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面求，臣下奏请，慈禧太后觉得再做作不但无味，而且可能弄巧成拙，因为居然有人以为“亲政关系綦重，请饬廷臣会议”，仿佛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大权授受，要由臣下来决定似地。这在慈禧太后认为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

于是又有一篇煌煌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发交内阁，颁行天下，说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以期妥善。既然王公大臣一再恳求，又“何敢固执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决定在皇帝亲政后，再训政三年。至于醇亲王曾有附片，在亲政期前交卸掌管神机营印钥差使，现在既已允许训政，醇王亦当以国事为重，略小节而顾大局，照常经理。

※※※

这道上谕，让恭王想起辛酉政变以后，两宫垂帘，他被封为议政王的诏旨，又是一笔你捧我、我抬你，彼此互利的交易，所不同者，交易的一方，由哥哥换作弟弟。二十五年前尘如梦，恭王揽镜自顾，须眉斑白，瘦骨嶙峋，自觉当年的英气，再也找不出来了。

相形之下，反不如八十岁的宝鋆，精神矍铄，恭王叹口气说：“我真羡慕你！”

“此山望着那山高。”宝鋆答道：“还有人羡慕你呐！而且此人是你想不到的。”

“谁啊！”

“七爷。”

恭王不作声。提起醇王，他总有种惘惘不甘之情，不管从那方面看，而且任凭他如何虚心自问，也找不出醇王有那件事胜过自己的？照旁观的冷眼，荣枯大不相同，都在羡慕醇王，而醇王羡慕自己的又是什么？

“七爷最近的身子不好，气喘、虚弱，每天还非上朝不可。从海军大兵轮伺候到三海的画舫，红是红极了，忙是忙极了，苦也苦极了！”说罢，宝鋆哈哈大笑。

“他是闲不住的人。”恭王意味深长地说：“经过这一两年的折腾，他大概知道了，闲即是福。”

“所以说，他要羡慕你。”宝鋆忽然问道：“六爷，你可曾听说，皇后已经定下了？”

“谁啊？”

“你想呢！”宝鋆又点了一句：“亲上加亲。”

“莫非是桂祥的女儿？”恭王问道：“是第几个？”

“自然是二格格。”

“对了！”恭王想起来，桂祥的大女儿跟小女儿，都由慈禧太后指婚，分别许配“老五太爷”绵愉的长孙辅国公载泽与孚王的嗣子贝勒载澍，自然是他的第二个女儿，才有入居中宫的资格。

“我记不起来了。”恭王问道：“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怎么样！不过听说是个脚色。这一来，皇上……。”

宝鋆回头看了一下，将话咽了回去。

“唉！”恭王摇头不语，想起穆宗的往事，恻然不欢。

“方家园快成凤凰窝了！”宝鋆又说，“亏得本朝家法好，如果是在前明，父子两国丈，还有亲王、贝勒、公爵之女婿，这门‘皇亲’的气焰还得了。”

“咱们大清的气数，现在都看方家园的风水了！”

“这话说得妙！”宝鋆抚掌称赏：“真是隽语。”

“算了吧！但愿我是瞎说。”

谈到这里，心情久如槁木的恭王，突然激动了，他说慈禧太后始而不准他在五十万寿时，随班祝嘏；继而又不准他随扈东陵，连代为求情的醇、惇两王都碰了钉子，看起来对他是深恶而痛绝之，好象认为连年遭受的外侮，都是他误国的罪过。持这种看法的，大有其人，亦不能说不对，但是太肤浅了。

“她为什么这样子不念亲亲之谊？说起来并不是她的本心，她是不得已而出此。”恭王问宝鋆：“你我在一起多年，你总应该有点与众不同的看法吧？”

这句话将宝鋆问住了，想了好半天答道：“我想是期许过深的缘故。”

“不是，不是！你莫非看到了不肯说？”恭王冷笑着说：“如果她心中还有惮忌之人，此人非别，就是区区。你懂了吧？

她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一下宝鋆自然懂了。慈禧太后不是吝与予恭王以任何恩典，她虽跟恭王不和，到底饮水思源，要想到当年保全孤儿寡妇是谁的功劳？至今大公主的恩宠不替，就可以想见她跟恭王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私怨。而所以一再贬斥恭王，丝毫不假以词色，诚然如他所说，只是为了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因此，说穿了是慈禧太后有意装作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不让恭王有见她的机会。见她原不打紧，就怕一见了面，恭王有所诤谏，就很难处置了。宝鋆记得很清楚，有好几次，慈禧太后示意动工兴修离宫别苑，恭王只是大声答应，不接下文。不但土木之事，力加裁抑，在礼法上恭王尤其不肯让步。宝鋆印象最深的是，当穆宗亲政以后，慈禧太后曾经想在乾清宫召见群臣，宣示垂帘听政以来，平洪杨、剿捻子，使宗社危而复安的种种艰辛，恭王对此不表异议，只反对在乾清宫召见，因为乾清宫是天子正衙，皇太后不宜临御。

如今呢？慈禧太后不但大兴土木，修三海之不足，还要重兴清漪园，不但移驻太上皇颐养之处的宁寿宫，而且经常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这一切，在恭王当政之日，是不会有的事。

这样想到头来，宝鋆忍不住大声说道：“七爷平时侃侃而谈，总说别人不行，谁知他自己比旁人更不行。”

“这就是我说的，‘看人挑担不吃力。’如今老七知道吃力了，想找个人帮他，然而有人不许。我看，这副担子，越来越重，非把他压垮了不可！”

“唉！”宝鋆双手一摊，“爱莫能助。”

“话虽如此，你我也不可抱着看热闹的心，那怕了解他的苦衷，说一两句知甘苦的话，对他也是安慰。”

“六爷！”宝鋆真的感动了，“你的度量实在了不起。我不如你！有时候想起来不服气，还要说一两句风凉话。从今以后，倒真要跟你学一学才好。”

“也不光是对人！”恭王慨然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切国事的心，却是不可少的。”

因为如此，宝鋆对朝政便常常在有意无意间要打听一下。他的故旧门生很多，交游亦仍然很广，平时来谒见的人，总以为他退归林下，是不得已的事，为了避免刺激，都有意避谈朝局。现在他自己热心于此，别人当然不须再有顾忌，因而朝中的举措与内幕，在宝鋆不断能够听到。

