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59——61节

第59节:保密局

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就是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

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

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一位官员。

当时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个真老A。

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这方面的征兆,但我一直这样想,而且从那以后我把自己对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给了杨及你母亲。

直到半年多后,当我手上捧着真老A的人头像时,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

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

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

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

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又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儿。

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融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

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A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

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

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妆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义成如此两人。

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散发,到处张贴。

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A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

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生分",那一定是回忆的不确切或者表达的不到家造成的。

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

"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

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

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

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能变只鸟飞出去了。

我记得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

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

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07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

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是不是?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

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嗦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是嗦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上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

有时候,我了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

哦,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

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

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

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

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了第一个回合。

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因为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的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她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

第60节:失去理智

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

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

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

我又问:"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

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做"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对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大海。

"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她说:"你看呢?"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的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

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一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系的。

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系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

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儿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

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

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

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儿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

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

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

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

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得很多,甚至每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

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

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

过一会儿,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做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老A!!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

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08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

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

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

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独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

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像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

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像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

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

第61节:不祥之感

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

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

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

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渺茫。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

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

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特工,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

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可以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

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

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拨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

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落。

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

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

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

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

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

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

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戛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车。

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

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一下,说:"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系。

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在一座别墅的门前。

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

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

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害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竟有那么多同志。

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

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肃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律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在哪儿?"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敦实的中年人问。

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儿,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插嘴说:"他们被捕了。

"沉默一会儿又说,"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被录音!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

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

正当我把烟刚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声喉管就被割断了。

但这足以引起我们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沓沓沓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这时,刚插嘴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快跑——!"但此时沓沓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来不及。

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

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落在代老A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