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七，进京祝蝦的督抚、将军、提督都奉到恩旨，十月初九、初十、十一共三天准“入座听戏”。年过五十的封疆大吏，另赏“西苑门坐船”。因为慈禧太后万寿，是在西苑唱戏三天。

宫中戏台很多，最大的一处在热河避暑山庄，其次是宁寿宫的畅音阁，再次是颐和园的颐乐殿。这三处戏台，都分三层，台下有五口大井，开井的作用，不但为了聚音，也等于又加了一层，有几出鱼龙曼衍的大戏，如“地下金莲”、“宝塔庄严”等等，都是用绞盘从井中吊起莲花、宝塔之类的砌末，能令人目炫神迷，想不透怎么回事。

此外如大内的长春宫、淑芳斋，颐和园的排云殿、听鹂馆，都有戏台，只是规模甚小，不足以容廷臣。介乎其间的一处戏台，是在西苑丰泽园，太监称之为“暖合”，因为此地不如三大台之宏敞，在冬天就比三大台来得暖和，所以有此别名。

开戏是在朝贺以后，约莫九点钟左右，奉旨准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都已赶到丰泽园。唱戏之处是在两庑，分隔成很多间，依职名高低预先排定。东面第一间是庆王奕劻以次的亲王、郡王，西面第一间是以孙家鼐为首的满汉大学士。这一列的最末一间是四川总督陈夔龙，与三名正一品武官：马玉昆、姜桂题、夏辛酉。

不久，太监们递相传呼：“驾到！”群臣各就原处下跪。只见一乘黄缎软轿，迤逦而来，扶轿杠的还是李莲英与崔玉贵。轿前有人，是皇帝，轿后更有人，皇后、妃嫔、公主、福晋，少不得还有“女清客”缪太太。

等慈禧太后降舆升上设在台前正中的宝座，王公大臣各就原处三叩首。随即听得一名声音洪亮的太监，高声宣旨：

“赏克食！”

他的话一完，西角门内出来一列太监，每人手里捧一个朱漆金龙盒，鱼贯行至慈禧太后面前，头一个便即站定。崔玉贵上前揭开盒盖，半跪着用他那既尖且锐的左嗓子说道：

“请老佛爷过目。”

“东西新鲜不新鲜？”慈禧太后问道。

“新鲜！还冒热气儿呐！”

“好！快分给大家吃吧！多备热汤、好茶。”

崔玉贵答应一声，亲自带领太监分送食盒，每人一个。天厨珍味，果然不凡，不过这一盒克食也不便宜，内务府大臣预先发了通知单，共凑银子三千两，犒赏太监。入座听戏的王公大臣，每人要派到五十几两银子。

群臣进食之时，台前张起两张大幕，一张由北而东，一张由北而西，三面各不相见，只见台上的角色，名为“隔坐”。

到得午正时分，恰好慈禧太后最欣赏的一出《四郎探母》，唱到“回令”，太监传旨赐宴。筵席设在偏殿，时逢薄雪，热气腾腾的一品锅，大受欢迎。平时讲究威仪礼节的王公大臣，此时都非常随和了，找个位子坐下来，大口喝酒，大块食肉，吃得一饱，仍回原处去听戏，直到上灯以后的六点钟，方始撤幕。戏散以后，仍向慈禧太后三叩首，方始退去。

这样一连三天，每天有八、九个钟头的戏。慈禧太后听遍了京中的好角色，大过戏瘾，而皇帝却累得要病倒了。

※※※

内务府原来就延聘了两位名医，一个叫陈秉钧，一个叫曹元恒，奉旨各赏了主事的职衔，随时听候宣召请脉。

这陈秉钧，行医的名字叫陈莲舫，早就看出皇帝其实并无大病，只是虚弱，不必服药，却须静摄。而唯独这人人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在皇帝决无可能。日久天长，皇帝的身子只有越来越坏。而自己的盛名葬送在里面，太不值得，所以早就打定主意，脱身为妙。此时便又跟内务府堂官提出请假回籍的要求。

“那怎么行？”内务府大臣继禄说：“皇上这两天又违和了！正要仰仗高明。陈大夫，我实在不便代奏，我也希望你勉为其难。”

“实在是力不从心。”陈莲舫说，“继大人，我不止说过一次，皇上如果不能静养，药是白吃的。”

“我知道，我知道！陈大夫，你们两位只算帮我的忙。我想个法子，另外替你们两位弄些津贴。”

“这倒不生关系！”曹元恒接口说道：“继大人，说老实话，我们也巴望着能把皇上的病看好了，挣个大大的名声回去。无奈，宫里请脉的规矩跟外面不同，以致劳而无功。我们在家乡都有些熟病人，非我们亲自去看，不能对症。这一层，继大人也得体谅。”

“这是没法子的事！”继禄的声音不似先前那样柔和了，“你的病人莫非比皇上还要紧？”

见此光景，陈莲舫知道不能再强求了。他是松江府属下青浦朱家角人，医道不坏，但品格不纯，好以官派唬人。他本人是主事，儿子是县令，如今一度供奉内廷，回乡打出“御医’的招牌，结交缙绅先生，是件名利双收的事，为此亟亟求去。如今见继禄的话不好听，见机而作，决定让步。

“继大人，”他说：“为臣子者，理当尽忠竭智以事上，但恐力不从心，误了大事，并无他意。”

这表示不再坚决求去。继禄亦见风使舵，加以抚慰：“这样吧，”他说，“两位分班当差好了。如今南来北往方便得很，一位回府，一位在京，到时候替换如何？”

有此结果，陈、曹二人自然乐从。于是继禄跟奕劻说知其事，第二天便奏明慈禧太后，一面明发上谕，准陈秉钧、曹元恒“分班留京供差，两月更换。其留京供差之员，每月赏给津贴银二百两，由内务府发给。”一面密电各省，催问物色良医，若有结果，即便送京请脉。

※※※

电报到达浙江，新到任不久的巡抚冯汝弢，大为紧张，将幕友请了来问计。总督、巡抚的幕友，称为“文案委员”，礼数如州县官对“老夫子”那样，相当客气。如果是单独找谁议事，往往移樽就教，倘或广咨周询，必得命小厨房专门备一桌菜，等酒过三巡，从容请教。

这天吃到一半，冯汝弢才把电报拿出来，一提个头，举座都望着一个人笑了。此人名叫杜钟骏，字子良，扬州人，是前任张曾扬的幕友，冯汝弢把他留了下来，专管往来函牍。

“怎么？”冯汝弢问道：“子翁必是精于此道？”

“真人不露相。”有人说道：“子翁的医道，真正叫‘着手成春’。”

