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清宫外史下 第六五章
重修清漪园的工程,很快地开始了。一面由立山垫款,挑选吉日,悄悄动工清理渣土,一面由雷廷昌烫样画图,陆续进呈。
事情做得很秘密,但可以瞒外廷官员的耳目,却瞒不住无所不管的醇王。立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让醇王知道了,当面问起,无话可答。所以一直在催李莲英,设法劝请慈禧太后,早早跟醇王说明白,免得害他为难。
这是用不着耍花枪的,李莲英只找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据实奏陈:快到年底了,内务府为了应付各处的垫支,得要上折子请款。不论是在海军衙门拨借,或着户部筹还,都得经过醇王查核,如果醇王不明白上头的意向,一定会驳,那时再来挽回,就显得不合适了。
慈禧太后自然听从。其实她也早有打算了,跟醇王说明此事,不费什么脑筋,麻烦的是户部尚书阎敬铭,此人如果不另作安排,即使醇王不敢反对修园,要从户部指拨经费,亦一定很困难。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传谕军机,拟定升补大学士的名单。内阁的规制,大学士一直是四端两协。首辅是李鸿章,照例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次辅照入阁的年资算是左宗棠,本应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但当初因为他是举人出身,所以授为东阁大学士,相沿未改,再下来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体仁阁大学士额勒和布。两位协办大学士是吏部尚书恩承,户部尚书阎敬铭。
这年八、九月间,左宗棠、灵桂先后病故,空出两个相位,自然由协办大学士升补。协办可以兼领尚书,而当到大学士,有“管部”的职司,照例解除尚书之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将阎敬铭请出了户部衙门。
不过,慈禧太后此时对阎敬铭的恶感不深,所以让他补了左宗棠的东阁大学士的遗缺,仍旧管理户部。至于户部尚书的悬缺,慈禧太后决定找一个能听话的人来当。
户部衙门还有个人,就是满缺尚书崇绮,顽滞不化,颇令醇王头痛。慈禧太后因为嘉顺皇后的缘故,也对他极其冷淡,所以醇王主张把他调走,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表示同意。不过,崇绮也不吃亏,补恩承的缺,调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正好与徐桐一起去讲“道学”。
这一下便连带有许多调动,首先是一满一汉的两位协办大学士,要在尚书中选拔。照例规,这多由吏部尚书升补,但徐桐的资格还浅,而资格最深的礼部尚书毕道远,一向无声无臭,慈禧太后记不起他有何长处,便看李鸿章的面子,将这个缺给了李鸿章一榜的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张之万。
满缺的协办大学士,如果照资格而论,礼部尚书延煦,兵部尚书乌拉喜崇阿都是咸丰六年丙辰科的翰林,而乌拉喜崇阿升一品又早于延煦,更有资格升协办。那知两人都落了空,满缺协办,朱笔亲书由咸丰九年进士出身的福锟升补,而且由工部调户部。另一位工部尚书翁同龢,也同样地移调到户部,这因为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翁同龢和平通达,而且“师傅”一向与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那样,是可以商量皇室“家务”的,修园子要动用部帑,不妨指使皇帝向“师傅”说明苦衷,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工部两尚书就此时而言,自然也是要缺,慈禧太后决定麟书与潘祖荫接替。麟书是宗室,但有汉人的血统,因为他是乾嘉名臣铁保的外孙,铁保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董鄂氏,而这一族相传是大宋赵家的后裔。
麟书是咸丰三年的进士,既非翰林,又没当过尚书,而两个月前忽然为慈禧太后派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时诧为异数,如今又补上工部尚书,真是官运亨通,与福锟的煊赫得意,可以媲美。两个人都是夫以妻贵,福锟夫人与麟书夫人都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才从裙带上拂出她们丈夫的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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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未颁,军机大臣许庚身先派“达拉密”钱应溥为他老师翁同龢去送信道贺。翁同龢的心境很复杂,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户部尚书每个月份“饭食银子”就有一千多两,而且职掌国家度支,在体制上亦比专跟工匠打交道的工部尚书来得好看些。
惧的是如今又修武备,又兴土木,支出浩繁,深恐才力不胜。因此,有人相贺,说他由“贱”入“富”,从明朝以来就有人以“富贵威武贫贱”六字,分缀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所以说翁同龢由工部调户部是由“践”入“富”,而他却表示,宁居贫贱,礼部尚书清高之任,工部尚书麻烦不多,似乎都比当户部尚书来得舒服。
在盈门的贺客中,翁同龢特别重视的是阎敬铭,见他一到,随即吩咐门上,再有贺客,一律挡驾。然后延入书斋,请客人换了便衣,围炉置酒,准备长谈。
主客二人一个补大学士,一个调户部,应该是弹冠相庆之时,而面色却都相当凝重。特别是阎敬铭,不住眨着大小眼,仿佛有无穷的感慨,不知从何说起似地。
先提到正题的是主人,“朝命过于突兀。”翁同龢说,“汲深绠短,菲材何堪当此重任?所好的是,仍旧有中堂在管,以后一切还是要中堂主持。”
“叔平,”阎敬铭问道:“你这是心里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中堂面前作违心之论?”
“既然如此,我也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叔平,你知道不知道,你调户部,是出于谁的保荐?”
“我不知道。”翁同龢问:“是醇王?”
“不是,是福箴庭。”阎敬铭说:“福箴庭觉得跟你在工部同事,和衷共济,相处得很好。你自己以为如何?”
这话让翁同龢很难回答。想了好一会说:
“中堂知道的,我与人无忤,与世无争。”
“着!他保荐你正就是因为这八个字。在工部,凡有大工,有勘估大臣,有监修大臣,你当堂官的,能够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就见得你清廉自持,俯仰无愧。然而到了户部就不同了,光是清廉无用,你必得忤、必得争。不忤、不争,一定有亏职守!”
这几句话,说得翁同龢汗流浃背。想想他的话实在不错,户部综司出纳,应进的款子不进,要争,不该出的款子要出,更要争。阎敬铭在户部三年十个月,与督抚争、与内务府争、与军机争,有时还要与慈禧太后争。得罪的人,曾不知凡几?如果不敢与人争,怕得罪人,这个户部尚书还是趁早不要干的好!
然而不干又何可得?就想辞官,除了告病,别无理由。而无端告病,变成不识抬举,不但辞不成官,说不定还有严谴。
转念到此,惶然茫然地问道:“中堂何以教我?”
