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在办事，还是如在京时的规制，慈禧太后仍是一早召见军机。见了王文韶，慈禧太后又伤感，又安慰，温语慰问，谈到北来途中的苦况，君臣相对雪涕，把眼圈都哭红了。

王文韶是七月二十二黎明出京的，虽只晚得两宫一天，却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消息，慈禧太后最关心的当然是大内。

“大内是日本兵看守。听说因为日本也是皇国的缘故，所以很敬重中国的皇宫，没有进去骚扰。”

“这话靠得住吗？”慈禧太后惊喜地问。

“臣听好些人这么说。想来不假。”

“那倒难得。”慈禧太后深感安慰，而且激起了希望，觉得局势犹有可为，想了一下问道：“荣禄呢？在不在京里？”

“听说是往良乡这一带走的。”王文韶答说：“大概是到保定去了。”

“李鸿章呢？可有消息没有？”

“还是在上海。”

“如今自然是要讲和了！既然讲和，越快越好。”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该怎么着手？”

“回皇太后的话，”刚毅答说：“奴才的意思，除了催李鸿章赶紧进京以外，眼前不妨责成荣禄、徐桐……。”

“徐桐死了！”王文韶插了一句嘴。

这一下打断了刚毅的话，慈禧太后急忙问说：“徐桐是怎么死的？”

王文韶一向圆滑，不喜道人短处，此时却有些忍不住了，“徐桐是悬梁自尽的！总算殉了国。”他说：“不过，徐桐的儿子徐承煜真是枭獍。臣听人说，徐桐本来命徐承煜一起上吊，父子同殉，那知徐承煜将老父送上了圈套，还抽掉了垫脚的凳子，然后自己悄悄儿溜掉。那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徐承煜落在日本兵手里，如今关在顺天府衙门。”

慈禧太后长叹无语，刚毅、赵舒翘则不无兔死狐悲之感。君臣默然半晌，仍是慈禧太后强打精神，计议国事，接续未完的话题，决定一面命李鸿章立即筹商办法，向各国转圜，一面命荣禄与英国公使直接商谈，如何讲和。

谈和当然要条件。从出京以来，慈禧太后虽在颠沛流离之中，仍念念不忘此事，心口相商，已打算了好几遍了。赔兵费，当然是免不了的，如需割地，必得力争，争不过亦只好忍痛。最使她为难的是惩凶。罪魁祸首是载漪、载勋、徐桐、刚毅、赵舒翘、李秉衡、毓贤等人，固已成公论，但她自问，又何能卸责？如果自己惩办祸首，则追究责任，到头来“训政”之局，便将不保，倘或不办，洋人必以为无悔祸之意，讲和更难。此中的关系委曲，唯有荣禄能够了解，而眼前则只有王文韶还可以谈一谈。

因此，这天中午又独召王文韶入对，为了优礼老臣，更为了让重听的老臣能听得清她的话，特意吩咐，站着回奏好了。

“王文韶，”慈禧太后提高了声音说：“你是三朝老臣，国家到此地步，你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好。”

王文韶侧着听力较好的左耳，屏息听完慈禧太后的话，一时摸不清她的用意，只得答一声：“是！臣赶来了，就是跟皇太后、皇上来共患难的。”

“对了！”慈禧太后欣慰地说，“也必得你们几个存着这样的心，才能挽回大局。”她停了一下又问：“你第一次进总署是什么时候？”

王文韶想了一下答说：“是光绪四年八月里。”

“二十二年了！”慈禧太后说：“记得这一次回总署是前年六月里。”

“是！”

“你对洋务也很熟悉，看看各国公使对讲和是怎么一个意思？”

“各国公使倒还好。”王文韶说：“上次皇太后慈命，馈赠各国公使瓜果食物，人非草木，他们也是知情的。”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喜动颜色，“是啊！我也是留了余地的。”她说：“我也是早就看出来，义和团已经不足用了，无奈那些人象吃错了药似的，成天歪着脖子瞪着眼，连我都认不得了。这里面，我的难处，外面不知道，你是在内廷行走的，总该看得出来。”

“是，臣都看到了。”

“我担心的是，各国不明我中国的情形，只以为凡事都是我作主。其实，凡有大事，我总是找大家商量，这一次宣战，不也连叫了三次‘大起’吗？”

“是！”王文韶已懂得她的意思了，莫让洋人归罪“无辜”，想了一下答说：“臣的意思，朝廷没有表示，也不大妥当。”

“大局闹得如此之糟，”皇帝突然插了一句嘴：“对百姓总要有个交代！”

此言一出，慈禧太后的脸色变了！王文韶却不曾听明白，因为皇帝的声音低，他又站得比较远。不过从神色看，可以猜到皇帝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

“皇上的意思，”慈禧太后为他转述那句“不中听”的话：“大局闹成这个样，京城都失守了，说对百姓要有个交代。王文韶，你说，该怎么交代？”

这一问，不难回答：“无非下罪己诏！”王文韶应声而答。

不动听的话，立刻变成动听了，慈禧太后心里大感轻松，但不便表示意见，只问：“皇帝，听见王文韶的话了吧！”

“是！”皇帝咬一咬牙，毅然决然地说：“总是儿子的过错。”

这一下，慈禧太后更不便说什么了，只跟王文韶商议：“皇上也觉得应该下这么一道上谕。你看，应该怎么措词呢？”

