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稚芬一夜不曾睡。虽然城门一开，便另外派人到锡拉胡同，打听得张荫桓安然无事，但午夜时分，王五来访，谈到他在东兴楼所听来的，关于张荫桓得罪了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的故事，大为担忧，就辗转反侧，通宵不能安枕了。

天色微明，便已起身。时候太早，还不便去看张荫桓，就去了，张荫桓上朝未归，亦见不着面，一直捱到钟打七点，到底耐不住了，关照套车进城。

到得锡拉胡同，张荫桓亦是刚从西苑值班朝贺了慈禧太后回府。一见秦稚芬，很诧异地问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秦稚芬老实答说：“听了些新鲜话，很不放心，特为来看看。”

“大概没事了！你不必替我担心。我还没有吃早饭，正好陪我。回头咱们一面吃，一面谈，我也听听，是什么新鲜话。”

于是秦稚芬夹杂在丫头之间，服侍张荫桓换了衣服，正要坐上餐桌，听差神色张皇地报：“步军统领衙门有人来了！”

秦稚芬一听色变，而张荫桓却很沉着，按着他的手说了句：“别怕！不会有事。”

及至便衣出见，崇礼派来的一名翼尉，很客气地说：“请张大人到敝处接旨！”

听说接旨，张荫桓知道大事不妙，只是不愿让家人受惊，所以平静地答说：“好！等我吃完饭就走。”

回到餐桌上，神色如常，只是秦稚芬却不敢再说那些徒乱人意的故事了。张荫桓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话，静静地吃完，换上公服，预备到步军统领衙门去接旨。

须臾饭罢，张荫桓不进内室，就在小客厅中换了公服，一如平时上衙门那样，从容走出大厅。那翼尉是老公事，看他这副神态，知道他掉以轻心，自觉有进一忠言的必要。

“大人，”他说，“如果大人有话交代夫人，不要紧，卑职还可以等。”

张荫桓一颗心往下沉！这是暗示他应与妻子诀别，有那样严重吗？刹那间想起自己在洋务上替朝廷解决了许多的难题，以及慈禧太后屡次的温语褒奖，谁知一翻了脸是如此严酷寡情！他平日负才使气惯了的，此时习性难改，傲然答道：

“不必！”

说着，首先出门上车。翼尉紧接在后，与从人一起上马，前后夹护，一直到了步军统领衙门，将他带入一间空屋子，那翼尉道声：“请坐！”随即走了。

张荫桓原以为崇礼马上就会来宣旨，谁知直坐到午时，始终不曾有人来理他。听差当然是被隔离了，只能问看管的番役，却又不得要领。守到黄昏，饿得头昏眼花，而且不知道这晚上睡在那里，忍无可忍之下，大发脾气，于是有个小官出面，准张家的听差送来饮食被褥。只是主仆不准交谈，所以张荫桓对这天山雨欲来，狂飚已作的朝局，毫无所知。

这天朝局的进一步变化，是从一桩喜事开始。王公大臣，一律蟒袍——俗称“花衣”，是国家有大喜庆时必穿的吉服慈禧太后复出训政，当然算是喜事，所以王公大臣“花衣”朝贺。

朝贺皇太后，是由皇帝领头，天颜惨淡，手颤目呆，与那班别有异心的亲贵如端王载漪，顽固不化的老臣如徐桐，以及“后党”如刚毅之流的喜逐颜开，恰成对比。

瞻拜玉座，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传旨：“御前大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暂留，听候召见。”

等到慈禧太后用过早膳，再次“叫起”，由御前大臣首位的庆王领班，进入勤政殿时，皇帝已经鹄立在堆满了文件的御案之前了。

“皇帝！”

“儿子在！”皇帝急忙转过身来，伛偻着腰，斜对着上方。

慈禧太后却又不理皇帝了，指着御案上的文件，面对群臣，大声说道：“这是从皇帝书桌里和康有为住的地方找出来的东西！我要大家来看看，皇帝几次跟我说，要变法图强。想国家强，谁不愿意。不过，变法可不是随便的。本朝最重家法，祖宗的成宪，那里可以不守。我当时跟皇帝说，‘只要你不改服饰，不剪辫子就可以了！’这话的意思，谁都明白，是劝皇帝别闹得太过分！那知道皇帝竟听不懂，或者听是听懂了，为了跟我呕气，索性大大地胡闹！”

“儿子，”皇帝结结巴巴地分辩，“绝不敢！”

“哼！”慈禧太后冷笑一声，仍然俯视群臣，对皇帝连正眼都不看一看，“四月初十以前，皇帝还不敢太胡闹，因为恭亲王还在，敢在皇帝面前说话。皇帝，你自己说，你六叔咽气的时候，跟你怎么说来着的？”

皇帝御名载湉，生父醇王奕譞行七，而恭王行六，本应称“六伯”，但因皇帝已入继文宗为子，所以改称“六叔”。当恭王病危时，皇帝奉太后亲临视疾，已入弥留的恭王突然张眼对皇帝说道：“听说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请皇上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这是指康有为而言。在此以前，皇帝曾打算召见康有为，面询变法之道，恭王不肯承旨。他的理由是：定例，皇帝不得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而康有为是工部主事，官只六品，结果是命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代询。此时又作最后的谏劝，皇帝含泪颔首，表示接纳。而亦因此，为慈禧太后所恶，逐出军机，闲废十年而复起的恭王，身后恤典优隆，赐亲贵最高的谥号为“忠”，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入祀贤良祠，配享太庙。

现在慈禧太后提到这段往事，要皇帝亲口复述，等于要皇帝向群臣自责，已纳忠谏而又背弃。无信不立，皇帝何能自承失信，可是在慈禧太后严厉的眼光之下，无可奈何，只好嗫嚅着说了恭王的遗言。

“你呢？你许了你六叔没有？愿意听他‘人之将死’的那句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慈禧太后不必再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半句成语，便肯定了法不可变，康有为不可用！皇帝已无法逃避责任，唯有自承：“儿子糊涂！”