“我先给你看一道上谕。今天刚承旨明发的,你恐怕还没有寓目。”
这道上谕是阎敬铭从军机处抄来的,翁同龢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将京师旗绿各营兵丁饷银,照旧全数发给。’仰惟圣慈体恤兵艰,无微不至,第念各营积弊甚多,如兵丁病故不报,以及冒领重支,额外虚糜,种种弊端,不可枚举,亟应稽查整顿,以昭核实。所有京师旗营一切宿弊,着该都统、副都统认真厘剔,并随时查察。倘该参领等有徇欺隐饰情弊,即着指名严参,从重惩办,决不宽贷。”
“这!”翁同龢问道:“每年不又得多支一两百万银子吗?”
“这是醇王刻意笼络人心的一着棋。每年京饷,各省报解六百三十八万,各海关分摊一百六十二万,总计八百万,除了皇太后、皇上的‘交进银’以外,光是用来支付陵寝祭祀、王公百官俸给,跟京旗各营粮饷,本来倒也够了,可是此外的用途呢?海军经费是一大宗,两三年以后,皇上大婚经费又是一大宗,还要修园子!水就是那么一碗,你也舀,我也舀,而且都恨不得一碗水都归他!这样子下去,非把那一碗水泼翻了不可。”
“是啊!”翁同龢不断搓着手,吸着气,焦急了好半天,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话来:“修园子,户部决不能拨款!户部制天下经费,收支都有定额,根本就没有修园子这笔预算。”
“叔平!”阎敬铭肃然起敬地说,“但愿你能坚持不屈。”
“我尽力而为。”翁同龢又问,“海军经费如何?”
“从前拨定各省厘金、关税,分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两,不过各省都解不足的,北洋是自己收海防捐来弥补,一笔混帐,户部亦管不了。现在这两笔海防经费归海军衙门收支,将来一定有‘官司’好打,户部亦有的是麻烦!”
“怎么呢?”翁同龢急急问道,“既然都归海军衙门收支,又与户部何干?那里来的麻烦?”
“我再给你看两封信。”
两封信都是抄件,亦都是李鸿章所发,一封是致海军衙门的公牍,说明北洋海军的规模及所需经费:“查北洋现有船只,惟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最称精美,价值亦巨。济远虽有穹甲及炮台甲,船身较小,尚不得为铁甲船,只可作钢快船之用。此外则有昔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两快船,船身更小,而炮巨机巧,可备巡防。”这五艘船,可以在海洋中作战,但力量犹嫌单薄,要等正在英德两国订造的四艘战舰到达,合成九艘。另外添购浅水钢快船三艘、鱼雷小艇五六只,连同福建造船厂所造的旧船,方可自成一军。
至于北洋的海军经费,一共可以分成两部分,常年薪饷及舰船维持费一百二、三十万,修建旅顺船坞大约一百四十万,在两年内筹足,每年要七十万两。新购及将来预备订购的船价,还未计算在内,明后两年,每年拨给北洋的经费就得两百万左右。
“这是李少荃扣准了北洋水师经费,每年两百万的数目而开出来的帐。”阎敬铭说:“户部的麻烦,你看另外一封信就知道了。”
另外一封给醇王的私函,说得比较露骨了:“户部初定南北洋经费,号称四百万,后因历年解不及半,不得已将江、浙、皖、鄂各省厘金,奏改八折,仍不能照解。闽、粤厘金则久已奏归本省办防。近三年来,北洋岁收不过十余万,南洋所收更少,部中有案可稽。似户部指定南北洋经费四百万两拨归海军,亦系虚名,断断不能如数。应请殿下主持全局,与户部熟商,添筹的款。”
“各省报解南北海防经费,每年不过一百二三十万,照四百万的定额,还差两百七八十万,户部从那里替海军衙门去筹这笔的款?”
“这,”翁同龢问道:“朴园跟合肥又何肯善罢干休?”
“麻烦就在这里!你倒想,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又安可得?”
说着,阎敬铭一口接一口地喝酒。火盆旁边的茶几上,摆着好几碟江南风味的卤鸭、风鸡、薰鱼之类的酒菜,而赋性俭朴的阎敬铭,只取“半空儿”下酒,他的牙口很好,咬得嘎嗞嘎嗞地响。剥下来的花生壳,随手丢在火盆里,烧得一屋子烟雾腾腾,将翁同龢呛个不住,赶紧去开了窗子。
窗子斜开半扇,西风如刀如冰地刮在脸上,火辣辣地疼,然而脑筋却清醒得多了,定神想一想阎敬铭的话,有些摸不清他的来意。以他平日为人,及看重自己这两点来说,自是以过来人的资格来进一番忠告,但话总得有个结论,只说难处,不是徒乱人意吗?
这一来,他就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回到火盆旁时,举酒相敬,“中堂,”他说,“咸丰六年先公由吏部改户部,在任两年不足,清勤自矢,是小子亲眼所见的。到后来还不免遭肃六的荼毒。所以,这一次我拜命实在惶恐。不是我恭维中堂,几十年来的户部,没有比中堂再有声有色的。我承大贤之后,必得请教,如何可以差免陨越?”
阎敬铭点点头,睁大了那双大小眼问道:“叔平,你是讲做官,还是讲做事?”
书生积习,耻于言做官,翁同龢毫不迟疑地答道:“自然是讲做事。”
“讲做事,第一不能怕事,越怕事越多事。恭王的前车之鉴。”
这话使得翁同龢精神一振。最后那一句从未有人道过,而想想果然!稷宗不寿、慈安暴崩这两番刺激,给恭王的打击极大,加以家庭多故、体弱多病,因而从文祥一死,如折右臂,就变得很怕事了。南北门户日深,清流气焰日高,说起来都是由恭王怕事纵容而成的。到最后,盛昱一奏,搞得几乎身败名裂,追原论始,可说是自贻伊戚。
“中堂见事真透彻!请问这第二呢?”
“第二,无例不可兴!”
“户部兴一例,四海受害。圣祖论政,总是以安静无事四字,谆谆垂谕。”
“叔平,这话你说错了。时非承平,欲求安静无事,谈何容易?外寇日逼,岂能无事?我说的无例不可兴,并不是有例不可灭。能除恶例陋习,即是兴利。”
“是!中堂责备得是。”
“我不是责备。不过,叔平,你家世清华,又久在京里,干的都是清贵的差使,只怕人情险巇,仕途龌龊,还未深知。
我只不过提醒你,随时要留意而已!”
“多谢中堂!”翁同龢心悦诚服,“反正还是中堂管部,我的胆也大了。”
“我自然是一本初衷,宁愿惹人厌,不愿讨人好。”阎敬铭叹口气,欲言又止地好几次,终于道出了他心底的感慨:“说实话,我亦实在没有想到,朴园会执政。否则,我怎么样也不肯到这九陌红尘中来打滚!”