王文韶想了一下答说：“总要委婉声明不得已的苦衷。至于细节，臣此时亦无从回奏，要回去细细琢磨。”

“对了！这个稿子怕要你亲自动笔。”

“是！臣一回去，马上就动手。”

“好！你要多费心思。”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下又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局坏到如此，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错，果然大小臣工，实心实力，念念不忘朝廷，也就不至于有今天的艰难了。”

“是！”王文韶答说：“皇太后这一层训示，臣一定叙进去。”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问说：“皇帝有什么要交代王文韶的？”

皇帝想了一下说：“刘坤一……。”

“王文韶，”慈禧太后打断他的话说：“你站过去，听皇上跟你交代。”

等王文韶到了身边，皇帝略略提高了声音说：“刘坤一、张之洞曾经奏过，沿海沿江各地，照商约，保护洋人，应该照办。各省教民，地方官要加意保护。”

“是！”王文韶停了一下，看看两宫皆无别话，便即说道：

“臣听说皇太后、皇上打算巡幸太原，似乎不妥。”

“喔，”慈禧太后问：“怎么呢？”

“毓贤在山西，杀洋人、杀教民，手段狠毒，怕洋军不饶他，会派兵到山西，惊了乘舆。”王文韶答说：“不但太原遭了浩劫，其他还有大同、朔州、五台、榆次、汾州、平定、徐沟各县，洋人跟教民死的也不少。以臣测度，各国联军，怕会进兵山西。”

慈禧太后为之发愣，好半晌才问：“不到太原，又到那里去呢？”

这一问将王文韶问住了，不过他赋性圆滑，从不做推车撞壁的事，想了一下，从容答道：“乘舆所驻，就目前来说，自以太原为宜。倘或讲和讲得顺利，皇太后、皇上回銮也方便。如今要筹划的是，怎么样让洋人不至于往山西这面来。”

“对了！必得往这条路子上去想，才是正办。”慈禧太后说：“井陉是山西通京城的要路，必得多派人马把守。”

“是！”王文韶答说：“这是一定的。此外，臣以为不妨下一道上谕，说暂驻太原，这样缓急之际，再挪别处，就不至于惊扰人心了。”

“这个主意好！”慈禧太后很坦率地说：“预先留个退步，免得看起来是让洋人撵得无路可走，面子上好看些。”

“可是，”皇帝插进来问了一句：“除了太原，还有什么地方好去？”

“西安啊！”慈禧太后毫不思索地答说：“关中自古帝王之都，有潼关天险，不怕洋人撵了来，只要朝廷能照常办事，不怕洋人的威胁，讲和也就容易多了。”

“是！皇太后高瞻远瞩，看得透彻。不过，洋人恐怕放不过毓贤。”

“放不过的，岂止毓贤一个？”慈禧太后略略将声音放低些：“王文韶，你倒想，这是什么时候？自己都还没有站稳脚步，能讲纪纲吗？”

“是，是！”王文韶连声答应，不由得就想，怪不得慈禧太后能独掌大权数十年，胸中确有丘壑。

“王文韶，国家危难的时候，全靠老成。所以，我一定要你赶了来，让你吃这一趟辛苦，实在也是万不得已。如今荣禄还不知道在那里，就算有了下落，怕也要让他留京办事。行在军机处，你要多费点心！”

“臣尽力而为，决不敢丝毫推诿。”

“不是说你推诿，是要你多拿主意。”慈禧太后又说：“我听说你在京的时候，遇事退让，以后可不必象从前那样子谦虚了！你记着我的话，放在心里好了！”

最后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非常明显的，刚毅与赵舒翘获罪，是迟早间事，荣禄留京，礼王与启秀未曾随扈，则行在军机处总有一天，只剩下自己独挑大梁。

意会到此，恐惧不胜之感，多于帘眷优隆的喜悦。王文韶在心里说：“一条老命，怕要送在太原或者西安了。”

※※※

到得第三天，吴永大为着急了。两宫及王公大臣的供应难支，犹在其次，各处溃散的士兵，越来越多，由于有马玉昆的支持，军纪倒还能维持，但食物已有匮乏之势。两天来，乡人如赶集般进城来卖粮、卖菜、卖用百物的，接连不断，城门口拥挤不堪，到得这天，大为减少，显然的，存货出清，无物可卖了。

眼看供应难周，而慈禧太后却并无启跸的意思，吴永焦急不堪，只有到军机处去诉苦。王文韶颇为深沉，声色不动；

赵舒翘已窥出端倪，如俗话所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敢多事为吴永出什么主意；倒是刚毅有担当，慨然说道：“回头我替你面奏”。

到得午后，有了好消息，两宫决定次日启驾。接着，由军机处来了一纸通知：“本日奉上谕：吴永着办理前路粮台。”初承恩命，不免惊喜交集，可是静下心来细细一想，才发觉这个差使干不得！

于是吴永赶到军机处，先向王、刚、赵三人恭恭敬敬地行了礼，方始开口：“三位大人，不是吴永意图推诿，从来大驾巡幸，没有派县官为粮台的先例……。”

“渔川！”保荐吴永这任差使的刚毅，挥手打断他的话说：“军机处的廷寄，直接发给县官，亦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什么时候？只要事情办通，还讲什么仪制！”