“你们听见了吧！”慈禧太后大声说道：“恭亲王一死，小人就都猖狂了！隔不了几天，御史杨深秀上折子要‘定国是’，又要废八股，又说什么请皇帝‘御门’，跟大家立誓，非变法不可。以后又有徐致靖上折，也是要定国是。这都是罪魁祸首，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变法的上谕，居然是翁同龢拟的。三朝老臣，两朝师傅，官做到协办，国家那点对不起他？他要带着皇帝胡闹，毁祖宗的成宪！真忘恩负义到了极点！”

慈禧太后提到翁同龢，大为激动，戴满了戒指的右手，连连击桌，一下比一下响，震得皇帝一阵一阵地哆嗦，而臣下亦悸怖于女主的雷霆之怒，相顾失色。特别是与翁同龢有深切关系的人，更是将颗心提到了喉头，深怕慈禧太后还饶不过已被逐回乡的“翁师傅”。

“当然，罪大恶极，说什么也不能饶的是康有为！”慈禧太后环视而问：“如今怎么样了？”

这是询问捉拿康有为的结果。照廷对的惯例，应该由领班的庆王回奏，如果庆王不明究竟，即应指定适当的人发言。谁知庆王还不曾开口，军机大臣刚毅已越次奏对，“回皇太后的话，康有为确已坐上英国轮船，逃到上海去了！”他说，“奴才愚见，应该责成总署跟英国公使馆严加交涉，转知该国轮船，不论在何处泊岸，立即将康有为捆交当地地方官，才是正办。”

难题到了庆王头上。他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类此情形除非曾经订立引渡的条约，否则就是一件决不可能的事。但如照实回奏必定会遭责难，且先敷衍了眼前再说。

因此，他不待慈禧太后作何表示，抢先说道：“据报，康有为坐的是重庆轮，这条轮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奴才回头就跟英国公使去交涉。”

慈禧点点头，方欲有言。也是御前大臣，紧跪在庆王身后的端王载漪大声说道：“奏上老佛爷，康有为迟不走，早不走，就在袁世凯回天津那天，从京里逃走。那有这么巧的事？依奴才看，一定有奸细给他通风报信。这件事不能不查。”

“你们要知道，是谁给康有为通风报信的吗？我给你们看两样东西。”慈禧太后检了两通文件对跪得最近御案的庆王说：“你念给大家听！”

这两通文件，一件是杨锐的复奏。在七月二十八，皇帝赐杨锐一道密诏：“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慈禧太后命庆王念杨锐的复奏，就因为其中引叙了密诏全文，可以让大家知道，在皇帝的心目中，眼前的大臣，无非“老谬昏庸”，当“尽行罢黜”。至于杨锐的复奏，语气很平和，劝皇帝对变法宜乎渐进，只是提到曾与康有为商议，便似坐实了他是康党。庆王知道他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本性不主激进，亦非康党，很想保全，所以含含糊糊地念完，随即再念第二件。

第二件是从康有为寓所中搜查到的一封信。“四京卿”之一的林旭，在八月初二带出一件赐康有为朱笔密谕，催康有为尽速离京，到上海去办官报。一开头便说：“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林旭的这封信，便是为康有为解释，皇帝的“不得已之苦衷”，是慈禧太后对康有为深恶痛绝，如再迁延不去，恐有生命之危。

大家都明白了，慈禧太后的意思是，端王所指的“通风报信”的“奸细”，就是皇帝。果然，只见她厉声向皇帝问道：

“你说，你是不是包庇康有为？”

“儿子不敢！”震栗失次的皇帝惟有推诿，“那是，那是杨锐的主意，要康有为赶快出京。”

“给袁世凯的那道朱谕呢？”慈禧太后问，“莫非也是别人的主意？”

最使得皇帝惶恐窘迫，无词以解，无地自容的，就是这件事。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皇帝而有此十恶不赦的大罪，何以君临天下？所以此时面色如死，垂首不语。

慈禧太后久想收权，但总是找不出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借口，谁知竟有这样梦想不到的意外机缘，转祸为福，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看皇帝哑口无言，越发逼得凶了。

“你们问皇帝，他叫袁世凯干的是什么丧尽天良、鬼神不容的事？”

这等于以臣下审问皇帝。再狂悖的人，亦知不可，唯有志在当太上皇帝的端王，有落井下石的念头，嘴唇翕动想开口时，却晚了一步。

“你说啊！”慈禧太后冷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你可要放明白一点儿，你是皇帝，可也是我的儿子！寻常百姓家，儿子忤逆不孝，亲友邻居都可以出首告官，或打或骂。你是皇上，没有人能管你，可别忘了还有我！”慈禧太后看了一下，大声问道：“谁是‘宗令’？”

专管皇族玉牒、爵禄等等事务的衙门，叫做“宗人府”，堂官称为“宗令”，下有左右两“宗正”。宗令向例派行辈高的亲王充任，此时的宗令是礼亲王世铎。慈禧太后当然知道，明知故问，无非为了炫耀权威而已。

世铎一无所能，最大的长处是恭顺，听得这一问，未答先碰一个响头，然后高声说道：“奴才，在！”

“传家法！”

此言一出，无不大惊！慈禧太后竟要杖责皇帝，这是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想到过的奇事怪事。于是东面一行居首的庆王奕劻，西面一行居首的文华殿大学士，不约而同地伏地碰头。其余的王公大臣，亦无不如此，一时只听得砖地上“冬、冬”地响。皇帝不由得亦跪倒了。

这是为皇帝求情的表示，慈禧太后不能不买群臣的面子。

不过虽不再传家法，却仍旧要逼着皇帝开口。

“总有人替你出主意的吧？”慈禧太后再次警告，“你就护着人家不肯说，我也会知道。到那时候，我可再不能姑息了！

岂止罚她，连她娘家人亦该罚！”

皇帝蓦地里警悟，原来慈禧太后疑心到珍妃了！情急之下，脱口说道：“是康有为、谭嗣同有那么个想法。不过，本意也只是兵谏，决不敢惊犯慈驾。不然，儿子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

“你们听听！皇帝多孝顺啊！”

