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梅站在董丹面前，由他导演向左或向右转身。她身穿一件白色套头针织衫，下着一条刚到膝盖的牛仔布蓝裙。这身打扮既让她曲线毕露，同时又有女学生似的简约和随意，仅仅靠深红色唇膏才让她那么一点成熟。董丹决定带她去吃宴会。这天有一场“扶贫济困”的募捐会，之后有一餐午宴。

在往饭店去的路上，董丹叮嘱小梅决不要跟人说话，别人问什么都回答是或者不是，如果他们继续烦她，她就拿起照相机跑开，假装发现了千载难逢的精彩镜头。可千万注意别把照相机拿颠倒了。对准目标时，记住摘下镜头盖。贴着镜头的那只眼睛睁开，另一只闭上，可别闭错了眼睛，那就露马脚了。千万记住，绝对别开口。一开口，别人准能识破她的宴会虫身份。

在饭店的阶梯口，小梅突然停下来，说她不想去了。

“为什么？”

“我不喜欢吃鱼翅。”

“你没吃过怎么知道？”董丹尽量不嚷嚷，同时四下观望可有什么人在附近。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俩是一伙的。

“我不喜欢鱼翅。”小梅压低了嗓门。

“我保你会喜欢，饭店里一小碗就卖三百块呢。”

“我从来不下馆子。”

“吃了鱼翅你的皮肤就会光滑白嫩，跟豆腐似的。”

“我也不喜欢豆腐。”她的语气像在哀求。

望着她，董丹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无比的温柔，他忆起了他们初识的情景，也是同样的怜惜令他满心柔情。

“那我回家了？”她问道。

“还花了钱买这身衣服呢。”

他开始板脸了。她不说话了。想到一百多块钱花在这套衣服上，却无用武之地，令她心疼。这笔钱可以买两袋面粉，足够她在乡下的那一大家子人吃两礼拜面条。她叹了一口气，重新壮起胆子，抬头直视前方。

“你舍得把你那份儿三百块钱的鱼翅往泔水桶里倒？”董丹问道。

她长长吁了一口气。

“都是头回难，以后就不怕了。你就跟着我，别靠得太近就行。”他一面登上花岗岩阶梯，一面继续给她指示。上到楼梯顶端他一回头，看见小梅跟他只隔了两步远，他瞪了她一眼，要她保持一点距离。

可她偏不。

他走到报到处的时候，她呼出的热气都触到了他的后脖颈。签了名，交出名片，董丹用气声跟小梅说，她这样步步紧跟会给他们两人惹麻烦，可她就跟没听见似的。他找个机会就给小梅使眼色、打手势，可是她依然寸步不离。进了会议厅以后。她挑的座位也在他正后方。当董丹听见有人问小梅她旁边的椅子有没有人坐时，他紧张得两手冒汗。是那个矬子的声音。小梅说有人坐，她帮一个朋友占位子。矬子接着问，她朋友去哪儿了？去厕所了。小个子只好侧起身从走道中间杀出一条路，往前排走去。前排没人坐，因为中途想起身溜走太难了，目标太大。

董丹干脆改变战略，坐到小梅的右边。

主持人介绍完今天的赞助人之后，就宣布记者会开始。

“把你的笔记本拿出来。”他低声耳语时，嘴唇几乎毫不挪动。“还有笔。现在，看一眼发言的人，在本子上写几下。”

“写什么？”

“什么都行。”

“到底写什么？”她轻声问时，目光注视着舞台上正神采飞扬致辞的那个募款活动的董事。“向自己的同胞奉献爱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使命，决不能让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因为贫困失学……”

“随便写，只要你的笔在动就行。”

“这支笔不好写。”

“没事，只要它动就成。”

那个董事语气转为沉痛：“在我们国家里，贫困地区的农民不能享受医疗已经是遗憾，但如果不对自己的同胞伸出援助之手。而让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插一杠子，那更是耻辱。”

“把他说的记下来。”董丹告诉小梅。

“他的话里头有好多字，我不会写。”

“你就写你自己的名字。”

她果然照做。他偷瞄了她一眼，这才放心了。她十分认真地把自己的名字写了整整两行，认真得嘴唇都合不上。为了不让她左边的人看到她在写什么，她还刻意把笔记本的封皮立了起来。整整一页都写满了她的名字之后，她开始画圈圈。

午宴要开始了。她叫他别担心，她已经能应付了。当她起身去找餐桌的位子时，董丹告诉她，举办单位可能会给一个信封，里头装的钱叫做“车马费”大概两三百块。可千万别当场就数钱，那样不好看。她只需要按照要求，给他们看她的身份证，然后签名就可以了。

