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晚餐后对亚当说：“我在约会了。”亚当看着我说：“我知道。”

“我以后每天早上八点来，下午六点走。走前我把晚饭做好，把菲比的澡洗好。”

他说可以。

我从沙发的一端挪过去，挪到他身边。不知为什么，亚当此刻抱着菲比的样子显得无辜极了。他和菲比就要这样形影相吊、孤父寡女地生活下去。我的手先抚摸着亚当的脸，然后又落在菲比脸蛋上。

亚当说：“你九点钟来就可以了。八点，你得多早起床？”

我迟疑一会儿说：“我八点来。你别管我多早起床。菲比习惯一早就见到我。”又一阵迟疑，我说，“我住的不远，他的房子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口。”

亚当脸上出现一点刻薄，笑了笑：“这不是你找他的主要原因吧——为离菲比近些？”

“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次要原因。”

我们一时没什么可说了，就那样并肩坐成一排，面对着巨大的电视画面。连菲比也觉出什么不妙来，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亚当。

“我的工资你可以扣除两千。”我说。“那不是工资。”他说。

“我夜里不能照顾菲比了，你理所应当减低我的薪水。”“如果你把它看成薪水，我就照你的意思办。”

我第一次看到亚当眼中有一层类似受伤的神色。

“你怎么了亚当？”难道你给我的钱是丈夫给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难道你我她三人的关系比它本身要丰富、复杂？

“你到底怎么了亚当？”别想让我内疚，馊主意全是你出的，“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永远在这里……这样……”他说他知道。他把手臂延长，这样我和菲比就都在他的怀抱中。

我和律师同居六个月，双方都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结束同居了。一天他问我，我需要多少张婚礼请柬，给我的朋友同事。我想这人居然从来不问，我从哪里挣钱。

我说：“二十张吧。”

他似乎大吃一惊：“你只有二十个同事加朋友。”

我耸耸肩，笑笑，为自己混出这么个人缘来表示无奈。我想二十张邀请柬一定用不完。

律师突然想起来了，问我：“你每天去哪里上班？”“噢，不远。”

“不过你七点四十准时出门……”

“是吗？”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准时。

“没错。因为我每天早上七点四十正好结束淋浴，我一停水龙头，就听见前门砰的一声，我就想，她上班去了……”

“为什么你必须在七点四十结束淋浴？”

“因为我需要二十分钟刮胡子、选西服、搭配领带的颜色图案，二十分钟喝咖啡、吃早点、读报，三十分钟开车到办公室……”

我怕他被“办公室”提醒，再次回到实质的疑点上，马上说：“我希望我为你煮的咖啡浓淡正合适。”

果然，我的打岔奏效。他说他正在考虑喝“非咖啡”，滋味可能有些差异，不过对于滋味他完全能够妥协。他中了我的计，没有再问过我上班的地点和工作的性质，既然我有收入，他就放心了——婚后的开销是两人分摊。这年头谁喜欢经济上的“拖油瓶”？

我问他邀请柬发出去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反悔了。他猛地向我抬起微秃的头：“你要反悔？”

“说不定你要反悔呢？”我看上去在贫嘴，其实心里极其严肃。

“邀请柬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要计划一下才能反悔。反悔或确认至少要提前一个月打招呼。”律师一张法庭脸，我唬得一笑。“我就是开开玩笑。”这件事我和他都开不起玩笑。

没有反悔。我想不想反悔呢？为什么一切都这样有去无返，一张单程机票？我看着四岁零两个月的菲比这样想。尤其菲比，一场重感冒，一场严重过敏，对于她，完全没有返程。现在是初夏，儿童乐园里唯有菲比还穿着厚厚的开司米。这一身是桃红的，上衣带小小的裙摆，裤子是连袜的，衬着她的白色皮肤黑色头发，菲比像刚刚从一部卡通片里走出来，鲜艳美丽，但不知怎么有点失真。我现在只需把她领到滑梯前，她自己会摸索着一步步爬上去。我已经把所有孩子都拉拢了。以巧克力、炸薯片、廉价玩具。他们不再占她上风：揪她一把头发，或扯扯她的衣服就掉头跑开。

菲比仍是不敢单独滑下去。她往往只是在滑梯顶端站上一会儿，自豪一会儿，便沿着梯阶一步步摸索下来。无论我怎样鼓励，她只是揪着我的食指，央求我像从前那样抱她滑下来。我耐心足够，相信她总能过这一关的。