慈禧太后的本意，是要皇帝自己承认，曾有犯上的密谋，既不足以为君，亦不足以为子。这一来，不但可为她的训政找出一个不得不然的理由，而且亦为进一步废立作个伏笔。至此目的已达，她就振振有词了。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皇帝这样子胡闹，非断送了大清朝的天下不可！除非我咽了气，想管也不能管，不然，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不闻不问？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吗？”慈禧太后拿块手绢擦一擦眼睛，又捂着鼻子擤了两下，接下去又说：“皇帝四岁抱进宫，身子不好，是我一手抚养，白天睡在我床上，晚上由嬷嬷带着，睡在我外屋，一夜几次起来看他。皇帝胆子小，怕打雷，一听雷声就会吓得大哭，要我抱着哄个半天，才会安静下来。这样子辛辛苦苦抚养他成人，你们看，他如今是怎么对待我？这不叫天下做父母的寒心吗？本朝以仁孝治天下，我把皇帝教养成这个样子，实在痛心，实在惭愧！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见文宗？”

说到这里，慈禧太后已有些语不成声的模样。皇帝则伏地呜咽，不知是愧悔，还是委屈？殿前群臣，亦无不垂泪，可是谁也没有出声。有些人不便劝，有些人不敢劝，而有些人是不愿劝。

“这几个月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慈禧太后收泪说道：“从四月里以来，乱糟糟地一片，如今非切切实实整顿不可！你们把这几个月的新政谕旨，大小臣工的奏折，按日子先后，开个单子送来我看。”

“是！”庆王与礼王同声答应。

“康有为一党，决不轻饶！你们要赶快办！此外还有什么在眼前必得处置的紧要事件，军机处随时写奏片送进来！”

“是！”这次是礼王与刚毅同声答应。

略等一会，别无他语，便由庆王领头“跪安”退出，回衙门的回衙门，回府的回府，各随自便。唯有皇帝身不由主，仍旧被送回三面环水、一径难通的瀛台。

※※※

军机大臣回到直庐，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拿办康有为的党羽。可是，谁是康有为的党羽呢？

军机大臣一共六位，只有刚毅主张大大地开一张康党的名单。领枢的礼王并无定见；王文韶心里明白，不应多所株连，可是不愿开口；廖寿恒因为常在皇帝与康有为之间传旨，不无新党之嫌，不敢开口；敢开口的只有裕禄与钱应溥。

“子良，”裕禄很婉传地说，“政局总以安静为主，倘或搞得人心惶惶，未必就是皇太后的本意。依我的意见，康党有明确形迹可指者，不过四京卿而已！”

“寿山，”刚毅喊着裕禄的别号问道：“照你这一说，连张樵野都是冤枉的，应该请旨，马上放掉他？”

“张樵野自当别论。”

“中党，”钱应溥赶紧接上去说，“就开五个人的名字吧！

看上头的意思再说。”

刚毅看礼王、王文韶、廖寿恒尽皆沉默，颇有孤掌难鸣之感，事出无奈，只好点头同意：“好吧！看上头的意思，等驳下来再说。”

奏片写就，正要呈进，寝宫内发出来一道奏折。礼王未看正文，先看折尾，上面是慈禧太后的朱笔亲批：“速议奏！”急急看罢正文，礼王伸了伸舌头，大声说道：“好大胆子！

真有不要脑袋的人！”

这一声惊动了一屋子的人，刚毅问道：“谁不要脑袋？”

“还有谁？杨漪村。”

听得这话，廖寿恒首先一惊。杨漪村就是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而廖寿恒是那一科会试的总裁，师生之谊，自感关切，急急问道：“杨漪村又妄言了？”

“哼！”正在看折子的刚毅冷笑，“岂止妄言而已！”

原来一士谔谔，举朝只有杨深秀一个人上疏诘问皇帝何以被废？引经据典，历数国有女主，必非社稷之福，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

传观了这个奏折，无不摇头叹息，刚毅向裕禄说道：“你看，你要安静，偏有人要闹事！寿山，你怎么说？”

“太不智了！”

“仲山！”刚毅又问廖寿恒，“你看，贵门生该得何罪？”

廖寿恒是刑部尚书，身分尴尬，更难回护，只能这样答说：“这要公议。”

“眼前呢？是不是拿交贵部？”

这样咄咄逼人，廖寿恒感到事态严重，若无明确表示，不但于杨深秀无补，恐怕自己的前程亦会不保。看这样子，就想回护门生，亦必不能如愿，那就不如放聪明些。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答说：“当然。不过逮问言官，必得请旨。”

“当然要请旨！”刚毅环视问道：“诸公之意如何？”

大家都不作声，但礼王不能不说话：“请旨吧！”

“好！”刚毅喊道：“请郭老爷来！”

“郭老爷”是指郭曾炘，福州人，汉军机章京头班的“达拉密”。应召而至，照刚毅的意思，写了个奏片：“立即拿交刑部治罪。”

“杨漪村上这个折子，自己也知道会有怎么个结果？”刚毅掉了一句文：“求仁得仁，夫复何憾？”

刚毅肚子里的墨水有限，偶尔想到这八个字，自以为是隽语，十分得意。而在旁人听来，有点说风凉话的味道。谁也不搭他的腔，郭曾炘也面无笑容地，持着奏片，掉头就走。

“春榆，春榆！”刚毅将别号春榆的郭曾炘召回厅堂，眼看着同僚说道：“各位看，杨漪村会不会自裁？”

此言一出，四座愕然。可是细想一想，刚毅这一问，倒不是匪夷所思。杨深秀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当然了解到后果的严重，多半已存着必死之心，步光绪初年吴可读的前尘，来个尸谏，亦未见得不可能。

“子良这句话却非过虑。”裕禄说道：“得要想个法子保全。”

“保全”二字，刚毅觉得不中听，微微冷笑着说：“我在秋曹多年，什么样的案子都经过，此辈的用心，真正叫洞若观火。就象杨某人这折子一上，如果没事，白得个敢言的名声，自然不会死，倘或拿问，知道事情弄糟了，索性一死，至少还落个尸谏的名声。他这件案子，情节甚重，上头是一定要严究的，不能预为之计。事情明摆在那里，一定拿问，既然如此，何不先行看管？”

