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年前，我刚要步入官场，我的一位朋友却进了监狱。我去探监时，难过地对他说，你不该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为我送行。

“中国最有责任感的贪官”，那位曾被主审法官如此戏谑的朋友老费，出事前是个局长，大权在握，风光无限。当局长的前几年，他一直都很廉洁，作风也很正派。偶尔一次接受包工头的宴请，喝高了，晕晕乎乎地被那包工头“挟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头点了一位绝色美女为他洗脚，因酒乱性，禁不住美色的诱惑，老费和那位美女发生了关系。

云雨之后，酒醒过半，老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居然是个处女。他很过意不去，当即对那女孩子表态：“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后来，他果真为她办了招工手续。他害怕事情败露，接着又为她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在省会为她租了个门面，将她安顿下来。不久，女孩产下一子。添丁带口的，单靠工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维持下去，形势逼得他开始受贿。

儿子七岁时，那女孩强烈要求转正。老费被逼无奈，只好回家骗妻子说，纪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办个假离婚，把财产全部划到她的名下，等风头过后再复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马便答应了他。办好手续之后，老费从此便不再回家。费夫人发现了问题，跑到老费的单位一问，单位里的人告诉她，老费再婚了，儿子都已七岁。费夫人怒火中烧，一气之下跑到纪委举报了老费，老费就此东窗事发……

和老费的经历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却是青色的。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当总理；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领导口头给我封了个“总经理助理”，却被总经理直接发配进厨房干起了“帮厨”；被逼跳槽进报社，总编封我做广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惯社领导的某些恶行与之发生争执，“任命”被当即收回……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命里“无官”，谁知却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汉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头朝下的胎儿形，表示怀胎之意。后人之所以把“胎儿”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来，母亲就给了他一个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员，是演黑色幽默还是演青色幽默，全凭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踌躇满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居然以一种悲情的姿态，离开了副市长的岗位。像所有离任官员一样，下“台”之前，我也选择了“出游”。2010年4月5日，阔别了29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岗市南化镇。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回乡，多少有些悲情：过了清明，我将离任。

家乡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虽然建了不少新楼，但用工业化粉饰过的新农村，与广袤的田园极不相称。那曾经清得见底的沟渠，现在淤塞得厉害，到处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散发着阵阵恶臭。天空中弥漫着油膏的味道，让人眩晕。我憎恶“中国防水之乡”这个名号，它让我找不到半点家乡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还在，油菜花一地金黄。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拥吻，记忆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档案。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儿，因父辈成分不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从藕池镇下放到南化蓄洪院开荒。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经常被当地那些会生儿子的农妇，骂得抬不起头，饱受凌辱。

为此，父母发誓要生几个儿子，于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黄昏，我来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时候，除了刮着八级大风，再无其他奇特天象。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妻子经常嘲弄我：“难怪你喜欢出风头，原来是叫风刮的。”

妻子所说的“出风头”，指的是我喜欢上网发帖表达意见。她不理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没哪一个聪明人，愿把自己放到枝头，成为猎人的目标，之所以要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2.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

第三次想当总理的时候，我已进而立之年。1998年某杂志以《想当总理的年轻人》为题，报道了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儿。当时萌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新闻事件。1997年，我离开报社调回园林系统，为园林局长章文雄当秘书。章局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整天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化而苦恼。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建议他站在局长的角度，在当地党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检讨，采取舆论倒逼的手段，引起领导的重视。

章局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2700字的文章《看大连，想云梦：关于园林绿化的检讨》。文章在《云梦日报》头版刊发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等17家中央、省部级媒体跟踪报道，云梦市委书记亲自撰文给予肯定。