今天的餐宴十分盛大，共有五十桌。一些面色黝黑的农民代表和今天最大的捐款者共桌，坐在靠近主席台的地方。再过一会儿，还将有一个仪式，捐赠的钱、医疗器材、药品及计算机被一一接收。

董丹的眼睛一直紧盯着离他几张桌子远的小梅。这时一个农民模样，三十多岁的男人来到了董丹身边。他自我介绍叫白钢，是一个叫什么莉莉的中年女人介绍他来找董丹的，是某村的会计。那么莉莉又是何许人也？她是“农民减税委员会”的成员。董丹说，他想起来莉莉是谁了。他心里其实在为小梅操心，因为他忘了告诉她，鱼翅特别滑，吃的时候，要用汤勺帮着筷子。

“莉莉告诉我，您常去乡下，对村一级干部的腐败做过一些调查……”

“我对农民是很了解。”董丹道。

“那你一定得跟我来一趟。”

“现在？”

“现在。”

白钢的一双眼睛小而有神，四周布满了鱼尾纹。他说这个募捐会上的人都被蒙蔽了，坐在主宾席位的家伙才不是什么农民代表：他们是农民的叛徒，把捐给农民的钱都自己贪污了下来，等到这笔钱到农民的手里时，恐怕连捐款的百分之十都不到。

“记者同志，这样的事在每个省、每个乡和村连年发生。如果您跟我来，我会给您看证据。”

董丹有些迟疑地站起身。他又看了小梅一眼，她正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儿，看起来快要睡着了。他跟这位叫白钢的农民说，等他这儿的采访结束再跟他去。

“真实情况在这儿采访不到。”白钢道。他的口齿清晰、反应灵敏，不像一般农民。过一会儿董丹弄明白了，他是个农民知识分子，村里的会计。

第一道菜上来了。用的食材全是来自海里，服务生解释道，连这些精巧的饺子外面所包的皮都是掺了海苔做的。

“你在这儿听不到一句真话。”白钢说。他用下巴点了点那盘菜，说这正好说明了募捐来的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些募捐单位和农民代表勾结在一起，把农民剥削得骨头都不剩。媒体却装着对这种事毫无所知。

董丹眼看自己是给缠上了。他跟着白钢在桌子间穿梭时，又瞄了小梅一眼，她正在吃那些用海苔皮包的饺子。他为她高兴，至少她前半生错过的好东西这会儿在这有了点儿弥补。他不想看着她活一辈子，饮食史上留下太多空白。

走出了饭店，正午的太阳当头，董丹意识到有人跟在他们后面。又是那个矬子。他距离他们十步远。董丹向白钢建议打的，但是白钢说他们要去的地方并不远。董丹发现小个子依然在尾随。董丹拉着白钢走到马路对面，佯装要去为他的录音机买电池，想暗暗观察矬子。这样和他平行，观察他方便多了。小个子似乎在思索，不时停下来做笔记。

当董丹在小杂货摊前停下来时，那小个子也停了下来，并从包里拿出了一罐水。为什么这矬子不放过他？他和董丹之间不存在为了宴会虫的营生竞争的问题，因为他本身是货真价实的记者，还有一位摄影师的搭档。董丹愤怒起来，想象着自己冲过马路、揪住该死的矬子的衬衫，揍他个昏天黑地。不，他不要揍他，他要杀了他，彻底铲除他。只有这样，董丹才能够安心地当他的宴会虫，赚取他微薄的生计。

这时白钢跟董丹讲述起来。他们村的村干部拿到钱之后，夜夜吃喝，不管那些捐款是为了洪灾后道路抢修、还是为了学校和诊所的兴建。白钢说关于这些人贪污的款项，他藏有一本秘密的账簿。

“他们除了吃，还是吃。一旦有上级派人下来检查，他们就请他们大吃特吃，然后检查小组就把这些所谓农民代表们的话汇报上去。”

矬子现在驻足在一个书报摊前。他一边随手翻阅一份报纸，一边跟女店员打听什么，然后继续往前走。董丹怒不可遏，两只拳头直是痉挛，它们也许会失控，像挣脱绳套的西伯利亚狼犬那样冲出去。董丹的拳头曾经常常自作主张地冲出去，在厂里是有名的两只拳头。

“你怎么样？”董丹扬声喊道，客气的语调让自己都吃了一惊。

矬子抬起头四下找寻是谁在喊他，看上去倒真的像是自然反应。发现董丹站在对街，小个子面露喜色，隔着车流试图跟董丹交谈，对他们的不期而遇表现出由衷的开心。要不他就是个天才的演员，要不就是他确实没有跟踪董丹。

“还有一场应酬？”等交通的喧嚣过去，矬子问道。

不等董丹回应，白钢便轻声在一旁说：“什么也别跟他说，否则对你待会儿要见的人不利。”

