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瀛台落日 第九七章
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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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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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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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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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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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议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词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麟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辛酉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人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冬、冬”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了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头。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办法拿出来,先想停当了再说。”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少不得东海,他的作用很要紧。先送信进城,请他赶紧来。办法我有,且先见了项城再说。”
“东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可以用郡望、籍贯作代名的时候了。孙宝琦也认为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当即派人送信,然后与杨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凯所住的那个院落,刚进垂花门就看到一个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负手蹀躞,腰弯得很厉害,仿佛背上不胜负荷似的。
“嗯哼!”杨士琦特意作了一声假咳嗽。
袁世凯闻声回身,看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里而去,孙、杨两人随即默默地跟了进去。
“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孙宝琦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
“没有什么!”杨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态度,“责任负得重了,不免有这样的遭遇。从前李文忠、恭忠亲王都经过的,到后来还是慈眷优隆。”
“后来是后来!”袁世凯说:“眼前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这个折子该怎么措词,我就想不出。”
“不!”杨士琦立即接口:“决不能自请回任。得想法子弄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发上谕派宫保出京。”
“啊,啊!”袁世凯精神一振,“想个什么理由呢?”
“这得问问东海,看军机处有没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出去查办。”
“已经着人去请东海了。”孙宝琦接着杨士琦的话说。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紧安抚。”杨士琦说:”只要此辈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为已甚的。”
“说得是!”袁世凯深深点头,“上头的意思,亦是因为言路上太嚣张,怕压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样子,倒不是要跟我为难。”
“还有,”孙宝琦说:“亲贵的谗言,也不可不防。”
“这还在其次。杏城的话不错,如今以安抚言路为先。”袁世凯说:“菊人以翰苑前辈的资格,出来打个招呼,应该是有用处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杨士琦又说:“还有一位也有用处,陶公以地方长官的身分,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请一请,想来大家不能不买他们这位‘老公祖’的帐吧!”
“嗯,这个主意好!杏城,就烦跟陶斋说一说,或者请客的事,就烦你替他提调。”
“吃喝玩儿,陶公那样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调?我马上告诉他就是。”
“好!”袁世凯觉得心情比较舒畅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说:
“照你们看,新官制什么时候可以议定?”
“那难说。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礼两部一仍其旧,我想,”
孙宝琦估计着说:“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来袁世凯还希望在官制议定之时,能够参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则借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义,再次进京,托庆王奕劻相机进言,能再到朗润园来住几天,说来始终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说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别法了。这个法子要徐世昌来想。他细细思索了最近军机处收到的折报,并无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凯出京处理。最后,仍是袁世凯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跟铁宝臣一起出京校阅。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学了荣禄的诀窍,凡有重要事故,那怕一言可决之事,亦必先通前彻后考虑过,此时垂眼静思好一会,方始开口。
“这个脱身之计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过,”他放低了声音说:“慰庭,从前年大将军有个故事,你总听说过?”
“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那一个?”
“他班师回京的故事。”
袁世凯思索了一下,摇摇头说:“倒没听说过。”
据说雍正即位以后,召年羹尧自青海班师,雍正亲自郊迎,目睹军容如火如荼,极其壮观,内心已生警惕。其时正逢盛夏,雍正为示体恤,传旨命士兵卸甲休息,谁知年羹尧的部下,置若罔闻。后来年羹尧本人知道了,谢恩过后,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晃动了几下,顿时欢声雷动,卸甲如山。雍正心想,圣旨不及军令,如果年羹尧此时有篡位之心,自己的性命必已不保,所以从此一刻起,便下决心要杀年羹尧。
听徐世昌讲完这段故事,袁世凯憬然有悟,“你是说上面想收兵权?”他问。
“是的!”徐世昌答说:“亲贵的疑忌之心,由来已非一日。不过本来能拖还可以拖,如今举行大规模秋操,铁宝臣一看那种情形,回来一说,不把泽公他们吓坏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既安慰,又伤心,“诚然!”他说:“我这六镇北洋新军,自信在海内已是所向无敌,也难怪他们疑忌。此事迟早会发作,拖亦不必拖,等秋操过后,我们好好再商量。”
“既然你决定这么做了,明天我跟庆邸、子玖去说,一奏必准。可是总也得有个办法啊!”
