“臣中西学问，非全无知，惟近患心疾，五官均失其用。新政方兴，旧疾日增。”似嘲似讽，惹得摄政王大动肝火，他说：“出语不逊，几近负气。”准予开缺。张之洞便劝摄政王，说他出语虽过当，到底是满员中的正派人，所请宜乎不准。但以奕劻素来不满升允，结果还是开了缺，张之洞自然不高兴。

再有件事是亲贵典兵，亦久为张之洞所不满，先是成立警卫军，命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专司训练，继而要重办海军，以郡王衔贝勒载洵及广东水师提督萨振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最后准备成立军咨府，作为陆军大元帅的幕僚机构，先设军咨处，改派载涛管理，而以奕劻的次子、八大胡同的豪客镇国将军载搜，办理禁警军训练事宜。

这一下，张之洞觉得不能不尽其三朝老臣的直谏之忱了，拿着军咨处所拟的一道上谕，去见摄政王载沣。

“摄政王，这道上谕，之洞以为不妥。”

载沣将上谕看了一遍，困惑的问：“没有什么不妥啊！你说，那里不妥？”

“从头到尾皆不妥。”张之洞捧着上谕，一面看，一面说：“‘宪法大纲内载，统帅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是故皇上为‘大清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这个说法，似是而非，皇上为君，元帅为臣，胡可混为一谈？前朝武宗自称‘镇国公总兵’，贻笑后世，可为殷鉴。”

“这是君主立宪的规矩，日本就是这样的。”

“国情不同，何必全抄他人成规？即如李鸿章在日本遇刺，日后亲制绷带以赐，这在中国就是件越礼而不可行之事。”

载沣语塞，姑且宕开一笔：“你再说，还有什么不妥？”

“九年实行宪政，应办的大政甚多。立宪的本意既在收拾民心，自然应该急民之急，如今亟亟乎伸张君权，无异授人以柄，革命党作乱，更有借口。而况新练陆军三十六镇，成军的不足四分之一，筹办海军，更是遥遥无期，实不必于此时宣示军权操之于上，徒然引起百姓的猜疑！”。

“你说，百姓会有什么猜疑？”

“猜疑朝廷练兵，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这话，”载沣有些着恼了：“毫无根据的胡猜。”

“之洞亦知朝廷决无此意，可是阛阓小民，难窥庙堂，以为练兵如果对外，便应重用将才。如今陆海军的统制权，何以都握在亲贵手中，令人百思不解。”张之洞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了：“洵涛两贝勒，智慧过人，然而世无生而知之之事！之洞自当翰林时起，就讲求练兵、筹饷、器械等等，及至受命督粤，中法战争，乃是亲历。后来移调江汉，无一日不讲求坚甲利兵之道，躬率而行三十年，于军事一道尚不敢谓有心得。如今洵涛两贝勒还是应该在上书房读书的年纪，镇国将军载搜识字无多，亦竟能总领师干，所凭借者何？之洞窃所未喻！”

这一番侃侃而谈，将个摄政王载沣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不得下台。想狠狠的驳他一两句却实在想不出话。这样僵持了一会，越想越恼，越想越羞，终于成怒了。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最好少管。”

张之洞愣住了，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摄政王，竟说出这等幼稚无知的话来，夫复何言？

事实上也无法作何言语了！因为右胁突然作痛，痛得额上流黄豆大的汗珠。载沣倒有些不忍，命太监将他扶了出去，用软椅抬到隆宗门外，坐轿回家就躺下了。

一连两天未曾入值，他的姐夫鹿传霖来看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直隶的士绅认为吕海寰非去不可，而庆王奕劻打算保徐世昌兼办，摄政王已经同意了。

这话不知道还好，一知道他又忍不住要争了。因为徐世昌虽是天津人，但地方上感情并不好，而且，一则徐世昌自奉甚俭，而挥霍公款是有名的。当东三省总督，带了两千万银子去，连同原有的库存，不下三千万之多，在沈阳大兴土木，踵事增华，不上几年工夫，花得光光。如今兼了津浦路的总办，作风不改，路成无日。再则，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太深，定会借津浦路工款不敷的说法，与张镇芳商量着在盐斤上加价，为袁世凯弥补亏空。这一来岂非要激起民变？

因此，下一天力疾入宫，一到便请摄政王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象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不得了，不得了！”载沣大惊：“快传御医！快，快，把张中堂抬到军机处！”

于是太监七手八脚地将张之洞寺到军机处，躺在藤椅上，面如金纸，气息奄奄，右胁连胃脘痛不可当，要用烫滚的热手巾敷覆，才比较好过些。

这天是六月初四，张之洞就此病倒了。第一次请假五天，到了初九，续假五天，以后又续假两次，每次十天。转眼匝月，病势仍无起色，再奏请续假时，奉到上谕：张之洞因病续假，朝廷实深廑念，着再赏假二十日，假满即行销假，照常入值。

病中的张之洞，牢骚特多，自道呕色之因，是摄政王那句“有兵在”乃是“亡国之言”。从来施政未惬民心或官吏措施失当，以到激起民变，总是以安抚为先，而事后追究责任，亦一定申复申诫，务须防患未然。

再深一层看，即令是称兵造反，亦必先剿后抚，或者剿抚兼施，从无明见民变将起，悍然不顾，竟打算着勒兵观变，这是自绝于民，不亡何待？

这话传到摄政王耳中，自己也觉得失言了。但不想这一句话，竟会将七十三岁的三朝老臣气得吐血，未免内疚。所以一再派人去探望张之洞，送人参、送西洋补药，情意殷厚，这对张之洞自然是安慰，但不能治他的心病，亦就无补于他的沉疴。

他的第一桩心病，即是在湖北的亏空。三国大借款由于美国的插手，“功败垂成”，而夜长毕竟梦多，舆论无不反对借洋债以修路，即使美国退出，三国借款一时亦无法订约。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再一桩他不甘心的是，呕血相争，仍不能挽回摄政王的意志，津浦路总办，仍由徐世昌兼领。吕海寰丢了差使，李德顺革职永不叙用，他的女婿永祺除革职外，还要充军。“祸延显者”，杨士骧既失知人之明，难辞滥保之咎，“着撤消太子少保衔”。

有杨士骧这样的大官，自然而然会令人想到袁世凯、岑春煊这些能驾驭属吏的督抚。载涛就一再在摄政王面前进言，鼓吹袁、岑复起。载沣知道，起用袁世凯，阻力甚多，首先隆裕太后的那一关就通不过，复召岑春煊，却可以考虑。

因而有个传说，摄政王打算让岑春煊重回邮传部，将徐世昌调为湖广总督。此讯一传，邮传部奔走相告，宛如大祸临头，尤其铁路总局从梁士诒以次，无不大起恐慌。岑春煊未到任就撵走了朱宝奎的记忆，令人不寒而栗！最糟糕的是岑春煊全不念两广大同乡之谊，对广东绅士的成见特深。这个传说，如果成为事实，铁路总局的那班广东人，都觉得非卷铺盖不可了。

幸好活动的路子多得很。摄政王的太福晋，近来受北府总管的怂恿，很招揽闲事，所以通过载洵的关系，送上交通银行一份十万银子的存折，岑春煊复起的传说，很快地就平息了。

※※※

端方是在张之洞病假不久到京的，此行满载而归，为他运碑版古董的专车，有六个车厢之多。六朝古迹，他都走到了，有一对陈后主还是李后主的刻花石井栏，据说亦在他的专车中。

宫门请安，谒见摄政，拜访军机之余，端方特为抽了大半天的工夫，去探张之洞的病，一半是谈一件得意之事。当然，这件得意之事也是张之洞所乐闻，而且志同道合在协力进行的——收购私人藏书，设置官立图书馆。

※※※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丁未政潮”正在酝酿时，中国损失了一批价值无可估计的古书。

自洪杨以后，海内藏书，盛称四大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陆氏后起，但有居上之势。

皕宋楼楼主名叫陆心源，字刚父，很会做官，也很会经营，当广东南韶兵备道时，便已开始藏书，积得有一百箱。居乡六年复起当福建盐运使，被参革职，而宦囊已颇丰盈，因而大收古书，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数年之间，蔚然成家。在洪杨以前，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是苏州黄丕烈，字荛圃，他的藏书斋名甚多：士礼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居、百宋一廛。陆心源题名皕家楼，即表示所藏宋刻，多于“百宋一廛”一倍。其实不然！陆心源的藏书，多少有沽名积财的意味在内，在藏书家之中品格不高，所玩的花样，亦不免让通人齿冷。

陆心源一死，他的儿子陆树藩不能世守其业，同时亦不知道他父亲藏书的内容，动辄跟人夸耀：“守先阁中宋元旧刻甚多”。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陆氏的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藏于守先阁，一部分藏于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的藏书曾经陈明浙江巡抚，转奏朝廷，归之于公，而所藏之书，都是明朝以后的刻本及普通的钞本。他所以这样做，是用来掩护他的皕宋楼的旧刻精钞。至于所谓十万卷楼，有其楼无其书；在皕宋楼的藏书上加钤印记而已。