矬子说：“要我送你一程吗？我有一台二手车。说不定是三手、四手。”他用手指向一辆停在路边的红色小轿车。“我付不起饭店的停车费，停在这儿。”

董丹喊回去：“谢谢，已经快到了。”

矬子坐进车里，朝他们挥挥手便开车离去。这场游戏刚开始的时候，董丹占有暗中观察的优势，到了现在，情形完全逆转。这人为什么要冒用连董丹都已经放弃的假身份？为什么他不能老老实实做一个自由撰稿人？董丹看着那辆红色小轿车开进了车流，消失在公路天桥下。他觉得这一切也许都是这矬子导演的一出黑暗神秘的戏剧，而他是戏中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色。他对自己接下来的台词或动作毫无所知，更别提这个角色未来的命运。

白钢所说的不远其实是一场长征。此刻他们已经来到一个旧街区，走进了一家地下室旅社。白钢先在一个门上敲了敲，再为董丹开了门。走进房里，头顶上只有一盏灰白的小灯，把空间照得像停尸房。一间屋六张床，只有两张铺有被褥。房间有一股脏衣服和几天不洗澡的人体气味。床上那两个人爬了起来。

“这位是记者。”白钢对他们说。接着为董丹介绍两位老人，分别是白大叔与刘大叔。

董丹趋向前忙说，他只是个自由撰稿的记者。他注意到这两位老人跟他大爷差不多岁数。

“自由撰稿是啥意思呢？”

白钢向俩老头儿解释，“就是他写文章不挣单位的钱，也没有个让他写啥他得写啥的领导。”

说得好，一语道破。董丹喜欢白钢给予“自由撰稿人”的定义。

两位老人互望了一眼，上前一步，猛古丁地就在董丹面前跪了下来。

“快别这样！”董丹慌了，手忙脚乱地把他们往起拉。“起来起来，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们……”当年他的父母也因为没钱，带着他高烧不退的弟弟，在医院里做过同样的动作。“起来咱慢慢说……”怎么也劝不动，董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钱，只要能不让他想起他父母下跪的模样，他宁愿花钱。

可他们不要他的钱。他们打算一直跪在那儿，直到董丹答应为他们写篇文章申冤。他的父母也曾经这样，在到处吐满了痰的地上长跪，直到院方终于让步先抢救垂危的弟弟。

“我答应，我答应！”董丹边说边将其中一位大爷拉扯起来。他恨自己怎么这么心软，随便就让一个叫白钢的陌生人把他拖到这儿来，让他陷入这种困境。他如果再不小心，天天都会被拖进这样的人生惨剧里。不知有多少次，他经过地铁的地下走廊，或者过街天桥，看见缺腿断胳臂的乞丐，他都把自己皮夹里的钱掏出来，就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儿。

“您得答应在大报纸上把它登出来。”白大叔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不让董丹扶着他的腋下拉他站起来。他儿子因为给县领导写了封信，告发村里头头儿怎么贪污捐助款项，结果差点儿被那两个头头儿打死。那些全中国人捐来的款项不是被他们拿去吃喝，就是盖了新房，新式茅房能坐着拉屎，新式澡堂能躺着洗澡。

“总共三个人挨了他们的毒打，其中一个在送医途中就咽气了。”白钢解释，“这事就发生在调研组来村子之前，村里头头抓了一些人，用的全是什么逃税、超生之类的假罪名，然后再用酒席和色情按摩贿赂调研组。”

“我儿子……”老人抽搐着，“现在人瘫了，两个孩子年纪都还小……”

“离咱村最近的医院也有一百公里远。要不是他们在路上硬拦了一部军用吉普车，白大伯的儿子命也丢在路上了。”白钢道。

董丹的弟弟也是在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就咽气了。医生只给了他缓解症状的药，就打发了他们。眼前这位白大叔擤了把鼻涕，往鞋底上一抹。董丹眼里汪起泪水。打他十八岁那年离家当兵之后，他还没这么无望过。正是这种无望让他当年离开了家。他今天早上和小梅一块出门时，本以为这天会过得很开心，可现在他整个心情全毁了。

白大叔与白钢继续跟董丹描述那场噩梦般的事件，刘大叔则在一旁架起桌子——拿了块木板摆在一张空床上，铺上报纸当作桌布，摆出他从隔壁小餐馆买来的几样小菜。从地铁附近的杂货店买的两瓶白干。一道菜是猪脚，其他全都是猪下水，红烧猪脑颤颤悠悠地被端上来，上面浮着一层辣椒红油。董丹数了数，总共八样菜，即使都是廉价粗食，也算得上是一顿宴席了。大家热烈地敬酒，不一会儿，每个人都满头大汗，说话开始大舌头。话题一直围绕着相同的事情打转：村子里有人进城找律师，打算要告这几个村里的头头儿。三个月过去，没一点结果，直到有一天，每家都收到了一份新的摊派费，比平时多了五块。多出来的五块钱是村里头头儿请辩护律师的费用。他们说他们是人民政府选来服务人民的，现在他们成了被告，人民当然得负担他们的法律费用。这像话吗？他们问董丹。嗯，不像话，董丹应道。这已经是他第三遍回答同样的问题了。

