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悲情（上）

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资本运营大师，其胸怀、格局当然非常人可比。这一刻的仰融，俨然一个民族汽车拯救者的形象

也许过了很多年后，当教授们在课堂上讲述中国汽车的成长史时，都会不可避免地用一种复杂难辨的口吻，幽幽地说：“从前，有一个人，叫仰融……”

1991年夏天，中国商业界最轰动一时的新闻是“罐头换飞机”。南德集团的牟其中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回来4架苏制图-154飞机，他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1个亿。当人们正热烈地议论着这件事的时候，35岁的仰融坐在大皮椅上，一脸的不屑。当时，他潜心策划的一个资本运作项目已近尾声，而日后看来，它的确比以物易物的“罐头换飞机”要高超和精妙得多。

人们一直对仰融的身世知之不多，他原名叫仰勇，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人，初中毕业后，先是做了一阵子厨师，后来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再后来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后来到上海搞股票买卖。当年的上海东湖宾馆是早期炒家们的根据地，沪上颇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人都在此扎营做庄，仰融日日跟这群人厮混在一起，兴风作浪，很是赚到了一点钱，同时也历练出一番纵横开阖的运作本领。在某一月，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仰融，大抵有“仰仗金融”的寓意。1989年，受知名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的赏识，仰融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许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

人在香港，心系内地，仰融深知国营企业的资本变革将带来巨大的利益空间。沈阳金杯汽车是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1988年它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股票，历时一年有余却响应寥寥，公司甚至曾在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整整一天也只卖出了2.7万元。便在此时，仰融上门洽谈，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1200万美元买下金杯汽车40%的股份，之后他又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将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绝对控股方。仰融为此专门在太平洋小岛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此公司由华博100%控股。这时候，仰融还悄悄完成了对华博的资本改造，其股权结构改为仰融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仰融。据2003年的媒体披露，有档案显示，仰融一手策划华晨收购沈阳金杯，其所有投入的现金则均来自许文通掌控的海南华银。

在完成了这一系列长袖善舞的资本组合之后，仰融开始筹划在美国的纽约证交所上市。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立证监会，仰融的一切运作均无先例可循。为了让上市公司有一个更为合法、合理的身份，仰融筹划成立了非盈利性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和海南华银四家，就这样，仰融戴上了一顶有众多垄断性国营资本背景的显赫的“红帽子”，它让这位资本枭雄得益于先而倾辙于后。1992年10月，“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成功上市，融资7200万美元。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对纽约证交所来说，这也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只正式挂牌的股票。它在当年的美国股市轰动一时。

华晨上市让仰融一战成名，他很快意识到，无意中踏入的汽车行业也许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领域。从1995年起，仰融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车的管理权，把精力逐渐转移到经营工作上。当时的汽车行业因多年的垄断经营，各大汽车厂家均裹足而行，无太多的战斗心，业内“行规”重重，暮气十足。当仰融真正进入之后，这位大局观十分清晰和敏锐的战略家很快成了一个让人头痛的“颠覆者”。

金杯公司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在这个市场中，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是当之无愧的“小霸王”，风头正劲。仰融把全公司最精良的研发人员全部调集起来，专门针对“小解放”开发出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在这期间发生过一段很见仰融性情的轶事：仰融曾去长春拜访一汽董事长耿昭杰，耿以傲慢待之，仰不忿。海狮新车型设计出来后，仰融卷着图纸再找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但是我开发这个车呢，也肯定要亏本。我一个月生产五百台，一年打个折就是五千台，你每台车给我一万元，总共五千万元，我把这个型号的许可证卖给你。这个情况，我是通报给你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我的方式干了。”

耿昭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一定以为他疯了。新海狮推出市场之后，因其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一年后，一汽的小解放就由盈利转入亏损，又两年，被迫退出了竞争。

从1997年底起，仰融就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的国产轿车生产线，他提出，“要制造拥有百分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此言既出，业内领袖一派摇头景象。

仰融造轿车，并不像别的企业家那样，按部就班，沿台阶而上。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资本运营大师，其胸怀、格局当然非常人可比。他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华晨出资1亿元，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仰融出任理事长；另一方面，打破常规的合作模式，在中国加入WTO的大氛围中，和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他先后与宝马、通用、丰田等五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仰融得意地称之为“五朵金花”。

