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地平线

60多年前，一个叫詹姆士·希尔顿的人写了一本书叫《消失的地平线》，并制造出一个极其美丽动人的名字：“香格里拉”。

不管是传说中的现实，还是现实中的传说，雪山、寺庙、草地、善良无争的人民——即使“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已被传得太滥太俗，人类的精神家园永远需要世外桃源。

那天上午，斯诺终于踏上云南，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是中国的末端，这是中国的前沿。”云南就是这样一片莫名其妙的土地——它温暖得让你每分钟都可以让你产生无数欲望，又随时可以让你什么都不去想。你根本不知道这里是生活的潮流，还是生活的堕落。

尤其昆明，时间在这里变得缓慢，比如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你眯着眼斜坐在翠湖边上的“茴香酒吧”，让时光像下午茶一样慢慢变淡、变老，心情“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就悄悄到达天堂本站了。

如果只到过成都，会以为这里是“休闲之都”；如果再到昆明，就知道成都是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而昆明则是飘在滇池的浮萍。闲得连缓慢前进的方向都不需要，只安祥地随波逐流。

昆明人懒，是因为上天给云南、给昆明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资本这么慵懒地生活。在云南望天、在云南看云，知道什么是天蓝得让你心碎，知道什么是白云苍穹。

如果有时间就去《尚义街6号》去转转，虽然诗人于坚描写的所在可能已被某位浙江服装大嫂占据，但那个黄色的法式房子，两边如影绰约的法国梧桐，还是可以让你很怀旧，很感伤。

这样，哪里需要像北京、上海、广州人那样，如疯狗饿狼般追杀生活？

很难理解吴三桂当年为什么这么野心勃勃，守着陈圆圆这么一等一绝色大美女，守着全世界神往的人间天堂，造什么反打什么仗？连一代闯王李自成都结庐而伴美景绝色了，世上还有什么功名利禄不可以抛却的。

我把正史和野史搞混淆？在云南、昆明这样一个温情脉脉，天人合一的地方，离政治中心很远，离经济中心很远，离交通枢纽很远——没必要把正、野分得那么仔细工整，一不留神就欣欣然陷入韦小宝浅唱附吟的“十八摸”中去了。

夜色，昆明，慢摇吧，别信云南无美女的传说，在每一个心旌动荡的夜晚，全昆明的美女都花枝招展巧笑盼地汇聚在这个喧嚣且交通不便的三角地带，至少有一句话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滇女多情，比湘女还多情。

然而，《消失的地平线》一语成几畿，云南人花4亿多玩了一把昂贵的足球后，突然像吐出来的一口红塔牌香烟荡然无存了，这块“板扎”的高地，只能在传说中与虚无的香格里拉一起仅供凭吊了。

这样一个温暖的易于激发无数欲望的地方，欲望来得如此之快，散得也如此之快——戚务生离开高原时说：没有基础，没有足球基础，永远成不了大事。

连吴三桂拥兵百万铁甲利器，也没成了大事。

莫非这块地方只能产生如天仙般的杨丽坤、如魔女般的杨丽萍，或噘着小嘴天真烂漫的沐剑屏小公主吗？难道我们只能沿街闻香飘十里的炸臭豆腐，看娇艳欲滴的尚义街百合花、红玫瑰吗？

刘越这个山东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再比昆明更美丽的地方了，每年他都要拿着面包去滇池边上喂红嘴鸥，他知道以后也许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消失的不只是地平线，云南省省长徐荣凯曾自豪地向全国问：“你云南了吗？”其实现在我们的发问是：“云南，你足球了吗？”

足球，不是那只去年滇池湖畔喂养过的红嘴鸥，它去了，也许永远不会飞回来。

云南：其实命中早就注定了

云南的故事和它的气候一样，没有四季之分，永远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模样。似乎没有开头，便结尾了。

戚务生已记不清那一天的准确时间了，但他还能记清那天晚上楼道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奇怪声音。每一张麻将牌的撞击声都会让戚务生对自己执教红塔的决定产生怀疑。

