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院分配到这家部队出版社一年多，她仍保持初来时的认真与执著。她不象老编辑们有着牢靠的稿源，经她过目的稿子象水中流沙，她也只得象淘金人一样仔细、勤勉。

而当她摊开这部退过两次的小说稿时，越往下看越是惊愕：小说中所讲述的，竟是一个她本人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乔怡抑制住心跳，忙回头翻查作者姓名，伹扉页巳磨损，只剩小半张。那老编辑说刚收到时似乎有个姓名，可现在到哪里去找那丢失的半张扉页呢？他回忆了半晌，只告诉她：作者是个挺怪的名字。

乔怡一一回忆起共同经历那场战争的八个战友，并把他们的名字列在小本上，然后再和小说中的人物逐个对号，断定这位作者必是其中之一。小说的行文习惯，以及那种难以言传的感情信息，使她很快缩小搜索范围。最后，她用红笔在第一个名字下重重划了两道——杨燹。对了，这名字多少有点“怪”，至少不怎么通俗。她与他初识时，为弄清那个“燹”字，不是还请教了字典吗：“燹”，一为“野火”；二为“兵火之灾”。“野火”也好，“兵火”也好，反正他不是个给人宁静的人。他的狂喜和暴怒都要让他周围的人倒楣。她第一次被他拥抱时，差点没被他扼死……而如今，在无望中一次次温习那种奇异的、近乎窒息的幸福感，她甚至后悔当初没有就此死在他怀里。假如真是那样，以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有些冷了，她拉下车窗。毕竟是初夏。火车长鸣着，一头扎进漆黑的隧道。

那也是个初夏，他们分手了。或者用别的说法：“他俩吹了！”“崩了！”也有人喜欢更具体地强调：“杨燹把乔怡蹬了！”在不少人眼里，或许认为乔怡是活该报应，只有少数人顾念她的一贯品行，把她那次的行为理解为迫不得已。她不愿意向众人表白什么。她感到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向别人解释自己。使她羞辱的不是人们加在她头上的“出卖”、“陷害”、“不仁不义”的恶名，而是杨燹本人对她的惩罚，那一记耳光使她得到了死囚饮弹那一瞬的体验——

她死了。但令她更为痛苦的是她居然活着。她当时对自已有那样强的生命力感到恶心，她鄙夷地看着自已在那重重—击后勉勉强强地站住了，第二天又尽量若无其事地出现在食堂、楼道、排练室。人会盲目地活下去，他们不会轻易死掉，生的本能不会轻易让步。她曾经想过，没有了杨燹的爱她肯定会死，但她只体验了一下死，结果仍活着。她为此太不满意自己了。

杨燹，我是无辜的。我想总有一天你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我是无辜的。

车窗外是辽阔的华北平原，一片新绿。一九七九年秋天乔怡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进修班。列车开过这一带时，她下了车。那天刚下过雨，地里的髙粱挂满亮晶晶的水珠。她掘开湿漉漉的土，将一把板胡掩埋逬去。她没有惊动任何人，一切都是按死者的愿望办的。田巧巧没有回来，她的板胡代表她安卧于这片热土，依偎着那个小村，和她年迈的父母。乔怡在培最后一把土时忽然哭了，因为这时她才意识到属于田巧巧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她所掩埋的是一支已成过去的歌。

一模一样的大地，一模一样的小村，然而没有一模一样的田巧巧了。

假如田巧巧活着，她会向杨燹解释一切的。在整理田巧巧的遗物时，乔怡发现一封夹在笔记本里的信。信封了口，上面写着“乔怡亲启”。信的开头是：“假如你看到这封信，证明我已经不在了……”而信的结尾却写道：“希望你能向杨燹澄清自已，希望你俩和好，希望你们和好以后不要恨我……”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结束后，杨燹很快回部队去了，乔怡也北上就读。她试着写过一封短信给他，而他没有回信，因此由战争的特定环境建立的某种沟通，又阻塞了。乔怡甚至有些后悔，假如当初把田巧巧信中的内容告诉杨燹，说不定局面早已扭转。而现在，一切都僵了，冷了，或许任何解释都嫌迟了。“覆水再收岂满杯”。

有人碰了碰她的肩膀：“喂，你的包可以放上去了，我给你腾了地方。”乔怡看见跟她说话的是位女乘务员。

“不用，这包不沉。谢谢。”