“那好办!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就有办法交给你。”袁世凯唤人将张一麟请了来,“请你打个电报给仲远,现在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请他作个初步筹划。明天一早,请他专车进京,等着他的办法出奏。”
张一麟答应着走了。袁世凯又谈如何疏通言路,特别是要笼络东南各省的京官。徐世昌一诺无辞,起身说道:“我得赶进城去,把这些办法,先跟庆邸、陶斋说一说。仲远一到,立刻通知我。”
※※※
“仲远”姓言,名敦源,是孔门高弟子游的八十一世孙,世居常熟。言敦源从小随父宦游直隶,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的得意弟子,亦颇受翁同龢的赏识,无奈才气虽高,场运不佳,以监生的身分,六试北闱不第。光绪二十三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为了巴结翁同龢,多方设法接近,便将言敦源罗致入幕。本意想借他作一条结交“常熟相国”的通路,谁知成了徐世昌须臾不可离的左右手。
徐世昌是袁世凯在小站的幕僚长,差使的名称叫做“总办参谋营务处”,一切规章制度都须出自这一部门。虽有从德国与日本翻译过来的“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之类,但文字生涩,不可卒读。徐世昌日坐愁城,不知如何措手,听说言敦源是保定莲池书院的高材生,便姑且将这一堆“天书”交给他去整理。言敦源细心寻绎文气,不懂之处找原译者去请教,通得其意,另行改写,结果不但通顺,而且精要。
徐世昌大喜过望,袁世凯已倾心相许。两人与年未三十的言敦源函札往来,不是称“仲兄”,便是称“远公”,尊礼始终不替。
戊戌告密,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言敦源自然是必携的僚佐,他的官衔是“武卫军右翼参赞”,与宿将龚元友共守德州。及至袁世凯从李鸿章督直,言敦源亦已保升到了道员,充任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
从回銮至今,又已五年的工夫,北洋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因为赏给“副都统”衔,换上了红顶子。袁世凯觉得不能委屈言敦源,特意保他署任大名镇总兵,以文员而任镇守方面的武职,一破成例。言敦源顶戴已换,尚未上任,一接到张一麟的电报,随即到京,大规模秋操的腹案,在火车中便已拟定了。
这天,袁世凯已迁回北洋公所,等言敦源一到,一面通知徐世昌,一面先谈起来。言敦源听他说完,随即振笔疾书,及至徐世昌应邀赶来,他的秋操计划纲要,已经脱稿了。
“慰庭,有道上谕你看看!”
这道上谕不到三十个字:“以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调周馥为两广总督,丁振铎为闽浙总督。”
袁世凯看完,只言不发,只说:“菊人,你看看仲远的办法。”
徐世昌接来一看,只见写的是:“查会操宗旨,在使各军官之调度指挥,各军士之动作服习,一一实验,而平日督练之成绩,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得灿然毕备,殿最分明。东西各国不惜繁费,岁岁举行者,诚以多一次战役,必多一次改良;经一次合操,必增一次经验,非苟然也!”
“很好!”徐世昌深深点头,“说得很动听。”
“你再看下面。”袁世凯说:“还有好文章。”
徐世昌接着往下看:“上年征调近畿陆军各镇,会操河间,固已耸动环球,此次若能举南北数省之军队,萃集一地而运用之,使皆服习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允足系四方之观听。”
“不错,说得好!隐然有耀武扬威之意,皇太后一定中意。”徐世昌放下计划纲要,望着言敦源说:“看不如听!仲远,我听你讲。”
“先谈编制,想分南北两军对抗。北军抽调山东的第五镇、南苑的第六镇、直隶的第四镇、以及京旗第一镇的兵力,合编而成;南军以湖北第八镇全军及河南的混成协合组。总人数三万四千。”
“我想,南皮一定赞成。”徐世昌笑道,“他也早就跃跃欲试了。两军的统制,南军当然是丫姑爷,北军呢?”
袁世凯与言敦源都笑了。所谓“丫姑爷”是指湖北新军的首脑张彪,他的妻子是张夫人的丫头,认作干女儿,所以张彪有“丫姑爷”的外号。
“北军统制!”袁世凯征询着,“段芝泉如何?”
“我赞成!”徐世昌说:“综理这次会操的一切事务,自然非仲远莫属。”
“仲远,”袁世凯问道:“你的意思怎么样?”