这天下午，亚当N儿童乐园来找我们。我看出他心事不轻。他第二天要出门，去圣路易斯参加一项大型庭园设计投标。从那儿，他将去一趟南美。都是不得不去的。他需要我向律师撒谎。

“十五天，你指望我怎么混得过去？他总不能一回电话都不跟我通吧？”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眼睛看着他那童话般的女儿。菲比站在滑梯顶端，双手紧抓着栏杆，努力让自己不挡别人的道。一个个孩子从她身旁挤过去，呐喊着从陡峭的滑梯冲入沙池。

亚当说：“你没有选择。”

我扭脸看着他优美的侧影：“你是说，我在挣着你的一份钱？”

“我是说，你没有选择。”他说，“我也没有选择。”

我觉得我们俩眼下的对话不是很接茬：“你有选择——可以花钱雇个人来上夜班。很简单。”

“我试过。没有一个人可靠。”亚当眼睛始终跟随菲比，“当着我的面和背着我的面完全是两个人。都这样。有一个居然在菲比卧室里抽烟！还有一个更浑账，自己泡在澡盆里睡着了。菲比整整一个小时被圈在厨房栅栏里！连索拉都不可靠，她背着我给菲比吃什么你知道吗？麦当劳的炸鸡块！”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既然她们背着你？”

“这有什么难的？”他耸耸肩，“我可以安装监视器。”“你可以什么？”你居然用这种下等间谍手段！

“我说我可以。”他阴冷地笑一下。

这一笑我全明白了：“你够卑鄙的，亚当。”

“所以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靠，除了你。到底是不同的，你看。”亚当转脸看我，眼睛里嘲讽还是忧愁，不好说。或是两者兼有。尽管我看上去一是一、二是二，挣他的钱一点不比别人手软，他还是看透我的。他那样笑是笑我，是为我发愁，我这样和他一道陷下去，将来无法收摊子的。我已不在本分地挣钱干活，我已超越了规范的雇佣关系，把我、他、菲比的关系搞得越来越不三不四。

我想，我必须认识到眼下局面最恼人之处。我必须愤怒。

“就是说，你从监视镜里比较过我和其他的保姆？”我聚拢目光，使它具有较高的压力；我把嘴唇和牙齿挤紧，声调压低并拖长，使每个字脱离我唇齿时都形成一个爆破。我要的就是不祥和狰狞的效果。“这是犯法的，你知道。”

“没错。你连淋浴的时候都把菲比放在浴室里。”

我赤裸着已有些堕垮的身体，不雅地鼓着由于孕育而落下褐色斑纹的腹部，还有两个被菲比呷喝了一个月、由菲比的嘴唇和柔软的牙床最后塑出的乳头；永远失去了新鲜的颜色、流失了一些质量和形状的Rx房，一一被摄录下来，一一被亚当过目。我应该愤怒，应该感到被羞辱被侵犯被猥亵的愤怒。一个女人，在完全不设防状态中感到的安全、适宜，那种状态中的松散无形，那种对自己肉体失去乐趣从而导致对于它的忘却和放弃，这些都给一一摄录下来。接下去，是这漠视自身的女人的面孔，它一刻不松懈地扭向身边的那个残疾女孩。她面孔的特写：一股近乎是幸福的感觉出现在那略显焦虑稍带痛心的眼睛里。这双眼睛的特写：它们可以属于一只母猫或母狗或任何母畜，既温存又愚蠢，并有着随时会扑出去撕咬，把性命交出去而保全身边这崽儿的危险。我想象亚当从镜头中看着那一个个特写。他怎么也该一记大耳光。我并不因为自己的****给他偷看了去而受不了，我受不了的是我裸露给他一双完全无所谓的眼睛，这裸露的毫无价值、毫不切题使我受不了。我继续追究着使我受不了的理由，让这些理由一点点进入我的右臂，如同枪膛中一点点压紧的弹簧，把一记耳光满满地抵上去。我所有的精神与神经都集中在这个耳光的准备过程中，亚当所有的辩解与赔罪都擦过我的耳朵，随春天傍晚浅绿的风而逝去。