“就因为事情办不通。”吴永答说：“第一、此去一路荒凉，拳匪溃兵骚扰，只怕地方官早就躲开了。就能找得到，市面萧条，士绅四散，要粮没有粮，要钱没有钱，我这个前路粮台的责任担不起。第二、大驾起行，我如果扈驾随行，地方善后，无人负责，散兵游勇，目无法纪，教我职司民牧的怎么对得起怀来的百姓。”

“这你倒不用愁！”王文韶说：“跟马玉昆商量，让他留一营人在这里镇压，不就没事了？”

“对了！”刚毅接口说道：“至于办前路粮台，实在非明敏练达如足下不可，时世艰难，上头也知道的，稍有不到之处，决不会有什么责备。渔川，你勉为其难吧！”

众口一词，劝慰勉励，吴永无法，只得硬着头皮，挑起这副千斤重担。当天料理了启跸诸事，又处理了县政与家务，扰攘终宵，等黎明跪送两宫以后，随即上马打前站。

第一站就是明英宗蒙尘之处的土木堡，此地象榆林堡一样，本是一个驿站，这时不仅驿马无存，驿丞逃得不知去向，而且堡内人烟断绝，两宫中午到此打尖，连茶水亦无着落。

正在焦急无计之际，幸好宣化府派了人来接驾，备有食物，吴永如释重负，匆匆交代过后，赶到二十里外的沙城去准备两宫驻跸。

沙城仍是怀来县的辖区，驻有巡检，吴永前一天已派了人来通知，选定一处俗称“东大寺”的古刹为行宫。部署粗定，大驾已到。送入东大寺后，连日劳顿，几无宁时的吴永，已近乎瘫痪，连上马的气力都没有了。

“老爷，”他的跟班吴厚劝说：“不管怎么样，先歇一歇再说，病倒了，可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话让吴永悚然一惊。果真病倒了，不但无医无药，而且还不能不力疾从公，即令性命能保，差使一定干不好。与其如此，则不如拚着受一顿责备，先找个地方将养一阵，好歹等精神稍稍恢复了再作道理。

于是找了一座破庙，吴厚将马褥子卸了下来，在庙内避风之处铺好，让吴永半坐半躺地休息。那知门外的一匹马泄露了行踪，不多一会，随扈的各色人等都赶了来找吴永，要这，要那，吵闹不休。

就这时候，又来了一群士兵，为首的自道是武卫左军，问吴永要粮饷之外，还要马料。

“你们看见的，土木堡空空如也，那里来的粮饷马料？”

“你是粮台，干什么的？”为首的那人横眉怒目地说，“快想法子！说空话没有用。”

“快想法子！快、快！”另外有人在催，而且将手里的刀一扬，大有威吓之意。

吴永本就积着满腹的怨愤，经此一激，百脉偾张，将胸一挺，厉声说道：“你们都是国家每年糜费大把饷银养着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知道洋人一到，吓得不战而溃，以至于圣驾蒙尘，惨不可言！你们不想想自己的罪孽，到今日之下，还是这副鱼肉百姓的态度！我奉旨办粮只有一天，刚刚赶到这里，什么都没有布置，那里来的粮饷马料？性命，倒有一条，随你们怎么处置好了！”

说到这里，连日所受的气恼、委屈，以及种种可耻可痛的见闻，一起涌到心头，不觉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这一哭身子就软了，扑倒在地，只觉得哭得越响，心里越舒服，泪如泉涌，自己都奇怪，一个人何能蓄积如许泪水。哭得力竭声嘶，渐成抽噎，只听吴厚在喊：“老爷、老爷！

不要太伤心！”

吴永收泪张目，入眼便有清凉之感，太监、王府护卫、士兵、京官等等一大群人走得一个不剩了。

“人呢？”

“都让老爷这一哭，吓跑了。”

这是意料不到之事。吴永茫然半晌，渐渐能集中思虑了，心里在想，此刻虽以一哭解围，而来日大难，身无一文之饷，手无一旅之兵，何以为计？

想来想去想到一个人。岑春煊手里有五万饷银，如果肯借出来，可以暂救眉急，而且他还有步队骑兵，弹压散兵游勇，绰绰有余。看此人性情虽然褊急，但总是伉爽任侠一路的人物，一定可以商量得通。

吴永的盘算要想见诸事实，必得面奏允准。经过这两天的阅历，对于宫门的规矩，已颇了解，知道此时要见慈禧太后，非先经御前大臣这一关不可。因而直奔东大寺，找到了庄亲王载勋，说有事面奏太后，请他带领。

载勋亦不问他要面奏的是什么事？只说：“明儿不行吗？”

“是！很急的事。”

载勋不再多问，派人进去通报，不一会，李莲英从角门中出来，讶异地低声问道：“这时候还要请起吗？”

“喏，是他！”载勋指着吴永说：“有很急的事，要面奏。”

“既然一定要见，我就上去回。”

去不多久，另有个太监来“叫起”，载勋带着吴永进了角门，遥遥望见慈禧太后捧着水烟袋，站在大雄宝殿正廊上等候。于是疾趋上面，载勋请个安说：“吴永有事面奏。”接着站起身来，回头说道：“你说！”

吴永先行礼，后陈奏：“臣蒙恩派为前路粮台，应竭犬马之劳，不过臣是知县，品级太低，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在体制上诸多不便。就是发放官军粮饷，行文发布告，亦有许多为难之处。现在甘肃藩司岑春煊，率领马步各营，随驾北行。该藩司官职较高，向各省催饷，用平行的公事，易于措词。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督办粮台。臣请改作会办，所有行宫一切事务，臣就可以专力伺候，不致耽误了紧要差使。”