大概在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间，有个日本人叫岛田翰，是个汉学家，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撰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堪》、《访余录》等书，对中国藏书聚散的源流，了如指掌。此时看中了陆氏藏书，几次登皕宋楼去细心检读，认为如果能得这批书籍，足补日本藏书之阙。因为日本藏书，群经诸子，大致齐备，史、集两部，则嫌缺略，而皕宋楼所藏，恰好以此两部为多。

于是岛田翰便找陆树藩谈判。此人捐班出身，由于国子监征书，陆心源送了旧钞旧刻一百五十种，总计两千四百余卷，因而陆树藩得以蒙赏国子监学正的衔头。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守先世之书，更不会知道为国家保存典籍。他只知道宋版书值钱，当时索价五十万圆，后来自动减为三十五万，再减为二十五万。岛田翰接头好了卖主，赶回日本去找买主。

有个日本的男爵岩崎弥之助，是三菱系的财阀，亦是日本有名的藏书家，岛田翰找买主自然找他。于是岩崎委托日本史学会会长重野成斋，在上海跟陆树藩谈判，终于十万银圆成交。这是四月里的事，半年以后，皕宋楼、十万卷楼、连守先阁的藏书，由日本邮船运到东京，归入岩崎的“静嘉堂文库”。

消息传出，士林大哗，笃学好古之士，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端方向来以保存国粹自命，更为难过。因此在风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亦有出售之说以后，立即请在南京作客的编修缪荃孙，接洽归公，同时就龙幡里惜阴书院原址，改设为江南图书馆，所藏除八千卷楼藏书以外，还有宁波范氏天一阁，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善本。当然，端方私人也收藏了好些精椠，加以江南士林的称颂，真是做了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这件好事，张之洞也早就想做了。他在光绪二十九年进京修学制时，便有创设京师图书馆之议，后来因为回任鄂督而终止。内调入京，以大学士管学部，旧事重提，一直在规划，首先看中了热河文津阁所藏，唯一完整的一部四库全书，此外避暑山庄各殿所置的书籍亦不少，加上内阁大库的藏书，亦可以粗具规模了。但总觉得以首善之区的图书馆，应该是系四海观听的学术渊蔽，如果庋藏不如民间私人之精且富，未免说不过去。及至陆氏藏书，舶载而东，张之洞的想法与端方不约而同，正宜趁此时机将私家藏书，价购归公。端方近水楼台，先取得了八千卷楼所藏，张之洞能打主意的，就只剩下三处了。

一处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一提到此，有人拿了本《老残游记》给他看，上面有作者刘鹗写的一首诗：“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再看“游记”中的描写，心便冷了。

《老残游记》中有一段，记他在东昌府向书房掌柜打听海源阁，书房掌柜回答他说：“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听说他家书多得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它。”老残“又住了两天，方知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所以题了上面那一首诗。

所说的柳家巷就是杨家，柳小惠实为杨绍和，而柳凤仪则为杨凤阿。杨绍和之父以增，亦非漕运总督，而是河南总督，宦囊所入，大部分用来买书。清初季沧苇、钱遵王，以及道光年间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四家藏书，大都归于杨以增，特建“海源阁”庋藏。

杨绍和能继父业，机会亦很好，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赐自尽，府中流出来的书很多，潘祖寅、翁同龢与张佩伦的岳父朱学勤，几乎无日不在琉璃厂搜觅，但精秘之本，却多为杨绍和所得。

张之洞也听说过，杨氏父子对藏书颇为珍秘，当今名士中只有胶州柯绍忞、苏州江标曾经登阁涉猎，但杨绍和已经下世，或者杨凤阿愿意出让藏书亦未可知。再一打听，方知无望。愿来杨凤阿是个任性而乖僻的绔袴，他的笑话很多。臂如不会骑马而爱骏马，曾花二百两银子，买一匹名驹，看善骑的仆人得意驰骋以为乐。他是举人，捐了内阁中书在京当差，日常无事，喜欢请客，有一天买到四只官窑瓷碗，自更要请客鉴赏。及至入席，便用这些名碟供馔，周而复始，不下十余次之多，他有个同乡便开玩笑，说：“此碗未免偏劳”。因此京城里遇到偏劳之事，称为“杨凤阿的碗”。又有一次，年下手头紧又拿一串奇南香朝珠，命听差去变卖，一时找不到买主，杨凤阿一气，说是“不要了！”将那串价值千金的朝珠，送了给听差。是这样毫不在乎的脾气，除非等米下锅，不会卖书。

再有个原因是，江标对海源阁的珍藏，由羡生妬，在一篇题跋中说：“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拥载而南？”意思是说如果他发了大财，一样也能将杨以增从江南买去的书，再买回江南。杨凤阿看到这篇文章，大为恼怒，从此重门深锁，拒客更甚。是这样一种宁饱蠹鱼，勿失手泽的殉书态度，当然打不上什么主意了。

至于宁波天一阁的藏书，自明朝嘉靖年间，至今三百年，世守不失，由于范氏子孙自律的禁例甚严，阁门及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孙齐集不开锁，阁中藏书不准下楼梯，亦不晒书，用芸叶、石英保持干燥。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一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罚不与祭一年；擅自将书借出，罚不与祭三年，如果盗卖书籍，逐出宗祠。

这样，剩下来唯一可商量的，只有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了。为此，张之洞亲自写信给端方，谆谆相托。这就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志在必得了！因为袁世凯被逐，奕劻势力渐弱，端方颇有岌岌之感，张之洞即令与童贵不甚投机，毕竟是三朝元老，庙堂之上，颇受优礼。若说要保全一个人，只要肯出死力相争，摄政王亦不能不做让步。端方在想，能将这件事办成了，不但可显他做督抚的本事，而且必蒙张之洞激赏，结一个有力的奥援，正是他今天所最需要的。

端方为人似雅而俗，而且俗不可耐。雅事俗办无非威胁利诱，不过这趟他却办对了，主要找对了一个人。

本来端方门下，专有一个替他经理金石碑板、书籍字画的清客，名叫杨惺吾。此人眼力甚高，精通目录学，端方的收藏，大部分有他的题跋。但物以类聚，有巧取豪夺的居停，便有诡谲奸诈的门客。杨惺吾的品行甚坏，作伪的本事亦很大。端方心想，如果请他到常熟去谈判，人家一看就怕了，敬鬼神而远之，一定谈不拢。

因此，端方找的是常熟的名士曾朴，字孟朴，是世家子弟，会试不第，进北京同文馆读书，专攻法文，但跟一般学洋务的人不同，不愿以精通外文作为猎取好差使的手段，而迷上了法国文学。又写过一部轰动一时的《孽海花》，所以在江南提到曾孟朴，知道的人极多。

这是个所谓“新派人物”，见解自不会囿于一隅之地，赞成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公诸国人，认为由京师图书馆典藏，比私人贮存，更能垂诸久远，所以慨然接受了端方的委托。

铁琴铜剑楼在常熟的菰里，主人姓瞿，传书已经四代，如今楼主叫瞿启甲，字良士，年纪很轻，但很能干。他答复曾朴说，此事必须先向叶昌炽请教。

叶昌炽的目录学，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又是翰林前辈，因此在苏州对于保护乡邦文物，说话很有力量。端方见此光景，先发制人，打了个密电给叶昌炽，托他代为向瞿启甲相劝，随后又说，新正初七到苏州，约他面晤。

不过，常熟的士绅，见解与曾朴不同，想维持“南瞿北杨”这一美名亦大有人在。这种情势亦在端方估计之中，他略施“敲山震虎”小计，下个札子，说风闻东来书贾，垂涎瞿氏藏书，妄思铁琴铜剑楼可为皕宋楼之续，责成地方官加以保护。于是苏州知府、常熟县官，都派差役到菰里明查暗访，甚至登门盘问，这一来，首先瞿家就起了恐慌，其余持异议的士绅怕惹来“勾结东贾”的嫌疑，亦就不敢多事了。

不过，不反对并不表示赞成，就算瞿家肯出让藏书，亦得有相当条件。所以居间的人，辛苦奔走，一时也还不能有成议。端方却有些忍不住了，因为德宗梓宫定于三月十二自观德殿奉移西陵梁格庄，各国都派特使来华送殡，端方亦已奏准，到京恭送，成行在即，希望此事有个着落，到京见了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得有圆满的交代。因此，对于瞿启甲及常熟的士绅，不断催促，态度相当恶劣。曾朴不想端方行径，近乎无赖，很懊悔多管了闲事，但亦不容他抽身，只能打定这样的主意：瞿氏藏书归公一事，仍须贯彻初意，不过不能让瞿家吃亏，亦不能让端方巧取豪夺。将来细节方面，要好好磋商。

瞿启甲与常熟的士绅，都觉得这个宗旨不错，于是打电报通知了已经到京的端方。

隔了两天，端方回常熟士绅一个公电：“瞿氏藏书归公，俟京师图书馆成立，当赞成。与学部诸君同阅来电欢喜赞叹，莫可名言！图书馆在净业湖上，月内即可入奏，先此电谢。”