这时，菲比成了唯一的孩子，站在高高的滑梯顶端。其余的孩子呢？大概都随母亲们回家了。没有母亲来领走菲比。菲比孤立极了。孤立的菲比使我分了心，不，这穿一身不合时宜的桃红毛衫的小女孩紧紧抓住了我。我发现自己走向她，把手伸给她。菲比像吮乳的时候那样，拳头攥着我的食指。然后她一点点下蹲，最后坐在了滑梯口。她突然闭紧盲视的眼睛，痛下决心了。我的心顿时提到喉口。我听自己又开始喃喃低语。菲比用力闭紧眼皮，鼻梁上起了细小皱纹。我自言自语的鼓励越过她坏死的听觉，直接进入了她的理解。

亚当也跟上来。起码在别人眼里，我们三人是完好的，我们的组合一点破绽也没有。父亲慈爱地看着女儿，再去看满嘴甜蜜傻话的女儿的母亲。父亲觉得这位母亲有些可笑，有些可爱，便也随着甜蜜起来。任何局外人，都不会看出这其中有任何不幸。

“你看上去完全是真的。我是说，一个美丽的母亲。”亚当对着我说，每个字酥痒地进入我的耳朵眼。

这时，菲比决定性地松开了我的手。

我对亚当说：“去你妈的。”一点力量也没有。菲比沿着螺旋滑梯滑下去，同时发出一声尖叫。那种哑人的奇怪尖叫。许多日的踌躇后，菲比头一次独自完成了滑落。

我冲到滑梯端口，菲比已落入沙池。她的叫声由于不含任何语言意识而成为纯粹的欢乐符号，号角一样。

我发现自己和她一块尖叫，也不要语言了。我发现我把泪流满面的脸藏进菲比的小小胸怀。怎么会泪流满面？亚当，你得逞了，你把我耍弄成这样。

从那之后，我们三人都不再怀疑：我没有选择。我对我的未婚夫毫无疚意地撒谎：我出差去了。和另一个女同事共一问旅馆房间，所以你不便打电话给我，以免打搅人家。律师说：“好吧，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当然。我每天会给你打个电话。”

他觉出这事有点不地道，有些蛛丝马迹。但他的注意力主要被我的无纪律无规划的做事方式夺去了，他主要想不开的是：“你怎么可以在最后一个星期才通知我？你怎么可以这样临时、即兴、缺乏计划？难道我不配提前一个月得到你出差的日程安排吗？出这样的远门，十五天的旅行，难道我不够格和你预先做一番安排吗？”

我忙说：“够格，够格。”

他没有高起嗓门什么的。他是个好律师，天生雄辩而绝不用大嗓门。我想，这是该我吻他一下的时候，只要那个吻能导致做爱，事情就解决了。果然很准，他在我吻他时眨了眨眼，像是忘了他与生俱有的坚强逻辑。我知道吻得不错，他已开始解衬衫袖口的纽扣，先是左，后是右。不久我们已在床上。他做爱热烈却也非常礼貌。他会说：“能请你翻个身吗？这样很好。我不介意你头发扫在我脸上。我喜欢你这样。是的，很好。是的，好极了。”

我们忙完之后各自躺着。他的眼睛直直望着天花板上的圆形顶灯，以及它周围的石膏凸形图案。我也一样。他说他很高兴，我说我高兴他很高兴。我们都是负责任的人，都把对方的高兴看成责任。

“你还在服避孕药吗？”我说是的。

他放心他说在结婚后先阅人过一年日子，过顺了，再做孩子的计划。这是他押送我去医生那里请他给我合适的避孕药的原因。他说另一个原因他必须对我交代，就是他一直吃抗抑郁症的药，直吃到遇见我。我打听过是什么使他得了抑郁症。他说周围的不少人都在吃抗抑郁症的药，因此他怀疑他也有这个需要。我倒没发现他苦闷，我把这点告诉他了。他的回答很有说服力：“我必须把苦闷控制在苗头的阶段。”

“你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很好的做妻子的料。”他我说：“谢谢。”他说：“别客气。”我一直想问他是不是很爱我，但我又一想，算了。我总是这样想，算了。我们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人，有足够的好感和善意，我们会过得不错。如果没有菲比和亚当，如果也没有M，我们的前景真的会相当不错。律师轻声打着呼噜。他就这点好，一切都有分寸，都在比例之内，连睡着了都是分寸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