慈禧太后不即发话，吸着水烟沉吟了好一会才开口：“你这个主意很好！明天早晨就有旨意。”接着又说：“载勋，你先下去。”

“是！”载勋跪了安，扬长而去。

“吴永，”慈禧太后很亲切地说：“这一趟差使，真难为你，办得很好。你很忠心，过几天我有恩典。对于外面的情形，我很知道，皇帝亦没有什么脾气。差使如此为难，断断不至于有所挑剔。你尽管放心，不必着急。”

这番温语慰谕，体贴苦衷，不同泛泛。吴永想到王公大臣，下至伕役，从无一个人说这一句见情的话，相形之下，越觉得慈禧太后相待之厚，不由得感激涕零，取下大帽子，“冬冬”地在青石板地上碰了几个响头。

“你的厨子周福，手艺很不坏，刚才吃的拉面很好，炒肉丝亦很入味。我想带着他一路走，不知道你肯不肯放他？”

这亦是慈禧太后一种笼络的手段，吴永当然脸上飞金，大为得意。不过，有件事却不免令吴永觉得不是味道，周福赏了六品顶戴，在御膳房当差，而吴永这个知县，不过七品官儿。

得兴一齐来！再有件事，不但使吴永大扫其兴，而且深为失悔，自己是做得太鲁莽了。

这件鲁莽之事，就是保荐岑春煊督办粮台。首先岑春煊本人就“恩将仇报”，在东大寺山门口遇见吴永，他很生气地怨责：“多谢你的抬举。拿这么个破沙锅往我头上套！让我无缘无故受累。”

说完，跨马而去，留下一个愕然不知所对的吴永在那里发愣。

“渔川兄，上谕下来了，以后要请老兄多指教。”

吴永转脸一看，是新交的一个朋友俞启元。此人是湖南巡抚俞廉之的儿子，而俞廉之是刚毅的门生，以此渊源，所以本来在京当司官的俞启元，随扈出关以来，一直跟在刚毅左右。此刻听他的话，不知意何所指？吴永只有拱拱手，含含糊糊答道：“好说！好说！”

“渔川兄！”俞启元递过一张纸来：“恐怕你还未看到上谕！”

接来一看，上谕写的是：“派岑春煊督办前路粮台，吴永、俞启元均着会办前路粮台。”

吴永恍然大悟。俞启元这个会办，必是刚毅所保，彼此成了同事，所以他才有“多指教”的话。便即答说：“好极、好极！以后要请老兄多多指点。说实在的，我在仕途上的阅历很浅，只不过对人一片诚意而已。”

“老兄的品格才具，佩服之至。不过，既然成了同事，而且这个差使很难办，彼此休戚有关，我很放肆，有一句话，率直奉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吴永心中一动，“承教，承教！”他紧接着问：“老兄的话，必是有感而发？”

“是！”俞启元看一看左右，放低了声音说：“听说岑云阶跟你发了一顿脾气。你道你真的以为是你给他扣了一个破沙锅。非也！只是觉得他是藩司，你是县官，耻于为你所荐，更怕你自恃督办是你所保，心里先存了个轻视他的念头，不服调度，所以倒打一耙，来个下马威！”

“原来如此！”吴永失声说道：“这不是遇见‘中山狼’了吗？”

“反正遇事留心就是。”

吴永失悔不已，怏怏上道。到了宣化府的鸡鸣驿，王文韶派人来请，一见了面，便沉下脸来，大声责备：“你保岑云阶当督办，事先也要跟我们商量、商量，居然就进宫面奏了！

你是不是觉得军机是多余的？”

吴永一听这话，大为惶恐，急忙分辩：“吴永错了！不过决不敢如此狂妄，连军机都不尊重。”

“这也不去说它了。我只告诉你，此人苗性尚未退净，如何能干此正事？将来不知道会闹出多少笑话来！你自己受累，是你自己引鬼进门，以后有什么麻烦，你不要来找我，我决不过问！”

王文韶为人圆滑平和，此刻竟这样子大发雷霆，足以想见对岑春煊的深恶痛绝。吴永转念到此，才真正体认到自己干了一件不但荒唐，而且窝囊的事，无端得罪了执政，而被保荐的岑春煊，犹复恶声相向，这不太冤了吗？

不过，帘眷优隆，却是方兴未艾，一到宣化府就奉到上谕：“吴永着以知府留于本省候补，先换顶戴。”七品县令一跃而为五品黄堂，总算可以稍酬连日的受气受累。

※※※

京里最先挺身出来斡旋大局的，是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舒文，他是镶黄旗的汉军，在总理衙门的资格最深，与总税务司赫德是知交，所以在联军破城的第二天，就有接触。赫德告诉他说，各国公使都在找庆王，希望他出面谈和。

庆王已经随两宫出奔了。口外的消息不通，不知如何找他，就找到了，庆王不奉上谕，又何敢擅自回京，与洋人议和？凡此都是一时不能破除的窒碍。

不过，无论如何舒文的行动是自由的，而且他的在东四牌楼九条胡同的住宅，已有日本兵自动前来站岗保护，因此，幸而未曾受辱被害的吏部尚书敬信、工部尚书裕德、侍郎那桐，都投奔在舒宅。最后又找到了卸任顺天府尹陈夔龙，一起商量，先打听到庆王因病留在怀来，随即公议，联衔具奏，请饬令庆王回京议和，许以便宜行事。