翁同龢也是一样,绝未想到醇王会代恭王而起。不过对两王的短长,他跟阎敬铭想法不同,醇王也有他的长处。总而言之一句话,自从慈安暴崩,慈禧独掌大权,再有贤王,亦恐无所展布。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期待皇帝亲政以后了。
转到这个念头,翁同龢有着无可言喻的兴奋,皇帝到底是自己教出来的,自己的一套治平之学,快将间接、直接地见用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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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六堂官,书香一洗铜臭,有人说,自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整洁的人才。汉缺一尚书两侍郎,翁同龢、孙家鼐是状元,孙诒经虽未中鼎甲,但一直是名翰林,更难得的是满缺的尚书福锟和左右侍郎嵩申、景善,亦是庶吉士出身。一部六堂,两状元、四翰林,就是最讲究出身的吏部与礼部,亦不见得有此盛事。
但是,国家的财政会不会比阎敬铭当尚书的时候更有起色,却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说,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而翁同龢这个状元又远非崇绮这个状元可及。读书人有所不为,更重名节,加以有阎敬铭这一把理财好手在管部,所以户部的弊绝风清,库藏日裕,是指日可期的。
另一种看法,也承认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操守大致可信。但除嵩申兼领内务府大臣以外,其他五个人都与内廷有特殊关系,福锟的帘眷日盛,是尽人皆知的事,景善则是慈禧太后母家的亲戚。汉缺三堂官,翁同龢、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孙诒经在南书房行走。师傅与南书房翰林,犹之乎富家巨室的西席与清客一样,向为深宫视作“自己人”。由此看来,慈禧太后完全是派了一批亲信在掌管户部,将来予取予求,正无已时。
外间有这两种看法,翁同龢都知道,他本人是希望符合前一种看法,不幸的是,后一种看法似乎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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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上了一个奏折,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广顺等人联名合奏,说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所谓“发款”,就是发给内务府造办处司官及各大木厂为了修三海,在工料上的垫款。这个奏稿,没有经过堂郎中立山,是不满立山的师曾等人所合拟,率直奏陈,司员“借口垫办,未免浮开及动多挟制”。又说:英绶与文麟的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大为生气,内务府大臣都传旨申饬,而师曾则申饬两次。
风声传到内务府,在上谕未发之先。立山听人约略说知,觉得痛快异常,堂官联络起来治他,不道自取其辱,来了个“满堂红”,尽皆遭申饬。当然,他也知道堂官不一定个个跟他作对,但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靠山如泰山一样,亦是件好事。
痛快归痛快,麻烦还是要料理。料理这场麻烦,也正是自己显手段的机会,他不必堂官找他去商量,先就跟敬事房刘总管悄悄讲好了,四千两银子为传旨申饬的内务府大臣们买回来一个体面。
也不知是那年传下来的规矩,大臣被传旨申饬,除了见于明发上谕以外,另由敬事房派出太监到家传旨。既称申饬,自须责备,起先不过措词尖刻,渐渐变成泼口大骂,以后愈演愈烈,竟成辱骂。太监的性情,乖谬阴贼的居多,论到骂人的本事与兴趣,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口衔天宪,奉旨骂人,还不过足了瘾?善骂的太监,真能将被申饬的大臣骂得双泪交流,隐泣不已。
为了免于受辱,少不得央人说好话,送红包。因此太监奉派传旨申饬,就成了个好差使。刘总管收到立山的四千两银子,自己先落下一半,其余的一半平均分派。别人都伸手接了银子,唯独有个叫赵双山的不肯接,说他该得双份。
“凭什么你就该双份?”刘总管问。
“师曾不是申饬两回吗?”
“这是一码事!”刘总管说,“你跑一回腿,得一份钱,天公地道。”
“怎么能算公道?既然总管这么说,我去两回就是了。”
就这一句话将刘总管惹火了,把手缩了回来,将银票放在桌上,“嘚!你一回也甭去!”他冷笑着说:“我的赵大爷,你请吧!我不敢劳动大驾。”
赵双山情知不妙,见机得快,陪着笑:“我跟你老闹着玩儿的,你老怎么真动气了呢?我去,我去!”说着,便自己伸手去取银票。
“去你的!”刘总管“啪”地一声,一掌打在赵双出手背上,咆哮着骂道,“你趁早滚开,少在我面前逞愣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真还少不得你赵双山不成?”
见刘总管动了真气,赵双山吓得赶紧跪下,旁人又说好说歹,替他求情。纵令如此,仍为刘总管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当然,差使还是交了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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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师曾就惨了。当赵双山赍着黄封到门时,他只当立山已经打点妥当,不慌不忙地唤家人备好香案,俯跪在地,只以为赵双山将上谕念过一遍,便算申饬过了。
赵双山也不慌不忙地,先念上逾前半段:“该大臣等所司何事,而任听司员等浮开挟制,肆无忌惮至于如此,所奏殊不成话!总管内务府大臣均着传旨申饬。”
念这段的声音相当平和,所以师曾丝毫不以为意,只等赵双山将“钦此”二字念出口,便待谢恩,谁知不然,还有下文。
“复据奏称,”赵双山的声音提高了,“英绶、文麟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等语,所奏殊属冒昧。文麟系师曾之子,该大臣不知道远嫌,尤属非是!着再行传旨申饬。师曾!”
“师曾在!”
“你们爷儿俩要脸不要脸……”
由此开始,赵双山尽情痛骂,将受自刘总管的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在师曾身上。而师曾挨了骂,还得磕头申谢,因为霉霆雨露,莫非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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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大臣全堂被申饬的上谕,到第二天才由内阁明发,不经军机而用“醇亲王面奉懿旨”的字样开端,提到内务府请“指款借拨”一节,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分作五年归还。
原来如此!翁同龢恍然大悟,同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他一直在担心,内务府为修园子垫借的款子,如果奉旨由户部筹拨,便是绝大的难题,不遵则抗旨,遵旨则有惭清议,而且愧对阎敬铭。如今指明由海军衙门借拨,兴此一例,户部将可以不再为难。当然,修园的工款,大部分还是得由户部来筹,只不过所筹者,是筹足定额的海防经费而已!
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在翁同龢固然可以装糊涂、逃责任,但却不能为清流所容。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
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拟好奏折,尚未呈递,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绍箕的同年杨崇伊,他们光绪六年一起点的翰林,此时都在当编修,杨崇伊也是翁同龢的小同乡。江苏籍的翰林大都看不起李鸿章,而李鸿章也常骂“吴儿无良”。唯独杨崇伊是例外,一向跟北洋衙门走得很近。
因此,黄绍箕见他来访,便存戒心,闲谈了好一会,杨崇伊忍不住探问:“听说老伯这几日将有封奏?”