这个电报，语气颇有暧昧之处，细心寻绎，才发现端方居心叵测。“当赞成”三字之中，大有文章，仿佛瞿氏自愿以藏书归公，而他以本省长官的资格，赞成瞿氏完成这桩好事。本来是公家向瞿氏征求家藏，若肯割爱，已是很顾公家的面子，至于酬报，自然照市价计算，如今变成瞿氏自愿报效，即不能索偿，无非由端方具奏，请予奖励，即令“给价”，亦不过实值的一两成而矣！这就是端方惯使的伎俩，既是巧取，亦是豪夺。

不过端方一回了任，却一时没有工夫来管此事。因为江苏在“大闹家务”，巡抚、藩司、臬司、上海道吵作一团，最后则连端方自己亦不能不牵涉在内了。

纠纷先起于上海道蔡乃煌，欺侮江苏巡抚陈启泰。由于陈启泰在公事上诘责得严厉了些，蔡乃煌的回信，语多不逊，“横一榻乌烟，叉八圈之麻雀”，竟成丑诋。陈启泰大怒，严章参劾。向来督抚参司道，无有不准的，重则撤职，轻则查办，视情节而定。这回出了新花样，朝命江督端方查办，既查蔡乃煌，亦查陈启泰。老迈身弱的陈启泰一气成病。当端方进京时，已有奏请开缺，回湖南养病之说了。

及至端方回任，江苏藩司瑞澂因病请假，由臬司左孝同兼署。藩司衙门有个顾师爷，是瑞澂的亲信，而为陈启泰所恶。于是趁此机会逐顾而荐一姓韩的入藩幕。

瑞澂得知其事，大为恼怒，他认为自己是请假，并非开缺，巡抚何得擅易他的幕僚？于是上书江督，控诉陈启泰“专制无理”，连带也责备左孝同，指他“有意蔑视”。

这件事本来是陈启泰做得鲁莽，加以瑞澂的靠山甚硬，只等陈启泰一开缺，“指日高升”，端方当然要买他的帐，下个札子给陈启泰，要他“驱逐韩幕”。这一来，陈启泰的病势当然又重了。

那知事情还没有完，韩去而顾不至，闭门高卧，百事不管。名幕的架子向来是这样大的，而事实上又非他不可，没有他许多重要公事都不能办。于是，首府、首县再三劝驾，方将坚卧的顾师爷复起。

等这一场督抚藩臬纠缠不清的纠纷，告一段落，陈启泰一病不起，端方得要派人奏报出缺，派人署理，查查陈启泰任内有无亏空，以及重要的未了事项。这一阵忙下来，他自己奉调直隶，继杨士骧遗缺，忙着办交代，“放起身炮”，一时顾不得瞿家的藏书，但却始终未能忘情。这一次来看张之洞，是别有用心的。

“这一次交卸，别无经手未了的事件放不下心，唯独瞿氏藏书，耿耿于怀。”端方的话锋一转：“图书馆的馆址，不知道中堂定夺了没有？”

“在我是早已定夺了！”张之洞答说：“就是内务府还有意见。”

京师图书馆的馆址，是早在端方春天进京时，便已选定，在德胜门内的净业湖，亦名积水潭。京师相传有“四水镇”，东南，崇文门西泡子河；西南，宣武门西的太平湖；东北，地安门左的什刹海；西北，德胜门右的积水潭。

积水潭上有一座镇水观音庵，乾隆年间改名汇通祠。祠据高阜，四周水木清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张之洞预备在净业湖中央的洲渚上，兴建四座楼阁，庋藏四库全书，宋元精椠。学部早就将计划拟好了，只是净业湖、汇通祠是内务府管理的官产，竟还不肯放手，所以至今不曾出奏。

“以中堂的身分，莫非内务府还有异议？”

“这也很难说。陶斋，”张之洞不胜感慨地，拉长了声调说：“今非昔比罗！”

“事情是如此，没有地方就不能建馆，不建馆，常熟的书就来不了。”

“当然，当然！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的，明天我就让部里拟稿出奏。”

“中堂，奏折上先别提瞿氏藏书，免得有人误会，以为有了瞿书才建馆，岂不贬低了京师图书馆的身分？”

“不错，不错！不过四库全书，天禄琳琅，那是一定要提到的。”

“当然！硕果仅存的一部，归于典藏，自足增重。”端方接着说道：“此馆之设，移中秘之书，嘉惠士林，是千载创新的盛举，非中堂之力不及此，窃愿忝附骥尾。将来瞿氏之书北来，我自然勉效绵薄，始终其事。”

“此何待言？必要借重的。”

揽事即所以揽权，只要能够经手，铁琴铜剑楼的精椠，多少可以弄到几部。端方此来目的既达，以“中堂多多静摄”为由，告辞而去。

※※※

一连五天，每天有上十个饭局，辞谢一半，也还有四五处的应酬。到了第六天，摄政王第二次召见，这就可以离京赴任了。端方如释重负，回到寄寓的贤良寺，决定那里都不去，只找琉璃厂书房的掌柜，送字画碑帖来看。

“这么热的天，别的应酬都可以辞掉，不过，”杨惺吾说：“有个人专请大帅，不可不到。”说着，他递过一张帖子来。

端方接过来一看，大为诧异。请客的张勋，是仅存的少数绿营将领之一。他的本职是甘肃提督，现充东三省行营翼长。西瓜大的字识不了几担，而且端方虽然认识，却素无渊源。何以他请客不可不到？端方所诧异的，不是张勋具柬相邀，而是杨惺吾的话。

“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杨惺吾问道：“张少轩的生平，大帅总有所闻吧？”

“我知道他是许仙屏家的厮养卒，别的就不甚了了。今天没有事，不妨谈此人。”

“他是南昌府奉新人，出身微贱，不错，是许仙屏的马弁……。”

许仙屏就是许振祎，做过河道总督。张勋好赌，几次赌输了公款，惹得许振祎忍无可忍，决定要重重办他。许夫人念他平时能干，又看他的相貌，似乎不是长为贫贱之人，所以给了他一笔盘缠，私下放他走了。

于是张勋到了广西，投在苏元春部下，后来又到了关外，隶属宋庆的毅军。以偶然的机缘，转入北洋。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他在王士珍所管的工程营中，充任“帮带”。及至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督，部下水涨船高，都升了官。其时军队分为两个系统，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新建陆军”，算是国家的正规军。

湘军、淮军、省军，以及其他杂牌军队，如果无法选入军事学堂受训，成为“新建陆军”则汰弱留强，编为巡防营，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主。既无训练，亦少补充，让他们自生自灭，作为建立新式陆军期间的一个过渡办法。张勋这时便统带一个巡防营，驻扎直隶、河南交界之处。

及至两宫回銮，由开封渡黄河而北，到磁州入于直隶境界，恰好是张勋的防区。他手头极松，慷慨喜结交，跟太监们混得很好，在“老佛爷”面前美言一二，竟得扈跸到京，留充宿卫，特旨连升三级，一跃而为建昌镇总兵，接着又升云南提督，成了一省的武官之长。行伍出身的老粗，到了为人尊称“军门”，便算是“官居极品”了！

不久，张勋由云南提督改调甘肃提督，衔头虽有更改，人却始终在京。其时，老醇王所练的神机营，载漪所掌管的“虎神营”，早就风流云散，荣禄的武卫军，除了宋庆率领的毅军，驻扎关外以外，聂士成、董福祥的旧部，成了散兵游勇，一部分改投他处，一部分编练为巡警。所以张勋这支军队，竟成了保卫宫禁的“护军营”，兵甲鲜明，满布殿廷。有一次袁世凯入觐，一看这情形，大为惊骇，张勋如有异谋，整个大内在他控制之下，如之奈何？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以后，东三省真所谓伏莽遍地，于是袁世凯向军机建议，将张勋调为奉天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这阳尊而阴抑，因为“节制三省防军”这个衔头，有名无实，三省的新军，听命于北洋，张勋指挥不动，原有的省军，总计四十多营，各有地盘，张作霖、冯德麟、吴俊陞等人，那一个都不好惹。张勋亦很知趣，因而得以相安无事，也因为颇有人传说，张勋跟一直横行如故的“红胡子”，早通款曲。但事无佐证，历任将军、总督，唯有代容羁縻，加以安抚。张勋亦落得常在红尘方斛的京里狂嫖滥赌，一年之中在奉天的日子，不过两三个月。

他之常住京中，除了贪恋风月繁华之外，自然还有其他作用。首先，太监跟内务府的关系，是决不肯疏远的，而且看准了当时的皇后、现在的太后，有朝一日会得势，所以跟小德张先交朋友后联宗，成了兄弟。太监有个如此煊赫的“哥哥”，自然是阖门之荣，小德张的母亲常跟儿子说：“你大哥的事，就是你自己的事！他说东，你不能说西。”小德张颇有私蓄，都归他母亲掌管，张勋每到输得饷都关不出时，总是向小德张的母亲通融，有求必应，从未碰过钉子。