“义不容辞。”
“那好!就这样定案。我与庆邸、子玖都谈过了,无不同意。”
※※※
果然,一奏便准,而慈禧太后颇为嘉许。那些“都老爷”见此光景,自觉占了上风,加以徐世昌与端方的疏通,亦就不为已甚。
袁世凯一出京,编纂新官制就顺利了,到了八月底,大致已经定局。徐世昌因为袁世凯希望始终其事,便替他在瞿鸿玑面前活动,同时说动铁良,奏请颁发“阅兵大臣”关防,并召袁世凯陛见,面谕此次会操应该如何认真办理,以示朝廷整军经武,重振雄风的期望。慈禧太后一一照准,于是,袁世凯九月初一重新进京。
九月初二召见,谈会操以外,少不得也要谈到新官制。袁世凯不敢多说,而奕劻则乘机面奏:袁世凯亦系奉旨共同编纂的大臣,可否趁他请训之便,让他细看一看草案,如有不尽之处,还来得及改正。
这亦并无不可,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奕劻以“总司核定官制”的资格,在朗润园召集一次会议,名为审定,其实只是让袁世凯亮个相。而袁世凯早就发了请帖,在北洋公所设宴款待缩纂官制局的同事,上自王公,下至录事,一视同仁,无不邀请。
这样的场合,设宴照例演剧,但应传的戏班,不是徽班,不是秦腔,而是“春柳社”的新剧,俗称“文明戏”,戏名叫作《朝鲜烈士蹈海记》。
这出戏的剧情是:朝鲜的顽固党争名夺利,搞得乌烟瘴气。有一烈士对顽固大臣进言,以为朝鲜如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既得利益,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如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其后日本进兵,朝鲜王被迫退位,烈士痛哭流涕地演说了一场,跳海而死。
这出戏当然是意有所指的。演员都经指点、悟得其中之意,演来丝丝入扣,十分感人。文明戏中,照例有个重要角色,名为“言论老生”,扮演蹈海的烈士,那场演说,慷慨激昂,声容并茂,席间确有人感动得掉眼泪,而袁世凯却始终保持笑容,是报复的快意使然。
※※※
彰德会操一共举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练马队,第二天南北两军“遭遇战”,第三天考验士兵的战技,第四天大阅。中午大宴中外参观宾客及两军将佐,第五天袁世凯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报告,载振与徐世昌奉旨出关“查办事件”。原来东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杂税甚多,自从由日、俄两国接收过来,派赵尔巽为奉天将军以后,他任用一个当过广西巡抚,素以精刻知名的扬州人史念祖整顿税务。这一来,上下其手的蠹吏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动了一个工科给事中张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没有太离谱的攻击,只说奉天捐税烦苛,商民颇以为苦。其时已决定东三省将改行省。赵尔巽本已内定为第一任总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决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内举不避亲,主张派载振去查办,因为苛税病商,自与商部有关。而况,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学士,便是派亲贵,载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过,载振到底更事不多,还得派一个老成人作为辅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军机处有大更动,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关去看看,有何机会。所以向奕劻自告奋勇,瞿鸿玑亦不反对,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钦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况载振又是换帖弟兄,袁世凯觉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尽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专为载振办差。
段芝贵别无所长,只是善于伺候贵人。他在天津声色场中,是个阔客,袁世凯是知道的,而载振是头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然则派段芝贵为载振办的差使是什么?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贵特意去找一个朋友。此人是长芦的盐商,捐了个兵部候补郎中的官衔,名叫王锡瑛,字益孙,跟段芝贵一起玩儿,结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当时便将袁世凯交办的任务,细说了一遍,问王锡瑛:“有什么好主意,能叫振贝子玩儿得痛快?”
“振贝子喜欢什么?”
“他?”段芝贵突然想起来了,“从前有个谢珊珊,你知道吗?”
“不是唱髦儿戏的吗?”