“‘背人焚谏草’,父子也不例外。”黄绍箕答道,“家父有所建言,向来不让我与闻的。”
这话就显得不够朋友了!杨崇伊心里在想:谁不知道“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谏草大都出于爱子之手?只是心中不满,口头却无法指责,只好暗中规劝:“今天腊月十四了,急景凋年,何必还淘闲气?害得一个年都过不痛快!”
黄绍箕微笑不答,打定主意不让他有往深处探究的机会,杨崇伊话不投机,也就只好败兴而归。
黄绍箕自然将杨崇伊的话,告诉了他父亲,黄体芳笑笑说道:“反正这个年总归有人不痛快,不是我,就是合肥。或者两个人都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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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递了折子,第二天一早“黄匣子”送到慈禧太后寝宫里,让她一起身就不痛快。
召见军机的时候,首先就谈黄体芳的奏折。由于折子发下去时,并无指示,军机大臣都不明她的意向所在,所以不敢胡乱回答,都沉默着要先听了她的话,再作道理。
“黄体芳跟曾纪泽,是不是有交情啊?”
这样问话,用意不难明白。黄体芳的奏折中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的差使,责成曾纪泽专司其事。慈禧太后是想明白,黄体芳到底是帮曾纪泽说话,还是跟李鸿章过不去。
庆王奕劻无从置答,回身低声:“星叔,你回奏吧!”
署理兵部尚书许庚身,随即高声说道:“回皇太后的话,曾纪泽与黄体芳,并无渊源,不见得有什么交情。”
“照这样说,完全是看不得李鸿章!”慈禧太后说,“我看也是!黄体芳的话好刻薄。李鸿章这几年也办了不少事,真正有目共睹。说他光是会用钱,‘百弊丛生,毫无成效’,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
“是!”庆王附和着说,“黄体芳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黄体芳是侍郎,也算朝廷的大臣,又不是梁鼎芬这些新进的翰林可比。他上这个折子,我实在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怎么办?”
听这一说,她的意思完全清楚了,把黄体芳跟因为参李鸿章而丢官的梁鼎芬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她的恼怒。庆王便即答道:“应该交部严议!”
“对了!交部严议。”慈禧太后说道:“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都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你们拟一个批来我看。”
当时许庚身执笔,拟了一个交来,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誊在折尾上,发交吏部。批的是:“侍郎黄体芳奏,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一折。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审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开办伊始,该侍郎辄请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并谕曾纪泽遄归练师,妄议更张,迹近乱政。黄体芳着交部议处!”
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待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象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复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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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慈禧太后作了两个重要决定,也就是在明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由选秀女开始,为皇帝立后,一件是预备撤帘归政。
于是,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当面嘱咐,决定带皇帝去谒东陵。此行有三大典礼,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东陵上去行“敷土礼”。慈安太后暴崩于光绪七年三月,当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为病体初愈,不耐长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纪太轻,亦不能送葬。”四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她应该对慈安太后抱歉的事,决定趁撤帘归政之前,弥补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宜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
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那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如果此时为了不关轻重的仪注,可以容许慈禧太后不守礼制成法,便是开了一个恶例,将来皇帝亲政以后,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后尘,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试问礼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颜直谏?
当然,这些议论,关系重大,只能在最亲密的朋僚集会中,悄悄交谈,而礼部六堂官当然也都了解此事关系的重大,同时也颇警惕于士论不可轻忽,倘或曲从懿旨,修改仪注,引起士林不满,纷纷上书,那时言路上一定会有所表示,首当其冲的,便是礼部官员。
但如公然违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难处,而启銮的日子却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从李莲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礼部的一名跟李莲英拉得上亲戚关系的司官,特地备了一份丰腆的水礼,专诚拜访,屏人密谈,细诉其中的苦衷。
这些地方,李莲英极知大体,一口应诺,设法化解此事。
回到宫中,他自己不便进言,要跟荣寿公主去商量其事。
荣寿公主在宫中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慈禧太后对她有特殊的感情。最初是宠爱,加上她知礼识大体而得到的重视,及至指婚早寡,自然矜怜,再因为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太后又不免自觉愧歉。这爱、重、怜、歉四个字加起来,竟奇怪地起了畏惮之心。慈禧太后做一件不合礼制的事,或者制一件颜色花样过于鲜艳,不合老太后身分的衣服等等,总要叮嘱左右:“可别让大格格知道,让她说我两句,我可受不了。”
当然,这也因为荣寿公主凡有进谏,第一是一定有驳不倒的道理,其次是言讽而婉,暗中点到,从不伤慈禧太后的面子。因此,遇着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她虽义不容辞地一肩承担了下来,却不敢操切从事,只是默默盘算,耐心地在等机会。
※※※
这天是初选秀女的日子。一共九十六个人,三双姊妹花最受人注目。第一双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两个弟弟:一个叫照祥,一个叫桂祥。咸丰十一年秋天,慈禧太后母以子贵以后,她的父亲惠徵追封承恩公,照例由照祥承袭,已在光绪七年下世。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幼弟,平庸没出息,坐支都统的俸给,一天到晚躲在东城方家园老家抽大烟。他的两个女儿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大的“留下”,小的指婚,配了给“九爷”孚郡王奕譓的嗣子载澍。
第二双是长叙的女儿。长叙是陕甘总督裕泰的儿子,弟兄三个,老大叫长敬,做过四川绥定知府,早已下世,他的儿子是文廷式的至交,现在当翰林院编修的志锐。老二便是长善,字乐初,前几年当广州将军,大开幕府,广延名士,在将军署中有亭馆花木之胜的“壶园”,作赋论兵,饮酒赋诗,于式枚、文廷式、梁鼎芬三人就是在他幕府中结成了莫逆之交的。
长叙行三,早在光绪三年就当到侍郎,光绪六年与山西藩司葆亨结成儿女亲家,好日子挑在十一月十三,这天是圣祖宾天之日,国忌不准作乐,更何论办喜事?其时清流的气焰正盛,邓承修素服登门道贺,满堂宾客,既惊且骇。长叙赶紧派人去打听,邓承修已经上折严参,结果两亲家一起罢官。
经此挫折,长叙一直倒霉,直到前年慈禧太后五旬万寿,以“废员”随班祝嘏,才蒙恩开复了处分。他的这双掌上明珠,大的谨厚,小的娇憨,现在都跟文廷式在读书。九十六名秀女之中,要讲知书识礼,大概要推这两姊妹为首了。
第三双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论貌最美,大家猜测,一定也在留下之列。果然,九十六名秀女,“撂牌”刷下去的五十七个;指婚的三个;留下的三十六个之中,有德馨、长叙家的两双姊妹花。
选秀女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加以这天风和日暖,气候宜人,所以慈禧太后的兴致很好。荣寿公主看看是机会了,便在膳后侍坐闲话的时候,闲闲说道:“女儿从没有跟皇额娘求过什么,今儿个可有件事,得请懿旨恩准。”
“噢!”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是为你阿玛的事?”