除了兴修三海和万寿山的消息以外，朝中当前的要政，便是理财，说得更明白些，是如何增加户部与内务府的收入。而在这方面，慈禧太后有她的一套主张，与善于理财闻名的阎敬铭的看法，格格不入，君臣之间，常有龃龉。

慈禧太后最热心的一件事是恢复制钱。京中原用大钱，恢复“一文钱”的制钱，便须办铜鼓铸。为此曾特地召见户部尚书翁同龢，面谕该筹三百万银子，采办洋铜。翁同龢自然面有难色，慈禧太后便又表示，预备将宫中数年节省下来的“交进银”发交户部，作为“铜本”，以示率先提倡。

这一来翁同龢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出宫就去看阎敬铭谈钱法。阎敬铭大不以为然，简单扼要地指出，行使制钱，必先收回大钱。私铸的大钱，分量极轻，尽以输入官府，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时京师钱铺，以“四大恒”为支柱，维持市面，功不可没。收大钱、行制钱，造成动乱，“四大恒”恐怕支持不住，那时市面大乱，将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话是一针见血之论，然而醇王亦是打着如意算盘，满心以为三百万银子的洋铜，可以铸成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转手之间，凭空赚了三百万银子，修园就不须再动用海军经费，岂不大妙？

阎敬铭执持不可，说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发出去，钱多银少，必致钱贱银贵，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用银子的是达官贵人，结果苦了小民，乐了贵人，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话说得太率直，醇王大起反感，认为制钱的使用，有各种方法，决不致引起市面混乱。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变法，法并不乱，只是无谓的阻力太大，以致不能畅行其法，引经据典，论古证今，虽不能自圆其说，但要驳他却很困难。

反复研究，最后终于有了成议，筹款照筹，洋铜照购，购到以后，在天津、上海两地用机器鼓铸，铸成存库，三年以后，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这是个不彻底的办法，明明是敷衍公事。照此办法，不仅不能在制钱上生利，而且先要垫本三百万，三年以后，方有收回之望，这是什么算盘。

慈禧太后因此大为不悦，召见醇王，说他为户部堂官蒙蔽。同时又谈到不办洋铜，而整顿云南的铜矿。这个消息一传，有人替系狱的唐炯高兴，认为他的生路来了。

唐炯是因为中法战争中，在云南擅自退兵，被逮到京，定了斩监候的罪名。转眼冬至将至，如果“勾决”在内，便活得不多几日了。

唐炯系狱已经两年，去年不在勾决的名单之内，得以不死，但亦未蒙特赦，所以看样子这一年是逃不过的了。他本人倒还泰然，这年夏天在狱中，写了一部自己的年谱，一切后事亦早有交代。不过他的家族亲友，当然还要尽营救的全力，尤其是整顿钱法的诏旨一下，有了一线生路。因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久有干练的名声，以后为他的同乡前辈丁宝桢重用，整理川盐，颇著成效。再则，他又当过云南的藩司与巡抚，如果能用他去经理铜矿的开采与运输，可以说是人地相宜。而且云南采铜所下的本钱，一向是由四川盐税项下拨给，凡是这种“协款”，出钱的省分，总是万分不愿，想出种种理由来拖延短解，而如唐炯在云南，四川就很难耍什么花样去“赖债”了。

所苦的是贵州在朝中没有什么煊赫的大员，这番可为唐炯出死入生的建议，很难上达天听。他的故旧至好，只有另走门路，先是托阎敬铭，而阎敬铭慈眷在衰落之中，自觉建言碰个钉子，反使别人难以说话，所以指点转恳醇王。谁知醇王也怕碰钉子。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都曾为唐炯乞过恩，请弃瑕录用，结果这些奏折或附片都留中不发，可以想见慈禧太后对此人如何深恶痛绝！越来越小心谨慎的醇王，当然不肯插手管这个闲事，因为当初主张重惩唐炯、徐延旭的，就是醇王。

冬至将到，勾决期近，唐炯的同乡亲友，都已在替他备办后事，而他的家人还不死心。唐炯的两个儿子唐我墉、唐我圻都在京里，每天钻头觅缝，想保住老父一条性命，却是到处碰壁，最后碰出一条路子来了。唐我圻经高人指点，备办了一份重礼，特地去拜访立山，磕头求援。

“不敢当，不敢当！”立山跪下还礼，扶起唐我圻说：“尊大人的罪名是判得重了些。现在我可以替你托一个人去试试看。不过话说在前面，所托之人肯不肯管，以及管了以后，有何结果？都不敢说。万一不成，你不要怪我。”

“是，是！立大人这样帮忙，我们父子已经感激不尽。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如果立大人尽了力，依旧无济于事，那就是再也不能挽回的了。家父果真不测，他老人家在泉台之下，亦是记着大恩的。”说着，流下泪来，又趴在地上，重重磕了两个响头，然后起身取出一个红封套，双手奉上。

立山不等他开口，便连连摇手：“此刻不必，此刻不必。”他说，“事情成功了，少不得跟老兄要个两三千银子，各处开销开销。事情不成，分文不敢领。”

唐我圻自是执意要送，而立山执意不收，最后表示，如果唐我圻一定要这样，他就不敢管这件事了。听得这话，唐我圻才不敢勉强。立山送客出门，约定两天以后听回音。

第三天所得到的回音是，所托的人，已经肯管了，但有何效验，不得而知。

到了勾决前一天，亦竟无恩旨。那就只有等到行刑那一天，看看能不能发生刀下留人的奇迹？倘或唐家祖宗有德，这年免死，就算多活两年。因为明年皇帝亲政，事同登极，可望大赦天下，停勾一年。如果后年大婚，则再停勾一年，便起码有三年可活了。

这天是十一月十六，天不亮就有人赶到刑部大狱去跟唐炯诀别。他虽是斩监候的重犯，却住的是刑部“火房”，自己出钱，整修得颇为清洁，左图右史，瓶花吐艳，身入其中，谈得久了会使人忘记是在狱中。然而这两间“精舍”能不能再住，已无法猜测。唐炯两年住下来，一几一榻都生了感情，所以不但对泪眼婆娑的客人，无以为怀，就是屋中一切，亦无不摩挲留连，不忍遽别。