然而，媒介认同并不等于政界认同，市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章局长的检讨中伤了他（有许多群众致信给他，说该检讨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怀疑有人乘换届之机使阴谋，便将他找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的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这个怪物的个性，开始冷静下来研究我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没人能够理解我这与精神病人无异的怪异行径。一个而立之年了连个股级干部都还不是的平民子弟，凭什么当总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总理难，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更难，在一个国民具有严重依赖心理的国家当总理难上加难。我们绝大多数国民总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寄托在“领导”和“组织”身上，确切地说，是寄托在总理一人身上，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是“领导”、我是“总理”该怎么办？总理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共和国的总理固然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于是，我开始埋头创作《我要当总理》一书，以独特的思维和视角，系统地从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军事、环保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很显然，如此敏感的题材，不仅出版机构望而却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了公众的笑柄。在大众看来，我是一个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疯子。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疯子，也肯定当不了现实中的总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尽一份普通公民对国家的责任。虽然我的这些方略，没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我痴心不改，依然心忧天下，这些年来之所以不顾忌官场潜规则频频发帖议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乡祭清明之前，我对张艺谋狠狠地轰了一炮。社会反响强烈，但江南政界却出奇的平静。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3.这种感觉如同回乡一样，被乌烟瘴气的空气，搅得心神不宁。我几次要去找南化的书记镇长论个长短，都被父亲劝阻。父亲劝道：“你以为你是石岗的副市长吗？天下之大，你忧得过来？”

我一时无语。

难道忧患也有边界？

原本打算在故乡待个四五天，骤然间没了心情。满眼皆是清明幡子，四处飘散着对亡亲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虽然贫穷，但没被污染的故乡。

没能进大学深造，或许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在一篇帖子里曾经抱怨。如果我早一点碰上司徒雷登，很有可能因为我与生俱来对汉字研究方面的天赋，而把我录进燕京大学。然而，抱怨又有什么用呢？现实是最缺乏同情心的，因其残酷，让人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

这就是命运。

由于英语太烂，我注定成不了“汉语大师”。高考揭榜，我以七分之差被拒大学门外。父母苦苦劝我复读，我死要面子，反问：“古今中外有几个大作家是读了大学的？比如高尔基……我就不信我不读大学就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那时，我的文学理想超越了我的政治热情。

父母很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成为社会青年。接下来，我没日没夜拼命地写作，寄出去的作品大都石沉大海。眼看着离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越来越远，工作又没着落，内心不知不觉出现了巨大的落差，由极度自信沦为了极度自卑。绝望中读到了一则《招生简章》：民盟云梦市委开办了一所向阳旅游外贸职业学校，读两年发中专文凭包就业。文凭还在其次，能够就业倒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犹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学校没有固定的办学场所，经常从这所学校搬到那所仓库。老师都是从各高校临时聘请来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年幼的甚至连初中都没毕业。在这样的学校就读，始终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别人问我毕业于哪所院校，我总是羞于启齿，只能含含糊糊地以修完自学考试本科专业的院校作答：湖北大学商学院。

很显然，在这样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学到什么专业知识的。日子倒是好打发。两年时间一眨眼就混过去了，学校却并未兑现承诺。父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帮我搞了一个招工指标，好歹将我安排进了湘山公园。公园主任很器重我，派我到岛上最好的宾馆——枫林山庄担任总经理助理。刚上班就当了“官”，这让我对美好的官场岁月，充满了无限的憧憬。父母对这个安排当然是满意的，他们希望我在这条“官道”上越走越远。

每次回家休假，父母都会很关心地问我“混得怎么样”。我不愿让他们操心，总是回答说“很好”。直到那一年春节回家过年，终于露出了破绽。腊月二十九，父亲早早地起床杀鸡。他虽是一个骨科医师，但对杀鸡却不得要领。杀第一只鸡时，脖子都快割断了，鸡却还能到处奔跑，鸡血满地，鸡毛横飞，甚是恐怖。我看不过去，淡淡地对父亲说：“让我来吧。”

母亲很是疑惑：平常扫把倒了都懒得扶的人，还会杀鸡？我苦苦地一笑，手起刀落，第二只鸡哼也没哼就断了气。母亲意识到了什么，问：“你跟谁学的？”我回答说：“在山庄里学的。”

母亲听罢，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得已，我只好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山庄总经理怕我对他的位置构成威胁，虽然骨子里排斥我，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栽培我的样子。我报到的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他不清楚我的底细）是上面派来的，迟早是要接班的。要当好总经理，一定要熟悉每一个部门的作业流程，并懂得成本核算。这样，你先从厨房开始，也不要你动手，只需细心观察，搞清流程，懂得控制成本就行了。两个月后再去客房部，客房部待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动力部……”