她是指恭王。前年为了随班祝嘏,醇王为他乞恩,碰了个大钉子,这次谒陵,是由惇王出面,面奏准他扈从,结果仍是碰了钉子。慈禧太后只以为荣寿公主要为她生父说情是猜错了。
“阿玛?”荣寿公主装作不解地问:“女儿的阿玛,不是文宗显皇帝吗?”
这就是荣寿公主厉害的地方,礼制上一步不错,自己既然被封为固伦公主,当然不能再认恭王为父。慈禧太后见她这样回答,不能不改口问道:“是为你六叔说情!”
“不是!连五叔说情都不准,女儿怎么敢?不过倒也是说情。礼部拟仪注,既不敢违旨,又不敢违祖宗家法,而且其中有绝大的关碍,实在为难。皇额娘就准他们照原议吧!”
“绝大的关碍!是什么?”慈禧太后困惑地问。
“女儿现在也不敢说,圣明不过皇额娘,慢慢儿自然明白。总而言之,礼部没有错,不但没错,还真是回护皇太后、皇上。”荣寿公主跪下来磕头,“皇额娘信得过女儿,就准奏吧!”
慈禧太后沉吟了好一会说:“好吧!我信得过你。”
于是第二天就传旨,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的礼节,准照二月初十所议。话虽如此,慈禧太后却另有打算,只是时候未到,不便透露。
※※※
二月二十七,皇帝奉皇太后自銮谒东陵。留京办事的王公大臣派定五个人,惇王、大学士恩承、协办大学士福锟、户部尚书翁同龢、左都御史祁世长。
銮舆出东华门,慈禧太后照例先到东岳庙拈香,这天驻跸燕郊行宫。第二天驻白涧,第三天驻桃花寺。三月初一驻隆福寺,第二天清明,便是在普祥峪定东陵,为慈安太后陵寝行敷土礼的日子。
一到定东陵,慈禧太后先在配殿休息。一面喝茶,一面吩咐:“拿礼单来!”
礼单是早由礼部预备好的,到什么地方该行什么礼,一款一款写得清清楚楚,一检即是,随即呈递。
“怎么是这样子的礼节?”慈禧太后发怒了,随手将礼单往地下一摔,“让他们重拟!”
她实在是不愿行跪拜之礼。早就打算好的,临事震怒,使得礼部堂官张皇失措之下,不能不乖乖就范,而事过境迁,言官亦不便再论此事的是非。这个打算是连荣寿公主都不知道的,李莲英虽窥出意向,却不敢探问,因而此时面面相觑,不知何以处置?
当然,这只是片刻的迟疑,李莲英在这时候何敢违抗?很快地捡起礼单,亲自到阶前大声问道:“礼部堂官听宣!”
礼部六堂官都在,赶紧奔了上来,依序跪下,听李莲英传宣懿旨。
听明懿旨,跪在地上的礼部两尚书、四侍郎相顾失色,只有延煦比较沉着,但脸色苍白,说话的声音亦已经发颤了!
“这要争!”他气急败坏而又说不清楚,自己也感觉到失态,定定神便又说了一句:“这不争,国家要礼臣何用?”
于是,站起身来,整一整衣冠,踏上台阶。李莲英一看情形不妙,拦住他问:“延大人,你要干什么?”
“我当面给皇太后回奏。”延煦答说:“请李总管先替我代奏,我要请起!”
见此光景,料知拦他不住,李莲英只有惴惴然地叮嘱:
“延大人,你可别莽撞。”
“是的。”延煦点点头,表示领会他的好意,“我会当心。”
于是李莲英进殿为他回奏,说礼部尚书延煦,有话回奏,接着建议:“让他在殿门外跟老佛爷回话吧!”
李莲英是深怕延煦出言顶撞,惹得慈禧太后动了真气,不好收场。让延煦在门外回奏,则殿廷深远,声音听不清楚,他便可往来传话,从中调和腾挪,不致发生正面冲突。说来倒是一番好意,但延煦并不能领会。
“奴才不能奉诏!”延煦跪在门外,大声直嚷:“皇太后今天到这里,不能论两宫垂帘听政的礼节,只有照显皇帝生前的仪注行事。”
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刚要发话,李莲英已经出言呵斥:“延尚书!不管你有理没理,怎么这样子跟皇太后说话!”
这是回护延煦,他那一句“有理没理,不该这样子说话”,正说中慈禧太后心里的感觉,立刻便消了些气,吩咐李莲英:“有话让他起来说!”
延煦长跪不起,“皇太后不以奴才不肖,命奴才执掌礼部,如今皇太后失礼,奴才不争,是辜恩溺职!”他略停一下又说:“祖宗的家法,决不可违,奴才不争,虽死无面目见祖宗。皇太后不准奴才的奏,奴才跪在这里不起来!”
“嘿!”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的荣寿公主,用一种好笑的口吻,轻声自语似的:“竟在这儿撒赖了!”
慈禧太后的性情,有些吃硬不吃软,此时对延煦不免起了好奇心,也不过一个“黄带子”,竟象吃了豹子胆似的,敢于如此顶撞,岂不可怪?倒要仔细看看这个人。
“让他进来!”
这一进来面对驳诘,就真个非闹成轩然大波不可。荣寿公主一眼望见李莲英求援的眼色,立即便说:“让他跪着吧!
老佛爷该更衣了。”
“喳!”李莲英响亮地答应,转脸关照慈禧太后贴身侍奉起居的宫女瑞福:“伺候礼服。”
实在是素服,为了字眼忌讳,称为礼服。早就预备妥当,等将慈禧太后拥入临时准备的寝殿,瑞福率领十一名同伴,一起动手,片刻之间,便可竣事。
荣寿公主也帮着在照料,她一面弯腰为慈禧太后系衣带,一面自言自语地念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你念的什么?”慈禧太后问道:“你说谁是忠臣?”
“杨廷和。”
“杨廷和!”慈禧太后问:“明朝的杨廷和?”