除此以外，逢年过节，必定托杨士琦去找袁世凯求援。袁世凯很讨厌他，但不能不买他的帐，加以有徐世昌从中疏通，所以袁世凯跟他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关系，并没有想设法把他撵出去的打算。

但锡良就不同了。他由四川总督移调东三省，请求收回成命不许，唯有赴任实力整顿，首先想到的是张勋。他几次听人谈起，此人如何通匪虐民，如何废弛纪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得要看一看，谈一谈。果然所传不虚，就从此人开刀，作为整顿东三省吏治的开始。

张勋也知道他来意不善，所以锡良进京陛见时，他每天躲他。锡良几次派人去请，不得要领，就更觉得非一晤其人不可。于是有一天清晨三点钟，带着从人，排闼直入，终于将张勋从床上唤了起来，见着了面。

见面是在“书房”里。几案之间，陈列古玩无数，真假不得而知，但装潢无不精美绝伦。因此，锡良见了张勋的面，第一句话就赞书房：“这间屋子太漂亮了！”

“是两宫赏的！”张勋答说。

“两宫”是指慈禧太后及德宗，锡良便问：“照你说来，你这住处是先朝的赐第？”

“不是！从两宫回銮以后，我受钦赐的古董字画很多很多，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件。我很穷，不过钦赐的东西不能变卖。”张勋又说：“两宫也知道我很穷，所以从前常赏现银，最多一次是一万五千两，前后大概有六万两，都花得光光，现在我所有的，就是这一屋子东西。两宫的恩典，我想也没有人会笑我穷摆谱。”

锡良听他这么说，知道他跟宫中及亲贵的关系很深，动他的手未见得能如愿，不如暂仍其旧。

那知他不惹张勋，张勋反要惹他。到了奉天，拜印接事，僚属衙参，独独不见张勋，不由得大为光火。立刻派戈什哈将他找来，当面质问。

“你知不知道，总督节制属下文武，你这个提督，也是我的属员？”

张勋当然知道。且不说总督，就是见了巡抚，亦递手本参见。不过他既然存心跟锡良过不去，话就不是这么说了。

“我只知道大清会典，总督跟提督品级是一样的。再说，我是甘肃的提督，如今在东三省是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青帅，”张勋不称他“大帅”，因为他字青弼，所以用此平行的称呼，“你管三省，我也管三省。”

锡良愣住了，气得不得了，而驳他不倒，定定神想起一句话而问：“那么，从前徐菊帅在这里，你怎么执属员之礼呢？”

“徐菊帅是我的老长官。”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徐世昌是他的营务处总办，营宫皆为属下。张勋叙明渊源之后，又加了一句：“你怎么能跟他比！”

这一下，把锡良气坏了！暂且隐忍在心，仍容张勋在京里逍遥，直到前些日子，方始专折参劾，指张勋于“防务吃紧之时，竟敢擅离职守，数月不归，以致各营统率无人，纪律荡然。应清饬部照例议处。”

在武官，这是个很重的罪名，尤其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专折参劾，起码也是个革职查办的处分。但有小德张与洵、涛两贝勒的维护，只下了一道上谕：“着撤去行营翼长一切差使，迅赴甘肃提督本任。”过了两天，又有特旨：

“张勋着仍在京当差。”

锡良亦很厉害，拜折之时，便已料定，不管张勋如何有办法，反正“奉天行营翼长”总是当不成了，因而早就作了布置，命下之日，便接收了他的部队。张勋除了带在京两百亲兵以外，成了个光杆儿的提督。

这一下将张勋搞得很惨，因为没有兵就没有饷，那里去“吃空缺”？为此跟小德张商量，想把毅军拿到手，小德张表示支持。这时的小德张已成巨富，慈禧太后的私房钱一大半在隆裕太后手里，都交给他掌管，而李莲英、崔玉贵告退养老以后，宫中亦是他一把抓。所以只要他点个头，要钱有钱，要关系有关系。张勋不觉雄心大起。

他本来是毅军出身，那里还有好些当年合穿一条裤子的“弟兄”在，悄悄找来一商量，都认为这件事可以做，而且取姜桂题而代之，既不困难，亦不伤道义，因为毅军原非姜作题所创。

创立“毅军”的是鲍超手下大将宋庆，因而继承鲍超“霆军”的传统，将帅士卒之间，讲究以恩相结，以死相报。散兵游勇如果还想当兵吃粮，只要投到毅军，无不收容，但“补名字”则要看额子，倘无缺额，只有“大锅饭”吃，并无饷银。到得一开仗，把这些散兵游罢摆在前面，一战而胜，继以锐师，不胜则保持实力，然后看准对方的弱点，乘瑕蹈隙，全力进攻。鲍超用这个策略，建了赫赫之功，虽然今非昔比，但毅军经八国联军之役，在荣禄所辖的武卫五军之中，能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同样存在，以及在器械精良、军容整齐的六镇新军之中，卓然独峙，就靠的是这份义气。

辛酉之乱的时候，毅军已由马玉昆率领，马玉昆一死，才由姜桂题接统。此人字翰卿，名字却很文雅，但只比目不识丁，稍胜一筹。他识得自己的姓名，只是认不真切，有一次在热河，看见面铺子檐下挂块招牌，行书“挂面”二字，他跟随行的僚属说：“谁这么无聊，把我的名字写在上头！”

识字不足，倒还无足为忧，可代的是已呈衰态。他得了个风眩的病症，行不了多少路，就会头晕，非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会，不能再走。每次进宫，一路上总要息个三四次才能走到，而况年纪亦已六十开外，应该回家养老了。

就因为姜挂题的衰迈，有目共睹，所以军机处与陆军部，都认为调张勋去带毅军，亦无不可。不过姜桂题现任直隶提督，如果直隶总督肯替他说话，张勋便难如愿，他之专诚请端方吃饭，就是想打通这最后一关。

※※※

张勋在南河沿的私寓设席，除了端方以外，请了三个陪客，杨士琦、张镇芳，还有杨惺吾。

端方去得很早。六月里的天气，下午两点多钟正是热的时候，但张勋的客厅中，全无暑气。他的法子很巧妙，屋子周围摆四大块冰，用四架电风扇对着冰吹。在凉风拂拂之中，端方穿一件缺领的短褂，细细欣赏张勋的“多宝架”。

观玩到西山落日，收起凉篷，院子里泼上冷水，设好席面，杨士琦跟张镇芳亦都到了。

除了杨惺吾以外，主客陪客都是熟人，张镇芳算是端方的属员，但在此地不叙官位，而且端方遇到这种场合，亦不喜受官架子的束缚，所以彼此不是称兄弟，便是称别号，只有主人跟杨惺吾的称呼比较客气。

边饮边谈，言不及义，直到快散席时，张镇芳才提了一句：

“四哥！少轩的事，得请你栽培罗！”

“言重，言重！”端方答说：“我乐观厥成。”

这意思是，如果张勋放直隶提督，他自然欢迎，但不会替他去活动。

张勋的原意，即在消除阻力，只要他袖手旁观，得此承诺，实际上算是已达到目的。所以到得客散，将经由杨惺吾暗示，端方所看中的几件古玩，连夜包扎停当，第二天一早，专差送到端方寓处。

巧得很，也就是张勋刚走，姜桂题来拜，端方当然接见。

见面一看，果然，姜桂题须眉皆白，老得不成样子了。

“听说大帅到京，早就该来请安。只是营里的杂务很多，料理不开，一直迟到今天，请大帅体谅。”

“那里，那里！”端方觉得他说话的中气很足，精神并不如表面那样衰颓，便即问道：“姜老哥，你今年贵甲子是？”

“六十四。”

“六十四，看不出！身子好象很健旺。”

“就是一个头晕的毛病，看了多少大夫，看不好。有人说，上海有个好西医，能用电气治，可惜路太远了。”

“治病是要紧的，你何不请两个月假？”

“不敢请！”

“为什么呢？”

姜桂题面有为难之色，欲言又止地踌躇了一会，才叹一口气：“唉！说来话长。大帅是长官，我亦不敢不报告。”他说：“有人在打毅军的主意，如果是够格的，我让他也不要紧。不够格的，硬爬到人家头上来，弟兄们不服。毅军是子弟兵，与别的军队不同，如果我一请了假，朝廷觉得姜桂题又老又病，正该开缺，另外放人，那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我受朝廷栽培，不能不顾大局。”

“喔，”端方接着他的话问：“你说事情闹大，怎么个闹法？”

“只怕，只怕毅军要拉散了！”

端方心里在想，姜桂题是不是有意吓人，虽不得而知，不过他自己不甘退让，却是很明白的事。既然如此，即令他部下并无人不服，他亦可以教唆出变故来。最坏的是，如今言之在先，以自己的身分，不能不关心这件事。否则，万一将来毅军真个哗变，姜桂题说一句：我早就报告了总督的。那一来，责任不就都在自己身上了吗？

转念到此，颇感为难。本以为自己应付张勋的法子很圆滑，反正不作左右袒，听其自然，就算帮了张勋的忙。而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不能不设法弭患于无形。做督抚的，不怕别样，就怕所管辖的军队闹事！