到了天亮，提牢厅的司官来了。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虽跟唐炯不和，刑部的司官对他却很客气，一则是他原来的督抚身分，再则是逢年过节的红包，三则是两年“作客”，日久生情。因此，并未为他上绑，让他身穿大毛皮褂，头戴没有顶子的暖帽，坐上他家所预备的蓝呢后档车，直驶菜市口。

这天菜市口看热闹的人特别多，因为自从杀过肃顺及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后，菜市口有二十多年没有杀过红顶子的大员了。前两年李鸿章、盛宣怀想卖招商局时，因为是马建忠出面跟旗昌洋行办的交涉，所以被指为“汉奸”，盛传将朝服斩于市，亦曾轰动九城，将菜市口挤得满坑满谷。结果大家扑了一场空，马建忠根本就没有被逮。而这天大概要杀唐炯，事决不假，并且要杀的大官不止唐炯一个，还有一个同案的赵沃，大家都要看看这个说尽了已经病故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坏话的三品道员，跟戏台上言大而夸的马谡，可有些相象？

赵沃的待遇就远不如唐炯了，脖子上挂着“大如意头锁”，在北半截胡同的席棚下席地而坐，唐炯是坐在官厅一角。正面高坐堂皇的是军机大臣许庚身。他的本缺是刑部右侍郎，勾决行刑之日，照例由这位刑部堂官与刑科给事中监斩，此时正在等候京畿道御史赍来勾决的黄册，便好下令开刀。

将近正午时分，宣武门内来了一匹快马，却不是赍本的京畿道御史，而是个军机章京。只见他直到官厅下马，疾趋上前，向许庚身请了个安，站起来说：“张中堂关照我来送信，唐某有恩旨。”

张中堂是指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张之万，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跟他亦算有葭莩之亲，所以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派个人来送信。

“恩旨！喔，”许庚身问：“缓勾还是发往军台效力？”

官犯临刑而有恩旨的，不出这两途，谁知两者都不是，“是发往云南交岑制军差遣。”那章京又说，“赵沃占了便宜，连带沾光，发往军台效力。”

“这……，”许庚身点点头说：“意外而非意外。你回去跟张中堂说，我知道了。”

接着许庚身便请司官过来商议，因为如何处置是一大难题。

因为向来秋决那云，所有在斩监候的人犯，一律绑到法场，静等京畿道御史赍到勾决的黄册，再定生死。不死的人，亦要在场，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陪斩”。

陪斩以后的发落，不外乎两种，若是缓勾，依旧送监收押。倘有恩旨减罪，必是由死刑改为充军，那就是兵部武库司的事，直接由菜市口送交兵部点收发配。现在既非缓勾，亦非充军，该当如何处理？秋审处的坐办，云南司的郎中等等该管的司官，都拿不出办法。

“有律按律，无律循例。我想两百年来，类似情形，亦不见得独一无二，尤其是雍正、乾隆两朝，天威不测，常有格外的恩典。”许庚身向秋审处的坐办说：“薛大人律例精熟，一定知道。他住得也近，老兄辛苦一趟，登门求教吧！”

这是命他去向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请示。薛允升住在菜市口以北，教场口以西，称为老墙根的地方。秋审处坐办叩门入内，道明来意。薛允升始而诧异，继而摇头，淡淡地说了一句：“倒记不起有这样的例子。”

“那么，照大人看，应该怎么办才合适？”

“那就很难说了。”薛允升答道：“你们瞧着办吧！”

秋审处的坐办很不高兴，便又钉上一句：“现在人在菜市口，不知道该往那里送？”

“那要问右堂才是。”

“就是许大人叫司官来请示的。”

“你跟我请示，我又跟谁请示？”薛允升沉下脸来，接着将茶碗一举。

这是逐客的表示，廊上的听差，随即高喊一声：“送客！”

秋审处坐办碰了个大钉子，极其气恼，然而还得尽司官的礼节，起身请安告辞。薛允升送到滴水檐前，哈一哈腰就头也不回地往里走了。

※※※

一场没结果！坐办告诉了许庚身，他知道是薛允升与唐炯有私怨，故意作难。然而律例森严，他亦不敢擅自区处，只能吩咐，带回刑部，再作道理。

带回刑部，自然送监。提牢厅的主事却不肯收了，“加恩发遣的官员，那能再进这道门？”他说：“不行，不行！”

“你不收，让我送他到那里？”

“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何必呢？”秋审处坐办说，“他的行李箱笼，都还在里面。

老兄怎么不让他进去住？”

这话将提牢厅主事惹火了，“莫非我要侵吞他的东西不成？”他气鼓鼓地说：“人犯在监之物，如何取回？自有定章。

让他家属具结来领就是！”说完，管自己走了。

唐炯的两个儿子都等在门外，然而无法进衙门，刑部大狱，俗称“天牢”，又是最冷酷的地方，所以内外隔绝，搞得唐炯栖身无处。

不过，唐炯到底跟狱卒有两年朝夕相见的感情，平时出手也还大方，所以有个吏目“瞒上不瞒下”地，悄悄儿将唐炯放了进去，住了一夜。

第二天却不能再住了。提牢厅主事依照发遣的规矩，派差役将唐炯送到兵部武库司，那里的司官自然也不收。就在进退维谷之际，幸好有个唐炯的同乡后辈，也是蜀中旧识的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夔龙，出面将他保释，才能让他回到长子家中。

这无非暂时安顿，究竟如何出京到云南，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犹待发落。反正既非充军，兵部可以不管，如说分发派用，是吏部的事，可是似此情形，吏部亦无例可援，不肯出公事。在刑部，这是右侍郎许庚身所管，督饬司官，翻遍旧档，竟无恰当的案例可以比照引用，堂堂大军机，竟如此大劳其神。最后两尚书、四侍郎会议，才商定一个变通办法，由刑部六堂官具衔出公函给岑毓英，让唐炯带到云南面报，权当到任的文凭。

※※※

转眼到了年下，各省及藩属进贡的专差专使，络绎于途。由于一开了年，元宵佳节，就是皇帝亲政，皇太后训政的盛典举行之日，所以藩属的专使，除了贡献土仪以外，还赍来贺表。

其中之一是朝鲜的专使金定熙，他还负有一项“王命”，与朝鲜王父子间的利害冲突有关。那是光绪八年的事，当时朝鲜为日本势力所侵入，亲日派李载冕、金宏积、朴定阳之流，号称新党，组织总理机务衙门，以师法日本为职志，因而与守旧派明争暗斗，终于势成水火。