刚毅的想法和说法都很苛刻。只是“看管”亦为“保全”，清朝还没有杀过言官的例子，这个好歹先留下他一条命来的打算，总是不错的。因此，都同意了刚毅的办法，通知步军统领衙门，先行逮捕杨深秀。

※※※

“好兄弟，”王五脸色凝重地说，“你不能不走了！恐怕你还不知道，杨都老爷，跟张侍郎一样，也让九门提督抓走了。”

“那位杨都老爷？”

“山西人……。”

“喔，杨漪村。”谭嗣同有些困惑，“怎么不抓我，抓他呢？”

“嗐！兄弟，”王五大不以为然，“莫非你有那个瘾，非坐牢才痛快？我想过了，你说怕连累老太爷，这话不错，不过，这到底不过一句话，是不是真的会连累老太爷，也很难说。万一连累着了，那时你再投案，为父赎罪，是个孝子，朝廷没有不放老太爷出来的道理。既然这样，何必自己多事？”

“话不是这么说。从来办大事，总要有人不怕死，才能感动得了别人，接踵而起……。”说到这里，谭嗣同停了下来，自觉辞不达意，很难跟王五说得明白。

王五其实明白，“兄弟，”他说，“我也知道你有番大道理，不过，我实在不能眼看着你让人抓走。你不要教皇上吗？人、钱，我都有，就没有人出主意。兄弟，非你不可！”

这是有意拿大帽子套他，谭嗣同明知其意，不便说破，只这样答道：“五哥责以大义，我不敢不听。不过，今晚上总不行了，这里也不是细谈之地。这样，明天上午，我们仍旧在大酒缸见面。”

王五无奈，只得应承，作了第二天一早相会的坚约，方始告辞。

那知，次日清晨，谭嗣同刚刚起床，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带同大兴、宛平两县的捕役，已经到门。同案被捕的，除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外，还有一个曾经保荐康有为的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连张荫桓与杨深秀，一共七个人，都移解刑部，在看管所暂住，每人一间屋子，不准见面，更不准私下交谈。

上谕一发，凡是新党，或者前一阵子赶时髦，上书言事，荐举新政人才，以及论改革官制、废科举、筹设文武学堂及派员游学、筹办新军及团练、兴农工商务、设银行改币制、开矿筑路、设报馆及译书局等等新政的大小官儿，人人自危。自觉必不可免而能够筹得出川资的，纷纷作出京走避之计，以致前门车站，突然比平时热闹得多了。

当然，弹冠相庆的人更多。本来一个月前，有道上谕，京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属于“大九卿”的衙门，都已裁并，冗员变成灾官，不下万人之多，群情惶惶，莫可终日。一看太后复掌大权，继以逮问新党，可知一切“光复”，照样又有官做。不过，有些衙门，一闻裁撤的诏令，来个卷堂大散，不但印信档案无存，连公署的门窗板壁亦都拆得光光，毛虽可附，皮已不存，也是件愁人的事。

当然，真正兴奋得睡不着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其中之一就是杨崇伊。从他窥探意旨，与荣禄定计，在八月初三上了请太后训政的折子以后，成了京官中的头号要员。关闭九城、停开火车的那天，前门车站开出一列专车，只挂一个车厢，里面坐的就是杨崇伊，直放天津，与荣禄相会，承命回京，另有献议。

原来荣禄虽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在京里却是相当孤立的。有些人是不愿他往上爬，怕他一冒上来，相形见绌，就会失势，有些人是觉得他平时过于跋扈，应该加以裁抑，还有些对慈禧太后固然严惮，而对皇帝却也存着一片深藏未露的惓惓忠爱之忱，看荣禄唯知有母，不知有子，内心愤慨，当然也不会替他说好话。因此，荣禄得找个人替他开路，才能内召大用。

杨崇伊的第二个折子，便是替荣禄开路，建议“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来京干什么呢？不能明言让荣禄入军机，即使能说，荣禄也不愿意他说，因为大学士在军机上行走是真宰相，耻于为从五品的监察御史所荐。

因此，杨崇伊找了个借口，说康有为在逃、梁启超亦未拿获，康广仁、谭嗣同虽被捕而未处决，深恐康党勾结洋人，以兵舰巨炮相威胁，应该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进京，保护皇太后及皇帝。

但北洋为海内第一重镇，不可一日无人，荣禄进京保护圣躬，总得有人替他才行。杨崇伊这三年来苦心孤诣，想在朝中掀起一场大波澜，目的就是为了此刻可以举荐一个代荣禄而镇守北洋的人，此人非别，正是目前寄居贤良寺，侘傺无聊，郁郁寡欢的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原来杨崇伊与李鸿章是至亲。李鸿章长子叫李经方，虽为胞侄入继，却如己出，视为克家令子，而李经方就是杨崇伊的儿女亲家。李大小姐闺名国香，嫁的是杨崇伊的长子杨圻。

杨圻字云史，是个少年名士。他之得为相府娇客。也许是看中了他的人才，但亦可能由于杨崇伊是江苏常熟人，他的同乡前辈翁同龢，以帝师之尊，颇得重用，李鸿章想以此渊源，对一向与他不大和睦的翁同龢，取得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如果他真有这样的企图，那可是彻头彻尾落空了！

杨李两家这门亲事，结在光绪十八年。那时的李鸿章，勋名功业，看来如日方中，其实是“夕阳无限好”。两年以后的甲午之战，北洋海军，一举成空。事先翁同龢及他的门下如汪鸣銮、文道希，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等，全力主战，事后则翁党纷纷纠参李鸿章，先剥他的黄马褂，拔他的三眼花翎，最后夺了他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马关议和回国，朝命入阁办事，其间虽有贺俄皇加冕的海天万里之行，订下自以为“可保数十年无事”的中俄密约，但始终未获重用，既不能入军机，亦不能掌兵权，甚至连个总理事务大臣的兼职亦竟保不住。