这样沉吟着，只见姜桂题从怀中取出一个梅红封套，颤巍巍地走过来，双手捧上，口中说道：“大帅的亲兵，照例由毅军关饷，今天我把头一个月的带来了，请大帅过目。”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端方便将封套接到手里，将银票稍为抽出来一点，便已看清楚，是一万两银子。

这孝敬也不算菲薄了，端方只得说一声：“受之有愧！”将封套放在炕几上，才又问道：“你说是谁在打毅军的主意？”

“张少轩！”

“喔，是他！”端方喊一声，“来啊！”

“喳！”端方的戈什哈连姜桂题的马弁，站了一院子，齐声答应，暴诺如雷。

“扶姜军门进我书房去。”说完，端方随手捞起红封袋，走在前面。

等将姜桂题扶到书房，自然摒绝从人，有一番密谈。看一万银子面上，端方教了他一条计策，让他去求亲王奕劻。

“别人不知道，王爷是知道的。从甲午那年起，毅军先打日本；后来守胶州防德国人，守旅顺防俄国人；庚子年起，一直守山海关外，护送两宫出关到太原，到西安；日俄战争守辽西，帮日本打俄国。毅军，”姜桂题忽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且哭且喊：“毅军对得起朝廷噢！”

奕劻大为惶惑，急忙叫人扶起他来说：“翰卿，翰卿，你有什么事，这么伤心？有话慢慢儿说。”

“请王爷作主！”

姜桂题拭一拭眼泪，断断续续地诉说，由于语声哽咽，奕劻听了好一会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是，毅军自成军以来，虽两易其主，但部卒却是父子相继，兄弟相接，所以非始终在此军中，情深谊厚着不能统驭。张勋不知利害，如果奉旨到营，一定会激出变故。士兵不是锋镝余生，即是父兄断胫决腹于疆场的孤儿，必当设法保全，而唯有遣散才是保全之道，这就是端方秘授的一计。

这番话说得庆王大起恐慌，当下极力安慰姜桂题，把他劝走了，随即跟摄政王通了电话，把姜桂题哭诉一事，扼要的告诉了他。

“我正为这件事在烦。庆叔，”摄政王说：“咱们明儿宫里谈吧！”

※※※

摄政王的烦恼不止一端。

首先是闹家务。太福晋自从孙子进宫那天，大发了一回毛病以后，由于诸事顺遂，更主要的是，再不必惴惴然于“老佛爷”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花样来，所以宿疾渐愈，想想自己三子一孙，极人间之尊贵，说起来比“老佛爷”还福气。“老佛爷”能掌那么大的权，自己孙子为帝，儿子摄政，不折不扣的太皇太后，莫非就做不得一点主？因此招权纳贿，不过半年工夫，善于钻营的都知道，有北府这么一条又快又稳当，而且便宜的门路。

这一来婆媳之间就更不和了。儿媳是慈禧太后说过：“这个孩子连我都不怕”的权相爱女，自然看不起出身不高，又不识字的婆婆，而婆婆又看不惯儿媳妇的不守妇道。摄政王福晋爱热闹、喜洋派，常在御河桥新开的六国饭店出现，府内上下皆知，只瞒着摄政王一个人。

婆媳虽如参商，但各行其是，勉强亦可相安无事，有时不免跟儿媳妇所管的闲事成了敌对之势。譬如说张三已走了北府福晋的路子，讲好可保其位；偏偏北府太福晋又答应李四，可取张三而代之。这一来摄政王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的好？慈命难违，阃令更严，往往落得两面挨骂，痛苦万分。加以载涛护母，跟嫂子不和，有时还要在摄政王面前发脾气。

“老七”最小，全家向来都让他，摄政王至今如此，除母亲、妻子以外，还要受弟弟的气。

在宫中，则不但受隆裕太后的气，而且还受她无形的威胁，因为摄政王监国之下，拖着一个“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的尾巴，便多了一重束缚。如果一开头就独断独行，不去理她，倒也不碍，坏的是两官升遐之后，遇有重大事件，确曾恪遵太皇太后这一遗命办理，即是定下了牢不可破的规制，于今越来越有尾大不掉之势了。

细细考查，威胁实在来自载泽。他垂涎“首相”一席已久，倘如仅只想取奕劻而代之，也还有化解安排的余地，无奈他不但想当军机处的领班，而且上面还不愿有个“婆婆”。又恰逢有一班满蒙大臣，对于洵涛两贝勒之大用，反感极深，两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随时可以变起肘腋的威胁。这些深怀不满的满蒙大臣，以铁良、荣庆为首，及至陕甘总督升允以出言不逊开缺，怨恨又深了一层，反对势力又加了几分。升允与荣庆是连襟，一开了缺，自然跟荣庆站在一边。

于是有个流传颇广，而从无人肯承认，更无法究诘底细的传说：有八大臣将联名上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这八大臣没有人能说得全，但少不了有载泽、铁良、荣庆、升允，汉大臣中一定少不了盛宣怀，因为太后垂帘，载泽执政，他这个不能到任的邮传部右侍郎，立刻便可一跃为尚书。

于是载涛为摄政王划策，道是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听载泽的话，处处抑制“老庆”，大错特错。不过，改弦易辙，尚不为晚，联络奕劻是抵制载泽的唯一可行之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即是无形中压制了溥伟。

原来小恭王溥伟，早就不甘雌服，先是希冀大位，等溥仪一抱入宫，自知不可与争，进而求其次，至少该弄个尚书当。偏偏他又不知听什么人说：慈禧太后临终，召见载沣及军机大臣时，曾有面谕，载沣摄政，或许才力未逮，可以溥伟为辅佐。这不是有人信口开河，即是故意捉弄他，而溥伟信之甚坚，甚至跟张之洞当面吵过，指他帮着载沣隐匿遗命。在载沣派他一个尚书，原无不可，但因他性情执拗，不受商量，很怕跟他见面，因而只给了他一个没有好处而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使：禁烟大臣。

这使得溥伟益觉得郁愤难宣。辛酉政变的三位“皇叔”，独数“六爷”恭亲王奕沂的功劳最大，到了下一辈，醇亲王奕譞一支，特蒙荣宠；惇亲王的儿子中，载漪、载澜亦曾煊赫过一时；五房、七房都曾得意过，何以六房的子孙就该如此寂寞？因此，溥伟决定联络疏属的奕劻，特别在载振身上下了工夫，想结成同盟，别树一帜。这对载沣来说，多少也是个麻烦。载涛认为只要“联庆拒泽”的策略一施展，这个麻烦自然就不存在了。

载沣还无法估量载涛的策略，是否唯一可行之道。不过他确实感觉到需要有个可以倚靠之人，既然载涛如此建议，而恰好奕劻又来了电话，自然而然使他下了个决心，先把“老庆”紧紧拉住再说。

一见面自然先谈姜桂题与毅军的事，由此便很快地谈到张德甫——小德张了。

“这是个痞块！”摄政王大为摇头：“在他身上不知生了多少是非。听说张少轩跟他拜了把子？”

“是认同宗。”奕劻紧接着问，“姜翰卿到底还动不动呢？”

“照此样子，怎么能动？那天‘里头’倒是跟我提过，说姜某人老得路都走不动了，又说张勋当初保驾有功，忠心耿耿的，不如派他去接毅军。我说，我得查查这回事。姜桂题果然太老了，也该让他回家过几天安闲日子。”

所谓“里头”是指隆裕太后，奕劻便问：“这么说，是答应他了。”

“答应归答应，不能办还是不能办。”载沣于此事很有决断：“里头不提就不提，如果再提，我就说，一动姜桂题会闹兵变，谁肯负责，我就动他。”

“如果回一句，我负责。摄政王怎么办？”

“我呀？”载沣想了一下答说：“我就说，我把姜桂题找来，请太后当面跟他说。”

奕劻几乎要笑，这是异想天开的办法，但亦不能掉以轻心，以相当认真的态度说道：“这一来，不就等于请太后来管事吗？”

“啊，啊！”载沣一惊，不自觉的认错：“我倒没有想到，差点坏事。”

“太后不能召见外臣，此例万不可开！请摄政王记住，此测一开，后患无穷！”

“说得是！我想通了。”载沣问道：“如果里头逼着让张少轩去接毅军，闹出事来也敢负责，我该怎么说？”

“这有两个说法。一软一硬。不知道摄政王愿意怎么说？”

“你把两个办法都说说！”

“好，先说软的，摄政王不妨这么说：太后深宫颐养，如外头闹兵变，怎么好惊动太后，让太后来料理这种麻烦，岂不叫天下后世，骂尽了满朝文武？”

“硬的呢？”

“硬的就说：京城里一闹兵变，惊了宗庙，只怕太后也负不起责！”

载沣踌躇着说：“硬的太硬，软的太软……。”

“那还有个不软不硬，折衷的办法。摄政王不妨这么说：本来毅军如闹兵变，自有国法制裁，只是投鼠忌器，太皇太后的梓宫，尚未奉安，不能不加顾虑。”