“那好极了！”冯汝弢说：“我一定力荐。”

“不，不！多谢中丞的美意。此事关系出入甚大，万万不敢从命！”

语气很硬，冯汝弢倒愣住了。心里在想，如果他说所知甚浅，不敢贸然尝试，可能是谦虚的话，说是“关系出入甚大”，便是别有所见，倒不便造次了。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有人看出风色，用这样一句话，将此事扯了开去，解消了僵局。

到得第二天，冯汝弢特意去访杜钟骏，道明来意，是劝他进京应征，但又说，果真有苦衷，亦可商量。

“中丞！”杜钟骏答说：“戊戌以后，亦有征医之举。当时的情形，中丞想来总很清楚。”

于是杜钟骏说了一个亲耳闻诸“同道”的故事。他的这个同道，是广州驻防的汉军旗人，姓门名定鳌，字桂珊。戊戌政变一起，中外震动，不久便有为皇帝征医的上谕，广州将军便保荐门定鳌入京应诏。

同时被荐名医，还有三人：朱煜、杨际和，以及另一个跟门定鳌一样，姓很僻的愚勋。先是个别请脉，门定鳌的医书读得很多，拟脉定案，征引“内经”、“素问”及金元以来各名家的著述，融会贯通，头头是道。慈禧太后对他颇为赏识，夸奖他是儒医。

及至要用药了，是由四名医会诊。看法自有出入，损益斟酌，好不容易才拟定脉案与药方。脉案的结论是：“谨按诸症，总由禀赋素虚，心脾久弱，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其肺金而灼津液使然。宜用甘温之剂，以培真元，惟水亏火旺，不受补剂，是以用药掣肘。今谨拟用养心理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而寓以壮火镇火之品，仍宜节劳，静养调理。”四个人私下都同意，要紧的只是“仍宜节劳，静养调理”八个字。

下的药一共十四味：云茯、神苓、淮山药、细生地、麦冬、元参、杭白芍、霜桑叶、甘菊、金石斛、桔梗、竹茹、甘草、天花粉。略懂医道的人都看得出来，没有一味结结实实的烈性药，开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子，无非敷衍差使而已。

其时废立之说，甚嚣尘上，最后连各国驻京的公使都知道了，千方百计打听，不得要领。最后找到法国公使馆有个秘书，是门定鳌在广州的旧识，且识中文，便委他向门定鳌去探问究竟。要脉案、要药方，门定鳌都不敢应命，到逼得无法推诿了，他取水笔在干砚台上疾书“无病”二字，随即抹去，起身送客。

“圣躬违和”的真相如此，越发惹起各国公使的猜疑。于是先则荐医，继则请觐见皇帝，都让慈禧太后责成庆王奕劻支吾了过去。门定鳌见此光景，深怕他从“无病”二字，已泄漏了极大的机密，惹来杀身之灾，托词在旅舍中为狐所祟，辞差出京躲祸。

“中丞请试想，”杜钟骏讲完了这段故事，接着说道：“皇上根本没病，硬说他有病，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嫁罪于医，岂不冤哉枉也！”略停一下他又加了几句：“果真有此情形发生，不但我冤枉送命，而且亦会牵累举主。中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后几句话，打动了冯汝弢，决定接受建议，且将此事搁着再说。

※※※

一搁搁过年，冯汝弢接到京里知交的密信，说他有调动的消息。如果军机奏闻，慈禧太后不一定会同意。因为他之得任封疆，不过半年工夫，资望既浅，又无特殊政绩，在慈禧太后对“冯汝弢”这个名字几无印象，当然就会不置可否。

因此，他的这个朋友劝他，应该从速设法打点，最好是走内务府的路子，常在慈禧太后面前提提他的名字，说说他的好话。

看完这封信，冯汝弢忽有灵感，要慈禧太后对他有印象，得做一件让她常想到他名字的事，那就何不旧事重提，保荐杜钟骏进京。

于是，他关照小厨房做了四样极精致的菜，携着一小坛陈年花雕，去看杜钟骏。当然，他的本意是决不肯说破的，只说接到京中来信，皇帝确是患了肾亏重症，而且访闻浙江巡抚衙门有此一位名医，问他何以不飞章举荐？

“子翁，”冯汝弢很恳切地说：“我们且不说君臣之义，只拿皇上当个寻常病家，足下亦不能无动于衷吧？”

这是隐隐以“医家有割股之心”这句话来责备他。杜钟骏虽未松口，但亦说不出坚拒的话，只是擎着酒杯在沉吟。

“子翁，如果不嫌唐突，我还有不中听的话想说。”

“尽管请说。”杜钟骏答说：“我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正就是怕有过失。如今子翁的名声，已上达天听，倘或迳自下诏行取，于足下面子似乎不好看。至于我，朝廷倘责以知而不举之罪，固然无词以解，若说我有此机会竟不荐贤，薄待了朋友，更是不白之诬，于心不甘。”

话说得很深刻，也很委婉，杜钟骏再也无法推辞了。不过实际上有些难处，不能不说在前面。

“既然中丞如此厚爱，我不能不识抬举。只是长安居、大不易！皇上果真是体虚肾亏，服药非百剂以上不能见效。穷年累月在京里住着，实在力有不逮。”

“不用子翁劳神，自然是要替子翁预备妥当的。”

冯汝弢表示，起码要替他筹三千两银子，带进京去，以备一年半载的花费。又说，内务府大臣继禄、奎俊都有交情，重重函托，自然处处照应，请杜钟骏尽管放心。

居停如此殷勤，杜钟骏再也没话可说了。于是冯汝弢即日拜折，应诏荐医。批复下来，命冯汝弢派妥人护送进京。那知动手之前，杜钟骏自己生了一场病，等疗治痊愈，恰又是冯汝弢奉旨移调江西，少不得还要帮着办一办交代，就这样迁延到六月底才能动身。

他是由上海坐海船北上。一到天津，由于冯汝弢预先已有函电重托，再则日常请脉，接近两宫的机会很多，难免垂询外间的舆论。一语之微，亦足以影响前程，因此直隶总督杨士骧，待以上宾之礼。不但盛筵款待，致送程仪，而且特备花车，亲自陪着进京。

因为有杨士骧的照应，杜钟骏此行非常顺利，到处都受礼遇。到了七月十六那天，由继禄带领，半夜里出西便门到海淀，在颐和园先见了六位军机大臣：庆王奕劻、醇王载沣、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以及入军机不久的世续，然后在内务府朝房待命。先有个六品服饰的官员在，请教姓氏才知道他就是慕名而未识面的陈莲舫。