“是。”
慈禧太后默然。当年文宗崩于热河,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回京,垂帘听政之初,南书房翰林奉敕编纂一本《治平宝鉴》,专谈历代圣君贤臣的故事,由出身词科的大臣,在帘前进讲。慈禧太后宫中无事,亦常拿这本书作教本,为妃嫔宫眷讲解,所以她记得起杨廷和这个人。明武宗嬉游无度,自殒其身,崩后无子,自湖北安陆奉迎兴献王长子厚炜入承大统,建号嘉靖。嘉靖帝要追尊所生,称兴献王为“兴献皇帝”,为“皇考”,而坚持以为不可的,正就是首辅杨廷和。
“你拿杨廷和比作什么人?”慈禧太后问道:“跪在殿外的那一个?”
“皇额娘知道了,何必还问女儿?”
慈禧太后微微摆头:“他不配!”
“他虽不配,他可以学。”荣寿公主略停一下,用虽低而清楚的声音说:“有一天有人在这里要改礼单,用什么‘皇嫂’的字样,但愿礼部尚书仍旧是跪在门外的那个人!”
慈禧太后瞿然而惊,转脸看着荣寿公主,极有自信地说:
“他不敢!”
这个“他”就是荣寿公主所说的“有人”,都是指醇王。有一天醇王如果想当“太上皇帝”到祭奠定东陵时,自然不肯用臣礼,自然要改礼单。如果有延煦这样的礼部尚书,敢于犯颜力争,那就是“疾风知劲草”了。
当然,慈禧太后听政之日,醇王不敢,但在她身后呢?这话不便直说,有宫女在旁,也不便直说,荣寿公主便很含蓄地答道:“只怕有张锺、桂萼。”
张锺、桂萼都是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中,迎合帝意而起家的。慈禧太后到这时候才算彻头彻尾地省悟。延煦执持家法与文宗在日的仪注,长跪不起来力争,不是有意跟自己作对,而是有着防微杜渐,以礼制护国本的深意在内。
“你们出去!”慈禧太后向宫女们吩咐。
“是。”瑞福领头答应。
“慢着!”慈禧太后特为放缓了声音:“你们谁听懂了大公主的话?说给我听听,说对了,我有赏!”
这个“赏”不贪也罢!瑞福急忙答道:“奴才那儿懂啊?”
慈禧太后脸色一变:“不懂就少胡说。谁要是多嘴,活活打死!”
宫女们都吓得打哆嗦,有人甚至赶紧掩住了嘴,悄没声息地都退了出去。
不久,慈禧太后由荣寿公主搀扶着,回到配殿,她的神色恬静平和,吩咐李莲英传旨:准照礼部所进的礼单行礼。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突然之间化作光风霁月,殿外踧踖不安、屏息以待的王公大臣,无不称颂圣明。延煦亦顿时成了英雄人物,然而都只是投以佩服的眼光,却没有人敢跟他谈论此事,因为蕴含在其中的深意是绝大的忌讳,多言贾祸,宜效金人。
※※※
三月初七,两宫还京,皇帝是午初到的,慈禧太后是傍晚到的。留京办事,并须在宫内值宿的翁同龢,交卸了差使,本可以回家高枕酣眠,却以有事在心,一直睡不安稳。明知第二天并无“书房”,依旧夜半进宫,打算一派了“闱差”,随即谢恩出宫,打点入闱,可以省好些事。
天刚亮宣旨,派定这年会试的考官,正总裁是崇绮告病开缺,新近调补为吏部尚书的锡珍,副总裁三位:左都御史祁世长,户部侍郎嵩申、工部侍郎军机大臣孙毓汶。
翁同龢满心以为自己会膺选这一科的主考,而且也非常想得这一科的主考,好将一班名士如张謇、文廷式、刘若曾等等,网罗到门下。因而见到这张名单,惘然若失,整日不怡。
失望的不止于翁同龢,更多的是信得过自己笔下的举子。所谓“场中莫论文”,大致指乡试而言,会试聚十八省菁英,争一日之短长,是不容易侥幸的。运气的好坏,就看主司可有衡文的巨眼?象去年秋天新科举人复试,吏部尚书徐桐拟题,试帖诗的诗题是:“校理秘文”,将个“秘”字写成“衣”旁一“必”,成了白字,通场二百多人,都不知所本,相约仍旧写作“秘”。如果遇着这样不通的主司,纵有经天纬地的识见,雕龙绣凤的文采,亦只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
这一科的正副总裁,除了祁世长以外,没有一个是有文名的,而祁世长又笃守程朱义理,论文讲求厚重朴实,不会欣赏才气纵横之士。因此,“听宣”以后,首先文廷式就凉了半截,回到家,一言不发,只在书房里枯坐发愣。
“怎么回事?”梁鼎芬的龚氏夫人,关切地问:“高高兴兴出门,回来成了这副样子。”
“唉!”文廷式叹口气,“这一科怕又完了!”
“没有说这种话的。还没有入闱,就先折了自己的锐气。”
龚夫人问道:“翁尚书是不是大主考?”
“不是!”
“潘尚书呢?”
“也不是!”
龚夫人知道他不愉的由来了。往常文酒之会,她也在屏风后面听文廷式的同年谈过,上年顺天乡试,多得佳士,都因为怜才爱士的潘祖荫、翁同龢主持秋闱,但望今年春闱,仍旧有他们两人,那就联捷有望了。不想这两位为士林仰望的大老,一个也不曾入闱。
她心里也为文廷式担心,然而口中却不能不说慰勉激励的话。
“芸阁,”她扬一扬脸,摆出那种仿佛姐姐责备弟弟的神色,“你自己都信不过你自己,又怎么能让考官赏识你?”
“也不知怎么的?”文廷式叹口气说,“今年的得失之心,格外萦怀,深怕落第,对你不起。”
“这你就错了!”内心感动的龚夫人,想了一下答道:“记得在随园诗话上看过两句落第诗:‘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颜对俗人。’你考上也好,考不上也好,反正在我来看,你总是迟早会得意的才子。”
将来得意是一回事,这一科落第又是一回事。他所说的“对不起你”,不是她所想的各场蹭蹬,而是债主临门。梁鼎芬去年离京,还留下好些“京债”,这半年多又拉下好些亏空,倘或会试下第,放京债的立刻会上门索讨,岂不教她烦心?就算能设法搪塞得过去,而“长安居、大不易”,那能逗留在京里,从容等到三年之后的下一科?看来榜上无名之日,就是出京觅食之时。
这话只能放在心里,此时来说,徒乱人意。文廷式想来想去,只能强抛忧烦,打起精神,全力对付会试,才是眼前唯一的排遣之道,因而换个话题说:“后天上午进场,考具依旧要麻烦你。”
这是龚夫人第二次为他料理考具。有了去年送他赴秋闱的经验,这一次从容不迫,分作两部分来预备,一具藤箱、号帘、号围、钉子、钉锤、被褥、衣服、洋油炉子、茶壶、饭碗等等;一只三槅的考篮,只有最下面一槅是满的,装着茶米油酱等等食料,还有两槅空着。
“笔墨稿纸,要你自己来检点,笔袋卷袋,我都洗干净了,在这里!”龚夫人抽开第一槅指点着,“进场吃的菜跟点心,明天下午动手做,早做好会坏。”
“也不必费事,买点酱羊肉、‘盒子菜’这些现成的东西就可以了。顶要紧的一样……。”
“‘独爱红椒一味辛。’”她抢着念了一句他的词。文廷式笑了,“我想你不会忘记的。”他说,“也不要忘了给我带瓶酒。”
“算了吧!”她柔声答说,“你的笔下快,出场得早,第一场完了,回家来喝。”
“不!”文廷式固执地,“初十上半天入闱,要到晚上子初才发题。十一那一整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弄完,要到十二才能出闱。空等这一夜太无聊了,不以酒排遣怎么行?”