守旧派的首脑之一是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他的本生父就是李昰应，由于为外戚闵氏所抑制，闲居云岘宫，抑郁已久。以后新党改革兵制，聘请日本军官实施新式训练，求效过急，为士兵所不满，叩诉于李昰应，竟造成极大的内乱。李昰应率领这批士兵，进犯王宫，杀王妃闵氏，杀总理机务衙门的官吏，而旧党乘机起事，演变成排日的大风潮。

日本驻朝鲜的花房公使，走仁川，归长崎，日本政府正好以此为借口，发兵攻击。朝鲜王李熙向中国乞师，但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派吴长庆率淮军渡辽为朝鲜平乱，逮捕大院君李昰应，禁闭在保定，然后与日本议和，让日本取得与中国军队同驻朝鲜京城的权利。

事定以后，本来应该释放李昰应，而且朝鲜亦曾数度上表乞恩，可是慈禧太后执意不允，亦不说原因。因此，朝鲜始终不放弃努力。及至醇王执政，朝鲜使臣求到他门下，醇王慨然应诺，找了个机会向慈禧太后面奏，说祖宗向来怀柔远邦，加恩外藩，大院君李昰应幽禁已久，不如放他归国，保全李昰应、李熙的父子之情。

慈禧太后微微冷笑，“我不放他是有道理的。”她说：“你应该明白。”

“臣愚昧！”醇王实在想不通。

慈禧太后笑笑：“你不明白就不必问了！”

醇王却一定要问，微微仰脸用相当固执的声音说：“总要请皇太后明示。”

那神态中微带着不驯之色，慈禧太后心中一动，心肠随即便变硬了，“我不知道你装糊涂还是真的不明白？”她从容自若地说：“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儿子当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如果敢生妄想，李昰应就是榜样。”

这两句话岂仅取瑟而歌，简直就是俗话说的“杀鸡骇猴”！醇王没有想到受命过问政事，竟遭来这样深的猜忌。因而颜色大变，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光景就象穆宗驾崩的那晚，听到慈禧太后宣示：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位那样，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将他吓怕了，也就满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决不会有什么！我的话不是指着你说的。”接着便吩咐太监将醇王扶出殿去。

从这一次以后，醇王一言一行，越发谨慎小心。而李昰应亦终于由于李鸿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国，负护送之责的是袁世凯。他本来一直带兵驻在汉城，此时更由总理衙门加委“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成为朝鲜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国使节。而袁世凯少年得志，加以不学而有术，未免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鲜王李熙渐起反感，各国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凯又卷入朝鲜宫廷的内争之中。他本来与李熙的内亲闵泳翔交谊甚笃，而闵泳翔与大院君李昰应是世仇，由于袁世凯护送李昰应回国，一路上谈得很投机，因而招致了闵泳翔的猜忌。于是而有流言，说袁世凯将用武力废去李熙，用李昰应为王。这一来，父子之间，又成参商。金定熙此来，就是想设法能让中国召回袁世凯，以绝后患。

这当然要在总理衙门下手。庆王奕劻受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礼，便得帮他说话，特地去看醇王，很委婉地陈述来意。

一听牵涉到李昰应，醇王就双手乱摇，“你不要跟我谈这件事！”他说，“外藩的是非，中朝管不了那么多。”

“不管也不行啊！”奕劻说道：“袁世凯人很能干，就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见他头痛，各国在那里的使臣，亦对他不满。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纠纷，很难收拾。再有一层，袁世凯如果真的拥立大院君，那就会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么？”醇王这时才听清楚，急急问道：“他要拥立大院君？”

“朝鲜有这样的流言，外交使节中更是传说纷纭。袁世凯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胆子很大，年纪又轻，说不定就会闯出祸来。”

“那不行！”醇王说道，“你应该出奏。”

“是！”奕劻问道：“怎么说法？”

“自然是召回袁世凯。”

“老七！”奕劻用征询的语气问：“是不是以面奏为宜？我看，咱们一块儿‘请起’吧！”

醇王考虑了一会，觉得此事必须“独对”，但总理衙门的事务，又不便撇开奕劻，只有分别陈奏之一法，因而作了决定：“还是你那里上折子，说简略些不要紧，反正上头一定要问我，我再谈好了。”

奕劻照言行事。奏折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却无动静，醇王自不便查问，同时也无暇查问。已经到了快封印的时候，还有上百万银子的开销没有着落，而旗营将弁向来逢年过节，都要靠醇王周济，年久成例，也得一大把银票，才能应付得了。

公私交困，几乎又要累得病倒。

累倒还不怕，最使醇王心里难过的是，三海工程将完，重修清漪园的工程亦已开始，两处工款又积欠到一百五十多万，只发半数，亦须七八十万。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献议，责成醇王转告李鸿章借洋债，却又不愿居一个借洋款修园的名声，只好以兴办海军学堂为名，秘密嘱托李鸿章设法。

李鸿章亦知道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只关照天津海关道周馥私下探问，这一来事情就慢了。好不容易到了腊八节才有消息，汇丰银行愿意借八十万，年息六厘，两年还清；法国东方银行肯借一百万，年息五厘七五，照英镑折算，分十年拔还；德国德华银行亦愿意借一百万，年息只要五厘五，期限亦比较长。然而不管那一家银行，都是等运河解冻，才能将银子运到天津，那是春暖以后的事了。

为此，醇王特地派专差到天津，传达口信，要李鸿章无论如何在封印以前，凑集八十万现银，赶运进京，否则就会耽误“钦工”。如今又是十天过去，尚无消息，立山亦颇为着急，他不敢催醇王，只有托李莲英进言。

于是慈禧太后特地召见醇王，询问究竟。醇王不敢说实话，一说实话必遭呵责，心一横，大包大揽地说：“款子一定可以借成。不过洋人办事，一点一划，丝毫不苟，所以就慢了。反正年前总可以取到。”

“今天腊月二十一了！”慈禧太后问道：“莫非真要等到大年三十方能发放？”