“这样说法不妥。”陈夔龙指出：“各国公使指名以庆王为交涉对手，万一两宫不谅，庆王处于嫌疑之地，不便自行陈请。岂非误了大事？”

然则如何措词呢？陈夔龙以为不如据情奏请钦派亲信大臣，会同庆王来京开议。大家都听从他的主意，而且推他主稿，同时多方找大臣联名会衔，结果是由东阁大学士昆冈领衔，依次为刑部尚书崇礼、裕德、敬信、宗室博善及阿克丹、那桐，殿后的是唯一的汉大臣陈夔龙。

奏折备妥，由吏部郎中朴寿专程赴怀来投递。由于陈夔龙与庆王关系密切，所以另外附了一封信，说明原委，并建议处置办法，请庆王派专差将原折赍送行在，守候批复。

此时两宫已经到了大同，正要启銮驻跸太原，接到八大臣会衔的奏折，慈禧太后大感欣慰，召见军机，即时作了三个决定：第一、派庆王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第二、廷寄总税务司赫德，内附发李鸿章即日到京议和的上谕一道，命赫德商请洋人兵轮，专送上海；第三、荣禄已有奏折，退驻保定，再图恢复，改派昆冈，至陈夔龙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同时吩咐，给庆王的上谕，派载澜专送怀来。

等廷寄办妥，慈禧太后将载澜找了来，有话交代：“你跟奕劻说，要他吃这一趟辛苦，也是没法子的事！他两个女孩子跟在我身边很好，他不必惦念，京里现在还很乱，你把载振接了来，也省得他不放心！”

“是！”载澜答说：“奴才一定把载振接了来。”

载振是庆王的长子。慈禧太后此举，表面是体恤庆王，其实是防着他会出卖她，所以把载振带在身边，作为人质。

庆王当然懂得其中的作用，冷笑一声说道：“哼！这位老太太，还跟我耍这种手腕！何苦？”

“话不是这么说，庆叔！”载澜的神色，极其郑重：“洋人如果有什么要惩凶的话，你可千万不能松口！”

“你放心好了！我到京里，只管维持市面，议和的事，等李少荃到京再谈。”

因此，庆王一进京，会同留京八大臣，在北城广化寺见面时，开宗明义地表示：“谈和等全权李大臣来，目前先谈安定人心。”

“是！”说得一口极好的中国话的赫德答说：“凡是能够为百姓效劳的，鹭宾一定极力去办。”鹭宾是赫德自取的别号。

“筱石，”庆王转脸对陈夔龙说：“你把商量好的几件事说一说。”

事先议定，向联军提出的要求，一共两条：开放各城门，以便四乡粮食蔬菜，照常进城；各国军队不得强占民房，更不得奸淫掳掠。赫德一口答应，不过也提出了一个警告。

“北京城内，有各国军队驻扎，治安无虞，可是近畿各州县，听说还有义和团勾结土匪、溃卒，胡作非为。各国对这种情形，啧有烦言。这件事，希望中国地方官能够切实负责，否则外国派兵清剿，玉石俱焚，我亦帮不上忙了。”

“我知道了！”庆王很负责地说：“我通知顺天府各属，一律设防自卫。”

接着谈了些劫后见闻感慨，赫德告辞而去。庆王随即叮嘱陈夔龙，将这天会议的情形，专折驰报行在。

“有件事，我想可以加个附片。”昆冈说道：“徐荫轩以身殉国，从容就义，应该附奏请恤！”

“办不到！”庆王勃然变色，拍着桌子，象吵架似地答复昆冈：“徐桐可惜死得太晚了！他要早死几天，何至有徐小云论斩之事？”

接着，庆王将当时如何会同荣禄，约请徐桐与崇绮想救徐用仪，如何崇绮已经同意，而徐桐峻拒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

“徐小云一条命，实在是送在此人手里的，倘使小云不死，今天跟洋人交涉，岂不是多一把好手？”庆王再一次拍桌表示决心：“徐桐死了活该，我不能代他出奏请恤！”

昆冈没有想到碰这么大一个钉子，虽觉难堪，无可申辩，好在经过这次大劫，衣冠扫地，脸皮也变得厚了，一笑自解，揖别各散。

※※※

从八月初十起，庆王等于做了皇帝，里里外外，事无大小都听他一言而决。当然，头等大事，是与各国修好，所以连日拜会各国公使，一则慰问致歉，联络感情，二则探听各国对议和的态度。

首先拜会的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由于赫德的斡旋，英国的态度比较平和，而且作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西班牙虽未派军，但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是驻华外交团的领袖，不妨多下点工夫。庆王欣然接纳，当天就办了一通照会致送葛络干，请求协力维持北京地面的秩序。

其次拜会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这次联军进攻，日本军最起劲，攻得也最狠，但破京以后，军纪却是第一，不但保护了紫禁城，就是分段而守，在日本防区的居民，亦比较少受骚扰。因此，庆王见了西德二郎，首先致谢，然后表示在议和时，希望日本格外协力。