“那好!我替你备一瓶酒。不过你得答应我,一定要文章缴了卷才能喝。”
“是了!我答应你。”
于是一宿无话。第二天上午,他料理完了笔墨纸砚,以及闱中准带的书籍,便出门访友。等傍晚回家,龚夫人已经预备好了带入场的食物,另外做了几样很精致的湖南菜,预祝他春风得意。等酒醉饭饱,又催着他早早上床,养精蓄锐,好去夺那一名“会元”。
文廷式一觉醒来,不过午夜,起来喝了一杯茶,遥望隔墙,犹有光影,见得她还不曾入梦。她在做些什么?是灯下独坐,还是倚枕读诗?他很想去看一看,但披上长衣走到角门边,却又将要叩门的一只手缩了回来,只为明天要入闱了,应该收拾绮念,整顿文思。
重新上床却怎么样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一直折腾到破晓,方觉双眼涩重,渐有睡意。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惊而醒,霍地坐起身来,但见曙色透窗纱,墙外已有辘辘车声了。
文廷式定定神细想,梦境历历在目,一惊而醒是因为自己的“首艺”。第一场的试卷,被贴上“蓝榜”,因为卷子上写的不是八股文与试帖诗,而是一首词,他清清楚楚记得是一阕《菩萨蛮》:
“兰膏欲烬冰壶裂,搴帷瞥见玲珑雪;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徐将环珮整,相并瓶花影;敛黛镜光寒,钗头玉凤单。”
“奇梦!”他轻轻念着:“‘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
不自觉地浮起去年冬至前后雪夜相处的回忆。
这份回忆为他带来了无可言喻的烦乱的心境。旖旎芳馨之外,更多的是悔恨恐惧,他想起俗语所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不知道在“含娇故起辞”到“徐将环珮整”之间那一段不曾写出来的经过,是不是伤了阴骘?
为了这个梦,心头不断作恶。三场试罢,四月十二到琉璃厂看红录,从早到晚,还只看到一百八十名,不但他榜上无名,连南张北刘——张謇与刘若曾亦音信杳然。
回得家去,自然郁郁不欢。龚夫人苦于无言相慰,又怕他这一夜等“捷报”等不到,是件极受罪的事,便殷勤劝酒,将他灌得酩酊大醉。却还期望着他一觉醒来,成了新科进士。
醒来依旧是举人。上年北闱解元刘若曾,第二张謇,竟以名落孙山,这使得龚夫人好过些,也有了劝他的话,“主司无眼,不是文章不好。”她说,“大器晚成,来科必中!”
“但愿如此!”文廷式苦笑着,心中在打算离京之计了。
当然,这不是一两天可以打算得好的,而且榜后也不免有许多应酬,要贺新科进士,也要接受新科进士的慰问。一个月之间,荣枯大不相同,文廷式不是很豁达的人,心情自然不好,应酬得烦了,只躲在长善那里避嚣。
“告诉你一件奇事。”志锐有一天从翰林院回来,告诉他说:“醇王要去巡阅海军……。”
“那不算奇。新近不是还赏了杏黄轿了吗?”
“你听我说完。醇王巡阅海军不奇,奇的是李莲英跟着一起去。”
“那,那不是唐朝监军之祸,复见于今日了吗?”
“是啊!”志锐痛告而不安地,“可忧之至。”
“这非迎头一击不可!此例一开,其害有不胜言者。不过须有一枝健笔,宛转立论,如陈驵庵、张香涛诤谏‘庚辰午门案’,庶几天意可回。”
“我也是这么想。这通奏疏一定要诚足以令人感动、理足以令人折服,不但利害要说得透彻,而且进言要有分寸,不然一无用处,反而愈激愈坏。”志锐仰屋兴叹:“现在难得其人了!”
“只要细心去找,亦不见得没有。”
“芸阁,”志锐正色问道,“你能不能拟个稿子?我找人出面呈递。”
文廷式报以苦笑:“我现在这种境况,心乱如麻,笔重于鼎,何能为力?”
“好吧!”志锐无可奈何地,“等我来想办法。”
志锐的办法,不用文字用口舌,他决定鼓动他的姐夫“谟贝子”劝醇王力争。主意一定,立刻写了一封信,专人送给奕谟。
奕谟倒也很重视其事,接到信便套车直驱适园,只见王府门庭如市,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军机处、神机营,以及北洋衙门的官员,纷纷登门,都是为了醇王出海巡视舰队这一件大清朝前所未有的举动。有的是有公事要接头;有的是办差来回复车马准备的情形;有的是随行人员请示校阅海军的地点日程;有的是因为醇王这一次离京,起码有个把月之久,许多待办的紧要公事,要预作安排,以致奕谟等了有半个时辰,方始见到醇王。
这是他们二十天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上次见面之时,还没有派醇王巡阅海军的上谕,因而奕谟首先问道:“这一次派七哥出海,大家都认为应有此举,只不明白,怎么会有李莲英随行?”
为何有李莲英随行,醇王亦不大明白,照他的想法,也跟派太监悄悄到南苑去看神机营出操那样,无非慈禧太后怕臣下瞒骗,特地遣亲信作耳目。但太监出京,到底过于招摇,因而当时便表示拒绝。拒绝得有一个借口,他的理由是,李莲英三品顶戴,职分过大,似乎不便。那知慈禧太后答得很爽利:“让他带六品的顶子好了。”这一下,别无推托余地,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现在听奕谟问到,他先不作答,看看他手中的信说:“怎么?外头有什么话?”