这近乎责备的一问，将醇王噎得气都透不过来。只不过供她一个人游观享乐的费用，倒象比发放军饷还重要似的，心里真想顶一句：“这笔款子本来就可以不必借的！”然而心念甫动，便生警惕，自己替自己吓出一身汗。

“怎么着？”慈禧太后又在催了，“总得有个日子吧？”

“准，准定二十五交到内务府。”

“好吧，就是二十五！可别再拖了。”

醇王又是一阵气结。话中倒好象他有钱勒住了不放手似的。他勉强应了一声：“是！”

“总理衙门有个折子，说袁世凯如何如何，你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醇王答道：“袁世凯要扶植大院君李昰应，简直胡闹！”

“怎么胡闹呢？”

光是这平平淡淡的一问，就使得醇王不知话从何处说起了！因为一时想不出慈禧太后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多想一想，袁世凯果真有拥立大院君李昰应的企图，那么他的胡闹之所以为胡闹，是用不着作何解释的。尤其是慈禧太后看了二十多年的奏折，什么言外之意，话中之刺，入眼分明，谁也不用想瞒她，岂有看不懂奕劻的奏折的道理？

照此说来是装作不明白。然则用意又何在？转念到此，令人心烦意乱，话就越加说不俐落。本来的意思是想用大院君自况，袁世凯要拥立朝鲜王本生父，岂非就象中土有人要拥立光绪皇帝本生父一样的荒唐胡闹？这番意思原也不难表达，但胸中不能保持泰然，便觉喉间处处荆棘，听他的话，好象因为朝鲜王与他本生父意见参商，所以袁世凯要拥立大院君才荒唐。反过来说，如果他们父子和睦，那么推位让国由李昰应接位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话一出口才发觉自己立言不仅不得体，简直是促使他人生出戒心：当今皇帝要与醇王不和，彼此猜忌才是，如果父子一条心，帝系就有移改之虞。那不等于自绝天伦之情。这样又悔恨，又惶恐，不由得满头冒火，汗出如浆。

慈禧太后见此光景，觉得他可笑、可气亦可怜，就不忍再绕着弯子说话，让他为难了。“袁世凯是人才，要说伸张国威，也就只有袁世凯在那里的情形，还有点象大清朝兴旺时候的样子。”她说，“这些事让李鸿章料理就行了。奕劻的折子我不批，不留，也不用交军机。你现在就带去，说给奕劻：

不用理那个姓金的使臣，有话叫他跟李鸿章说去。”

醇王除了称“是”以外，更无一语。退出殿来，满心烦恼，回到适园，便觉得头晕目眩，身寒舌苦，又有病倒下来的模样。

到晚来霍然而愈，只为李鸿章打来一个电报，说德华银行愿借五百万马克，按时价折付银子，约有九十多万两。年息五厘五，分十五年还清，前五年付息不付本，往后十年，分年带利还本。李鸿章说，自借洋债以来，以这一次的利息最轻。这件事就算办得很漂亮了。

美中不足的是，得在开年二月下旬才能交银，每七日一交，分十次交清。不过，无论如何算是有了的款，要借也方便，当时便派护卫去请了立山来商议。

“今天上头召见，我已经答应，准二十五交银到内务府。我看怎么挪动一下子，好让我维持信用？”醇王问道：“是不是先出利息借一笔款子，应付过去再说？”

这笔利息如何出帐，还不是在内务府想办法？而且年底下借钱也不容易，利息少了，别人不肯，多了又加重内务府的负担，倒不如索性假借王命压一压，又省事又做了人情。

“不要紧。上头要问到，就说工款已经发放了就是。”

“商人肯吗？”

“我去商量。”立山答说，“只要说是王爷吩咐，延到二月底发放，大家一定肯的。”

醇王听得这话，心头异常舒坦，意若有憾地叹口气：“唉！

不容易，一年又算应付了过去！”

※※※

开了年，日子却又难过了。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训政，大权仍旧在握，却省下了接见无关紧要的臣工的时间，得以用在三海和清漪园的兴修上面。德国银行所借五百万马克而折算的现银，到春末夏初，花得光光，又要打主意找钱了。

主意是早就打好了的，只嫌为时尚早，然而工程不能耽误，不得不只好提早下达懿旨。仍旧是召见醇王，当面吩咐：大婚费用先筹四百万，户部与外省各半，拨交大婚礼仪处备用。同时派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总司一切传办事件。

这是五月二十的事。奉旨不久，醇王就病倒了。病在肝上，郁怒伤肝，完全是为了筹款四百万的那道懿旨。皇后在何处，大婚礼仪处在那里？大婚更不知何日！这四百万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有慈禧太后与李莲英才知道。

等皇帝得到消息，醇王已经不能起床，他很想亲临省视一番，可是这话不敢出口。甚至于连最亲近的翁同龢面前亦不敢说，因为他怕翁师傅会贸然一奏，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悦。

慈禧太后倒是常派太监去探病，可是回来复命，总是避着皇帝。他只能偶尔听到：“醇亲王病又重了！”“醇亲王这几天象是好些！”就是听到了，亦不敢多问，唯有暗中垂泪。过了皇太后万寿，醇王病势愈见沉重的消息，在王公大臣之间，已无所，避忌。首先是贝子奕谟，说病情已到可虑的程度，庆王奕劻，亦是这样说法，而军机领班礼王世铎则在许庚身的敦促之下，特意上折奏报，醇王手足发颤，深为可虑。

奏折先到皇帝那里，看完以后，心中凄苦，却不敢流泪，直等到了毓庆宫，看见翁同龢终于忍不住了。“醇亲王病重！”他哽咽着说，“恐怕靠不住了。”说完，泪下如雨，而喉间无声。

翁同龢亦陪着掉眼泪，可是他无法安慰皇帝，此时唯一能安慰皇帝的，只有一道命皇帝亲临醇王府视疾的懿旨。翁同龢曾经想联合御前大臣，请这样一道懿旨下来，看看沉默的多，附和的少，他亦只有暗地里叹口气作为罢论。

不过，他到底是师傅，在大关节上的辅导是不会忽略的，特地检了一篇文章进呈。这篇文章名为《濮议》，是宋朝大儒程颐所撰，论宋仁宗的侄子濮王继承大统以后，对于仁宗及本生父应如何尊崇？提醒皇帝，醇王果真薨逝，他应该如何节哀顺礼，有以自处。免得引起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纷扰。