未及深谈，陈莲舫便已奉召，匆匆而去。过了有半个钟头，继禄走来领着他到了仁寿殿，做个手势示意他在帘外等待，然后悄悄掀帘入内。

一帘之隔，咫尺天颜。杜钟骏做梦也不曾想到过，会有这么一位天字第一号的病家，一时不知道是兴奋、惊异，还是畏忌，只觉得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得很。就这时候，陈莲舫已经出殿，继禄在里面连连向他招手。

杜钟骏战战兢兢，到了殿里，照预先演习过的仪注，先向面西而坐的慈禧太后行了一跪三叩首的大礼，转而向面南的皇帝也是一跪三叩首，只听慈禧太后问道：“你就是杜钟骏？”

“是！”杜钟骏略移一移膝，向东回答。

“冯汝弢说你医道很好，你要替皇上用心号一号脉。”

“是！”

这时继禄轻声提示：“请脉吧！”

于是杜钟骏起身走到皇帝面前，在一张半桌侧面，已放了一个拜垫，杜钟骏复又跪下，用两只手替已将双手仰置在半桌上的皇帝诊脉。

由于疾趋入殿，起跪磕头，加以心情紧张，天气又热，杜钟骏忽然觉得气喘，便屏息不语，静待气平。而皇帝有些不耐烦了。

“你瞧我的脉怎么样？”

杜钟骏已经受了嘱咐，慈禧太后最恨人说皇帝肝郁，皇帝自己最恨人家说他肾亏。所以杜钟骏的答奏，很谨慎地避免用这些字眼。

“皇上的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

“我病了两三年医不好，”皇帝问道：“你倒说，是什么缘故？”

“皇上的病，非一朝一夕之故。积虚太久，好起来也慢。臣在外头给人看病，凡是虚弱与这个病差不多的，非两百剂药不能收效。所服的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换方子。”杜钟骏又说：“一天换一个医生，药效就更慢了！”

“你说得对！”皇帝高兴些了，“你拿什么药医我？”

“先天不足，要用二至丸；后天不足，要用归芍六君汤。”

“好！就照这样开方子，不必更动。”

“是，是！”杜钟骏连连答应。

等跪安而退，已经出殿了，忽然有个太监追上来喊道：“杜大夫，杜大夫！”等杜钟骏站定，那太监又说：“万岁交代，方子千万不能更动。”

其时军机处已经退值，内务府的官员便就近把他带到军机章京的值庐去开方子。进屋才发现陈莲舫已先在，彼此目视微笑，算是招呼过了。

杜钟骏在一张空桌子后面坐了下来，从护书中取出来水笔墨盒与印有他名号的处方笺，静静构想脉案的写法。

“你是杜大夫？”突然有人在他身旁问。

抬头一看，是名太监，戴着六品顶带，论品级比县官还大。杜钟骏起身答道：“我是。”

“万岁爷派我来跟你说，你刚才在殿里说的什么，就照什么开方子，切切不要改动！”又指着陈莲舫说：“千万不可跟他串通起来！”

“不会，不会！”杜钟骏狐疑满腹，不可串通这一点，还可以体会其中的缘故，想是彼此商酌，希望意见一致，如果互相歧异，出了事谁也脱不得干系。但不知皇帝何以一再叮嘱方子不可改动，莫非另有人主使，非如何开方不可吗？

正在思索之际，带领的内务府官员来催方子了，杜钟骏便依刚才那太监所传的话，说了什么，便写什么，一挥而就，检点无误，将方子交了出去。

这时已有书手在等着，拿他的方子另用明黄笺纸誉正，一式两份，装入黄匣内，据说是皇太后、皇帝各一份。不久，又有太监传谕：“赏饭一桌。”这名为“赐膳”，照例由带领的大臣作陪。继禄陪他吃完了才说：“你今天新来，是插班，二十一才是你的正班，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

等送回客栈，杜钟骏倦不可当，睡了一大觉起身，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皇帝不知已服了他的药没有？心里又想，陈莲舫也开了方子，不知异同如何？如果服了自己的方子，陈莲舫那张方子还用不用？

到得晚上，来了一名太监，正是白天他刚请完脉出殿，追上来传话的那个。他说：“万岁爷已服过你的药，明天仍旧要请脉。”

“是！”杜钟骏说：“继大人知道不知道？”

“另外派人通知他了，内务府会有人来接你。”

杜钟骏点点头，抓住机会问道：“请问，陈大夫也开了方子，皇上服了没有？”

“大概服了吧！我没瞧见。”

“我再请问，为什么要到二十一才是我的班？”

“如今一共五位大夫，你算算，今天插了班，不就要到二十一才该你的班吗？”

杜钟骏一听愣住了，连那太监离去都未发觉。这夜一直不能安枕。半夜起身，等内务府官员陪他到了颐和园，先找继禄办交涉。

“继大人，”他说：“五个人轮流值班请脉，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这样子怎么能把病治好？要知道，我是来医病的，不是来当差的！请继大人把这种不合道理的规矩，跟皇太后、皇上说一说，务必要改良。”

继禄笑一笑答说：“内廷的规矩向来如此，我们不能乱说的。你请坐一坐，请脉的时候，我会派人来招呼。”

坐了一个钟头，方有人来招呼。一切仪注均如昨日，脉象亦复依旧，才服了一剂药，自然还不能见效。杜钟骏只是陈奏，对皇帝的病症，更为了解，又说“病去如抽丝”，请皇帝耐心静摄。

等辞出殿后，开方如昨。慈禧太后又赏了饭，同时传谕：“杜钟骏改为七月二十二日值班。”进一步证实了首尾六天一轮的办法。

于是，杜钟骏进城便去拜访吏部尚书陆润庠。这是第二次，无多寒暄，便即道明来意：“府上世代名医，尊公的《世补斋医书》海内传诵，当今大老中，最明白医道的，莫过陆大人！”他问：“陆大人说说，六天一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这种医病的办法没有？”

“宫内的情形，与外面不同，只怕你还不大明白。”

“医病的道理是一样的。”杜钟骏气急败坏地说：“我们进京，满以为医好了皇上的病，可以博得个微名。现在看这情形，徒劳无益，全无希望。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照目前的办法，病一定医不好！将来发生什么事故，谁来负责？陆大人是南书房翰林，天子近臣，请便中向两宫说一说！”

“你不必过虑！”陆润庠随随便便地答说：“内廷的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我虽在南书房行走，也不常见两宫，而且不是分内之事，亦不便进言。”