向来伶人皆为男角,俗称“相公”,又称“象姑”。洪杨以后,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称之为“髦儿戏”。谢珊珊是苏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里很红过一阵子。
“不错!”段芝贵说:“谢瑚珊唱过髦儿戏,还跟振贝子配过戏。”
“着!”正锡瑛猛然一拍脑袋,“怎么这档子事就会想不起来?”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东城余园的一件新闻。余园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过两广总督的瑞麟的旧居,庚子之乱遭了灾,荒废不复可住。及至回銮以后,市面渐渐恢复,东城修了大马路,起了大洋楼,繁盛胜于往时,于是有人买下余园,修葺楼台,补植花木,开了一家大馆子。载振是余园的常客,经常在那里流连终日,也经常邀一班少年亲贵在那里串戏,“侗五爷”溥侗、“七爷”载涛的玩艺是连内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来把场,如果遇到肃亲王善耆粉墨登场,那就更热闹了,起码有四五个名角到后台来“伺候”。
看看闹得太过分了,台谏中颇有人表示愤慨,恰好载振跟谢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楼配,便有位“都老爷”张元奇上折参劾,上谕载振自加检点。余园风流,顿时消歇,谢珊珊不知所终,载振每一提起来,总有余憾莫释之慨。
“振贝子不喜象姑,那好办!”王锡瑛说:“我已经看中了一个人了,就怕段二爷你老心里觉得不是味儿。”
这一说,段芝贵知道他指的是谁,反唇相讥地笑道:“莫非你心里就不犯酸?”
原来段、王二人都捧一个叫杨翠喜的坤伶。这杨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从小父母双亡,为族叔卖给一家姓杨的作养女,取名杨翠喜。这姓杨的是戏班子里的“文场”,其实正当髦儿戏开始风行,便将杨翠喜送去学戏,应的花旦这一行。
到得十六七岁,杨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胜于艺。喜欢听髦儿戏的,本就选色重于徵歌,因此,杨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园,露演未几,便即大红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几,但论贵则段芝贵,论富则王锡瑛。有此两人护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却步了。
段、王虽同捧杨翠喜,却并不争风吃醋,这是因为杨翠喜受了养母的教,手腕颇为高明,对两人都是不即不离,若拒若迎,而又铢两相称,不让谁觉得受了委屈,而又总存着一个迟早得亲芗泽的想头,才得以相安无事。
也就因为如此,王锡瑛出这么一个主意,段芝贵心里不会犯酸。不过,他也不愿将可居的“奇货”轻易“脱手”,思量着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从载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处。
“段二爷,我们买卖人是发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贵人,就得升官,才能发财。何不弄个督抚做做?”
段芝贵心想王锡瑛毕竟是商人,对宦途经历,不甚了了。一个候补道想一跃而为督抚,简直是做梦!就算是实缺道员,亦得先放臬司,再转藩司,经过“监司”这个阶段,才有升为巡抚的希望。
当然,这话可以不必跟他说,丢开一边,只谈如何伺候得振贝子称心如意。
※※※
就在载振与徐世昌到达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见诸上谕。事先,已有电报预告,所以袁世凯关照,电旨一到,随即译送。由于这是清朝开国,至少是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破天荒的大举措,所以上谕长达三千言,抄码译文,颇费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阅。
这道上谕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总司核定的奕劻、孙家鼐与瞿鸿玑的会奏,引叙共同编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后,先有一段颂圣表功的引叙:
“仰见皇太后、皇上力拯时艰,通变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颂同声:实中国转弱为强之关键。兹事体大,臣等仰禀圣谟,总司核定,断不敢草率从事,亦不敢敷衍塞责。月余以来,准厘定官制大臣载泽等陆续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详核,反复商榷,间有未协,次第更定。京内各官,现已竣事。”
紧接着是谈改定官制的准则,以及现行官制的缺失: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盖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则权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为协舆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举人民之权利生命,遂妨害于无形。此权限不分,责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道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久,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子,上谕必会允准,但内阁制,则在未定之天。
袁世凯急于想知道结果,无奈原奏还有“正名以核实”与“分职以专任”两大条,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实。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既设陆军部,则练兵处之军令司,拟正名为军咨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此正名核实之大要也。
次分职以专任。分职之法,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务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礼部、次学部、次陆军部、次法部、次农工商部、次邮传部、次理藩院。专任之法,内阁各大臣同负责任,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尚书只设一人,侍郎只设二人,皆归一律,至新设之丞参,事权不明,尚多窒碍。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其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繁简,定额之多寡,要使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