李鸿章失势，杨崇伊便无指望，因而恨极了翁同龢一党。他看得很清楚，慈禧太后还是眷顾老臣的，只为皇帝听信翁同龢，才压得他的那位“老姻长”不能出头，所以死心塌地做了“后党”，处心积虑想剪除皇帝的羽翼。首攻珍妃的老师文道希，恰恰符合了慈禧太后不喜珍妃的心意。这次首先发难，奏请训政，更是大功一件，自觉为“老姻长”效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背后对人称李鸿章为“老姻长”，见了面，杨崇伊仍然用“官称”，恭恭敬敬叫一声：“中堂！”接着将奏稿双手捧上：

“晚生拟了一个折子，请中堂过目。”

“姻兄，不敢当！”李鸿章也很客气地，用双手相接。

展稿细读，看完前面请召荣禄一段，李鸿章想了一下才往下读：“至北洋紧要，不可一日无人，司道代拆代行，设有要事，尤恐缓不济急。可否请旨饬大学士李鸿章即日前往，暂行署理，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

看到这里，他停下来说：“多感盛情。不过，恐怕没有什么用处。”

杨崇伊一听这话，大为泄气，“中堂！”他说，“今日北洋，岂是袁慰庭所能主持的？何况中堂朝廷柱石，久蒙慈眷，际此危疑震撼之时，当然要借重老成。”

“你说我‘朝廷柱石’，这话倒不错，无非供人垫脚而已。”

李鸿章说，“今天的邸抄，姻兄看了没有？”

“还没有！”

“你看了就知道了！”

取来当天的宫门抄，李鸿章指出荣禄的一个奏折，是为“督练新建陆军直隶臬司袁世凯”规仿西制所设的“同文、炮队、步队、马队四项武备学堂”的官兵报奖，以炮队学堂监督段祺瑞为首，一共保了十六员。奉朱批：“着照所请。”

“姻兄，袁慰庭要大用了，荣仲华如果进京，想来必是臬司代拆代行。是吗？”

“是！荣仲华当面告诉我，一奉旨意，预备让袁慰庭护印。不过，”杨崇伊特别提高了声音，“他也说过，实在以中堂回北洋为宜。不过，他自觉身分差中堂一大截，不便冒昧举荐，所以关照我上折。”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他真是这么说的？”

“我不敢骗中堂。”

李鸿章闭着眼想了好半天，然后“咕噜，咕噜”抽水烟。

显然的，他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同意杨崇伊作此尝试？

“上了也好！”他终于开口了，“做个伏笔。”

“是！”口中这样答应，疑问却摆在脸上。

“回北洋，只怕我今生休想了！”李鸿章说，“多少人想夺我的兵权，尤其是荣仲华这样厉害的脚色，岂肯轻易放手？”

“不然！”杨崇伊说，“他跟我表示过了，还是想入军机。”

“入军机亦未必不能掌兵权。这也不去说它了！姻兄，”李鸿章忽然问道，“你觉得我回北洋有意思吗？”

“北洋到底是北洋……。”

李鸿章摇摇手，不让他再说下去：“老夫耄矣！那里还能做重振雄风的春梦？看机会，象从前左文襄那样，能择一处善地容我养老，此愿已足！”

听得这一说，杨崇伊才知道李鸿章志在两江或者两广。这两处“善地”都是膏腴之区，以李鸿章的资格，不难到手。所谓“上了也好”，正就是表示，纵或不能重镇北洋，不得已而求其次，亦比在京“入阁办事”来得强。

李鸿章确是这样的想法。但开府北洋，威风八面，究竟不能忘情，所以等杨崇伊一告辞，立即关照：“拿我的名片，去请总理衙门的陈老爷来！”

这位“陈老爷”是贵州人，名叫陈夔龙，字筱石，光绪十二年的进士，大卷子上错了一个字，名列三甲，分发到兵部当司官，兼充总理衙门章京，忠厚练达，一貌堂堂，颇得李鸿章的赏识。

不过，这天他要找陈夔龙，另有缘故。因为陈夔龙官只五品，却能上交名公巨卿。他前后三娶，元配是以前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侄女；现在这位续弦的太太，是已故军机大臣许庚身的堂妹，与现任军机大臣廖寿恒两度联襟，目前就住在东华门外廖府。所以李鸿章找他，能够打听到军机处的消息。

其次，荣禄当兵部尚书时，在司官中最看重陈夔龙，不论查案，或是视察，每次出京，必以陈夔龙为随员。同时，袁世凯倚为左右手的幕僚徐世昌，是陈夔龙的同年。所以对于天津的消息，他是相当灵通的。

更其重要的是，陈夔龙在总理衙门，深得庆王奕劻的信任，专管与北洋往来的密电。李鸿章知道，荣禄有何密奏，慈禧太后有何密谕，都由庆王转承，亦必都由陈夔龙经手译递。

所以，要打听眼前的一切最高机密，更非找陈夔龙不可。

※※※

“筱石，”李鸿章开门见山地问，“北洋有什么电报？”

“很多！”陈夔龙问，“不知道中堂问的那一方面？”

“听说荣仲华又要进京了？”

“是！是奉太后的密谕，带印进京。大概明后天可到。”

“带印进京？”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北洋不派人护理了？”

“不！电谕上说明白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都由袁慰庭护理。”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将要“大用”的看法证实了，反倒有爽然若失之感。惘惘之情，现于形色，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听庆王说，上头对袁慰庭还不大放心，是荣中堂力保的。不过，荣中堂对他亦未见得放心，无非骤当大变，力求安定而已。”陈夔龙忧形于色地说，“宫闱多故，剧变方殷，有些传闻，真为臣子所不忍闻。”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有些什么传闻？”

“说皇上曾一度离开瀛台，结果被拦了回去。”

“真是闻所未闻！”李鸿章不断摇首叹息，“大局决裂到如此地步，着实可忧。只怕内乱引起外患，我看各国公使快要插手干预了。”

“英国公使原在北戴河避暑，已经赶回来了，听说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怕要写信给中堂。”

“写信给我？”李鸿章问，“所为何来？”

“听说张樵公逮问，英国公使颇为关心，或许会写信给中堂，试图营救？”

