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 谈 严歌苓:我不喜欢主流

佚名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从1979年开始拿起缪斯之笔,到今天,严歌苓已经在文学的旅途上行走了25年;“此岸是故乡,彼岸是福地”,从1990年为了梦想旅居美国,到今天,严歌苓已经在远离故国的相思中守候了15年。从《雌性的草地》中的激情到《天浴》中的凄凉,从《扶桑》中的爱与恨到《灰舞鞋》中的懵懂与冲动,一路走来,作为曾经的作家今天的好莱坞专业编剧的严歌苓有话要说

我不喜欢主流

严歌苓的作品有着这样一种题材偏好——文革、移民、女性、同性恋。与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显然对生活中的“输者”更感兴趣。对此,她这样评价:“我追求个性化的东西,所以我对边缘人对边缘题材更感兴趣。我也在其它的作家身上发现过这种倾向,比如《蜘蛛女之吻》的作者阿努埃尔.普伊格就曾说自己从小就不愿意和律师、会计师这样的人居住在一起,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不喜欢主流的东西。”

无非男女

严歌苓说当下的一切形式的艺术作品说来说去就是四个字:无非男女。没有男女情感的文学作品很少,男性是一种文化,女性是一种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在严歌苓的眼中,女性比男性更加感性,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对画面、色彩、声音、气味等更加敏感,其感觉更为丰富,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她所编剧的一些电影如《少女小渔》和《天浴》都具有强烈的色彩意识和触觉意识。

具体到不同性别的文学创作,严歌苓这样说道:“女作家眼中的objection更具变更性,她们笔下的女性更有不确定性,更多变化,当然,我并不否认有些世界性的男作家也很擅长写女性,甚至他们所写的最好人物形象也是女性,比如曹雪芹。”

我的作品是艺术而非娱乐

严歌苓曾经多次说过“我的作品是艺术而非娱乐”,当本报记者询问其如何看待好莱坞中艺术与娱乐的分野时,严歌苓这样说道:“好莱坞的大量电影是娱乐而不是艺术,称得上是艺术的影片很少。像《哈利波特》这样的片子以及其他一些恐怖片灾难片都是娱乐,而称不上艺术。称得上是艺术的影片无一例外都打上了导演个人的深深烙印,像我最欣赏的《英国病人》这样的片子,这些导演一辈子不会有很多作品,但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很强的个性化烙印。好莱坞的许多片子都是按照一个Formula配出来的,而我喜欢那些让我出乎意料的影片,像欧洲的好多电影,没有一个模式化的套路。我的一些小说改编成了电影,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娱乐,写娱乐的剧本也需要很强的天才,我没有这些天才,所以我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主流的。”

我成功,因为我满足

严歌苓的作品几乎获得了所有有影响的海外华文文学大奖,但她显然是很诚实的,你是成功的吗?面对这个许多名人都畏惧的问题,严歌苓侃侃而谈:“成功与否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幸福感,过去我一直有一种紧迫感、焦灼感,总是不知足,不知道惜福,总认为自己要读很多的书,要学很多的知识,对整个世界、对所有的人我都是很宽容的,唯独对自己不宽容,晚上失眠,每天都得四五点钟就起床,强迫自己去学英语、法语、日语,每天都得读一定量的书,因为不读书我就不完美,不完美我就不幸福。现在不了,也是经过美国一些心理医生的治疗,我感觉现在的我是幸福的,是成功的,即使我不再去写作,我也是成功的,因为我现在很满足很幸福。过去,我喜欢大海喜欢阳光,现在我的家由海边搬到了山边,可以说我是从一个智者变成仁者了,我也变得安泰,不像先前那样紧张了。人要对自己宽容。”

我的妥协婚姻观

严歌苓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舞者、女兵、作家、到现在的好莱坞专业编剧,然而,其最大的传奇也许就是和美国外交官的艰难婚恋,据此,她曾经写出了一本书叫做《无出路咖啡馆》。

严歌苓说,婚姻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和宽容,甚至说是妥协,不妥协的婚姻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继续的。谈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时,严歌苓兴致很高:“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世界,碰撞总是难免的,尤其是初期,曾经经历过一个很长的磨合期,也经历过一些啼笑皆非的片断,比如他曾经说我在饮食上是强烈的中国沙文主义,因为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怎么吃西餐,不过,现在他已经爱上中国菜了。异国婚姻中细小的磨擦永远会有,好玩的东西永远不断,总会有无穷的出乎意料的细节让你快乐,而对我来说婚姻的魅力即在于永远不会失去新鲜感。”

广告时代对作家是很残忍的

严歌苓是一个讨厌热闹喜欢独处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懂得享受孤独的人,以前的她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一次来参加“第十三届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也是她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在美国常有人邀请她去演讲,她总是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她常常说,一个作家,作品就是他最好的演讲,作品摆在那儿,想知道什么,可以自己去阅读、去体验。

她曾经坚持酒好不怕巷子深的信条,甚至说自己不需要太多的读者,但从近几年她频频回国参加一些诸如新作《谁家有女初长成》的读者见面会这样的活动来看,严歌苓显然在尝试着一种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现在的广告世界是非常残酷的,自己的正统文学要想在这个时代找到一个位置,作家自己就必须站出来,自己去呐喊,打出自己的旗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骄傲的严歌苓多少显得有一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