看完这两条,袁世凯不由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知道亲贵疑忌与瞿鸿玑的有意作对,都非传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谓“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这句话,明明是说,除了他本人仍旧可以当军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出军机,已是势所必然,究其实际,袁世凯认为是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核实”这一条,更是专门指着他而来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隶总督的本缺以外,他还有九个衔头,如今大部分都不保了。练兵处并入陆军部,当然不再有“会办大臣”的名目,新设邮传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这就一下子去了“铁路”、“电政”两个“督办大臣”的衔头。最可忧的是,海军部暂隶陆军部,则南北洋大臣的名义,或许都会裁撤。
想到这里,心乱如麻,只得暂且丢开,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谕了。仍用“钦笔懿旨”开头,首先是谈军机处,说它是“行政总汇”,在“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这“行政总汇”、“内阁分设”八字,与“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衔头,针锋相对,包得紧紧地,袁世凯的心更凉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继奕劻而独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谕明示军机处“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务召对。”
最使得袁世凯不服的是:“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此外还有相关的上谕五道:
第一道:“各直省官制,着即行陆续编订,妥核具奏。”第二道:“此次裁缺之堂官,均着即原品食俸,听候简用。”
第三道:“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尚书、侍郎均毋庸更换外,吏部尚书仍着鹿传霖补授:度支部尚书溥颋补授;礼部尚书仍着溥良补授;陆军部尚书着铁良补授;法部尚书戴鸿慈补授:邮传部尚书着张百熙补授:理藩部尚书着寿耆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着陆宝忠补授。”
第四道:“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着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第五道:“庆亲王奕劻、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玑均着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着补授军机大臣。”
其时有好些幕宾集中在袁世凯的签押房内,传观着一道一道的上谕,等袁世凯看完,大家亦随即看完了,面面相觑,表情凝重,每个人心头都似有一块铅压在那里,透不过气来似的难受。
“大清朝的气数,只怕要尽了!”袁世凯的声音低沉而带嘶哑,“我没想到,改官制改成这个样子!”
“改官制是为立宪作预备,最主要的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度,这一点不能实现,精神全失。”金邦平愤愤地说:“我们都让人利用了。”
“是的。”袁世凯说:“我们让人利用了。而利用我们的人,又是让人家给利用了!只图保一己的禄位,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天下只怕从此要多事!”
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他所指的是瞿鸿玑。此中恩怨,只有他自己明白,旁人无从置喙,只觉得他所说的,“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这句话深可注意。
“你们看,十二个部院,表面上好象满汉均分,其实不然。第一、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会办大臣那琴轩,跟尚书是两对一之比,所以实际上掌部的满汉大臣是八对六之比。第二、十二部院中,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旗人,甚至陆军部两侍郎都是旗人!财权、兵权旗人都抓在手里了,外交权亦是旗人占优势,汉人处处相形见绌。不平则鸣,而且不鸣则已!”袁世凯摇摇头,有不忍卒言之势。
“这两个姓溥的,大概都是宗室吧?”金邦平问。
“是的。”张一麟答说:“度支部尚书溥颋,字仲路,属镶红旗;礼部尚书溥良,是高宗胞弟和亲王之后,字玉岑,属正蓝旗。”
“加上振贝子,亲贵占了三个部,这是从来少有的事!”金邦平亦不胜感叹地:“亲贵用事,且又是少不更事的亲贵,这不是好现象。”
“这一次改官制,汉人是吃亏了!”张一麟平心静气地说:“倒不如以前的制度,汉室六堂,平分秋色,目前尚书、侍郎算起来人数也还相当,可是以后就难说了。如果旗人有猜忌之心,朝廷有收权之意,则各部堂官,满多汉少,势所必然,而且看样子亲贵用事的还会增加。凡此流弊,都是始料所不及,如今要谈补救,只怕很难。”
“大局令人灰心!”袁世凯看着他说:“仲仁,请你检点一下,不该我兼的差缺,究有多少?请你拟一个稿子,尽快电奏,免得人家说我揽权恋栈。”
※※※
“瞿子玖这一着真狠!”袁世凯对徐世昌说:“莫非汉人之中,只有他一个能当大军机?他这样做法,迟早会引起公愤,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你说他狠,还有狠的呢!”徐世昌压低了声音说:“子玖‘独对’过两次,尽情攻击‘大老’,想撵他出军机。上头对‘大老’亦颇不满,只是替手难找,所以搁着再说。”
袁世凯大惊,“有这样的事?”显然的,他有些不信其为真。
这确是件难以置信的事!以汉大臣胆敢与懿亲作对,而且在“上头”讦告,乃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事。然而,徐世昌有确实的消息,一点不假。
“是李莲英跟我说的。”徐世昌解释李莲英跟他忽然接近的缘故,“李莲英家的子弟,跟人为房产涉讼,我帮了他很大一个忙,所以他告诉我的话,决不会假!”
