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十强赛到2004年G7革命前

2001年10月是个分水岭，中国国家足球队史上第一次冲进世界杯，举国狂欢，但就像那场特洛伊战争，当雅典舰队退去，一个巨大的木马正待进城。

几乎在冲进世界杯同一天，一场比赛中竟然出现11比2这样在乒乓球赛中才会出现的比分。44年来首次出线加上“11∶2”事件，尴尬之余阎世铎发明了一个很雷人的现代汉语结构——“光荣的耻辱”。

这个时候人们对足球的认识还是很山寨的，国务院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民族英雄，各路企业动辄斥金百万奖励队员，阎世铎仕途一片光明……可是，就像加入WTO，得到世界的优惠同时也意味着承担世界的责任，当中国足球成为世界32强之一，必须承担这个名份带来的压力。比如，国际著名的博彩公司肯定要给你开盘，其实很多发达国家博彩已合法化，这是推动职业体育必不可少的内容，这符合足球全球化的规律。

我们只知道自己进入世界杯，不知道必然也进入盘口，整个日韩世界杯期间中国队连输3场共丢9球，被认为是“技不如人”“人不如人”“丢了民族的脸面”。甚至还忽略了一个新闻：范志毅被曝在世界杯期间通过渠道向境外博彩公司下注。这个新闻曝出后，范志毅大怒之余打官司……大家只关心这是道德层面的事情，甚至被范志毅和老婆之间的纷争吸引，为他在欧洲踢球的前途担忧。最后，这条富有深意的新闻被做成很有八卦性质的东西。

还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是：2002年年底及次年年初，当澳门博彩公司宣布正式对中国甲A联赛开盘时，中国足协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怎么建立良好机制面对它，而是忙不迭地向博彩公司索要版权费，“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开我们的盘却不跟我们相关部门打招呼呢，怎么不交钱呢”。中国足协的小农意识在此足以影响未来10年的大事件下作祟，经过之前8年职业化，脑子里全是钱、钱、钱。那段时间，郎效农整天坐在电脑前想着怎么打报告给总局，向澳门索要版权费，他忧心忡忡，当有人提出更重要的是“立刻建立合理机制面对开盘”时，他并非没有反应，也不是没想到过开盘后对中国联赛的影响。但可以证明的是，他和整个中国足协骨子里想的还是版权费，对于怎样应对球员可能涉假，最恶搞的一个建议居然是安测谎仪。

那段时间无论阎世铎还是杨一民，都在想怎么把澳门博彩公司的钱要到手，为此还动用了律师，可律师也不懂，于是此事一直纠结着。

澳门博彩公司觉得中国足协的想法很不入流，他们的代表说：英超确实有版权费一说，但这是该国法律规定的。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荷兰等国，却无此法律，我们自开盘以来从未向上述国家支付过版权费，理由是——球赛比分、球员状态、预测属于公众基本信息，和天气预报是一个道理，电视台不应向气象台交纳预报费，博彩公司也不该支付版权费，足球运动是一项公众项目，更深的考虑是，如果博彩公司向该国足协支付一笔钱，很容易被认为博彩公司有操纵联赛的嫌疑。

澳门以及欧洲博彩公司还是开盘了。中国社会的观念在这8年中迅速变迁，再也不会出现1995年那样的为球队保级而跳楼的球迷，只会有为股票而跳楼的股民，球迷也不会保卫X?X了，大家只会保护自己的钱包。中国足球从来都离不开社会背景变幻，这时候参与到澳门博彩的球迷不计其数，球员也参与其中。

2003年，可以用过江之鲫来形容参加赌球的人们，保卫城市已很土了，金钱的刺激才是王道，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主队球迷为客队输球垂头丧气，因为他押错盘了，渐渐地，也会看到某个年轻球员攻入客队一球后，老队员竟小声斥责他。最后，就是整支球队分裂成数个赌球阵营，一场比赛即使国际足联主席观战也看不懂究竟打的什么战术。

经过上两个阶段的不作为，赌球像一个拉了弦的手雷，积累已久的能量终于把中国联赛炸成碎片，从堂口时代，慨然进入了“盘口时代”，只不过这还是散户阶段，不过正因为其散户性质，才出现了绑架、枪击、追杀、沉湖种种匪夷所思的事件。由于这时如上海申花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俱乐部还保留着浓重的堂口时代特征，二者交织起来，上演了一出史无前例的“球场现形记”。

所谓“盘口”，就是每一个选择都讲究数率，讲究分寸间的得失，当人情不古，金钱挺进，江湖最后一批大佬戚务生、余东风、金志扬、徐根宝纷纷败在小崽子手下。在理清“盘口时代”思路时，我们无数次用香港黑帮的变化来形容这个阶段，所谓盘口足球就是发哥没用了，上来一帮古惑仔，手拎着砍刀一通乱砍，在他们眼里没有老大，只有利益，所以连魏群这样的袍哥也叹口气：时代变了，玩不动了。

谁还为了情分，跟金钱过不去呢。

盘口时代发生了多少起凶杀案、绑架案，永远是个谜，但它肯定是最凶残的一个阶段，最大化印证了“血酬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