皇帝不肯看这篇文章，愁眉苦脸地说：“醇亲王的病，皇太后着急，我亦很着急！怎么办呢？”

“天祖在上，必能默佑。”翁同龢里纯孝可以格天的说法，却隐讳其词：“皇上如此关切，必能回天。”

皇帝懂他的意思，点点头问道：“你去看过醇亲王没有？”

“臣去过几次，不敢请见醇亲王。”

“为什么不见他？”这话出口，皇帝才发觉自己问得多余。他知道醇王对翁同龢，一向如汉人之待西席，尊敬而亲热，见了面，醇王一定要问起皇帝对他的病，作何表示？这话就会让翁同龢很难回答，答得不妙，不仅关碍着自己的前程，也可能为皇帝找来麻烦。因此，不待翁同龢回答，便又问道：

“你今天还去不去？”

翁同龢本来不打算去，听皇帝这一问，自然改了主意：

“今天要去。”

“我心里实在惦念。你，”皇帝想到以万乘之尊，竟不及穷家小户的百姓，可以一伸父子之情。刹那间千种委屈，万种的悲伤，奔赴心头，梗塞喉头，语不成声地哭着说：“你把我这句话带去！”

翁同龢却不敢再陪着皇帝哭，以恪守臣道的姿态，奉命唯谨而毫无表情地答一声：“是！”

于是午间从毓庆宫退了下来，他立即坐车到适园，跟往常一样，在书房中由王府姓何的长史接待。

“王爷这两天怎么样？”

“越发不好了！”何长史蹙眉答道：“吃得少，睡得少，简直就是不吃不睡。手跟脚，自己动不了啦。前天大解了一次，十三天才大解。”

“精神呢？”

“自然萎顿之极。”

说到这里，慈禧太后特派的御医凌绂曾从窗外经过，翁同龢跟他亦相熟，便唤着他的别号喊住他：“初平！请进来谈谈。”

所谈的自是醇王的病情。凌绂曾倒是不矜不伐的人，既未夸张，亦未隐讳，说醇王的本源已亏，但如说危在旦夕，却也未必。

听得这一说，略略可以放心。翁同龢便将皇帝的惦念之意，告诉了何长史，托他转达醇王，随即告辞回家。第二天上书房，皇帝不待他开口，先就很高兴地说：“今天军机面奏，醇亲王的病有起色！”

“是！”翁同龢便瞒着何长史的话，只这样复命：“御医凌绂曾告诉臣说：酵亲王的病虽重，一时也还不要紧。”

“嗯！”皇帝说道：“皇太后已有懿旨：二十五临幸醇亲王府看他的病。今天十七，但望这八天之中，不会出事。”说着，神色又凄楚了。

这就是说，皇帝巴望醇亲王这八天中不死。不然，父子之间连最后一面都会见不着！翁同龢叹了口无声的气，轻声说一句：“今天该做诗，请皇上构思吧！”

皇帝何来做诗的意兴？而不做不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的功课查问得很严。所以只能打起精神答道：“师傅出题。”

翁同龢也知道皇帝无心于功课，却不能如民间的西席放学生的假，只出了极宽的一个诗题：《多日即兴》，七绝两首。

限的韵也宽，是上平的十一真与下平的七阳。

接题在手，皇帝想到的是盛世乐事，五谷丰登，刀兵不起，冬藏的农闲时节，一家人围炉闲话，融融泄泄，畅叙天伦。然而这番向往，又何能形诸吟咏？皇帝做诗亦象下场的举子做八股，代圣人立言那样，有一定的程式，象这样的诗题，总是借物兴感，由冬日苦寒，想到民生疾苦，悯念小民不知何以卒岁？或者由瑞雪想到明年必是丰岁，欣慰不已。这些诗篇，列代御制的诗篇中多的是，皇帝敢宣宗的《养正书屋全集》来翻了一下，袭意套句，敷衍成章。然而写完以后，自己都记不得是说些什么？

※※※

朝夕盼望的六月二十五，终于到了。皇帝照旧召见军机及引见人员，直到九点钟方始起驾。慈禧太后晚半个钟头启銮，以便皇帝在醇王府门前跪接。

正午时分，皇帝到了适园，却不能立刻就见生父醇王，因为要等慈禧太后驾到，一起临视。不过，皇帝总算看到了出生不久，初次见面的小弟弟。醇王福晋一共生过五个孩子，长女、长子在同治五年先后夭折，次子就是皇帝。光绪初年，又生过两个孩子，老三只活了一天半，老四载洸亦只活到五岁。倒是侧福晋刘佳氏连生三子，病痛甚少，老五载澧五岁，老六载洵四岁，老七在几天前才命为载涛。醇王最钟爱的是载洵，又白又胖，十分茁壮。

慈禧太后一到，凤舆一直抬到大厅，下轿正坐，等醇王福晋率领阖府眷属行过礼。她随即转脸向荣寿公主说道：“看看你七叔去吧！”

荣寿公主虽是随扈而来，却又是受托为醇王府主持接驾的人，当即答道：“醇亲王奏：病在床上，不能接驾。万万不敢劳动皇太后临视。”接着又以她自己的语气问道：“老佛爷在七叔卧房外头瞧一瞧吧？”

“不！我到他屋里看看。他不能起床，就不必起来。”

话虽如此，醇王何能不力疾起床。无奈手足都动弹不得，勉强穿上袍褂，由两名侍卫扶了起来，名为站着，实在是凌空悬架着。

跟在慈禧太后后面的皇帝，一见醇王那副骨瘦如柴，四肢僵硬，目光散滞无神的样子，便觉得心如刀割，然而他不能不极力忍住眼泪，而且也还不敢避开眼光，必须正视着醇王。

醇王一样也是伤心不敢哭，并且要装出笑容，“臣万死！”他语音不清地说：“腿不听使唤，竟不能跟皇太后磕头。”

“早就想来瞧瞧你了。也无非怕你劳累了，反而不好，一直拖到今天。”慈禧太后说了这两句体恤的话，回头看着皇帝说，“拉拉手吧！”

