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这两段文章来作一比较，似乎“长陵功德碑”述成祖当时的态度，假仁假义，不甚可信；而《成祖实录》较为“亲切真实”。其实不然，我认为仁宗述父比宣宗述祖较为接近真实。除却假冒为善的态度不论，在“长陵功德碑”中，至少让后世知道了四件事：

第一，成祖入驻金川门后，曾有文件致建文帝。

第二，“大圈圈中的小圈圈”的皇城已闭，不纳成祖，如果他一定要入宫，就非用武力不可，而成祖不愿这样做，因为怕激起忠臣义民更深的反感。

第三，宫内火起，成祖曾派兵驰救。

第四，在仁宗即位之初，天下尚对成祖的篡夺不满，所以仁宗御制长陵碑文，不能不以谦卑的语气，婉转解释。

到了宣宗朝，大家对成祖的恶感比较淡了，而碑文中的语气，显得有些低声下气、做贼心虚，并且有些事实亦显然不符，如所谓“奸臣苍黄”这句话就已证明不实，原来“靖难”师起所指的“奸臣”只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人，连方孝孺都不在内；而齐、黄二人，城陷之日不独不在御前，且不在京城，然则“闭皇城门不内”虽为事实，而“奸臣苍黄”、“胁建文帝自焚”这两句话，却无着落。因此宣宗要在“实录”中“改正”。

历朝凡先帝有失德，子孙要瞒天下人耳目，辄以在“实录”中动手脚为主要手段，但作伪者心劳力绌，真相是无论如何湮没不干净的。且不说有许多私人笔记可作旁证，即以前后修改痕迹来看，亦足资为事实的判断，加以“长陵功德碑”和《成祖实录》对勘，诚所谓“越描越黑”。试作简单分析如下：

第一，宣宗要表示建文帝亦有投降之心，所以有“欲出迎”之语。

第二，宣宗要表示群臣离心，多以为天命有归，纷纷投诚，所以说“左右悉散，唯内侍数人而已”。

第三，因为无人为他引见成祖，所以自焚；“我何面目相见”之叹，是要表示建文帝自觉所谓“忠臣”，急难之时，各奔前程，弃而不顾，可见自己知人不明，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第四，“长陵碑”中有个大漏洞，即对建文帝的“尸首”没有交代，因而宣宗补上一笔。此“中使”是成祖的太监，自然不会欺主，则所出建文帝之“尸”，可见绝不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