不待他说完，载沣便已完全接受，“好，好！”他说：“这个说法好得很。”

即由奕劻划此软硬之策，载沣对他的观感，大为改变，过去中了载泽的先入之言，总觉得“老庆”是个老奸巨猾的模子，此刻却在想，姜到底是老的辣，算无遗策，只要他肯尽心，还是比别的人靠得住。

于是他开始要吐露肺腑之言了。话从铁良谈起：“铁宝臣很不安分，庆叔，你听说了没有？”

“庆叔”二字在奕劻听来很陌生了！自从颁布了摄政王监国的礼节，规定以爵衔相称，其间只有过年叙家人之礼，才听他叫过一声“厌叔”，算来不闻此称，已半年有余，因而不免微有受宠若惊之感。

不过表面上他仍旧保持着这一天侃侃而谈的神态：“铁宝臣不安分，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说：“打练警卫军起，他心里就不痛快，处处跟良赉臣闹别扭，老七跟我提过好几回。莫非在摄政王面前就没有提过？”

“提过，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最近，听说他往鼓动风潮，打算让里头出面来管事。这可太胡闹了！”

“倒也不能说胡闹！真的让他把风潮鼓动起来，就算能压下去，亦非朝廷之福。”

“就是啊！防患未然。庆叔，你有什好法子？”

奕劻想了一下淡淡地说：“法子多得很！不过我不敢胡出主意。”

“咦，庆叔！”载沣大为困惑：“你怎么这么说？”

“从前我替老佛爷出过好些主意。大概十个主意听我八个，这八个主意，都有效验。摄政王听说过没有，那些主意是我出的？”

“没有！”

“当然没有。老佛爷能教人佩服，教人怕，就在这一点上头。凡事她自己拿主意，而且用人不疑。”奕劻怕他还听不懂，索性挑明了说：“摄政王听载泽的话，我可就不便出主意了。因为我出主意是帮摄政王，载泽出主意是帮里头，完全两码事。”

“庆叔，你放心，你放心！”载沣一叠连声地说：“我再也不听他的话了。”

“我想摄政王也不能再听他的话。不然非弄成个太后垂帘的局面不可。”奕劻接着又说：“铁宝臣非去不可！找个地方让他当将军去。”

“好！”载沣点点头：“什么地方呢？”

“得要找个好地方。”

“那自然是江宁。可是……。”摄政王不知道怎么说了。

“摄政王是怕江南地方好，他会在那里兴风作浪？不要紧！江南大地方，人才荟萃，不容他胡作非为。倒是偏僻地方，他爱怎么就怎么，没有人管得住他，反倒不好！”

载沣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江南的士绅，管住铁良，不由得笑道：“庆叔这一着高。”

接下来谈到张之洞的病势。摄政王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张之洞出缺，对政局有何影响？

“不但张香涛，”奕劻答说：“孙燮臣多病，也朝不保夕了。这两个人是汉人读书人当中的领袖，一旦都故去了，自然要影响天下对朝廷的观瞻。唯一弥补之道，是在汉人之中，识拔一两个真正能干，有魄力的人。”

“不错！”摄政王深深点头，“孙燮臣不过状元宰相，张香涛是想办事，而实在也不是能办事的人，无非都是声望而已。如果真有能办事的人，可以替得了张香涛，自然求之不得。庆叔，你心目中有人没有？”

“有，袁慰庭。”

摄政王一听愣住了，踌躇了一会说：“这怕有点难。”

不过半年的工夫，袁世凯的处境又不同了。两宫宾天之初，人心浮动，情势混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所以不但袁世凯惴惴自危，奕劻已有自身难保之忧，不敢出死力相救。如今情况很清楚了，不但杀袁世凯的时机已经一去而永不再返，也没有人想杀袁世凯，如果说有，怕也仅仅只是隆裕太后一个人。而微妙的是，人人能说袁世凯可杀，唯独隆裕太后不能，如果他说袁世凯该杀，满朝都会申救，因为张之洞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不能让太后杀大臣！一杀开头，人人可为袁世凯之续，是故救袁世凯即等于自保。

因为如此，为袁世凯辩护即不须有何顾忌。奕劻是早就想替他说话了，遇到今天这种好机会，自然不肯放过。

“摄政王最近也常浏览各种报纸，总也看到不断有复召袁世凯的消息。实无其事面何以有此传说？这就可以看出人心所向了！请摄政王倒想一想，内而部院，外而督抚，论才具，那个及得上袁慰庭？如杨莲甫一倒下来，笑话百出，看他生前，简直就不象做封疆的，亦就无怪乎大家要想到袁世凯了。”

“这倒也是实话。不过，用他，实在有点难……。”“摄政王的难处我知道。”奕劻抢着说道：“一是不敢用。就象铁宝臣他们所胡说的，袁某太跋扈，将来尾大不掉，悔之无及。这是有意毁他的话。我敢保他，决无跋扈不臣的情形，而况，手无兵权，又如何跋扈法？”他略停一下接着又说：“再是不能用，为的里头对他有成见。平心而论，袁慰庭在这上头是受冤屈的，外面说他告密，他自己说是曾劝过大行，要讲变法，也得慢慢来，不宜采取激烈手段。到底是怎么回事，旁人不知道。不过就算告密也没有错，新党要叫他造反，他不敢，把经过情形向长官和盘托出，这都里错了？退一步而言，人人都能指他告密不对，唯独摄政王不能。这道理我也不用说了。”

作为荣禄女婿的载沣，再鲁钝也不能想不到这个道理，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的，定计幽禁德宗，太后训政，乃恃荣禄而办。然则袁世凯有罪，荣禄岂能无咎？

将奕劻的话再想一遍，载沣忽有领悟。有几次见隆裕太后时，曾经提到袁世凯，骂他可恶，载沣觉得不便附和，亦不能为袁世凯辩解，常是保持沉默，倒象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觉得很不是味道。以后如果隆裕太后再提，很可以拿慈禧太后的招牌端出来，这一下不就连自己岳父都洗刷在里头了？

“用人大权，操之于摄政王。”奕劻再一次怂恿：“无须有所犹豫。”

“咱们研究一下。”载沣认为不能用袁世凯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用他，给他一个什么缺？”

这句话问得很实在，奕劻想了一下答说：“官复原位。”

官复原位即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载沣便问：“梁敦彦呢？”

梁敦彦现任外务部尚书，“这好办！”奕劻答说：”或者外放，或者调部，总有地方安插。”

“如果袁慰庭肯来，倒确是个好帮手。”

“不仅外交，最好让袁世凯来主持，就是老六、老七转军队，亦得袁慰庭帮忙。说句实话，象铁宝臣，除非袁慰庭才能让他有所忌惮。老六、老七是不会放在他眼里的。”

这个说法更能打动载沣的心，他是衷心希望他的两个胞弟能掌握军权，可是到底缺乏经验，能有袁世凯协助，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他的心思更活动了。

“我看这样，先派个人去跟他谈谈，庆叔你看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摄政王能有一封亲笔信带了去。”

“信上怎么写？”载沣说道：“似乎很难措词。”

“不难。信上除了致问，便是勉励，他受朝廷深恩，虽是在野之身，如果国家大政有应兴应革之处，亦应进言。”

“好！这样写可以。”载沣问说：“你看派谁去呢？”

“派杨杏城好了。”

“就这么说。”载沣点点头：“庆叔明天把他带了来见我。”

于是第二天召见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指定由奕劻带领。载沣别无多语，只说：“你去看一看袁慰庭，把我的信带信他，就说，我很希望他能够进京当差。”

“是！”杨士琦等了一会，见摄政王未再开口，随即起身跪辞。

※※※

到了河南彰德的“养寿园”，杨士琦立即将载沣的信，双手奉上，口中说道：“恭喜！恭喜！”

袁世凯不作声，拆开信一看，不过泛泛的慰勉之语，不过确是载沣的亲笔，便立即问道：“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么一信？”

“当然还有话。不过信很重要，有此一信，足以证明，前嫌尽释。”杨士琦说：“何时出山该考虑了！”

接着，杨士琦将奕劻在载沣面前力保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特别提到，如果愿意进京，奕劻负责保他“官复原职”。

“不行啊！”袁世凯说：“枢庭向来忌满六人，我去了，总有一人不利。”

枢庭忌满六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如今是奕劻、鹿传霖、张之洞、世续、那桐，加上袁世凯便是六个人，“可是，”杨士琦说：“南皮只怕日子不多了。”

“那我更不能去，一去不是妨了南皮。”

杨士琦说：“我是奉命劝驾，不能不把话说到。其实，出山的时机虽已近了，到底还不到出山的时候。总要等三件大事定了再看。”

“是的！要看看再说。杏城，”袁世凯问：“你说是三桩大事？”

“一是南皮的吉凶；二是端陶斋的作为；三是铁宝臣的出处。”

袁世凯将他这三句话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不错，端方到任能够将他跟杨士骧的亏欠，设法销了帐，加上张之洞一死，铁良一走，自然是到了可以出山的时候。然而他说得不够！