乔怡欠欠身子。说实话这包压得她的腿直发麻。她公私兼顾，为这篇小说和小说的作者踏上这三千里路的旅途，两个出发点将归于一个目的地。假如小说的作者真是杨燹，那么不难看出他对她的看法未必恶劣，甚至仍象过去那样美好。而这杯美好印象又被一大团误会缠绕着，隐隐透出深深的遗憾。

在乔怡心里将要死去的念头突然复活了。小说偏偏落到她手中，她认为这是丘比特给她的最后一个机会。她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闯进副主编办公室的，但副主编惊异的目光使她意识到自己脸上带着怎样的兴奋、失态，和失眠人特有的神经质。副主编听完她的请求，慢吞吞摘下军帽，用手帕擦着发红发亮的脑门。他显然松了一口气，她刚才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把他吓坏了。

“你断定这个作者是你的战友？”

乔怡使劲地、热烈地点着头。

老头儿忽然狡狯地笑了：“怕没那么简单吧。你放心，我批准你去和作者联系。写当代军人的作品，我们向来大力扶持……不过，”他笑出声来，“那个家伙恐怕不止是你的战友——是男朋友吧？”

乔抬横下心一声不吭。等她走到门口，又听老头儿说：“哎，你这丫头还参加过自卫还击战，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她抿嘴一笑：“说出来就不象真的了。”

“怨不得有人说你怪，果不其然！去吧去吧，我老头子成全你！见了对象带个好！……”

当天下午，她办妥一切出差手续。她当然很明白整个编辑部的人何故皆用喜气洋洋的眼神目送她。

现在她坐在这趟开往西南的特快列车上，勇气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时间过去数年，谁担保人的感情不起变化，谁担保一经解释他和她就会和好如初呢？一个人需要解释才能重新获得另一个人的信任够有多么可怜！何况杨燹会象她一样重视这种过时的解释吗？听完她的一番陈述，他会不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没必要”呢？……她胆怯得血都凉了。

火车毫不迟疑地向前冲去，重复着快活而单调的呓语。

不知颠簸了多久，车上的七个“文艺细胞”突然被急刹车惊醒。

“怎么了？！”胖子数来宝惊问，他把嗓子压得沙沙的。

“出什么事了吧……”三毛用同样的声音答道。他已扔下一直紧搂在怀里的大提琴，把冲锋枪横到胸前。女兵们惯常的尖嗓门此刻全失声了。全体都煞有介事地进入警戒状态。黑暗里响着打开枪保险的声音。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车下有人问，怪凶的。

年纪最小的采娃一听见中国话，急忙从车篷里探出头，答道：“军宣传队的！你们呐？”她倒挺亲热。

“都下来！下车来！”那人又吼。

天黑极了，刚下过一阵雨，路微微发白，那个凶神似的家伙一副巍巍然的体魄，披着的雨衣因淋了雨而反光。’

车上没有人动，两天来他们听吆喝实在听够了，这个由宣传队临时组成的“前沿鼓动组”—直跟随军“前指”行动，未捞到“鼓动”机会。昨天奉命去给炮团送给养，本打算顺便搞一场小型慰问演出，可炮团接到命令紧急转移，团长红着眼朝他们挥手：“快撤快撤……什么工夫了，还有闲心看你们瞎白乎？！”回到“前指”，又有一位参谋打发他们：“首长命令，鼓动组撤回后方，快走快走！”接着又碰到眼下这位！

“嘿！叫你们马上下车，没听见吗？！”那人抹下雨帽，头上缠的绷带在黑暗中显得耀眼。

司机站在车踏板上抽烟，一个穿白大褂的军医在同他柔声和气地交涉。司机一口一个“不行”，说他既受了命就得“交差”。

车上的七个文艺兵很快弄清了情况的严重性，停在他们面前的那辆车上满载着急需手术的重伤员，而车却受了致命伤，前轮报废，司机一名牺牲，另一名胸部中弹，正在抢救中。现在他们在请求换车，不然这些伤员和随行医护人员将受的威胁是明摆着的，而这个蛮横的大个子是负责警卫的，他自己也是轻伤员。

“副营长，既然讲不通，就让他们先走吧，我们再等等……”军医对大个子说。他气馁了。

“等？你担保很快就能有车？喂，车上的听着：有点阶级感情的就给我下来！”