杜钟骏这才领略到，在宫中当差是这样的滋味，只好默然而退。不过有“既不任功，亦不任过”的话，算是比较放心了。

于是每隔五天进宫一次，每次匆匆一面，既不能细看皇帝的气色，亦不能多问病情，皇帝自己也很少说话。“望闻问切”只占得最后一个字，杜钟骏颇有用武无地之感。不过，慈禧太后却不似外间传说那么威严，常有温谕慰问。中秋节赏也有他一份，大卷红绸两片，纹银二百两，是派人送到他杨梅竹斜街斌升店旅寓来的。

打发了赏银，杜钟骏顺便请教颁赏的太监：“该怎么谢恩？”

“大伙一起磕头吧！我不大清楚，你最好问内务府。”

跟内务府的官员打听才知道，照例颁赏，是约齐了一起谢恩，日子定在八月初三。到了那天，浓云如墨，大雨倾盆，但海淀道上，车马如织，文武大臣依旧都准时赶到了颐和园。

行礼定在召见军机以后，大概是上午八点钟左右。谁知雨势越大，翎顶辉煌的王公亲贵都局促在仁寿殿两廊等候，两宫亦在殿中卷帘以待，一直等了一个多钟头，雨势略收，二十出头的小恭王溥幸，大声说道：“不能再等了，行礼吧！”

说完，他一撩袍褂，下了台阶，王公大臣纷纷跟随着，就在积水盈尺的天井中，乱糟糟地向上磕头。杜钟骏亦杂在中间，随班行礼，搞得泥泞满身，狼狈不堪。

出了仁寿殿，急于想回下处去换衣服，不道有个小太监一把拉住他说：“杜大夫，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来！”

那小太监神色仓皇地左右看了一下，撒腿就走。杜钟骏在内廷当差半月有余，已略知规矩，太监这样结交外人是犯禁的。自知跟太监私下交谈，亦有未便，但怕是有关皇帝病情的要紧话，不能错过机会。考虑了一下，终于还是跟了过去。

跟到僻处，那小太监跷起大拇指说：“你的脉理很好！”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万岁爷说的，说你的脉理开得好。我一发告诉你吧，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常常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说罢，他略伸右手，五只指头乱抡着，仿佛是个无意识的举动。

正在向他口头致谢的杜钟骏，蓦然意会，急忙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银票，捏成一团，塞在他手里。那小太监飞也似地跑了。

杜钟骏却不以为他是为了讨赏，故意编一套好听的话来献媚。自己算了一下，除头一天插班以外，正班共有三次，大概就是这三剂方子，皇帝全都服了。心里在想，是不是能够奏明皇帝，每次开方，连服五剂，庶几药效不致中断，易于收功。

※※※

下一天又是值班之期，这天请脉是在寝宫，由内务府大臣奎俊带领，快将到达时，只见一名太监匆匆赶来，行了礼说：“奎大人，你快上去吧！万岁爷在发脾气！”

“喂！”皇帝发脾气，奎俊不急，从容问道：“为什么？”

“不知道！万岁爷亲自检药，检着检着就来了脾气了！传旨找内务府大臣。”

“好！我就去。”奎俊回头对杜钟骏说：“你先在廊上站一站，听我招呼。”

杜钟骏便在寝宫外面静静待命。只听皇帝的嗓子很大，“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他说：“你瞧枸杞上生蛀虫，拿这坏药给我吃，怎么医得好？”

“是寿药房配的药，大概药的年分久了。”

“这怎么行！现在派你到同仁堂去配药。”

“是！”

不久，奎俊从殿里出来，招招手将杜钟骏领了进去，只见皇帝坐在一张小圆桌前面，桌上摆着一小包一小包的药。

“杜钟骏，”皇帝问道：“药材是不是四川云贵一带的最好？”

“不一定，各地有各地的特产。”

“这‘於术’呢？”

“浙江省於潜县出的最好，所以叫於术。”

皇帝点点头，“这张方子是陈秉钧开的，昨天不想吃，今天拿出来看看，觉得还不错，服一剂也不妨，谁知道尽拿些坏药给我吃。”他又问：“茯苓、山药那里最好？”

“茯苓自然是云南，山药要河南出的才地道。”

“好！以后你们开方子，都要注明药材的产地！”

“是！”

杜钟骏请完脉开方子，心里在琢磨，注明药材产地，是不是要各省督抚进贡呢？果然如此，下药又要斟酌，不必多找麻烦。

果如所料，第二天就由军机处分电各省，凡有特产药材，立即进贡。此外又由慈禧太后传谕：各省所荐医生六人，分为三班，两月一换。同时发下一张名单：头班张彭年、施焕，第二班陈秉钧，周景焘，三班吕用宾、杜钟骏。

这比六天一轮的办法要好些。但使杜钟骏困惑的是，何以会排出这么一张名单？他当然是有自信的，而且皇帝亦颇赞赏他的医道。吕用宾是京城里的名医，口碑极好，如果是他们两人排为头班，也许两个月内就能大见效验。谁知将好手排在后面，实不知其意何居？

当然，这是无法去求得解释的事，而且从这天起，杜钟骏对皇帝的病情也隔膜了，只听说同仁堂到海淀开了分号，因为自从枸杞生虫，皇帝一怒命奎俊亲自到同仁堂配药之后，内务府就曾面奏，说颐和园离同仁堂很远，来回路程非几个钟头不可，配药回来，赶不上吃，不如命同仁堂就近设立分店，最为便当。皇帝准奏，同仁堂便是奉旨设立分号了。

这样过了有七八天，杜钟骏正闲得没事干时，内务府忽然派人来通知，说继禄有请。赶到那里，才知是派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差使。

“杜大夫，请你来当考官。”继禄笑道：“看考医生的文章。”

原来皇帝脉案，逐日有人到奏事处去抄了出来，卖给上海各报驻京的访员，发电报回去，刊登在报上。端方正在江南考医生，便以此作为题目，取中二十四卷，特地派专差将此二十四卷送进京来。奏折上说明：如果赏识那一卷，即派此人进京请脉。

“端制军可真是会做官！不过，法子也太新鲜了一点。皇太后说，她也不知道那一卷好？发交吏部陆尚书看，他也不敢作主，那就只好借重各位的专长了。”

杜钟骏也觉得端方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他倒很感兴趣，期待着其中或许真有高手，道理说得透彻，用药别有新意，大可供作借镜。所以当即在内务府坐了下来，一卷一卷细细的看。

按说，同一脉案，用药不致大相径庭。那知不然，二十四卷，起码有十个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应该补肾；有的说，应该用六味地黄丸；有的说，当补命火；有的说，要用金匮肾气丸；又有主张补脾胃的；也有断言，必当气血双补，用参茸之类极珍贵的药。其中有一卷最妙，说皇帝的病，应当阴阳并补，所开的药是十全大补丸。