西德二郎提出两点建议，认为中国政府能够自己下令肃清近畿的义和团，同时惩办祸首，表现悔祸的诚意，和议的条件就比较好谈。

惩办祸首几乎是各国一致的要求，尤以德国最为坚持，断然表示，必须先惩办罪魁，方能开议。那种说一不二，绝无还价余地的强硬态度，使得庆王大为不安，回到府里，立即召集幕僚会议。

“这一次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戕，所以各国推德国派将官挂帅，德皇派的是老帅瓦德西，如今正在东来途中。”舒文提出警告：“京城已破，而联军统帅尚未到达，一到以后，是不是另外还有作战计划，就很难说了。是故，德国的态度，非常要紧，能够乘瓦德西未到之面，先走一着棋，对缓和大局，很有关系。我看，王爷应该据实奏闻。”

此议一出，无不首肯。但庆王还在踌躇，结果是议而不决。等舒文等人辞去以后，他将陈夔龙单独留了下来，密密商酌。

“筱石，有件事，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上头对我的猜忌极深，走错一步，身家不保。你看，惩办祸首的话，我能说不能说？”

当然不能说。说了，即使慈禧太后谅解，载漪兄弟及载勋等人，亦必恨之刺骨，设法倾陷。不过，不说又于大局有害。陈夔龙想了一会，有了计较。

“惩办祸首，理所当然，谁都可以说，不必王爷上奏。”

“话是不错。可是总亦要有人肯说，尤其是要明说，此为各国的公意。”

“容易！容易！”陈夔龙的方法说穿了无足为奇，只要庆王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告知到京与各国公使洽谈的经过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国政府自动严惩祸首的意向，就一定会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

其实，不必庆王电告，李鸿章已经有了这样的建议，而惩凶不过是他进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鸿章到达上海，虽托病不愿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动，一方面探测各国的意向，一方面直接与驻德的吕海寰、驻俄的杨儒等“星使”，电报往来，力谋疏解。李鸿章自恃与俄国的关系很深，又看俄国正进兵东三省，在关内的商务、侨民方面的利害关系不深，所以定下一个在东三省让步，换取俄国在北京自动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国，照样办理。这一策略在李鸿章看，是议和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眉目，他觉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陷瑷珲、取营口、攻入黑龙江省城，李鸿章换取俄国在关内让步的策略，亦渐次实现。俄国不但承诺，愿将军队、公使、侨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鸿章的请托，代为劝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军。到了这个地步，李鸿章才开始考虑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鸿章单独电奏，请惩办祸首以外，又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说俄国表示善意，应该致谢。同时建议责成直隶总督剿匪；派奕劻、荣禄进京会议；下罪己诏；最后转述日军方面希望，请两宫回京。

罪己诏是早就下过了，是王文韶的手笔，皇帝自责并责臣下之外，并无一语归咎于慈禧太后及亲贵。自行剿匪一节，亦可照办，已责成护理直隶总督的藩司廷雍，认真办理。此外各节，“亦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这是暗示，惩凶一节的时机尚未成熟。李鸿章当然亦能谅解，两宫还在道路流离之中，何能办此大事？起码亦要到了太原，让“行在”有了朝廷的样子，才谈得到追究责任，整饬纪纲。如今有此表示，便见诚意，所以李鸿章决定过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动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国军队负责，而就在这半个月中，东三省的俄军又攻陷了吉林省城与奉天的牛庄。黑龙江将军，早在八月初俄军攻入齐齐哈尔时，便已自杀。这些情形，刚到太原的两宫，毫无所闻，李鸿章虽然知道，却紧闭着嘴，不敢作声。

在京城里，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国公使与联军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强硬，并且众口一词，说慈禧太后与皇帝应该早早回銮，对和议有益。

“这是什么意思？”慈禧太后问王文韶：“各国军队都还占着京城，怎么能回銮？”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国的用意，还是装糊涂？反正他觉得这是万不能说破的一件事。两宫回京，各国便可以请求觐见皇帝为名，迫使慈禧太后归政，这在德国外交部对吕海寰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德国外交部表示，议和固以惩凶为前提，还要看两宫的大权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则所派的议和代表，德国不能承认。这看起来象是怀疑两宫已为载漪等人所挟持，身不由主，而实际上是指皇帝的大权，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尽管庆王、李鸿章、各省督抚，甚至昆冈等留京办事大臣，纷纷吁请回銮，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以京师“城门街道，此时仍由洋兵看管”为理由，认为“遽请回銮，于事体未为妥协”。

见此光景，李鸿章知道回銮一事，不必再谈，可是惩处祸首，却必须做到。所以在天津发了一道电奏：“请致谢俄国，优恤德使，惩处祸首，冀早开议停战。”

于是闰八月初二，太原发了三道上谕，两道明发，一道是：“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协，朕追念之余，倍更轸悼。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醊。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瞩目的“惩处祸首”。说中外开衅，变出非常，实非朝廷本意。致祸之由，“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被处的一共九个人。领头的是庄亲王载勋，其次是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滢、载濂，这四个作一起，“均着革去爵职。”

下来是端郡王载漪，特加“从宽”字样，处分一共三项：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停俸。

再轻一等的是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最后是刚毅与赵舒翘，交吏部议处。

另外一道廷寄，专为答复李鸿章：“所奏各节，本日均已照办，分别降旨。该大学士接奉此旨，着即日进京开议，勿再迟延。”可是李鸿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即将抵达，李鸿章在德国跟他见过，虽无深交，总有见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着，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