袁世凯的想法是，不出则已，一出就须抓大权，在军机固然仍旧可由“大老”带头，但自己须有让各部院都买帐的实权，在目前来说，起码象载泽紧抓着财权，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

不过袁世凯天性喜欢作假，既在林下，不便显得热中，然而杨士琦这样的关系，却又不能不说一两句真心话，所以略想一想，以随便闲谈的语气说：“光绪中叶，荣文忠受人排挤，后来又得罪了醇王，以致于贬到西安，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甲午以后，恭王复起，正好荣文忠祝嘏在京，恭王故意对道贺的宾客说，‘我这一趟出来，对用人一无成见，只有步军统领得要由我保，我非借重荣仲华不可！’荣文忠听见这话对人说，‘我当初是由尚书降级调用，如果仍照向例，调补侍郎再兼步军统领，我可不干。’结果是先补尚书，提督九门。我想，我去年狼狈出京，也应该先把面子找回来，再谈得到其他。”

“大老不是说了吗，官复原职。”

“这就算找回面子了吗？”

“要怎么才算？”杨士琦平静地问。

袁世凯笑笑不答，换了个话题：“听说醇王福晋时常微行。

有这话没有？”

听得“微行”二字，杨士琦忍不住失笑：“这微行二字妙得很！”他说：“按实际来说，醇王福晋等于皇后，按名义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太后，反正都是微行。”

“这么说，是确有此新闻？”

“已经不算新闻！”杨士琦答说：“大概三天之中，总有一天的中午，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见得到她。”

“在那儿干什么呢？”

“吃饭、唱酒，有时还跳舞。”

“这可真是新闻了！实在有点儿教人不能相信。”

杨士琦自己也知道讲新闻讲得有点信口开河了，旗装“花盆底”的绣履，何能跳舞？不由得脸色发红，不过不易看得出来，因为他长了个很大的酒糟鼻子。

“跳舞是传闻之词。”他从容不迫的圆谎：“喝酒却是我亲眼得见。”

“这我相信，这个小姑娘从小就会喝酒。”袁世凯点点头，思绪落入回忆之中：“那时候我常在荣文忠的签押房看到她，不过十一、二岁，穿一件蓝绸子大褂，象个男孩。荣文忠时常留我在签押房便饭谈公事，听差总忘不了另外摆一副金镶的牙筷，荣文忠亦总忘不了舀半调羹的酒给她，说一句，‘慢慢儿喝。’这话，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是戊戌。当年娇憨的“小姑娘”，曾几何时，已同国母！杨士琦在想，眼前的“四哥”，下世的“四哥——胞兄杨士骧，那时的官位，排起来都在四五等以后。不过十一年的工夫，飞黄腾达，都成了第一等人物，而倏忽之间，入土的入土，归田的归田，真正是一场黄粱大梦。

就是那时候的风云人物，得君最专的翁同龢，权势绝伦的荣禄，如今亦都墓木已拱，恩怨都泯。杨士琦转念到此，不由得问道：“多少年来一直在传说，翁师傅是中了荣文忠的算计，又说翁师傅得罪是因为保了康有为的缘故。不知道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翁师傅那样拘谨的人，岂能保康有为？不过读书君子，性情和平，深恶而不能痛绝而已。翁师傅谦虚好学，跟张幼樵深交以后，才知道‘天下’不止于中国，真象《西游记》上所说的，‘东胜神州’以外还有几大州，所以越发不薄新学，虚衷以听。即或旧学而有异说，亦不敢显然驳斥。康有为在翁师傅，不过如此这般的一种姑息而已。”

“此论甚精。不过慈禧太后左右总以为康有为跟翁师傅的关系甚深，因而遭忌，亦是有的。”

※※※

等杨士琦将袁世凯所送的一支吉林老山人参送到张府，张之洞已经在草拟遗折了。执笔的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都是湖北人，出身两湖书院的陈曾寿与傅嵿棻。

“大意我已经有了。”张之洞一面咳嗽，一面说道：“大意如此：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念，惟时局艰难，民穷财尽，伏愿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应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序。这一句很要紧！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

“是说革新庶政，要按部就班来。不急之务，不必亟亟。”

陈曾寿问，“老师是这样吗？”

“不错！”张之洞继续口授：“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这一句也重要！”

“是谏劝亲贵典兵，务须慎重？”

“现在也只好这么说了！其实根本不应该把兵权抓在手里。”张之洞摇摇头，叹口气，又念：“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多，尤愿登进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庶几正气日伸，国本自固。”

念罢气喘不止，赶紧找西医留下的，专治气喘的药来服，不一会肝胃发痛，再找止痛的药。到了晚上中医来诊治，听说胃纳骤减，所以开的方子，以健脾开胃为主。就这样中西并进，药石杂投，延到八月十八，服药亦吐，饮食亦吐，看看大限将到了。

“奏请开缺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不然就来不及了。”

张之洞是不愿落个死犹恋栈的名声。家人体会得他的意思，当天便写好折子，但延到八月二十才递。

“他的病到底怎么样了？”摄政王载沣问鹿传霖。

他们是郎舅至亲，鹿转霖每天都要去探病，情况很清楚，蹙眉答道：“危在旦夕！”

“我得去看看他。”

鹿传霖不作声，因为他心里很矛盾。以张之洞的身分地位，临终以前，不能没有摄政王视疾一举，否则面子上不好看。但习俗相传，一经皇帝亲临视疾，这大臣的病是怎么样也好不了的了，监国摄政王如今是实质的皇帝，依此例来说，亲临探视，对病人有害无益。

不过张之洞却很盼望这恩典。因为他还有些关乎天下至计的话，要劝摄政王，期望被劝的人想到“人生将死，其言也善”的成语，对他的奏谏，能够重视听从。

于是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先发一道上谕：“大学士张之洞公忠体国，夙著勤劳，兹因久病未痊，朕心时深廑念，着再行赏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给人参二两，俾资调摄，所谓开去差缺之处，着勿庸议。”

到了中午，摄政王载沣坐着杏黄轿子，由御前大臣随护，来到什刹海畔的张之洞新居。这是由湖北善后局拨款二万两建造，不久以前，方始迁入。张家亲属早就预备好了，将贴着张之洞集句：“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这副楹联的两扇大门，开得笔直，杏黄轿一直抬到大厅，张之洞的长子张权在轿旁跪接。请安之后，随即领到病榻旁边。

张之洞已经无法起床，唯有伏枕叩首。载沣还是第一次视大臣之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载沣听张权跪在地上，略略陈述病情以后，望着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很有名望的，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不过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好好保养，不必担心。”一面说，一面脚步已经移动，说完掉身而去。

张之洞瞑目如死，眼中挤出两滴眼泪，于是闲废二十年，数月前方奉召入京的陈宝琛，本来回避在他处的，此时到病榻前来探问：“摄政王说些什么？”

张之洞不答，好一会才叹口气，用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气数尽了！”

他将摄政王看成一个“亡国之君”！如果载沣脑子里有一点点要把国家治好的念头，当然会问问张之洞，四十年的词臣，三十年的封疆，岂无一言可以献替？而计不及此，足见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二字，监国如此，不亡何待？“我有桩心事，”张之洞又说：“本来想面陈的，如今正好叙在遗疏中了。”

说着，伸出枯干抖颤的手，向枕边去掏摸。他的第四个儿子张仁侃侍疾在旁，上前替他将遗疏稿子从枕箱中取了出来，交到他手里。

“韬庵！”他说：“请你替我提笔，改动一两处地方。”

陈宝琛沉吟了一下，轻声答一个字：“好。”

“扶我坐起来！”

等张仁侃将他父亲扶着坐起，听差已抬来一张上置笔砚的半桌，放在床前，陈宝琛隔着半桌，面床而坐，张之洞便斜靠在桌上，白首相并，斟酌文字，两个人不期而然地都想起了当年在词林中意气风发的日子。

“韬庵，你先念一遍我听。”

阵宝琛点点头，小声念着疏稿，念得很慢，可容他随时打断，提出意见。

念到“臣秉性庸愚，毫无学术，遭奉先朝特达之知，殿试对策，指陈时政，拔置上第，备员词馆，洊升内阁学士”时，他开口了。

“我想，”他说：“这里太简略了一点，‘特达之知’四字，似乎应该有个交代。”

陈宝琛颔首表示同意。张之洞殿试的策论，缮写出格，不中程式，已被打入三甲末尾，再无点翰林之望，那知宝鋆大为欣赏，力争拔至二甲第一，慈禧太后又将他提升为一甲，由传胪变为探花。这是传闻已久的佳话，当然应该叙了进去，才足以表示感激深恩，至死不忘。

不过叙得太显露，就会失之于浅薄。陈宝琛一沉吟，提笔添了两句，“壶公，”他叫张之洞的别号说：“我想这样子说，‘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至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远过。’下面再接‘备员词馆’云云。如何？”

“太好了！”张之洞露出好久未见的笑容：“韬庵，你真能道着我的心事。”