“都是悬揣之辞。”杜钟骏率直陈言。“没有一个人搔着痒处。”

“我想也是！”继禄说道：“皇上的病，连我们经常在内廷行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况远在上海，只凭脉案开方子，岂有不是隔靴搔痒的？”

“正是这话。”杜钟骏问道：“听说皇太后中秋吃坏了肚子，一直拉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

正说到这里，另一内务府大臣奎俊闯了进来，探问“阅卷”的结果。听了杜钟骏的意见，只是摇头。

“不用说远在上海，”他说：“就近在咫尺，象头班张彭年、施焕的药，皇上吃了毫无效验……。”他忽然顿住，欲言又止，是有话想说而有所顾忌似的。

“你说吧！”继禄比奎俊更无顾忌，“忌讳什么？”

于是奎俊将哽在喉头的话吐了出来：“你们在这里请脉，我早就想跟你们说了，皇上的病，不容易治，你们不请脉更好！”

听得这话，杜钟骏惊疑不定，但不便多问，而且料想追问亦不会有结果，只好当作没听见，接续未完的话题，问到慈禧太后的痢疾。

“时好时坏，一直在闹肚子。”继禄答说：“不过不愿意大家提这件事而已。”

“为什么呢？”

“你想，皇上天天请脉，有脉案发出来，皇太后再病了，岂不影响人心？”

“这样讳疾总不是办法！”杜钟骏说“老年人最怕这个毛病，而况……。”他也欲言又止了。

“怎么不说下去？”继禄催问。

“我也是听人说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说皇太后抽抽这个，是不是？”杜钟骏做了个抽大烟的手势。

“你指皇太后抽‘福寿膏’？偶尔抽着玩儿，没有瘾。”

“那还好！”杜钟骏点点头：“不然，烟痢是最麻烦的。”

“听说陆总宪，就是戒烟之后得了痢疾，治得不得法，送掉了老命！”

“总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从新官制颁布以后，只设都御史一员，由原任左都御史陆宝忠蝉联。

此人是江苏太仓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的翰林，循分供职，当到左都御史。谨慎清廉，说来是个好官，不幸的是那“一口瘾”害了他。上年厉行烟禁，京中各衙门官员，准许自行陈请，限期戒断。京外大小文武官员，则限定在六个月内戒绝。半年已过，详加考查，王公大臣四人，痼癖如旧，王公两人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大臣两人巧得很，都出在都察院。一个是都御史陆宝忠，一个是副都御史陈名侃。

于是军机大臣奏明，采取了一个很有力的措施，睿、庄两王所领的各项差使，如都统、前扈大臣、内廷行走等等，尽皆开去，陆宝忠与陈名侃则暂时开缺，一律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复职。”否则，两亲王革爵，两大臣革职，决不宽贷。

有此严旨，陆、陈二人自然奉命唯谨。陈名侃的烟戒得还算顺利，陆宝忠却痛苦万状。其实戒烟的方子无其数，陆宝忠一一觅来服用，总无效验，最后是用涕泗横流，强忍不顾的“熬瘾”之法，方始戒断，而元气却大丧了。

到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陈明，戒烟净尽，仍准回任供职。但疾病缠绵，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请开缺，过了不几天，一命呜呼。慈禧太后倒是恻然不忍，特命优恤，谥法也不坏，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个“慎”字。

接任陆宝忠遗缺的，正是在他戒烟时奉旨署理的张英麟，慈禧太后对此人的印象极好。原来张英麟是同治四年乙丑，在她手里点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别自有因。

他是山东历城人，同治十三年当编修时，与检讨王庆祺一同被选在“弘德殿行走”，贵为帝师。那王庆祺品格不端，罔识大体，经常弄些《肉蒲团》、《灯草和尚》之类的禁书，与仇十洲的“春册”，投穆宗之所好，最后竟带着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滥的窑子，以致出了一场“天子出天花”的大祸，绝了清朝自太祖以来，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嫡统。

当王庆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时，张英麟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但既不便规谏，亦不便说破，唯有洁身远行，兼以免祸，上了个奏折请假归省，在山东老家住到光绪元年，方始进京销假。

复起之后，张英麟当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为奉天府丞，兼领学政，于是当阁学，转侍郎，特简为顺天学政。庚子那年，两宫西狩，百官星散，唯独张英麟紧守着学政的关防，等待交替。第二年召试行在，一直当他的吏部侍郎。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满汉，张英麟因为在关外多年，熟悉旗务，特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是清朝开国以来，汉员当旗官的第一人。

※※※

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须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须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随时劝导，遇事弹压，庶不至别滋事端。”最后归结到宪法，主张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来的宪法，必当出于钦定，而不可由国会厘订。”至于制宪的程序，该等到“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贤才，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划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

如此立论，在守旧派，尤其是揽权日甚的少年亲贵，自然击节称赏，一般人看来，觉得除掉“颂圣”不免肉麻，批评敢言的记者、教员，持论过苛以外，由于他承认立宪的要求，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至于对宦海升沉特感兴趣的人，则着眼于“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这句话，认为是针对两江总督端方而发，东南督抚，或者会有调动。

这篇文章只引起批评，并未引起风波，但传到海外，保皇党纷纷大哗。于是到了六月里，军机处接到一个怪电报。

这个电报发自南洋，是个电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陈景仁”，自道是政闻社社员，电文中将于式枚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请朝廷“革于式枚之职，以谢天下。”

“荒唐，荒唐！”张之洞看完这通电报，大摇其头：“时逢末世，什么怪事都有！各位看，该当作何处置？”

“革职不就完了！”世续答说“主事无专折奏事之权，光这越分言事，就可恶之极！”

“且慢！”袁世凯另有看法，“陈景仁所恃者政闻社，政闻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猖狂？”

此言一出，满座默然。最后是庆王奕劻开了口：“不必多问了！我看，只拿政闻社请限期立宪，跟这姓陈的并作一案，发一道上谕。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闻社跟肃亲王善耆有关系，所以奕劻主张“不必多问”。不过陈景仁究系何许人？何以会在南洋？张之洞认为应该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缙绅’来看看？”

世续这句话提醒了大家。随即取来琉璃厂荣禄斋印刷的，光绪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缙绅录，遍查法部官员，就找不到一个名叫陈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开玩笑的？”张之洞说“如本无其人，则煌煌上谕，无的放矢，那可不成事体了！”

“冒名是不会的。”世续又说“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来，必得到吏部才有着落。”