“营救？”李鸿章是觉得很好笑的神气，“今日之下，我李某算老几？别说泥菩萨过江，没有力量救他，就有……。”

他突然发觉自己失言，虽缩住了口，但亦跟说出口来一样，倒不如索性说明了它。

“筱石，有件事不知道你有所闻否？我这趟出总署，就是张樵野捣的鬼。这十几年以来，我对他处处提携，而他总觉得有我在，他就出不了头，所以早就存着排挤我的心。谁知道他也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人心如此之坏，难怪大局会糟到今天这个样子！”

陈夔龙对张樵野——张荫桓虽无好感，但亦并无恶感。李鸿章“早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有足够的资格批评张荫桓，但自己是个司官，不便对上官任意指摘，因而保持沉默。李鸿章亦就很知趣地不再往下说了。

“中堂还有什么吩咐？”

“不敢当！”李鸿章想了一下说，“我如今闭门思过，除非特召进宫，平时步门不出，外面的消息都隔膜了，既不敢打听，亦没有人见顾。老骥伏枥，待死而已！”

“中堂千万不必灰心！”陈夔龙就知道他还有千里之志，很恳切地安慰他说，“谋国还赖老成。慈圣训政，一定要借重中堂的。如果有什么消息，自当随时来禀告。”

“承情之至！足下不忘故人，感何可言？长日多暇，欢迎你常来谈谈。”

“是！”陈夔龙起身告辞，请安起来，又低声问道：“荣中堂一到，大概总要见面的，中堂可有什么话，要我带去？”

“话很多，不过，都不要紧。”李鸿章沉吟了一下说，“只请你带一句话，我很想出京走走！”

“是！一见了荣中堂我就说。”

※※※

也不过天色方曙，庆王就派了侍卫来请陈夔龙，说在府中立等见面。

匆匆赶来，只见庆王公服未卸，是刚刚朝罢回府的模样。陈夔龙刚行过礼，看见门上又领进一个人来，是他的同僚，工部郎中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的铁良。

“有件案子，非请两位帮忙不可！”庆王说道，“为张樵野他们拿问，崇受之上了一个折子……”

原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崇礼，经办大捕新党一案，深感责任太重，不胜负荷，所以依照“重大案件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的成例，上折请求援例办理。奉到的懿旨是：“着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克期具奏。”

“御前的班次，向来在内阁、军机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这一案非比寻常，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请两位辛苦吧！”

“是！”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王爷，原奏请派大学士、军机，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爷想过没有？”

“如果是派大学士，当然由李少荃主持，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庆王接着又说：“同案的几个人，情形不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罗织，有欠公道，应该分别办理。两位到了部里，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

陈夔龙心想，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不愿使他为难，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叙明会审缘由。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

“肝”字，将纸片移到徐用仪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仪问吴翻译，“吕公使要打听得这么清楚，是为什么？”

“我想他总有道理。”吴翻译问道：“徐大人这话，要不要译给他听？”

“不必！且听他说。”

吕班说的是：“肝脏有病的人，容易动怒。皇帝生这种病，在他左右的人，常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实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是的。不过皇上赋性仁慈，倒未听到有什么处罚左右的情形。”

“那很好！”吕班停了一下说，“上谕中要求大家保荐医师。敝国有几位在华传教的神甫，精通医道，我想举荐两位，为皇帝诊治，以敦两国交谊。”

徐用仪听完译语，吃惊不小，急急答说：“多谢贵公使关爱，本大臣先代表敝国致谢。不过，荐医一事，本大臣必须请旨办理。此时不能作任何切实的答复，请原谅。”

吕班对于他的回答，并无不满的表示，只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

“大概要两三天。”徐用仪说，“此事自须慎重，要问问御医，也还要垂询大臣。两三天是最快的了。”

“那么，我准定三天以后，来听回音。”

说完，吕班随即告辞。徐用仪送客出门，刚回来还未坐定，又有通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来访。

这次是由英国股的章京，江苏太仓籍的唐文治作笔录。见了面，窘纳乐首先向徐用仪道贺，接着便取出一封信来，随带的郑翻译说：“窦公使这封信是给李中堂的，请总理衙门转交。”

“既是致李中堂的信，何以不直接送到贤良寺去？”

“窦公使的意思是，李中堂虽已退出总理衙门，但英国仍愿以李中堂为交涉的对手，当他仍旧在总理衙门。”

“噢！”徐用仪颇为不快，但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说：

“好吧！我派人转送就是。”

等郑翻译转告以后，会谈本该结束了，谁知窦纳乐还有一番话：“信中表达了英国的一种意愿，希望李相能设法营救张大臣。”

张大臣当然是指张荫桓。徐用仪心中冷笑，张荫桓虽得李鸿章的提拔，但交谊不终，李鸿章未见得肯营救张荫桓。而况，李鸿章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几天方兴未艾的一场大波澜，他能避免卷入漩涡，已是万幸，何敢多事，自讨没趣？窦纳乐其人骄狂可恶，让他撞木钟去！

因此，他冷冷地答说：“知道了！我会转告李中堂。”

“不光是转告李相，还希望贵大臣转告执政者，保全张大臣，对于促进中英邦交，很有帮助。”

这又是使徐用仪无奈之事，唯有这样答复：“我会转陈庆王。”

等窦纳乐一告辞，徐用仪立即吩咐套车，带着汪大燮、唐文治所作的两份笔录，直趋庆王府。

“王爷，”徐用仪说，“下诏求医那道上谕真不该下的！惹得洋人插手干预，麻烦很大。请王爷看这份笔录。”庆王一面看，一面皱眉，看完说道：“人家也是一片好意，似乎未便峻拒。这件事，你有什么好主意？”

“现在都得看慈圣的意思，谁也不敢胡乱出主意。我看，王爷不妨跟王、廖、裕三公谈一谈。”

“我也是这样想，且等明天跟他们谈了再说。”

※※※

王文韶、廖寿恒、裕禄都以军机大臣而兼总理大臣，所以庆王要找他们谈公事，最简捷的办法是亲到军机处。

军机处本是禁地，但贵为亲王，自成例外。庆王排闼直入，而且在上位落坐，开门见山的道明来意。

三位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军机大臣还未答话，不在其位的刚毅却谋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吗？”他大不以为然地，“岂有此理！”

