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可以王绍徽为例，后者可以石三畏为例。王绍徽原以排击东林出名，曾经编过一部《东林点将录》，以李三才拟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拟作“及时雨宋江”，杨涟拟作“大刀关胜”，汪文言拟作“鼓上蚤时迁”。而崔呈秀所进的《天鉴录》，则以王绍徽与于“真心为国，不附东林”之列，因此左光斗被逐后，王绍徽得代以为左佥都御史，很快地迁升为吏部尚书。魏忠贤叔侄要加官晋爵，王绍徽无不唯命是从，但他亦有不可抹杀的一面，《明史·阉党传》：

至忠贤遣内臣出镇，绍徽乃偕同官陈“四不可”。王恭厂、朝天宫并灾，绍徽言诛罚过多，忤忠贤意，得谯让。

按：史书称某某建筑物“灾”，都指火灾，而“王恭厂灾”是火药爆炸，《旧京遗事》言：

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旧在城西南包家街，天启乙丑以药发毁……击坏西城两三条街，伤百许人。

又《畿辅通志》及《两朝从信录》亦皆记其事，时间在天启六年丙寅五月，非乙丑。火药局爆炸，当然是管理有问题，这与天然的灾难不同，确是当政者值得警惕的事。王绍徽以此上言，虽“得谯让”，仍有所陈：

已复上言：“四方多事，九边缺饷，难免催科，乞定分数、宽年限，以缓急之宜付抚按。正殿既成，两殿宜缓。请敕工部裁省织造、瓷器诸冗费，用佐大工。奸党削除已尽，恐藏祸蓄怨，反受中伤，逮系重刑，加于封疆，显过三案巨奸，则人心悦服，余宜少宽贷。”复忤忠贤意。

因此，王绍徽为阉党中后起者所排击，魏忠贤未有表示，削职而去。

石三畏为魏忠贤“十孩儿”之一，又跟崔呈秀有密切关系，“锻成杨、左之狱，咆哮特甚”。有一天他到亲戚家赴宴，魏良卿亦在，伶人来请点戏，石三畏喝醉了酒，忘却忌讳点了一出“刘瑾酗酒”。魏良卿回去告诉他叔叔，魏忠贤以为石三畏有意讥讽，大怒，革了他的职。及至魏忠贤事败，石三畏反以此为功，得复官为御史，后来为人所劾，指出真相，依旧削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