这一来，袁世凯也想到了，“或者是个捐班主事，”他说：

“从未到过法部。”

他的猜测不错，吏部司官查复，陈景仁是捐班主事，本来分发刑部，一改新官制，便变成了法部主事，听说此人是南洋的一个富商。

只要有这个人就好办了。由张之洞口授大意，军机章京拟好一个旨稿，呈堂传阅。袁世凯看上面写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等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昌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以肃官常。”

“我想改一两句。”袁世凯提笔勾抹添写了两句，再送张之洞看。

一看，“以肃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两句：“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张之洞便即问道：“陈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传管束？”

“这加个伏笔。”袁世凯说：“此人倘敢潜回内地，就可以责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张之洞不免自惭，当了三十年的督抚，连公事上这个小小的窍门都还不识，岂非荒唐？

※※※

这道上谕，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报，都用大标题登了出来，政闻社社员大哗，纷纷写信给梁启超，或者政闻社的总务员，年高七十，精通六国文字的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为“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的话头吓倒，怕惹来大祸；有的是觉得“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话太难听了，不愿同流合污；有的认为陈景仁太霸道，既然讲言论自由，有话大家好说，何致于于式枚说错了话，便该革职？

就在这政闻社社员纷纷要求退会或解散团体之时，“预备立宪公会”所策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已陆续到京，八大胡同与戏园饭馆平添了无数打着蓝青官话，满口新名词的陌生面孔。有时因言语隔阂，习俗不同，惹起纠纷，“地面上”的官人，总是善言排解，此由于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曾经迭有“堂谕”，对这些代表，务必妥为保护之故。

袁世凯对肃王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他一向不愿得罪亲贵，所以隐忍未言。但对政闻社却耿耿于怀，隐忧莫释，因为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政闻社以拥肃、离庆、拉张、倒袁为宗旨，尤其离间他与庆王奕劻的关系这一点，更难忽视，日夕伺机，想一举消灭政闻社。

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杜钟骏到京请脉的那时候，由美国旧金山来了一通电报，是“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暨海外二百埠侨民”所上的请愿书，列陈“十二大请愿”，可归纳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点。

第一点“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忤。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国号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则无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将原电交了下来，命军机处会同政务处及宪政编查馆会议具奏。

袁世凯成竹在胸，但须先有一番布置，特地去看庆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谈。

“王爷，”他神色凛然地说“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率直奉陈。王爷知道不知道肃王结交了一些什么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说：“此人向来不讲边幅，疯疯癫癫的，不必理他！”

“不然！疯子会闯大祸！”袁世凯又问：“王爷可知道，所谓‘中华帝国宪政会’，就是保皇党的改名？”

“知道。”

“康有为有个弟子叫汤觉顿，在京已经多时，王爷可知道？”

“不知道，连汤什么顿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

“那就无怪乎王爷不知道了！这汤觉顿便是奉了康梁之命，专门来跟肃王联络的，他们经常见面。”袁世凯说到这里突然顿住，而脸上是极痛苦的表情。

这使得奕劻既惊且疑，“慰庭，”他问，“你有什么难出口的话。”

“我有句话，不忍而又不能不言，说出口来，就要有个归宿。否则，王爷怕亦担了很大的责任。

奕劻骇然，“何出此言？”他将心定了下来，沉着地说：“慰庭，你不妨说给我听，如果我该负责任，我一定负。”

袁世凯点点头，压低了声音说：“保皇党的首脑，从前是康有为，现在是肃王！朝廷严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肃王为魁首。王爷，请问这该怎么说？”

奕劻听得这话大吃一惊！心里懊悔，不该让袁世凯开口，如今可为难了！照袁世凯的说法，肃王善耆应与康梁同科，但又何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讦告此事？倘或不闻不问，万一有何事故，袁世凯会说，当时曾警告过庆王，他没有表示，只好不办。这就变了比同隐匿，至轻也是个革爵的处分。

看他脸上阴晴不定，袁世凯索性再说些让他胆战心惊的话，“王爷，”他说，“肃王办的消防队，用兵法部勒，一样有洋枪，一样三六九出操。请问，救火消防队用得着这个吗？”

奕劻的脸都吓黄了，“他要干什么？莫非要造反？”他气急败坏地说。

“王爷，”袁世凯摇摇头，极冷静地答说：“你这话谁都没法子回答。”

奕劻心想，消防队练武携枪，不就是打算趁火打劫吗？倘或宫廷有灾，命消防队进大内救火，可能俄顷之间，变起不测。

转到这个念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怎么办呢？”奕劻紧皱着眉说：“以善一的身分，能有什么位置？”

“善一”就是肃王善耆，他居长，弟兄四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而辈分则与帝系的“溥”字辈相并，因而辈分较高的亲贵，都以善一、善二叫他们兄弟。善一的辈分虽低，毕竟是世袭的亲王，即令犯有极重的过失，亦须有确实的证据，方能奏请处置。如今事涉暧昧，而又关系重大，如果让慈禧太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态度，必然震怒，但却无奈其何。倘或隐匿不言，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又脱不得干系。此所以奕劻为难万分。

他的处境是袁世凯早就想到了的。就要奕劻觉得为难，才会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他用安慰的语气说：“王爷也别着急，事情就怕不能前知，知道了总有法子预防。亲贵理当保全，倘有不测之事，就算自己没有责任，又何忍见那位亲王为端华、载垣之续？”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奕劻连连点头，“无事是福！”

“我在想，亲王体制尊贵，朝廷必当优礼，表面上实在不能有什么举动，为今之计，唯有釜底抽薪，削其羽翼！”

“釜底抽薪，削其羽翼！”奕劻轻轻的念着，抬眼望着袁世凯问：“你的意思是，把他手下得力的人办几个，或者调开？”

“不！羽翼者康梁一党，什么中华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不如先查办政闻社！只要上谕一下，汤觉顿之流，自然闻风而遁，再无人逞其如簧之舌，盅惑亲贵。这才是爱人以德的保全之道。”

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奕劻大为赞赏。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议时，便提出解散政闻社的主张，满座皆以为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亦在座中，见此光景，唯有沉默。散会以后，一路哼着“先帝爷，白帝城”，扬长而去。回到王府，未及更衣，便连呼：“找王小航来！找王小航！”

这王小航单名一个照字，汉军旗人，跟肃王府的渊源甚深。戊戌改变之前，在礼部当主事，上折言事，尚书怀塔布、许应弢不肯代递。王照一怒之下，做了一个呈文，指责堂官不当，不遵旨为他代递奏折。而且这呈文是上堂亲递，同时声明：两尚书不受，他要到都察院呈递。