其次，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接直隶总督的任，先将兵权抓在手里再说。

瓦德西是闰八月初四到天津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将，是个尚未结婚的老光棍，当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具备做首相的资格，而且跟李鸿章一样，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当然决不可能先去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维持个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门求教。因此，只是侧面设法，托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鸿章一晤。谁知瓦德西个性严峻，而且东来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须以严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无望，李鸿章只好打点进京。闰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贤良寺为公馆，跟庆王见过面，随即传见总税务司赫德，由他陪着，遍访各国公使。回到行辕，随即发了一个电报，请将招致大乱的诸王大臣，从严治罪，不可随往行在。电奏中明白指出，这是各国公使一致的意见，倘不见听，不独和议难开，联军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如今李鸿章的电报，成了刚毅的催命符，在闻喜病势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养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鸟镇，已经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闰八月二十五，一命呜呼。

就在这一天，两宫渡过风陵渡，进了潼关。慈禧太后将庄王载勋留在河东蒲州，端王载漪留在潼关，不准随往西安。同时电知奕劻及李鸿章，对肇祸王大臣应如何加重处分，不妨密拟具奏，以凭定夺。

也就是在这一天，保定为法英德意联军所占领，设立联军公所，组织军法处，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候补道谭文焕，审问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杀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员被捕，而且联军有进窥山西的模样。已经到达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惩祸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较明快的处置，麻烦将会层出不穷。果然，九月十八日得报，廷雍、奎恒、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枪决，谭文焕移解天津，枭首示众六天，沈家本则犹被拘禁在本衙门派兵看守。这已觉胆战心惊，第二天李鸿章来了一个电报，就更可怕了。

原来在义和团最猖獗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特为派兵到易州，将有不利于西陵的举动。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宁山，总名西陵。这样处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严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还想庇护懿亲，雍正、嘉庆、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后的惨祸。

慈禧太后再有担当，也承受不起这个“不自殒灭，祸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扰易州的西陵，就能扰遵化昌瑞山的东陵，那一来就更严重了！世祖孝陵、圣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万银子修建的万年吉壤，亦在定陵之东的普陀峪，若为洋人侵扰，坏了风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电奕劻、李鸿章，向“德国在京使臣，切实诘问”，一面不能不考虑加重祸首的处分。及至李鸿章的“洋兵趋向进止，均由德瓦帅调遣，瓦德西擅居仪銮殿，坚不接晤，无从共商”的复奏一到，随即便有一道“肇祸诸臣，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的上谕发布。

这第二次惩处祸首，首当其冲的是载漪，与载勋同科，革爵，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怡亲王溥静及老恭王的次子贝勒载滢，亦交宗人府圈禁，载漪的胞兄载濂，着令“闭门思过”，是软禁在家。

相形之下，载澜就便宜得多了，处分是“停公俸，降一级调用”。这因为他在八月初被派为御前大臣，军机既不能不卖个情面，慈禧太后亦觉得他还有可供驱遣之处，特意加恩。

至于亲贵之外，英年的处分最轻，降二级调用；毓贤的处分最重，“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因为他“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之故。本来，刚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议，赵舒翘倒是颇得慈禧太后谅解的，落得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仍旧当他的军机大臣。

上谕最后，还有一段声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说：“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惩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海内外所共谅也。”

这话是说给洋人听的，特别是希望瓦德西能听得进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

李鸿章终于跟瓦德西见了面。他在电奏中所说的“坚不接晤”，并非事实，事实是李鸿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宫外见面，而瓦德西则坚持在仪銮殿相会不可。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

走到仪銮殿，花了将近三刻钟，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过，瓦德西倒很客气，仪队从东向的宝光门摆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门，瓦德西在来薰门外迎接，进了门，就是仪銮殿，延入东面的多福斋见礼。

他们是在德国京城的旧识，透过荫昌的翻译，有长长一段的寒暄，李鸿章问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德皇与皇后，伦洛熙王爵，现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师，德国名将毛奇的后人。然后又问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属，最后的话题一转，问起联军的动向。

“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纲，亦由各国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准备开议，附带有一番声明。

声明中说，各国明知条款苛刻，但亦是中国政府咎由自取。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驳。如果愿意接受，则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算结束，军费的赔偿，亦以此日为止截之期而结算。否则，各国联军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有所行动，后果十分严重。

这自然是恫吓，但不受就不能开议。所以奕劻、李鸿章密电行在备案。定于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馆开议。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个照会，以“廨宇狭隘，座位无多”为理由，限制中国方面的“来宾”，不得超过十个人。两全权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译以外，另外只能带三个随员。奕劻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户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贤良寺传出活来，李鸿章病势加重，不能出席和议。延期势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带着陈夔龙、那桐赴会。宾主相向一揖，亦无寒暄，随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朗诵和约大纲，一共是十二条：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

八、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念完将文件交给庆王奕劻。念的是法语，文件亦是法文，奕劻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只这样答说：“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我立刻会电达西安行在，等奉到电旨，立即知照。”

说完，将文件随手交给陈夔龙，然后拱拱手告辞。

十一国公使只是站起身来，便算答礼，宾客辞出，连送都不送一送。奕劻的脸色当然就很难看了。

“你看，端王迷信拳匪，闯这么一场大祸！”