司机接着吼：“不许下！谁都不要动！”

医生终于忍不住了，拽住司机的手腕，哀求道：“请你去看看，那是一车伤员！靠氧气和输液维持生命，随时可能停止呼吸……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老掉牙的话你过去没听过吗？”

“我不管！我管不了那么多！……”

司机说着要往驾驶室里钻。而车上的男兵女兵却鱼贯跳下，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呆立在雨地里。双方僵持着。战争中，人的脑子变得单一，执拗，仿佛只被自己直接的责任所主宰。

“看见没？四个女同志！……你让我咋办？！”司机往身后一指。那些及时从军帽里滑出的小辫子加强了他的说服力。

大个子朝那些带辫子的身影瞅了一眼，声音低了八度，变得沉重而沮丧：“那么伤员怎么办？这公路上验时都会出现敌情……”

站在一边的文艺兵们或先或后都听出这大个子嗓音十分耳熟。那个瘦巴巴的姑娘荞子比别人更敏感，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

是他？是他！……

枪声——公路旁的山坡上响起枪声。争执的人顿时静下来。

“掐灭烟头！不许还击！”大个子低声命令道。不管他事先做了多么充足的精神准备，这时却仍不免感到意外。现在系在他身上的不仅是十多名伤员，还有四个女兵。女兵，她们来这种地方造什么孽！

枪声逼近了，显然是冲他们来的。司机朝演出队员们一摆手：“上车！……”

“站住！”大个子急得端起了冲锋枪。大田挺了挺饱满的胸脯，举起右手：“我不上！”她回头逼视着其余人：“我们不能……”她哽住了。

大家明白她要说什么，但一时间都沉默着。这是战争，生死之间只留一条夹缝，让幸运者通过。他们在作最后的犹豫，这犹豫来自潜意识中暧昧的求生本能。但他们立刻为这一剎那的沉默害臊了。

“我们得让伤员先走！”三毛说。

“对！快走吧。我们掩护……”采娃奶声奶气的嗓子显得不合时宜。

大个子副营长将两条伸开准备阻拦他们上车的胳膊放下来：“谢谢你们……”

“啪！”子弹擦着人们的头皮飞过。

荞子和大个子副营长同抬一副担架。夜空似乎被雨坠得兜下来，悬在人们头顶。四周更黑了……

不知是夜里几点？乔怡艰难地闭着眼，懒得再次看表。

她有失眠症。似乎从边境战场那几夜不寐，她就落下这毛病了。失眠使本来多思的她更加敏感，而敏感又使她格外多思。

直到天光从窗帘缝隙之间透进来，她才渐渐朦胧过去。说她睡着也很勉强，因为梦闹得她比醒着更累。

她常常梦见白天从来不去想的事……

比如外婆……

又是那个向来恶狠狠的外婆。她死去十多年却从未离开过她的梦。外婆耳朵背，所以她用自己认为适当的音量讲话，而街坊四邻总以为这个老太婆终日在发脾气。她大声嚷嚷反使家里其他人养成窃窃私语的习惯，似乎为了平衡。外婆一边嚷一边用戒尺打她的手背，她又恨又怕，越发不能在钢琴键上完成那倒楣的《偷渡》。她在梦里也奇怪：外婆不是死了吗？……她是被一大群穿黄军装、扎宽皮带、套红袖箍的人一路喊着拎出弄堂的，那些人的嗓门居然比外婆还要响。他们把外婆架到大马路上，全家都不敢跟了去，只聚在窗口，看着老外婆在暴烈的太阳下打颤，最后终于象融化了似的慢慢瘫下去。她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写着“反动教会组织头目”，背上还背了个一米多高、生满红锈的十字架，那东西许是从某个教堂顶上拔下来的。外婆死了，她的脸倒比生前显得和蔼：家里没有一个人哭，唯有她哭了。她守着外婆，坐在马路沿上不声不响地流泪。马路上尽是匆匆忙忙的脚，来来去去的腿，她缩作一团，生怕被那些腿脚踩着，她更担心他们会把外婆踢痛，一个小男孩朝她吐了一口唾沫，—个小女孩扔给她一分钱……外婆说不要记恨侮辱你的人，也不要接收别人的怜悯……啊，外婆不是死了吗？