4.总经理的这番话，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他是真心想栽培我，仿佛两年之后我就能从他手上接过重担。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我干得特别卖力。我不能给人留下一个懒惰和高高在上的坏印象。尽管总经理说不需要我动手，但我还是从杀鸡、剖鱼开始，积极地帮厨，没想到这一帮就是半年。半年以后，换部门的事迟迟没了下文。

我找人旁敲侧击地去打听，总经理鄙夷地回答：“还真把自己当总经理在那里搞，不晓得天高地厚！”不仅如此，他还跑到公园主任那里反映我“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权谋无处不在。看来，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是遥遥无期了……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元旦之夜，我平生第一次喝下三瓶啤酒，号啕大哭一场，熬到天明之后，我走进公园主任的办公室，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一个月后，我进《云梦法制报》当了一名记者。

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很热爱记者这门职业，“无冕之王”让我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因为自信，所以阳光，可以说，当记者的四年，是我最开心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我看不惯那些阴暗的东西。我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侠，哪里有不平我就会出现在哪里。在云梦新闻界我是惹官司最多的记者。我曾因披露国有特困企业制售假冒湘山金针茶遭到近200名职工围困，吓得家人大白天都不敢出门。我还曾因报道“警骗勾结连环骗车案”被人追杀，差点死于非命。

最轰动的还是与官场黑势力的较量。那几年，云梦的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公安队伍建设问题多多，接连发生了两起公安干警杀人事件，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满脑子想要匡扶正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懵里懵懂采写了一篇报道，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云梦公安局长，写了一篇5000字的报道：《向公安局长讨说法》。

文章一见报，就有自称黑社会的人物向我传话：“得罪了我老大，让你不得好死！”后来，该局长亲自出面，让我给他写一篇正面报道挽回影响。我坚决不答应。他威胁我说：“凡事莫做绝了，不然的话，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

我寸步不让，回答他：“邪不压正，莫到时候你没把我整死，却先被法律给整死了！”我嘴上是这么说，实际却很心虚。我知道他的势力，如果法律整不倒他，我肯定会死无全尸。好在他很快就东窗事发了，携全家逃到了国外。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能持续多久。当总编调离以后，报社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每个记者都背负了沉重的发行和创收任务。我不愿放弃我的新闻理想，强烈反对有偿新闻和有偿发行。报社领导劝我，“拍点小马屁，吹点小牛皮；写点小消息，赚点小米米”多好，何必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呢？

为了拉拢我，社里有位领导许诺让我担任广告部主任。任命之前，他带我到中堂县林河派出所采访。刚一落座，他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烟盒，当着派出所长的面，掏出烟盒内仅剩的一支香烟，对所长说：“不好意思，只剩一支烟了，就不给您装了。”

所长很识趣，赶紧让副所长买来两条烟，每人给我们一条。此后他如法炮制，每人骗得了四条香烟。社领导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一回到报社，我就将这件事向社长做了汇报，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注意维护报社形象。没想到，报社第二天就收回了对我的任命。第一次“为官”，就以这样的结局草草收场。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捍卫尊严，我不得不选择离开。离开不等于颓废，反倒让我越挫越勇。一个星期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在《云梦日报》上开了一个专栏，连载官场漫画小说《事关升迁的103个关键词》，对官场的腐败行径给予了狠狠的抨击。

即使后来我离开了新闻部门，借调到国家某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也没能改掉喜欢“抨击”的“毛病”，相继撰写了“中国当代城市园林批判”系列文章，向国内一些名校权威开炮。《有园林无文化现象》、《理论恐慌》、《专家钙慌》等一颗颗重磅炸弹，通过报纸投向城市园林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直至后来当上了“副市长”，我还是放不下这个情结，经常上网发帖，表达自己的意见。江南有一位已经退休、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对我颇为关心，特意找到我说：“致远啊，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莫到网上发帖了吧，对你从政有害无益。”

我毫不“领情”，固执地说：“哪有那么严重呢，发帖总比打牌赌博找情人要健康得多吧？”我对他说，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老领导叹了口气，摇着头离去。他的态度让我颇感郁闷：不知道是我顽固不化，还是他食古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