自有部院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怪事。怀塔布与许应弢迫不得已，只好答允，为他代奏，随即由许应弢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奏折，说王照“咆哮堂署，借端挟制”，并解释不为代递的缘故是：王照奏请皇帝游历日本，而日本最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及李鸿章都曾遇刺。王照置皇帝于险地，所以不敢代递。又指责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

这道奏折很厉害，能为王照带来杀身之祸，无奈锐意变法的皇帝，一意广开言路，对礼部堂官顾虑他的安危，并不见情，降旨道：“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鳃鳃过虑。”

接着又说：“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结果，怀塔布、许应弢，及两名满缺的侍郎，一律革职。处置之苛，未之前闻。王照亦就因为掀起这么一场大风波而名闻海内了。

及至戊戌政变失败，王照当然在查办之列，幸而是京中土著，又有善耆照应，得以闻风脱走，与康有为同船逃到日本。前两年方始悄悄回国，化名“赵先生”隐居昌平、保定等地，不过经常溜到京城，以肃王府为居停，作善耆的谋主。

这时把王照请了来，善耆便将政闻社行将奉旨解散的决定，告诉了他，向他问计，应该如何预作布置？

王照与康有为由患难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于康有为露了以保皇为沽名图利之计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动辄向人说，他奉了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粮要饷，借此便可募捐筹款。有人以此求证于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为圆谎，因而结成冤家。不过，王照对梁启超是颇有好感的，所以劝善耆应该设法保存政闻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来下一步就是查拿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时候王爷可就为难了。”

“说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迟，教他们快走吧！此刻老赵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罗网，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赵是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谁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鹰犬，掌握着民政部属下的密探。王照心想，这赵秉钧自题别号叫“智庵”，阴险多计，一奉解散政闻社的上谕，必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小题大作，株连无辜，只怕各省请愿代表都会遭殃，因此决定亲自出去一趟。

“王爷，我看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说，“别人去，话说不清楚，不了解事机之险，会误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过，怕显眼！”

“不碍，我会化装。我还得跟王爷要点东西。”

“什么？”善耆问：“钱？”

“钱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车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随即派人到前门车站买了一百张京汉铁路的火车票，派人保护化了装的王照，到前门外东河沿、大栅栏、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复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赵秉钧一看有“严拿惩办”的字样，随即下令，遇有谈论国事，鼓吹立宪而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说。可惜，他晚了一步，汤觉顿与各省请愿代表，都在这天上午，拿着王照所送的车票，上了南下的火车，即有少数逗留在京的，亦以接到警告，及早躲到亲友那里，深居简出，噤若寒蝉，赵秉钧的部下一无所获。不过，大老们的耳根倒是清净了，因为各省请愿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话虽如此，应该交代的表面文章，仍旧密锣紧鼓地在赶工，八月初一那天，终于颁发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发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宪法大纲中首列“君上大权”，共计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统制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会议、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宪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

尽管归政于民，有名无实，但毕竟立宪有了期限，当国的大老可以松一口气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因而兴致显得特别好。宫眷的情绪完全视“老佛爷”的喜怒爱憎为转移，兼以时入仲秋，桔绿橙黄，一年好景之始，乐事正多，转眼慈圣万寿，更是好好热闹一番。

“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七十，就该年年做生日。何况是皇太后，更何况立宪有期，太平在即。”

内务府的这一论调，流传得很广，在内廷行走的人，无不津津乐道，但有件事颇生争议。这年慈禧太后万寿，有个往年所无的点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将携带着大批珍贵的贡品，赶在万寿期前入觐。在乾嘉以前的盛世，这是常事，自道光至今，外患内乱频仍，时世不靖，道路修阻，达赖及班禅入觐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复举，正见得盛世将临，所以很热中于这件事。

可是李莲英却屡次谏阻，他的理由是谁都想不到的，说是故老相传，皇帝与达赖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说，皇帝有病，怕达赖来了，会有冲克？”

“是！”李莲英直答说：“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荐医生？”

慈禧太后默然。从回銮以后，她就渐渐发觉，李莲英很卫护皇帝，现在听他这话，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证。不过，她也知道，李莲英跟荣禄一样，不管怎么样，是不会背叛她的，别人拥戴皇帝就会结了党来反对她，而李莲英决不会！而细细一想，他亦没有错，皇帝的病，若能痊愈，自己仍旧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说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几年的辛苦操劳，而且太皇太后毕竟隔着一层，大权多少要分给皇后，总不如全握在自己手里来得好。

于是她说：“你是那里听来的怪话！皇上还能让个喇嘛克死？若说有个人不利，也必是不利于达赖。”

李莲英适可而止，不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却想起一件事，达赖早就到了山西，驻锡五台山，六月初将由山西巡抚，一指派妥人，护送来京。至今两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问起军机，此事归世续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热，带来的贡品又多，一路调拨夫马，种种不便，所以等到凉秋入觐。”

“现在不是秋凉了吗？”

“是！也快动身了！好在山西离京不远，只要一动身就快了。”

他没有说真话。真相是达赖不愿入觐了！因为他对陛见的礼制有意见。照礼藩部的拟议，达赖见了皇帝，跟任何臣工一样，必须磕头，而达赖自视甚高，以“国师”自居，不愿向皇帝行跪拜大礼，故而迟迟其行。

如今慈禧太后催问，而万寿又快到了，世续不能不找礼藩部想法子搬弄达赖进京。当下决定，好歹骗他到了京里再说，因而由军机处密电山西巡抚，敦劝达赖起程，礼制上总好商量。

达赖被劝动了，决定一过中秋就动身。那知又横生波折，“西藏番僧，联名呈诉赵尔丰枉杀多命，毁寺掠财。”番僧就是喇嘛，达赖得知此事，自然又观望了。

原来西藏的政教纠纷，颇为复杂。当黄教始祖宗喀巴在明朝永乐十七年圆寂时，遗命以达赖、班禅二大弟子，世世化身转世，互为师弟，宏扬大乘教义，并以达赖主前藏，驻拉萨，班禅主后藏，驻扎什伦布。转世到今，达赖是第十三辈，班禅是第九辈。

这十三辈达赖，法名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勒嘉穆错，出生于光绪二年五月，由第八辈班禅为他披剃授戒。到了光绪八年，第八辈班禅圆寂，下一年转世现身，即为第九辈班禅，法名洛桑曲金，当然成为达赖的弟子。