陈夔龙知道庆王有受辱之感，心想：这也未免太看不开，想不透了！城下之盟，受辱理所当然，如果受辱而不能负重，则为两失。应该劝劝他，不必生此闲气，养养精神在会议桌上极力一争，才是正经。

念头还不曾转完，庆王又发话了：“我为国受辱，无话可说。你们俩赶紧回贤良寺，跟李中堂去报告，会衔的电奏，今天一定要发出。电稿不必送给我看了，发电以后，抄个稿子给我好了。”

陈夔龙答应着，目送庆王上了轿，回头去找那桐，一见不觉吃惊！那桐面色发青，身子颤抖，颇有支持不住的样子。

“琴轩！”他问：“你怎么了？”

原来西班牙公使馆中，生得极旺的火炉，洋人本来穿得少，室内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炉火虽旺不碍。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锋的袍子，外罩貂褂，礼节所关，不能脱卸，以致为炉火逼得汗出如浆，出来朔风扑面，毛孔一闭，就此受病，已是寒热大作了。

陈夔龙无奈，只能派人将那桐送回家，一个人到贤良寺去办事。接待的是他的会试同年，以道员而在李鸿章幕府的杨士骧。

“中堂不能见客。”

“那怎么办？”陈夔龙叫着杨士骧的别号说：“莲府，劳你驾，把和约大纲送进去，让中堂先过一过目，再请示方略。”

“中堂这时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见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说，不如请你先拟个电稿，呈中堂阅定即发，来得便捷。”

“兹事体大！”陈夔龙大感踌躇，“没有中堂的指示，我实在不便擅拟。”

“事机迅急，间不容发，这个电报，今天不办，万难推到明天。老年兄，试问你不敢拟，还有谁敢拟？来，来，马上动手吧！”

杨士骧亲自为他照料笔砚，铺纸磨墨，硬捺着他在书桌前面坐下，陈夔龙握笔在手，久久不能着一字。

其实，李鸿章之不愿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馆，以及此刻之不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词，形成掣肘，可恶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鸿章，亲自口授复奏，将张之洞痛驳了一顿。幕府中录稿呈阅，李鸿章的余怒不已，提笔加了几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绪六年庚辰，这一年慈禧太后为了守午门的护军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监，闹出轩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杀护军不可，后来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箴主稿，与张之洞联名奏谏，居然为慈禧太后所嘉纳。张之洞亦由此得承帘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鸿章亲笔所添的这几句话，不止于渺视后生之意，亦是在讽刺张之洞只善于以文字逢迎。当然，“局外论事易”

五个字，亦隐隐然有指责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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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朝廷常有严旨，督促尽力补救，但和约大纲既经允准，则和局必不致决裂，是李鸿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诚意表现，敌视的态度亦大见缓和，贤良寺渐渐热闹，有李鸿章当日在京，经常与外宾酬酢往还的盛况了。

这天两国公使同时相访。一个是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一个是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遇到这种情形，要分交情深浅，交情浅的比较客气，应该先见。小村寿太郎在甲午年间曾署理公使，与李鸿章是旧识，但这一次重新使华，还是头一回来拜访，似乎又不能不先见，但萨尔瓦葛是预先约好了的，如果先见日使，于理不合。左右为难之下，只有一法处置，同时接见。

两国公使都是有所为而来的，但有事只可密谈，当着另一国的公使，彼此皆有顾忌，便只好谈些不着边际的外交词令了。

不过，利害相同，立场一致的事，还是可以谈的。十二条和约大纲中，牵涉到实际利益的几款，各有各的想法，而严惩祸首这一款，众议佥同，因而成了此时的话题。

“各国的意见，祸首的前三名是：载漪、董福祥、载勋。”萨尔瓦葛以一种困惑的神情说，“何以中国政府对这三个人，不下令处死？实在不能了解其中的道理。”

“懿亲是不处死的。”李鸿章答说：“这在各君主国家亦不乏先例。”

“那么，董福祥呢？”

李鸿章笑笑答说：“小村先生对于中国的情形比较了解，想来同情中国政府的处境。能不能为中国政府作个解释？”

“我刚到中国，对于义和团闹事，演变成这样严重的大祸，究竟原因何在，还未深入研究。至于董福祥，我对他略有所知。”小村寿太郎直接以英语向萨尔瓦葛说：“此人是个土匪将军。在中国西北一带，有相当的号召力，现在他手里还握有重兵，如果压力太大，他会起兵作乱。我以为各国对这一点，应该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不必过于坚持。”

“这一层苦衷，当然可以谅解。不过，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太多。”萨尔瓦葛紧接着问李鸿章：“我想问一个人。徐侍郎，亦就是现在为日本军队所拘禁的徐侍郎，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鸿章脱口相答。

为什么不好呢？李鸿章有解释：七月初三杀许景澄、袁昶，是他监斩，七月十七杀徐用仪，也是他监斩。最可恶的是，徐承煜还曾逼他父亲自尽，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枭獍”。

“还有一位，”小村寿太郎问说：“与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启尚书，为人如何？”

“他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很得老师的赏识。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过，”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此人的私德还不差。”

就因为这一句话，启秀得以暂脱缧绁。原来他以老母病殁，曾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请假十日治丧，未获允准。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听了李鸿章的话，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准启秀的假。

十日期满，启秀自行报到，言而有信，为日军另眼相看了。见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为父治丧为名，请假十日。山口因为从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枭獍”，断然拒绝，不管他如何“据理力争”，始终不考虑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