她使劲睁开眼，体会着现实。她盯着行李架上垂下的两只小红苹果，希望梦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她怎么梦见的不是杨燹而是外婆，她真有点儿恼恨自己。

六点半，列车广播室开始第一次播音。上下左右的铺位上都开始了窸窸窣窣的响动。有人开始吃东西了：塑料袋的声音。

乔怡发现枕巾有些潮，梦里的泪流到现实中来了。谁说人不能与过去见面？她轻轻捶打着昏胀的脑袋。脑袋真是个奇妙的玩艺，那里面说不清是几维空间。得起床了，为彻底摆脱那个潮湿的梦。她从小就爱做梦，只是很少做美梦。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命运的暗示。若真是那样，就太可怕了。

洗脸间里有人在大声喝斥什么，是个喇叭似的女高音。

“这个乘务员太过分了，人家不就是打点水吗？”

“就是。看那小姑娘让她吓成什么样子……”

大概这议论声被乘务员听见了，喇叭口立刻转向这边。“你们了解啥子情况嘛！特快列车上水的站少，一般只保障卧铺车厢……”她哇啦哇啦地喊道，一口四川话。

一位模样斯文的中年旅客说：“她能打多少水？让她打一点算了……”

乔怡往前凑了凑，看见乘务员面前站着个小姑娘，细细的辫子，黑黑的肤色，众目之下拼命把脸往胸前埋。乘务员手上拎着的一只老式行军壶显然是她的，水壶上油漆斑驳。

“你下次还来不来了？”乘务员问，她也急于下台阶。

小姑娘连忙摇头。她看上去十来岁光景。

“也难怪她，”一个采购员模样的老头说，“硬座那边挤死人！过道上全站着人，洗脸间也站满了人，有水也接不上！前几天宝成线塌方，几趟车的旅客都积压下来了。”

乘务员将水壶还给小姑娘：“走吧走吧，下不为例。”

小姑娘翻眼看了她一下，嗫嚅道：“可，我还没打到水呢……”

“你还想打呀？！”

“你自己说‘下不为例’……”小姑娘声音更轻了。

看来乘务员刚把这个成语真正弄明白：“吔吔，你小小年纪嘴还怪嚼！现在都要洗脸了，水不够了，要打到别的车厢去打吧！”说完，推着她往前撵。

小姑娘拧着肩：“让我打吧，我爸爸要吃药……”

乘务员怔怔的。乔怡走过去，拿过小姑娘手上的壶，朝自己铺位走去，把昨天准备的大半壶桔子汁倒进那只老式军用水壶。在她全神贯注倒水时，发现小姑娘从斜下方投来直愣愣的目光。

她俩的目光相遇了。乔怡这才看清她的脸，一下子张大了嘴，“啊！你是达娅？”

小姑娘眨着黑眼睛，她那个民族的烙印全体现在这双无惧无畏的眸子里。当年在阿坝草地的雪窝里捡到她时，她只有一尺多长，裹在一块老羊皮里，全身发紫，差不多算死了。经过抢救，当她终于睁开这双美丽的黑眼睛时，全体女兵都激动得哭了。她几乎在演出队每一个人的棉衣襟里酣睡过，当然，睡得最多的还是她现在的父亲、徐教导员那干巴柴瘦的怀抱里。那次巡回演出一路上他总是一手抱着达娅一手拉大幕，一边吆喝演员一边哄孩子。从那时人们才忽然发现，徐教导员并非没有柔和的线条——有人曾叫他“平行四边形的酋长”。

达娅不笑，也不说话，但看得出她心里并非无话。她十分拘束地坐在下铺上。

“你爸爸在几号车厢？”乔怡问。

小姑娘伸手指了指：“前面。”

“我去把他找来，你等着。”

“不，”达娅捧着水壶站起来。

“为什么？”

“不。”

她黑黑的眼睛透着怨艾，嘴绷得很紧。她记得父亲离开部队时，下属们都没有去送他，可她多么爱他们啊。那个早晨，天很冷，下着雾……吉普车开出院门很远，才听见尾随而来的起床号。父亲哀哀一笑：“他们起床喽，该出早操喽……”