走的时候，还是有麻将的声音，但不是在球队里，而是俱乐部的办公室。

1997年买来壳，2003年卖掉壳，5年，其实一切都已经注定了，在买中开始，在卖中结束。

农民

第一课的大戚想的就是这个字眼

1999年初，红塔基地还只修好了一块草坪，戚务生看见的是一支乱七八糟的队伍，当他经过排列得弯弯曲曲的队伍时，就像某个正规军指挥长检阅着临时拼凑的民兵排。

球衣是五颜六色的、球鞋是各种款式的，大部分队员都没有戴上护腿板，来自五湖四海的口音混杂着喊了一声“戚指导好”，也有人喊了一声“老大，好！”就开练了。

“农民，农民”，第一课的大戚心头想的就是这个字眼。

这一天下雨，球员们训练后就把脏湿的衣服随便一扔走人，大戚很不高兴，大喊一声：“把你们训练服拾掇好了！又不是种地的！”

这一天没有一个球迷，除了付晓海之外也没有一个记者。

那天晚上戚务生花了一些时间才敢确定这是麻将声，声势浩大且大义凛然。球员们集体向俱乐部提出：一周要进城用公款吃两顿饭，用公款洗两次桑拿。

理由是：否则没有好心情训练、比赛。

“农民！农民！”大戚又要想起这个字眼，但他没说出来。

他开始规定：训练服必须叠得整整齐齐；进训练场地必须列队进入；晚上不准打麻将；打客场时必须晚上10点钟掐电话。至于公款吃饭，洗桑拿，大戚鼻子“哼”了一声。

然后大清洗开始了，一个又一个“老油条”被洗掉，最后那支队伍国内球员只有常辉、李永智留了下来。大戚对秦绍高说：“只有换人才能换思想，给我5年时间，我一定能把红塔队弄出个人样来。”

他整好在红塔待了5年，但人样弄出来后，人都散了。

老秦

秦绍高是个闲人

从“买”开始，人人“卖”结束。云南红塔用7年时间完成一次命中注定——一切像烧过的一支香烟，之后只留下一丝青味。

戚务生与云南红塔的谈判是在云南驻京办事处进行的，走前大家吃的是“涮羊肉”，红塔代表在桌上不停说的一句话就是“欢迎戚教练能到云南指导工作。”，大戚也感觉红塔搞足球“很有长远眼光。”

云南人之所以要搞足球，是因为有人在云南省人代会上两次提出“云南应该有足球”，加上省长也喜欢，所以人民的呼声成为现实。但是红塔集团内部也有反对声音。

1997年10月9日，云南人用3500万买下了深圳金鹏，12天后，在昆明春城路上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进行了挂牌仪式。字国瑞任董事长，秦绍高任总经理，周穗安任首任主教练。

秦绍高本是大理卷烟厂厂长，后来才在红塔集团出任监事会主席的闲职，再后来才兼任俱乐部总经理。他是个闲人。

有人说：你永远会在总经理办公室看到以下情景：秦总经理沏好一杯热气腾腾的滇绿茶，举着一张《云南日报》或《昆明晚报》，逐字逐句（包括中缝）地研读……每一条有用或无用的消息。

还有人说：秦绍高是一个不让人注意的人，集团董事会开会，有时会都开了一半了，有人因为讨论到秦绍高管辖范围的事务，才惊呼一声——“啊！老秦呢？他怎么没来开会。”

红塔除散了，老秦也到退休的点了。

阳光

我的皮全晒裂了

历经周穗安、王宝山、乌比利，戚务生1999年底率队在主场提前一轮冲A成功时，整个昆明市体育场都疯了，球迷们冲进场内扒了部分球员的衣服。但省政府只送给俱乐部一面锦旗，这让队里产生一些不满。

大戚在2000年第一轮后说出他几乎仅有的一句妙语——“小奥拓撞翻大奥迪”，因为红塔队客场击败了“双冠王”山东队。刚刚从山东转会云南红塔队的刘越在济南经10路的“鑫帝”请全队吃饭，还带来了父母。这也是他个人的胜利。