“那可是太可怕了!”袁世凯自问似地说:“除了庆王,还有谁能掌枢呢?”
从同治登基以来,由亲贵领军机,已成牢不可破的惯例,奕劻如果被逐,接手的当然亦是什么亲王,或者郡王。但环顾亲贵,不是老迈昏庸,便是年轻识浅,只有肃亲王善耆,勉强可算大器,但支派太远,而且过于接近汉人,亦难中慈禧太后的意。看来,奕劻还可在夹缝中苟延几时。
“就为难得有人能接替,所以暂安现状,事情也许会有突变。”徐世昌放低了声音说:“西林的意向很难测。”
“西林”是指岑春煊,自从奉旨由两广调云贵,颇有人劝他告病,而岑春煊在表面上摆出忠君爱国的姿态,慨然表示:“世受国恩,虽天南地北,何处不是报恩之地?”照常办理移交,准备赴新任。
但暗底下,但却另有打算。因为瞿鸿劻早有信告诉他,调任非出两宫本意,是奕劻与袁世凯的阴谋。岑春煊心想,果真到了云南,天高皇帝远,交通又不便,想见慈禧太后一面都难。因而以就医为名,到了上海,想找个机会,突出不意地到了京里,宫门请安,慈禧太后自然即时召见。只要争取得这样的一刻,他决定当面痛劾奕劻,将奕劻扳倒了,就是袁世凯的靠山已倒。
这番算计,多少已在袁世凯估量之中,所以岑春煊在上海的一举一动,都有袁世凯的密探,随时用密电报告北洋。原以为岑春煊会跟革命党人接近,所侦探的目标,亦放在他交游的情形上面,如今由徐世昌的话,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问道:“莫非瞿子玖还有援引他入枢的妄想?”
“也不能说是妄想。以西林所受慈眷之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而况,军机一向是五位,如今还差两个位子在那里。”
袁世凯声色不动地想了好一会,说一句:“非动手不可了。”
“最好,你能跟庆王先谈一谈。”
“那当然!不过此事非世伯轩协力不可。这趟回京,请你替我格外致意。”
袁世凯所说的“伯轩”,就是新任军机大臣世续,徐世昌点点头说:“当然,当然!”
就在这时候,听得签押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高唱:“振贝子到!”
袁世凯与徐世昌相将出迎,只见载振由段芝贵陪着,神色闲豫地走了进来,他一见了袁世凯的面便问:“四哥,我去看了你的马了,都不怎么样嘛!”
他们是奉了奕劻之命,换过兰谱的,不过,载振虽可称袁世凯为“四哥”,而袁世凯却不敢托大,载振字育周,便以“育公”相称。
“育公!”袁世凯答说:“你要好马容易!只不知你爱什么样儿的马?是要快,还是稳,或者样子好看?”
“要样子好看。”
“那得洋马。”袁世凯问:“给你找四匹,够了吧?”
“够了!不过得要一个颜色。”
“好!枣骝,还是菊花青?”
“要全白的。”
“育公,”徐世昌插嘴相劝:“全白的四匹,即是所谓‘纯驷’,太招摇了!我看不必吧!”
“是的。”袁世凯也劝:“如今台谏上遇事生风,喜欢说闲话的人很多,不必招这个麻烦。”
载振也醒悟了,“纯驷”乃王辇所御,上次到日本看博览会,正逢明治天皇阅兵,骑的也是一匹白马。不过话虽如此,却仍有点赌气的意味:“那就全黑的好了!”他说。
“好!好!全黑四匹。等育公你从关外回来,就可以带进京了。”袁世凯接着问段芝贵:“香岩,晚上怎么样?”
“都预备好了。”
袁世凯点点头,转脸向载振说:“育公,我先得跟你声明,回头我跟菊人陪你吃饭,吃完了,我跟菊人先走一步,让香岩陪你好好玩儿。行不行?”
载振明白,袁世凯是有他与徐世昌在座,未免拘束,所以特意避开。其实,他亦希望如此,只是“不敢请耳”!所以立即笑嘻嘻地答说:“四哥还跟我客气什么?回头你跟菊人有事,尽管先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