其时英国垂涎西藏已久，光绪十三年驱使印度侵入藏边，发生战争，藏军伤亡七百余人。第二年又打了一仗，藏军一万余人，溃不成军。因此，达赖恨极了英国，而俄国正好趁虚而入，所派的一个间谍名叫道吉甬，做过达赖的老师。自甲午战后，西藏是联俄派的天下，英国的势力处处受到压制。不想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无暇远顾，英军得以卷土重来，在光绪三十年七月间，借故侵入拉萨。达赖大惊，将印信交给了前藏三大寺之一噶尔丹寺的噶布伦——前藏总揽立法行政大权官员的称呼，额定三僧一俗共四名，仓皇往北而逃。

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很讨厌达赖的嚣张跋扈，便上了一道奏折，数他平时的不是以外指责他事危潜逃无踪，请朝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以班禅代摄。

这一下，达赖对班禅便是旧恨加上新仇了。旧恨是在两年以前，班禅到拉萨朝拜达赖，随从疏忽，击鼓而过布达拉宫，达赖以为布鼓师门是大不敬，罚他藏银三十称。师弟之间，就此有了嫌隙，加以英国人从中煽动，彼此仇怨日深。

不过，这一次班禅却很顾师门的义气，具奏力辞，无奈除他以外，别无人可以权摄达赖的位号，亦就只好勉为其难。

至于达赖，最初是逃到库伦，意在投俄。只是蒙古的喇嘛领袖，法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极受爱戴，而达赖跟他不能和睦相处，便难以存身了。库伦办事大臣深感为难，奏闻朝廷，下诏西宁办事大臣迎护至西宁。

西宁在青海，是宗喀巴的降生之地，最大的一座寺名为塔尔寺，达赖到了西宁，自然卓锡在此。但就象在库伦那样，达赖与居停不和，积渐而至于势同水火。

原来蒙古青海，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外，另有勒封的八大呼图克图，以章嘉呼图克图为首，位居第四的名为阿嘉呼图克图，主持塔尔寺。达赖寄人篱下而犹颐指气使，阿嘉呼图克图自然不服。

于是陕甘总督升允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吝，久驻思归，请示应否准其回藏？朝廷因为英军侵藏以后，强迫噶尔丹寺的噶布伦订立丧权失地的条约，正派唐绍仪在印度与英国代表交涉改订，此时自不宜放达赖回去，指示俟“藏事大定”再议。

同时，将阿嘉呼图克图调回京里去管喇嘛。这样调停，本可勉强无事，不料又爆发了两活佛斗法的轩然大波。据说，达赖与阿嘉呼图克图积不相容，彼此都想用法术制对方于死命。

此本是红教所盛行的邪道，但黄教的喇嘛，亦偶一为之，当然，有无效验不得而知。巧的是，达赖这一次行法，似乎真的有效，年未五十的阿嘉呼图克图，一场小病，竟然不治。塔尔寺的喇嘛知道两人有斗法之事，认定阿嘉呼图克图死于达赖之手，多方搜寻，找到了埋在泥土中的土偶等物，自是达赖用来咒魇阿嘉呼图克图的铁证。因而群情愤慨，一直闹到驻藏办事大臣那里。

派人询问达赖，他承认土偶是他所埋，但否认是在跟阿嘉呼图克图斗法，指出依照黄教仪典，这是感谢大皇帝恩惠的一种仪式。查证经典，果如所言。于是斗法一事，成为无可究诘的悬疑，不过，达赖在西宁可是存身不住了。当时的理藩院便安排他入雁门关，移床山西五台山，一住已经三年。

其时由于唐绍仪等人与英国不断的交涉，终于改订了条约，对原由西藏自己被迫订约所丧失的利权，挽回了许多，而赵尔巽的胞弟尔丰，受任川滇边务大臣，锐意经营康藏，改土归流，屯垦练兵，虽然不断遭遇阻力，但西藏的面目却在改变，使得达赖大为不安。一方面怕朝廷真个统治了西藏，一方面又怕班禅的地位势力凌驾而上，变成大权旁落。

因此，他决定自请入觐。以为这一下占了班禅的先着，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在京也可以看看风色，相机活动，早遂重回拉萨之愿。

不想好事多磨，磨得达赖意兴阑珊，如今又听赵尔丰在西藏有此诸般恶行，自然要看看再说。不久，朝命派成都将军马亮查办，初步处置总算公平的。复经山西巡抚力劝，毕竟还是启程了。

一入直隶境界，朝廷特派大员赴保定迎接，这一下，地方官不能不特加尊礼，百姓亦就刮目相看，道路争传：“西藏活佛来了！看一眼都是福气！”于是所到之处，驻锡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这在达赖却是颇足以为慰的事。

一到京，就更气派了，京里的喇嘛很不少，也没有几个人瞻礼过达赖，此时欢欣鼓舞，脸上象飞了金似的，昼夜不断，聚集在他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更是少有的荣耀。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身后追随着无数黄衣喇嘛，轰动九城，倾巷来观，使达赖更觉得权势之可贵可恋。

但，令人不怡之事，很快地来了。理藩部负责为他们的堂官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名叫罗西木桑，是蒙古人，但在西藏多年，能言善道，只是有点不大懂交情，商谈觐见礼节时，毫不放松。

“要我行跪拜礼办不到。”达赖一口拒绝。

“这是按成例行事。”罗西木桑说：“决无不敬大师之意。”

“成例不足凭！而且那是班禅自贬身分！”

他说得这话，罗西木桑自然知道。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无论达赖或班禅见驾皆不行跪拜之礼，直到乾隆年间，有一次班禅在热河行宫觐见，自请依臣子之礼，从此就成了例规。

“大师的话，窃所不喻。”罗西木桑答说：“达赖、班禅世为师弟，原为一体。再说两大师化身转世，所以今天弟子所见的大师，就是乾嘉以来的各位大师，何以从前可循例行事，而此刻不能？”

这话驳得很厉害，达赖顾而言他的说：“你提起乾隆年间的话，我倒要问你，乾隆御制《喇嘛说》你读过没有？”

“在理藩供职，自然读过。”

“那么，你倒说，高宗怎么解释喇嘛？”

罗西木桑想了一下，朗然念道：“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话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

“慢着！”达赖截断他的话说，“既谓之‘无上’，岂能屈膝于人？”

“御制的文章中还有句话，”罗西木桑从容地说：“‘即汉话称僧为上人之意。’无上是如此讲法，请大师不可误解！’

不但话不投机，而且措词不甚客气了，随行的噶布伦赶紧扯开，“改天再议吧！”他说，“好在为时尚早。”

礼制未定即不能觐见。其实，就定了也还得等待，因为两宫违和，除军机及必须召见的大臣以外，一切仪制上繁文缛节，以及必得有精神来应付的朝觐，概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