白钢举起杯子：“为还我公道！”

接着一阵咂嘴声，人人都皱着脸，将那六十五度白干一饮而尽。感觉那酒精像一条嘶嘶燃烧的导火线一路通进身体，那灼辣的感觉还真痛快。

“我儿子跟我说，”白大叔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一定要还我们个公道！你可别让他失望！”他对董丹说。

董丹点了点头。正当他把手伸进口袋摸香烟时，刘大叔在一旁已经帮他点起了一根。是进口的牌子。看来他们对他的到来，早有准备。

“写篇文章把这些王八蛋全揪出来！为他儿子出一口气！”刘大叔对董丹举起酒杯。

“我一定尽力。”

白大叔说：“光尽力不行，你一定得做到！”

董丹生怕老头儿又要下跪，忙举起杯子一仰头把杯里的酒干了。这玩意儿烈得能抹到伤口上去消毒。董丹得瞇起眼、咧起嘴才能让酒下肚。接着他朝白大叔亮了亮见底的杯子，算是承诺。

屋外突然有人大声敲门，白钢用眼神暗示大家别出声。

“开门！”一个女人粗哑的大嗓门响起。

大伙儿都半途停下了筷子，楞在那儿。

接着他们听见门上的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门被打开了，赫然出现一个中年女人，手上拎着一个巨大的铁环，上面少说有一百把钥匙。

“真香啊。”她说，“我从楼上就闻见了。”

“这位是记者董先生，很有名的。”白钢为她作介绍。

她没朝董丹看。她才不管她这间阴森破烂的旅社里住的是哪些人，逃犯也好，婊子也好，只要付得出钱都可以住进来。董丹递给她一张名片，她像是给了董丹莫大面子才把名片接过来。

两位老头以咳嗽掩饰他们的窘迫。

“这顿饭够三天的房钱了。这洋烟也要二十块一包吧。”她拿起烟盒子来回看。

“不，得要三十块。”白大叔纠正她。

“那就又是一天房租。”

刘大叔说他们在等老家亲戚寄钱来，这几天钱随时会到。他们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像她这样有情有义，对他们这么照顾，如果他们不懂感激，那他们简直就是猪。只要一收到钱，他们一定连本带利把欠的房租缴清。

“你瞧，我有情有义的结果就是，一个月零三天收不到房钱。”她对董丹说道。

董丹这才开始注意这房间里的摆设。门后一个钢筋脸盆架，一条腿已经扭曲；一条生了锈的晾衣绳；一个没灯罩的台灯和一幅挂在墙上的画。画是用贝壳在黑绒布上拼成的工艺品，图案看上去大概是牡丹富贵图之类的。要想看清牡丹的花瓣的形状和颜色，先得把画从尘土里挖掘出采。墙角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布满灰尘的铁壳暖壶，底边锈烂了，所以站相不好，一肩高一肩低。董丹听那女人说，最好少跟这些农民打交道。这跟咱们是农民有什么相干？白钢提高了嗓门反驳。农民一个个又抠又狡猾，还骗人，她嚷嚷着。她这种女人，农民才不会要，别看她自个儿还觉着挺美的。白钢又顶了回去。那妇人撒泼骂人的时候，一肩高一肩低，和那锈蚀了的暖壶一个样。她骂这帮人不要脸，关着门偷偷大吃大喝，还撒谎说没钱缴房钱。霎时间一次性盘子被她扔了出去，食物飞溅，屋里开始了油水酱汁的暴风雨，劈头盖脸地往人们身上头上砸。接着她把这几个人的家当行李往外扔，反正也没几件。然后，她准备向暖壶动手。正当她要举起它砸个稀烂，忽然想起这个暖壶砸坏了，换一个新的要十块钱，又缩手把它放了回去。放下暖壶，她不敢马上撒手，仿佛刚和一个蹩脚的舞伴跳完一首华尔兹，怕他转晕了，得慢慢把他稳住。

“拿着吧！”董丹拿出几张一百元块钞票大声说道。一只手抹去额头上溅到的油汁：“房钱。”

没人伸手接。

“我会帮你们写那篇文章的，我保证。”

他把钞票丢在狼藉的地上，大步走了出去。等到了走廊上，他立刻拔腿就跑。他害怕见到那几个人皱起一张苦巴巴的脸向他表示感激。那模样叫人更觉得不忍卒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