“拉手礼”是旗人的平礼，跟互相请安不同，拉手有着熟不拘礼的意味。醇王听慈禧太后规定皇帝跟他行此礼节，心中颇为欣慰。

但是想拉手却是力不从心，荣寿公主便闪了出来，扶起醇王的手，交到皇帝手里。父子骨肉之亲，就仅此手手相接的片刻了。

噙着泪的四目相视，皇帝有千言万语梗塞在喉头，而千拣万挑，只说得一句话：“好好将养！”

做父亲的自然比较能克制，很吃力地答道：“保住大清天下不容易！皇帝那知道皇太后操持的苦心？总要守祖宗的家法，听皇太后的训诲，好好读书，上报皇太后的付托之重，下慰天下臣民之望。”

“是！”这个字出口，皇帝立即发觉，此非天子对臣僚的口气，马上又补了一句：“知道了！我会记住。”

“读书倒还不错。”慈禧太后接口，“看折，讲折也明白。”

“这都是皇太后的教训。”醇王答说，“总还要求皇太后训政几年。”

“看罢！总要皇帝能拿得起来，我才能放心。”

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看着他们父子拉住不放的手。荣寿公主赶紧插进去向慈禧太后说道：“老佛爷请外面坐吧！让七叔好歇着。”

“啊，我倒忘了。”慈禧太后向醇王说道：“你安心静养。

姓凌的倒象看得对症，倘不合适，我叫太医院再派人。”

醇王与家人都巴望着慈禧太后能派薛福辰或者汪守正来诊视。薛福辰不次拔擢，现任顺天府府尹，慈禧太后稍有不适，就要传召他入宫诊治。汪守正在天津当知府，召入京来，亦很方便。然而她就偏偏不肯派这两个医术名震海内的官员为醇王疗疾，不知用意何在，亦就没有人敢贸然开口请求了。

※※※

皇帝在适园一共逗留了三个钟头，跟醇王相见四次之多，只是每次相见，不过一盏茶的功夫，而且沉默的时候居多。就是交谈，不过翻来覆去那几句话，一个劝醇王安心静养，一个劝皇帝要听话，要用功。只有最后一次，当皇帝将回銮到病榻前作别时，醇王才说了一句紧要话：“别忘了海军！”同时将去年出海巡视之前，慈禧太后所赐的一柄金如意，交付了皇帝。

醇王的心事，也是委屈，都在这句话上。老早他就托庆王奕劻，转告当朝少数比较正直的王公大臣，请大家体谅他的苦衷，昆明湖换了渤海，万寿山换了滦阳。意思是大办海军变成大修万寿山下、昆明湖畔的清漪园了。如今清漪园的工程，至多半年就可告成，而且已由慈禧太后决定改名为颐和园。醇王的这句话，不妨视为遗嘱，意思是颐和园一落成，还得设法将海军扩充整顿起来。不过，他是不久于人世了，这番心愿，期待皇帝为他实现。而将慈禧太后所赐的金如意转付皇帝，又不仅寄予祝福之意，而是提醒皇帝，倘或有人谏阻海军的扩充，不妨抬出慈禧太后来作挡箭牌：大办海军，原是奉懿旨办理。醇王巡海，蒙赐金如意，就可想见慈禧太后是如何重视其事？

皇帝虽约略能够领会醇王的深意，却无宁静的心境去深思，因为病势又见沉重，脉案措词简略：“食少神倦，音哑气弱，竭力调治。”大有聊尽人事之意。用的药是生地、地骨皮、天门冬、麦冬，都是润肺清火的凉药，当然亦有人参、白术之类扶元气、健脾胃的补剂，但分量不重，无非点缀而已。

慈禧太后由血崩而成骨蒸的一场大病以后，亦颇识得药性了，加以李莲英从各处打听来的消息，亦都说醇王危在朝夕。一旦薨逝，当然要另眼相看，虽非大丧，亦不应与其他亲王的丧礼相提并论。因此，慈禧太后特地召见军机，专谈醇王的生死。

一提到醇王的病，自都不免黯然，“看样子是拖日子了。”

慈禧太后感叹地说，“不过时候可真是赶到不巧！”

礼王世铎不知她是何意思，照例只答应一声：“是！”

“醇亲王万一出事，皇帝当然要穿孝？”

就不谈生父，以胞叔而论，皇帝亦应穿孝，所以世铎又答应一声：“是！”

“是不是缟素？”这话就使得世铎瞠目不知所对，回头看一看许庚身，示意他代奏。

“皇太后圣明。如醇亲王之例，本朝还是创见。万一不讳，皇上以亲亲之义，丧仪恤典自然要比别的亲王不同些。将来再请懿旨，交礼臣悉心研商，务期允当。”

“不错，总要比别的亲王不同些。此刻也无从谈起。”

略停一下，慈禧太后又自问自答地说：“怎么说时候赶到不巧呢？皇帝大婚，该要定日子了，倘或立了后，定了吉期，醇亲王倒出了事，皇帝有服制在身，怎么办？”

“皇太后睿虑周详，臣等不胜钦服。”许庚身不管世铎，只顾自己直言陈奏：“大婚是大喜之事，自然要慎敬将事。”

“你的意思是，看看醇王的病情再说。”

“是！”

慈禧太后环视诸臣，征询意见：“你们大家可都是跟许庚身一样的意思？”

大家都不肯轻易开口，最后是世铎回奏：“请皇太后圣衷独断。”

“我也觉得再看一看的好。喜事丧事夹在一起办，也不合适。”慈禧太后说道：“我本来打算年内立后，现在只好缓一缓了。缓到明年春天再说。”

“是。”许庚身又答一句：“春暖花开，才是立后的吉日良辰。”

这一下倒提醒了慈禧太后，决定喜事重重，合在一起也热闹些，“暂时就定明年四月里吧！”明年四月是颐和园落成之期。她说：“但愿醇亲王那时候已经复元了。”

这是一个希望，而看来很渺茫。但如醇王不讳，皇帝穿孝是一年的期服，那么明年四月立后，后年春天大婚，孝服已满，亦无碍佳期。这样计算着，大家便都要看醇王是那天咽气？

在都以为醇王命必不保的一片嗟叹声中，却有两个人特具信心，一个是御医凌绂曾，主用与鹿茸形似而功效不同的麋角，以为可保万全。但其时已另添了两名御医庄守和、李世昌，他们都认定醇王肺热极重，主用凉药，对于热性的补剂，坚持不可轻用。