再有一桩心事，便是粤汉、川汉两路的利权归属。张之洞一生的理想，是以洋债与西学为用，兴办实业、富国裕民，结果洋债借了不少，为翁同龢斥为“恣意挥霍”，实业也办了些，但上不富国，下不裕民，只不过好了一班经手人。内召之后，奉旨督办两路，在他自知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不想横逆丛生，而时不我待，连这最后的一个机会都未能抓住，确是一件放不下的心事，必得在遗疏中格外痛陈。

因此，这件事便叙在最后：“抑臣尚有经手未完事件，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筹款办法，迄今来定，拟请旨饬下邮传部接办，以重路事。铁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议，此次川汉、粤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借为利用厚生之资。此次臣于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

就在这时候，只见陈曾寿面有喜色的捧着一本新书，直到床前，原来他的《广雅堂诗集》印出来了，纸墨精良，自然可喜。

“这是第三次印本？”陈宝琛问。

第一次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是他当浙江乡试考官时所取中的得意弟子之一，袁昶替他刻印的。当时收录不全，所以题名《广雅碎金》；第二次是在当两广总督时，顺德有个姓龙的捐资刊刻，正式定名为《广雅堂诗集》；去年进京，张之洞想留个定本下来，取旧作时改时删，一直到最近方始删下付印，但仍旧遗落了一首。

这首诗就夹在白香山的《长庆集中》，题目叫做《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是七绝：“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这一定是我的绝笔了！”张之洞从枚边拿起《长庆集》，将那张诗笺抽出来，递向陈宝璨问道：“自觉失于浅陋。韬庵，你看要不要留？”

“当然要留。第二句极深，非壶公的身分不能道。”

“那就摆在最后。”张之洞将诗笺递了给陈曾寿。

“浅人妄议，说第二句‘民’字应改‘臣’字，‘自’字应改‘易’字。完全不明白老师的本心。”

“喔，有这样的议论！”张之洞看得很严重：“别以讹传讹，真的大失我的本意。如果君臣乖离，则君既失德，臣亦不忠，不就骂了我自己了吗？”

“而况，题目上的两个人字，很清楚的，非民字不足以切题！”陈宝琛也说：“真是浅人妄议。”

“唉！”张之洞叹口气：“这就是末世之为末世，独多浅人！”

※※※

张之洞终于一瞑不视了。就在这天，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晚上九点多钟。他最后的遗言是：“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

当天晚上从北府开始到张之洞的同乡京官、门生故旧，都接到了报丧条。电报局大为忙碌，发往湖北的明码电特多，大半是报此噩耗的，此外发往上海的密电亦不少。到了深夜二点钟，庆王府送来一个密码电稿，发电的不知是庆王奕劻还是贝子载振，但收电的一方很清楚，是在彰德的袁世凯。

到得天明，军机进见，第一件事自是谈张之洞的身后，鹿传霖一面流泪，一面转述张之洞临终以前几天，如何惓惓于国事。摄政王嗟叹了一会，开始谈入正题。

首先要决定的是，军机大臣从行新官制以来，已非差使，而是专职。如今出了空缺，该由谁来补？

“张中堂保荐谁没有？”

“保荐了。”奕劻答说：“一个是戴少怀，一个是陆凤石。”

军机大臣虽改为专职，规例未改，同治初元以来，一向是亲贵掌枢，下面是两满两汉四大臣。张之洞保荐的当然是汉大臣，而且籍隶南方，恢复了两汉军机一南一北的旧例，一个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广东人，一个是吏部尚书陆润庠。

“陆凤石我另外有借重他之处。”摄政王说：“不如用戴少怀吧！庆亲王你看怎么样？”

奕劻知道摄政王已选定陆润庠为皇帝启蒙的师傅，表示赞成：“我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戴少怀懂洋文，办理交涉事件也方便些。”

接下来谈恤典。摄政王自动表示，应该格外从优，因为他亦微有所闻，张之洞的病是碰了他的两个钉子气出来的，所以借此补过。当时交代，赏陀罗经被、赐祭一坛，晋赠太保，派郡王衔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入祀贤良寺，赏银三千两治丧，两子一孙，升补官职。这些都是即时可以决定的，只有谥法，得要交内阁议奏。

内阁四大学士，除了张之洞，孙家鼐病得已经在拖日子了，那桐、世续对此根本不关心，所以由协办大学士荣庆跟鹿传霖两个人商量。鹿传霖很坦率地表示，张家亲族希望能谥文襄。

“谥文忠不好吗？”荣庆讶异地问。

李鸿章、荣禄都谥文忠，而这两个人都是张之洞不怎么佩服的，尤其是李鸿章，易名相同，更为张之洞所不愿。但在他人看来，论事功声望，“张文忠”自然不及李文忠，张之洞的门生中，懂得这个道理的，自然亦不愿老师的声名，相形逊色。要求用文襄，那就犹之乎左宗棠与李鸿章，各有千秋了。

鹿传霖自然不便说破本意，只这样答说：“文忠虽好，文襄难得。”

“有武功才用襄字……。”

“戡平大乱曰襄。”鹿传霖抢着说道：“香涛在两广，不也有武功吗？而且，那是打法国人。”

如果说这就是武功，那就无一督抚没有武功了。荣庆因为张之洞出缺，他才是坐升大学士，顾念这一点渊源，也就不再辩驳了。

※※※

张之洞去世消息一到武昌，湖北的好些要员红人，诸如提学使高凌霄、官钱局总办高松如、江汉关道齐耀珊、江夏县知县黄以霖，久受张之洞的栽培荫庇，无不悲痛万分。至于第八镇统制张彪，接到北京张府来的电报，则一恸而绝，灌姜汤、掐人中方醒过来的。

张彪之于张之洞的情分，不是知遇之恩四个字所能概括的。此人太原府人氏，出身寒微，据说是张之洞当山西巡抚时的轿班，因为生得相貌不俗，言语清楚，而且忠实可靠，所以张之洞将他在巡防营补了名字，一步一步提拔他做个哨官，替他起个号叫“虎臣”，派为贴身的马弁，出入上房，亦不避忌。

张之洞前后三娶，第三位续弦夫人是名翰林山东福山王懿荣的胞妹，殁于光绪五年，其时张之洞已入中年，而做了祖父，便未再娶，不过妄媵甚多，也常偷丫头。其中有个使女凛然不可犯，真如俗语所说的“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张之洞反倒另眼相看，命老姨太认作义女，匹配张彪，而得了个“丫姑爷”的雅号。

张之洞在仕途中一帆风顺，张彪亦就水涨船高，与吴元凯并为“南皮爱将”。但到了两官回銮，推行新政，远派勋臣之后及大员子弟，赴日本学习陆军，光绪二十九年并派铁良、凤山、段祺瑞、冯国璋、张彪、黎元洪等人赴日参观大演习，这一来，吴元凯相形逊色，湖北的军权，便逐渐归张彪所掌握了。

是如此亲如骨肉的关系，所以张彪“上院”向陈夔龙请假，要到京里去奔丧。陈夔龙没有准他，冲人在位而老成凋谢，人心不免摇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谁来指挥新军？张彪无奈，只得另外想法子去尽孝心。

第一件大事是替张之洞找一口好棺木。四处打听，知道熙泰昌茶栈，有口沉香木的棺木，张彪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了下来，派管带四员护送，由陆军特别小学堂监督刘邦骥押运，乘头等车连夜运到京里。当然，棺价是由张彪孝敬。

及至谥文襄的恩旨发布，湖北政学绅商各界在奥略楼设灵堂吊奠，张彪则在尚未落成的抱冰堂独设灵堂，一天三次拜供，都是自己照料，还请和尚来做佛事，披麻戴孝，哀哭尽礼。有些衙署公所，譬如象汉阳铁厂之类，单独设祭，张彪亦必赶去招呼吊客，而且代表家属答礼，俨然孤哀子的身分。

八月二十七那天，抱冰堂上格外热闹，香烟缭绕，铙钹齐鸣，僧道尼姑分三处念经，是张彪为张之洞做首七。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七八乘大轿，一连串的小轿，小轿中是青衣侍儿，扶出大轿中的太太们，到灵前一齐跪倒，放声大哭。游客无不诧异，细一打听，才知道是张彪的太太，约齐了曾受“张文襄”知遇的道府内眷，前来哭奠。这在官场中，亦算新样，真正妒煞了“到死不识绮罗香”的杨士骧！

※※※

由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为韩国志士安重根被刺殒命的消息，占了报上许多篇幅，以致张府丧事的风光，就显得逊色了。

开吊那天，自摄政王载沣以下，叫得出名字的王公大臣，无不亲临致祭，磕完头、吃完素面，不想走的吊客尽可找熟人聊天，或者欣赏挽联，令人赞赏不绝的，不知凡几，但令人瞩目的，却是荣庆的一副：“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

“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有人说道：“汉人益孤。”

“何以见得？”另有人问。

“你看，戴红顶子而掌国政的，尽是旗人。”

果然，数一数十二个部中，汉人只得四个尚书，宗人府、内阁、军咨处、筹办海军处这些衙门，更是旗人的天下。

“两位老兄，”有第三者插口：“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