说法国公使荐医为多管闲事，已失臣道，外使荐医为皇帝诊疾，用“狗拿耗子”的俗语来譬喻，更觉不伦。庆王心中不悦，便即正色答道：“这也不能说是人家爱管闲事。平常人家，亲友交好，荐医也是常有的事，何况一国之君，更何况下诏求医，是自己请人家来管闲事。子良，你没有办过洋务，不知道其中的甘苦委曲！”

“我是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预。”刚毅犹自强辩，“再说，外国医生也不配替皇上看病。”

庆王懒得再理他，看着年纪最长的王文韶问：“夔石，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当然要奏请懿旨。想来慈圣不会答应。”

“那是可想而知的。咱们得找个理由，怎么谢绝人家？”

王文韶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答说：“有个说法。从前曾袭侯得病，请西医诊脉，结果不治而死。俞曲园太史的挽联中有句话：‘信知西药不宜中。’中西体质互异，曾侯之薨，实非西医的过失。今以万乘之尊，不敢轻试西医。法使的盛意，只有心领而已。”

这个说法比较婉转得体，都表赞同，庆王决定照此回奏。另有英国公使要救张荫桓一事，因为有刚毅在座，他不愿谈论，而况上谕中已指明张荫桓并非康党，只交刑部暂行看管，谅无死罪，亦可不谈。

这样想停当了，便关照侍卫“递牌子”，等候召见。这一等等了半个钟头，犹无消息，不免奇怪，“此刻是谁的起？”他问，“这半天，还不下来！”

“是荣仲华的起。”刚毅酸溜溜地说，“当今一等一的大红人，又是‘独对’，只顾了他自己讲得痛快，也不想想我们都在这儿等着！”

单独召见，称为“独对”，是军机大臣最犯忌的事，因为不知道“独对”些什么？“上头”忽然问到，会无从置答。而历来召见的惯例，军机总是在最后，为的先前召见的臣工，有何陈奏，好跟军机商量。因此，荣禄进见的时候太久，军机大臣便只能枯等了。

在荣禄与刚毅之间，庆王自然倾向前者，所以忍不住替荣禄不平，“你也别那么说！这一次的剧变，亏得荣仲华因应得宜。”他停了一下又说，“而况，今天的独对，是太后宣召，并非仲华自己请起，太后有话要问，他不能不答。怎么怪得到他身上呢？”

刚毅碰了个钉子，只能退到一旁生闷气。他的气量最狭，暗中咬牙，非跟荣禄作对不可。因此，等叫了庆王的起，军机大臣由于礼王病假，由他带班进见时，凡遇荣禄的建议，他必持反对的论调。

这天名为“训政”，其实是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因为皇帝根本不在座。是何缘故，太后既未宣示，臣下亦不敢问，只是行礼以后，静候垂询。

“这两天外面的情形怎么样？”

“欢声雷动！”代为领班的刚毅，毫不思索地回答。“都说慈圣训政，拨云雾而见青天了。”

“有人说，人心很不安。可有这话？”

如果有这话，当然是荣禄所奏，刚毅便即答道：“奴才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心不安？害怕的只不过是新党。至于百姓，那个不额手相庆？不过，奴才说的是京里的情形，地方上或者因为该管督抚，处置不善，难免人心浮动。奴才请旨，是不是该寄信各省，责成疆臣，加意防范。倘有造谣生事，扰乱地方情事，唯该督抚是问。”

“倒也不必这么张皇。”慈禧太后又问道：“你们看裁撤的六个衙门，应该不应该恢复？”

“皇太后圣明。”刚毅碰个头说，“奴才替那六个衙门的大小官员，叩谢慈恩。”

“其实……”慈禧太后踌躇了一会，慨然说道：“嗐！那个衙门该留，那个衙门该裁，也不去说它了！反正要恢复都恢复。写旨来看！”

于是，刚毅侧转脸去，向廖寿恒看了一眼。廖寿恒便磕个头，伛偻着身子退出殿去，找个可以安放笔墨的地方，亲自撰拟上谕。

“此外应兴应革的大事还多，不过得慢慢儿来。”慈禧太后视线越过刚毅，落在他身后诸人脸上，“裕禄，你们几个看，如今必得马上要改的，有那些事？”

“朝廷广开言路，原是好事。不过，国家大政，也不是人人都能议论的。不该奏事的人，都凑热闹上折子，有些是老生常谈，有些是隔靴搔痒，还有不知所云的，真正是徒乱人意，一无用处。奴才愚见，以为应请明降谕旨，凡不应奏事人员，不准擅递封奏，以符定制。”

“这是应该的！”慈禧太后问道：“王文韶，你经得事多，看这几个月的所谓‘新政’，老百姓最痛恨的是那几件事？”

王文韶双耳有些重听，除了听见慈禧太后喊自己的名字，以及看出意在询问之外，“上头”说些什么，一无所知。遇到这样的情形，他有个应付的办法，便是守着道光以来那班“太平宰相”一脉相传的心诀：“多磕头，少说话。”

此时磕头，表示没有意见。慈禧太后便又指名问钱应溥，他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朝局务求安定；一件是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一事，地方奉行不善，形成骚扰，请降旨禁止。

慈禧太后对于安定朝局这一点，不曾有何表示，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则深以为然。接下来再问兴革事项，刚毅可就又忍不住要发言了。

他亦是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原有诏旨，自下科起始，乡会试废止八股，一律改试策论。刚毅建议，一仍其旧，恢复八股文。

“八股文的卷子，我也看过，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摆头，“两把儿头”上的明黄流苏，晃荡得很厉害，“倒是策论，问什么答什么，谁有见识，谁没有见识，还看得出一个好坏。”

这是不主张恢复八股，刚毅应一声：“是！”