他把那辆漂亮的蓝色小跑车运到了昆明。

刘越刚打了5场球就骨折了，医生要他补钙，还要他多加强紫外线照射以利新陈代谢。于是刘越在下午就经常搬把椅子坐在坝子里晒太阳，云南的太阳实在太惬意了。有天一个广东朋友路过，说：“你这么惬意呀，连受伤都这么惬意啊！”自己也搬了一把椅子和刘越一起晒太阳，大叫“惬意”。但5天后他从广东给刘越打来电话：“哇，我的皮全晒裂了！睡觉都痛啊。”

刘越在总结云南故事时说了一句不知是简单还是深奥的话：“云南的阳光养人，但把握不好也伤人！”

郁闷

戚务生只会唱跑调的《黄土高坡》

但外援们都很喜欢，外援们带来了另一种风景：他们都有漂亮的太太和儿女。在训练完后，领着妻室儿女在基地的路上散步，这让中国球员觉得有些郁闷。

红塔队慢慢地不再是一支“农民队”了，但服装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一红一蓝两套训练服轮流穿，因质量问题和洗涤过度缩水，包在屁股上很难看，队员们也觉得有些郁闷。

郁闷就会出事，有一到马庆在锦华的迪厅和人打架，当公安赶来制止时，他大叫“我是红塔队的”，但公安还是一脸正气地带走了“红塔队的”。

但这支球队没有太多乖戾的东西，他们最惯常的娱乐就是聚集在昆都的“慢摇吧”里喝酒；或在祥云街吃“甲鱼火锅”；或打“传奇”游戏；麻将已经很少了，那被队中视为较土的东西。

戚务生则喜欢在那幢小楼里与三山五岳的朋友们喝酒，后来学会了“砸金花”，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也从王立仁变为李辉。大戚没有什么娱乐方式，只会唱一首老跑调的《黄土高坡》，声音奇大。

命啊

就像5年前买这支队的壳来一样

这支队伍慢慢地慢慢地走上正轨，似一种家族式的管理。到了2002年已经能够相当成形，并进入半程三甲的至后来的排名榜首。它和大连、上海这样的豪门不一样，和山东、辽宁、北京这样的老牌也不一样，甚至和陕西、四川这样的破烂队也不一样——它以某种温吞的神秘方式，线路诡异地在甲A沉浮。

2002年和2003年红塔队总是会被一种猜疑笼罩，戚务生和区楚良之间，俱乐部和球队之间，队员和队员之间。戚务生宣布了辞职是因为“失望”，他那两场与区楚良之间的风波似乎永远也解不开真相。

区楚良在昆明有自己的家，他有个很可家的儿子经常在球场边跑来跑去，在云南红塔这几年说不清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但肯定是他最不平静的几年。

其实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刘越，他已于去年11月27日挂牌上榜，无论红塔解不解散都会有新的去处，重要的是他收获了一辈子的东西——爱情。很多人都随着红塔的坍塌而几近一无所有，带不走哪怕一根草，但刘越却把一个云南姑娘带走了，一个能拉一手漂亮小提琴的歌舞团演员。

他突然发现，那辆蓝色小跑车在昆明都第5个年头了，才开了30000公里。

红塔队来不及吃一顿散伙饭就各奔东西，有的人之间可能一辈子都无缘再见，连基地的那些来自农村的服务员都很伤感，刘越说：“她们原来连足球都不懂，因为这几年朝夕相处才对我们有这么深感情。”他担心的一件事是：这些农村姑娘会不会因球队解散而失去工作。

“马大姐”是基地一个名人，她这几年一直用那辆私家车接送红塔队员进城、归队，赚了一些钱，还跟外援学会一些英语，但以后她将没什么生意了。前几天，舒马赫特别托人带话问“马大姐好”，希望她能走运。

云南红塔队甲A最后一战是对已肯定退出江湖的八一队，比赛后全队给戚务生等鞠了一躬，大戚摆了摆手，大家便直接飞回各自的老家。“真是天意，红塔VS八一，两支球队的告别演出”，队员们现在都这么说：“一切都是命，就像5年前买这支队的壳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