乔怡从挎包里掏出一盒蜜饯：“给，吃吧。”她挨着达娅坐下来，似乎生怕她跑掉。过了一会儿，她把一张纸条交给乘务员，让她送到广播室去。

山西定襄的徐永志同志，请听到广播后到4号车厢，有人找。

喇叭响了。达娅猛抬起头，困惑地看着乔怡。乔怡笑了：“你爸爸马上就来了，他有病，我和他换位子。”

约摸半个时辰，一个穿旧军装的老头出现在乔怡面前。他满脸是汗，显然是从人缝里挤过来的，脸上带着惊慌的表情，他以为达娅出了什么事。

“徐教导员！”乔怡叫道。

他茫然的眼睛陡然亮了，而在亮的同时又陡然陷进深深的眼眶。

“就是你使大喇叭喊我呀？小乔子，你怎么在这里？……”他激动得耳朵都红了。

乔怡赶忙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这手不及从前有力了。五年不见，他的脸似乎增加了长度，缩减了宽度，显得更瘦了。若不是那对颇俊气的剑眉和一身军装，看上去与一个从未出过山的太行老农别无二致。他虽然没佩戴领章帽徽，但依然风纪齐整，浑身透露出一种军人气质。

“我出差。您呢？”

“我……也算出差吧。”他笑起来，两个嘴角各聚起三条褶子。

达娅递过水壶：“爸，你吃药。”

徐教导员顾不上她，用手一挡，继续和乔怡说话。“听说你也上了前线？……好样的！都谁去了？”他叉开五指，准备计数。

“数来宝丁万，了不起廖崎，三毛季晓舟，耗子黄小嫚……”

“全是水泊梁山的好汉呐！”老头儿开心地笑了，“达娅，你回去照看行李，我一会儿就过去。”待女儿一走，他忽然问：“小乔，桑采那娃娃到底出国了？……”

“啊，对。”乔怡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军装口袋。那里面有封带香味的信，厚厚的，足有半两沉。她临上车前接到了这封信，到现在还没顾得打开看。她本想就此拆开，和徐教导员一块看，又怕桑采信中写了什么伤他心的话。她上一封信是两年前刚到美国时写的，除了介绍美国之最，例如苹果最好吃、鸡最难吃，牛奶最便宜、烫头发最贵之外，还谈了几句担忧。她不知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她说她曾走过弯路，不过那主要怪徐教导员。

徐教导员期待乔怡的回答。神情有些怯生生的，似乎眼下他不配提起她了。

“她很好，在美国大概上了大学。”

“哦，哦……”他还想听点什么，半张着嘴。

而乔怡不知该对他再讲什么。她理解徐教导员对桑采的感情。他曾象父亲一样爱过她。尤其在达娅出现之前，他那丰富而又无处施予的父爱在桑采那里找到了归宿。他记得桑采的生日，记得她的喜好，每逢星期天总是包好饺子叫桑采去吃。他对外人只说自己没有孩子。其实他有过一个儿子，三岁上得了脑膜炎，抢救过来后便痴痴呆呆。他把他送回山西老家，几年后，那傻儿子落井溺死了。

然而，桑采和他的关系最终是令人遗憾的……

徐教导员站起身，掸掸落在裤子上的烟灰：“我过去了，达娅一个人在那边。”

“不，你就在这里，我到你那边去……我没病，又年轻……”

两人正推着，达娅满脸委屈地走过来，前面一个包，后面一个包，压得身子都斜了。

“咱们的位子叫人占了！”她说着，眼圈红起来，“都怪你！”她瞪着乔怡。

“好了好了，”乔怡赶忙把行李从小姑娘肩上接过来，“咱们就在这儿凑合吧，反正下午就到了。”

趁达娅背转身，徐教导员低声对乔怡说：“别谈桑采了，这小丫头最不乐意她……，小孩子家，肚肠子细。”说完他笑起来。

乔怡也笑了：“那好吧，现在谈谈我。您想听哪方面的？”

“我记得……”老头儿略一沉吟，“你今年二十八了，怎么样？终身大事……”

乔怡苦于寻不着一句最含混的话来回答，她显得有些慌乱。

“我好象听谁说，杨燹要结婚了……”

乔怡愕然地睁大跟睛。

“怎么？他不是和你……？那八成是我搞岔了。人老了，难免东扯葫芦西扯瓢……”

乔怡心神不宁地笑笑。

从行李架垂下的两只红苹果依然晃着，它们在证实这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