“其实新政也不一定样样都坏，从同治以来，不也办了许多新政？皇帝当初跟我说，要办新政。我说，谁不愿意国富民强？只要真的对国家有益处，我没有不赞成的。刚才荣禄也说，新党要办，新政不一定都得废了！离经叛道，坏祖宗成法的，自然要废，有些有道理的，又何必废它？”

一听慈禧太后支持荣禄的见解，刚毅大不服气，本来预备顺从的，顿时非争不可了。

“回皇太后的话，开科取士，用八股文就是祖宗的成法，所以称为‘制艺’。”他提高了声音说，“如今的新政，跟皇太后当年垂帘所行的新政不同。如今的新政，全是康有为想出来的花样。若说康有为要严办，康有为想出来的新政不必废，那，自己可就站不住脚了。”

这话形同顶撞，尤其是搬出“祖宗成法”这顶大帽子，针锋相对，更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训政之初，必须枢臣效命，她只好让步：“说得也有点道理。那就恢复吧！”

“喳！”刚毅答得很响亮，接下来又陈奏第二件事：“文科既然恢复旧章，武科亦应同样办理。仍旧考试马步箭刀弓石等等技艺，不必考试什么洋枪洋炮……。”

“这件事，我可不能答应！”慈禧太后截断他的话说，“弓箭不管用了！这些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慢慢儿再说吧。”

这碰了很大的一个钉子。刚毅不敢再说，心里当然更不舒服，因为武科改制这一项新政，为荣禄所全力赞同。而慈禧太后所说的，“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明是指他不如荣禄。

这是刚毅觉得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慈禧太后亦觉得话不投机，十分无趣，兼以年高神倦，便结束了这一天的“常朝”。

等军机处将承旨所拟的上谕，用黄匣盛放，进呈御览，认可退回之时，黄匣中另附了一张慈禧太后的朱谕：“着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遗缺着裕禄去！”

荣禄是大学士，而刚毅是协办大学士，尽管入军机在后，但后来居上，刚毅更觉不快，然而无可奈何。

※※※

第二天是预定的会审康党之期。陈夔龙坐车到刑部，走到半路，为总理衙门派来的苏拉追了上来，叫住车子，气喘吁吁地说：“陈老爷，刑部派人来通知，你老不必去了，用不着会审了！”

原来有个陈夔龙的同乡前辈黄桂鋆，现任福建道御史，是守旧派的健将，前一天上折密奏，以为已捕康党，“宣早决断”，为的是“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所以应该“速行处治，以绝后患”。又有一个说法，黄桂鋆是旧党而非后党，爱君之心，并不后人，深恐这桩钦案，一经会审，有人会任意攀扯，添过于上，使得已被幽禁的皇帝，处境更为窘迫，论他的本心，无可厚非。

不论如何，这个建议在慈禧太后看，是快刀斩乱麻的好主意，尤其是在庆王陈奏，法使荐医以及英使要求保全张荫桓以后，如果牵延不决，使得洋人有插手干预的机会，必定大损朝廷的威信。因而在这天召见军机时，下了一道上谕：“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

当陈夔龙回车不久，监斩大臣刚毅由刑部两尚书崇礼与廖寿恒陪着，一起到部。大堂升座，立即召请主办司官与提牢厅主事，宣明事由，吩咐提案内“官犯”到场。

提牢厅的主事叫乔树枬，四川华阳人，对这“六君子”，除却康广仁，无不钦佩。康广仁不敢叫人恭维，是因为他的修养比同案诸人差得太远，从被捕收禁那天起，就在狱中大吵大闹，不时以头撞壁，且哭且喊：“老天爷啊！那有哥哥做的事，要弟弟顶罪的道理？冤枉啊！”

因此，乔树枬奉了堂谕，便关照“司狱”与禁子：“除了那位康老爷一定会闹，万不得已只好上绑以外，其余的五位老爷，你们要格外有礼貌。也不必说那些照例的话，只说‘过堂’就是了。”

所谓照例的话，大致是反话：明明哀吊之不遑，偏偏说一声：“恭喜你老升天！”司狱受命，便从第一间开始，逐屋通知，请到院子里去，预备过堂。

第一间住的是谭嗣同，刚接得林旭的一首诗：“青蒲饮泣知何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是用的后汉何进的典故。“千里草”与“本初”切董、袁二字，意思是兵谏之举，应该谋之于董福祥，信任袁世凯，未免失之于轻率。

谭嗣同受了责备，自然感慨，不过他是豪放乐观的性情，到此地步，犹不改常态。亦用《后汉书》上的典故，就狱壁上题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司狱等他写完，方始开口：“谭老爷，今天过堂！”

“一直到今天才过堂？”谭嗣同望一望院子里，“就我一个人？”

“不！一共六位。谭老爷回头就知道了！”

不多片刻，人已到齐，最后来到院子里的是康广仁，他一反常态，不但不哭不闹，而且隐然有喜色。这因为司狱为了求一时的安静，跟他撒了个谎，说过堂即可定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是一年半载的监禁。康广仁信以为真，宽心大放，所以有此反常的神情。

“各位，”司狱一面向所有在场的番役，投以警戒的眼色，一面指着门说：“请这面走！”

刑部大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是前明锦衣卫的镇抚司，共分南北两座。两百多年来，建制如旧，不论南镇抚司，还是北镇抚司，都有东西两道角门。司狱这时指的是西角门，他人不以为意，刘光第却脸色一变，随即站住了脚。

原来诏狱中多年的例规，如果释放或只是过堂，都出东角门，唯有已经大辟定谳的犯人才出西角门。刘光第刑部司官出身，知道这个规矩，既惊且诧，大声问道：“怎么出西角门？”

司狱知道自己疏忽了，赶紧指着东角门说：“是，是，该走这里！”

于是，谭嗣同领头，昂然出了东角门。林旭走在后面，特意放慢两步，等刘光第走到身旁，他相傍而行，低声问道：

“怎么回事？”

“迹象不妙！恐怕毕命就在今朝。”

听得这话，林旭双腿一软，几乎竭蹶，但毕竟腰一挺，很象样子地走了出去。

到得大堂，却须等待，因为军机大臣王文韶特地赶到刑部，说有一件极紧要的事，非即时跟刚毅商量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