“七哥看!这是志伯愚的信。”
信写得很切实,说本朝尽惩前明之失,不准太监出京,更是一项极圣明的家法。同治年间安德海在山东被诛,两宫太后与穆宗的宸断,天下臣民,无不钦敬感佩。现在李莲英奉旨随醇王出海巡阅海军,自然不敢妄作非为,但此例一开,随时可以派太监赴各省查察军务,督抚非醇王之比,必不能抑制此辈。这样,远则唐朝宦官监军之祸,近则前明“镇守太监”之非,都将重现于今日。最后是劝奕谟:“曷不勿以口舌争之,当可挽回体制不少。”
话是说得义正辞严,掷地有声,无奈到此地步,生米将成熟饭,万难挽回。但如老实相告,说慈禧太后如何如何交代,奕谟或许会责难:当时为何不据理力争?同时也一定会极力劝说,不折不挠,务必设法请上头收回成命,岂不是平添许多麻烦。
这样想着,便不肯道破真相,索性自己承认过错,“是我不好,我自己奏请派遣的。”醇王说道:“我不能出尔反尔。此刻无法争了,以后我想法子把他们压下去就是了。”
这一回答,大出奕谟的意料,骇然问道:“七哥,你怎么想起来的?奏请派太监随行!这不是长他们的气焰吗?”
“我亦是一番苦心。”醇王勉强找了一个理由:“让他们在深宫养尊处优的人,也看看外头的情形,让他们知道风涛之险,将士之苦。”
话也还说得通,不过醇王老实,言不由衷的神色却不善掩饰,所以奕谟微微冷笑:“七哥倒真是用心良苦。不过在我看,自以为有了坚甲利兵,或许反长了深宫的虚骄之气。”
“不会,不会!你看着好了。”
“但愿如七哥所言。”奕谟又问:“七哥是不是要把御赐的杏黄轿带了去?”
“那怎么可以?”醇王懔然作色,显得相当紧张郑重,“逾分之赐,恩出格外,为臣下者,岂可僭越?”
对于延煦在东陵争礼的深意,奕谟亦约略听人谈过,很疑心慈禧太后特赏醇王及福晋乘坐杏黄轿,就象雍正对年羹尧的各种“异数”一样,是有意相试,看他可有不臣之心?所以此刻见到醇王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知道他已深深领悟到了持盈保泰的道理,自然感到安慰。
不过,他也许只是如条几上所摆的那具“欹器”,记取孔子的教训:“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未见得想到,慈禧太后对他已有猜忌之心。这一层,最好隐隐约约点他一句。这样想着,正好抬头发现醇王亲笔所写的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便即指着那张字,故意相问:“何谓‘天样大事’?”
“这……,”醇王为他问住了,“无非形容其大而已!”
“‘事大如天醉亦休’,是少陵的诗。不过,我倒觉得,出诸七哥之口,别有深意,要让子孙明白才好。”
醇王听他的话,有些发愣,但很快地脸色一变,是更深一层的戒慎恐惧。显然的,他已经领悟到了,慈禧太后始终存着戒心,有一天他会以皇帝本生父的身分,成为无名有实的“太上皇。”
“我错了!”他颓丧地说,“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急流勇退?”
“存着这个心就可以了。”奕谟反觉不忍,安慰他说,“‘上头’到底也是知道好歹的。”
等奕谟告辞,醇王一个人发了好半天的怔,正在心神不定,坐立不宁之时,有人来报:“荣大人来了。”
荣禄现在又成了适园的常客了。他是上年年底,由醇王提携,以报效神机营枪枝的功劳,开复了“降二级调用”的处分,仍旧成为一品大员,但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请求暂不补缺,经常来往适园,作为醇王的智囊。这时听得他到,心头一宽,立即延见。
“仲华,”他悄悄问道:“言路上有什么动静?”
荣禄知道,这是指的李莲英随行一事,便从容答道:“此刻还没有动静。不过十目所视,等他回来,也许会有人说话。”
“这件事,实在出于无奈。”醇王叹口气说,“现在越想越担心。”
“王爷既然已经想到,宜乎未雨绸缪,该透个信给他。”
“怎么说法?”
“他,”荣禄忽又改口,“其实,我看他也知道,他究竟不比小安子那样飞扬浮躁。”
这是说,李莲英应该以安德海为前车之鉴,醇王深以为然,但不知道这话该怎么透露给本人?便又向荣禄问计。
“我看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就算他自己知道,也再提醒他一次,总没有错儿。你看,这话该怎么说才合适?”
荣禄想了一下答道:“也不必专跟他说。王爷不妨下一个手谕,通饬随行人员,不得骚扰需索,如敢不遵,指名参办。我想,他总也有数了。倘或不然,王爷不妨拿府里的人作个杀鸡骇猴的榜样。”
“对,对!这个法子好。你就在这里替我拟个稿子。”
说着,醇王亲自为他揭开砚台的盖子。荣禄赶紧亲自检点纸笔,站在书桌旁边,为醇王拟了一道手谕,虽是一派官样文章,语气却很严峻。醇王看完,画个花押,随即派侍卫送到海军衙门照发。
“还有件事,我只能跟你核计。昨儿立豫甫告诉我说,上头已有口风露出来:说这多少年真也累了,想早早归政。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句话不能随便回答,荣禄想了好半天答道:“王爷只当没有这回事最好。”
“要不要得便先表示一下,请上头再训政几年?”
“不必!”荣禄大摇其头,“那一来倒显得王爷对这件大事很关切似地。”
“说得是!”醇王深深点头。
“上头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无从悬揣。反正,果然有这个意思,自然先交代王爷,那时再回奏也还不迟。”
“是的。”醇王想了一下又说,“最好先布置几个人在那里,到时候合词陈奏,务必请上头收回成命,比较妥当。”
“不用布置。到时候自然有人会照王爷的意思办。”醇王点点头,想到另外一件事,“仲华,”他问,“你看,上头要叫皮硝李跟着我去,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莲英未净身入宫以前,做的是硝皮的行当,所以有这么个“皮硝李”的外号。荣禄心想,醇王这话可是明知故问?
如果他真无所知,话就只能说一半了。
说一半就是只说一件。李莲英此行的任务,据荣禄所知,一共有二,其中之一是,慈禧太后想要知道,醇王的声望到底如何?这自是“雄主猜忌”之心,说给忠厚老实的醇王听,会吓坏了他,不宜多嘴。
于是他只说另外一半:“北洋练兵,水师也好,海军也好,花的钱可真不少了。上次不有人说,济远舰不值那么些钱?后来李少荃奏复,不如外间的传言,事情算是压下来了。不过上头到底有些疑心,派皮硝李去,我想,就有个明查暗访的意思在内。”
“说得有理,倒要留点神。”
于是他第二天便传下话去:这一次校阅,务必大张军威,意思是要让李莲英震眩于军容之盛,好回去向慈禧太后侈谈其事,觉得大把银子花得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