另一个是在京捐班候补的司官，名叫徐延祚，就住在翁同龢对门，有一天上门求见。翁同龢听仆役谈过此人，久住上海，沾染洋气，平时高谈阔论，言过其实，举止亦欠稳重，“不象个做官的老翁”，因而视之为妄人，当然挡驾不见。

“我有要紧话要说，不是来告帮，也不是来求差的。请管家再进去回一声，我只说几句话就走。”

“徐老爷！”翁宅总管答道：“有要紧话，我一定一字不漏转陈敝上。”

“不行！非当面说不可。”徐延祚说：“我因为翁大人是朝廷大臣，又是受醇王敬重的师傅，所以求见。换了别人，我还不高兴多这个事呢！”

翁宅总管无奈，只有替他去回。翁同龢听徐延祚说得如此郑重，便请进来相见。徐延祚长揖不拜，亦无寒暄，颇有布衣傲王侯的模样。

“翁大人！我是为醇王的病来的。”徐延祚开门见山地说，“都说醇王的病不能好了，其实不然！我有把握治好，如果三服药不见效，甘愿领罪。”

这种语气便为翁同龢所不喜，冷冷地问一句：“足下何以有这样的把握？”

“向来御医只能治小病，不能治大病。大病请教御医，非送命不可。慈禧皇太后不就是薛府尹、汪明府治好的吗？”

“请足下言归正题。”

“当然要谈正题。”徐延祚说，“我看过醇王的脉案，御医根本把病症看错了。醇王的病，如叶天士医案所说：‘悲惊不乐，神志伤也。心火之衰，阴气乘之，则多惨戚。’决不宜用凉药。”

翁同龢悚然心惊。病根是说对了！然而唯其说对了，他更不敢闻问，不再让他谈醇王的病，只直截了当地问：“足下枉顾，究竟有何见教？”

“听说醇王对翁大人颇为敬重。而且翁大人是师傅，宜有以解皇上垂念懿亲之忧。我想请翁大人举荐我到醇王府去看脉。”徐延祚再一次表明信心，“我说过，倘或三服药不见效，甘愿领罪。”

这真是妄诞得离谱了！翁同龢心想，此人无法理喻，只有拿大帽子当逐客令，“足下既知懿亲之重，就应该知道，醇王的病情，随时奏闻，听旨办理。”他摇摇头说：“荐医，谁也不许。”

“既然如此，就请翁大人面奏皇上请旨。”

越发说得远了！翁同龢笑笑答道：“我虽是师傅，在皇上面前也不能乱说话的。足下请回吧！你的这番盛意，我找机会替你说到就是。”

徐延祚无言而去，翁同龢亦就将这位不速之客，置诸脑后了。

过不了四五天，皇帝忽然问翁同龢说：“有个徐延祚，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人？”

翁同龢心中一动，不敢不说实话，很谨慎地答道：“此人住臣家对门，是捐班候补的部员。臣与此人素无交往。”

“前几天他到醇亲王府里，毛遂自荐，愿意替醇亲王治病，说如三服药没有效验，治他的罪。听他说得那么有把握，就让他诊脉开方，试试瞧。那知道服他的药，还真有效验，现在醇亲王的右手，微微能动了。”

有这样的咄咄怪事！翁同龢有些不大相信，但也有些失悔，一时愣在那里，竟无话说。

“听说他开的方子是什么‘小建中汤’。”皇帝问道：“翁师傅，你懂药性，小建中汤是什么药？”

翁同龢想了一下答道：“这是一服治头痛发热、有汗怕风的表散之药，以桂枝为主，另加甘草、大枣、芍药、生姜、麦芽糖之类。治醇亲王的病，用小建中汤，倒是想不到的。”

“另外还有一样，是洋人那里买来的鱼油。”

翁同龢心里明白，皇帝所说的鱼油，其实名为鱼肝油。他从常熟来的家信中听说道，鱼肝油治肺痨颇有效验。不过，醇亲王的病有起色，究竟是小建中汤之功，还是鱼肝油之效，无法揣测，也就不敢轻下断语。

不过他到底是读书人，不肯掩人之善，所以这样答说：

“既然服徐延祚的药有效，当然应该再延此人来看。”

“是啊！我也是这么跟皇太后回奏。”

※※※

徐延祚成了醇王府的上宾。每天一大早，府里派蓝呢后档车来接，为醇王诊脉以后，便由执事护卫陪着闲话，“徐老爷”长，“徐老爷”短，十分巴结。中午开燕菜席款待，饭后诊过一次脉，又是陪着闲话，领着闲逛。黄昏再看一次，方始用车送回。随车而来的是一个大食盒，或者一个一品锅，加一只烧鸭子，或者四菜四点心，顿顿不空。当然，另外已送过几份礼，虽不是现银，古董字画，也很值钱。

这样诊治了十天，醇王一天比一天见好，右手和左腿都可以略略转动了。徐延祚见此光景，越觉得有把握，这天开的方子是：“鹿茸五分，黄酒冲服。”

一看这个方子，何长史说话了：“徐老爷，鹿茸太热吧！”

“不要紧！”徐延祚说：“药不管是凉是热，只要对症就行。”

“是！”何长史胸有成竹，不再争辩，“请徐老爷园子里坐。”

等徐延祚在园中盘桓，玩赏腊梅时，何长史已将药方专送宫中。慈禧太后有旨：凡是方子中有大寒大热，关于生死出入的要紧药，要先送宫中看过。鹿茸召称为“大补真阳要药”，何长史当然不敢造次。

上午送方子，近午时分就有了回音，慈禧太后听了庄守和之流的先入之言，不但不准用这张方子，而且认为徐延祚轻用狼虎药，过于胆大，会出乱子，传旨不准再延徐延祚为醇王治病。

徐延祚那知片刻之间，荣枯大异。第二天一早依然兴致勃勃地，穿戴整齐，静候醇王府派车来接。直到日中，音信杳然，心里倒不免有些嘀咕，莫非鹿茸冲酒这味药闯了大祸？

这样想着，深为不安，赶到醇王府一看，门前毫无异状，便向门上说明，要见何长史。

何长史不见。回话的带出来一封红包，内装银票一百两，还有一句话：“多谢徐老爷费心，明天不必劳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