在“金花”们的拥围下，自主产权的轿车研发便不再是闭门造车。除了围绕汽车构筑产业和资本平台之外，仰融还频频出手，涉足其他领域，在他的强势运作下，华晨如大章鱼般地伸展出众多的支脉，到2001年前后，仰融打造出一个市值高达246亿元之巨的华晨系，旗下有5家上市公司，系内各种关联公司158家，其中控股138家。华晨拥有8条汽车生产线，10多家汽车整车和部件工厂，在中国汽车行业形成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金融-实业”交融结合的体系。在仰融的规划中，未来的华晨将在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之下，形成汽车、金融和基础建设等三大板块，其中汽车占总产值的80%，到2010年实现150万辆的产销，2000亿元的营业收入，200亿元的利润。无疑，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华晨就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

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隆重的下线仪式上，仰融兴奋地手举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向到场的嘉宾和记者展示自己的梦想，他宣称：“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惟一敢和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这一刻的仰融，俨然一个民族汽车拯救者的形象。

一直到2001年初，仰融的事业毫无败局的迹象。

1月份，为了表彰第一辆中华轿车下线，沈阳市政府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授予仰融“荣誉市民”的称号。仰融公布2000年公司业绩，华晨的税后利润为创记录的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3月份，沈阳政界发生大地震，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因贪腐而被拘，案情涉及广泛，全市的重要涉案官员达122名，是为“慕马大案”。作为沈阳市最知名的大企业，华晨与政府有十分密切的互动，现任首脑的落马自然会影响到仰融的战略思考。正是在这个敏感时刻，他开始与英国著名汽车公司罗孚商谈，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

罗孚是一家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厂，由于成长缓慢，近年来亏损累累，正急切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卖家。仰融与罗孚的谈判很快上升到全面合资，仰融提出的合作方式包括：合资后罗孚的所有产品都搬到中国生产；保持罗孚英国研发中心和欧洲销售体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出口欧洲的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区销售的打中华品牌；罗孚帮助华晨完成发动机的升级换代，并在发动机上打上“中华”商标。

这是一个让人憧憬的大型合资项目，它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现在国际主流商业舞台上。进入21世纪之后，崛起的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展现更为强势的力量，一些快速成长中的大公司都在试图通过购并与合作的方式进行跨国发展和实现产业升级，华晨与罗孚的合资应该是最早和最让人期待的项目之一，与日后的联想购并IBM的PC事业部、TCL收购汤姆逊彩电等相比，仰融所表现出的主动心和企图心似乎更大。如果此次合资成功，中国汽车行业的版图将全部改写，甚至连成长航线都可能赫然改道。其意义之大，绝不亚于十年前的华晨美国上市。在相关协议都签署抵定之后，仰融做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在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一个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乘乱溜走”了。一位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角度看，仰融的做法如同掏空金杯汽车，让金杯汽车为他在外省的项目输血。”

政府与仰融的谈判细节从来没有公开，不过其沟通的结果众所周知。政府方面希望仰融把罗孚项目放在辽宁，年初由大连市委书记升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还具体地提出了一个“大连方案”。仰融则坚持在宁波建厂，不过他承诺沈阳仍然将是华晨的客车基地。显然，这是无法让政府满意的答复，就这样，矛盾突然在2001年的秋天激化了。

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3月11日，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所有债务也一并划转，公函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接收小组当即向仰融宣读了这封公函。

仰融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行事。3月21日，华晨汽车在英国宣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并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一次性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一周后，工作小组进驻沈阳华晨，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双方撕破脸皮，决裂无可挽回。

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求祈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不归。

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作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第二天，华晨与宝马的合作项目建议书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获得通过。而在半个月前，中华轿车也登上了最新的车辆生产目录，正式获准量产面市。6月25日，身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至此，仰融出局的猜测得到了公开的证实。

仰融出走后，宛若迷宫的华晨系实非外人可以掌控，因此，辽宁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留团队骨干。最终，仰融的4位助手、被外界称为华晨的“四大金刚”均同意留任，这4个人的留任使仰融的孤身出逃更像是一场众叛亲离的闹剧。

8月20日，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最先上市的中华标准型产品市场售价为16.98万元，它成为中国市场上惟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华晨宣布将通过5-10年的时间，发展为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汽车集团，5年内目标销售量达到18-20万台，到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300亿元，占据中国汽车市场10%的份额。在热烈喜庆、气象辉煌、群贤毕至的景象中，独缺那个身材中等、声如洪钟、总是梳着一个光亮大背头的主角，本应该出现在镁光灯的中央接受人们的簇拥和祝贺，而此刻却在大洋的彼岸独自黯然神伤。

造成决裂的导火线，是位于宁波的罗孚项目被理所当然地终止。当时，土地拆迁已经完成，办公大楼也开始启用，四辆被罗孚改良过的样车已基本完成，新车型正在日内瓦展出，发动机的改良正在进行中，严格按协议办事的罗孚已经把所有生产设备清单移交中方。当苏强以“立项有误”为理由，告知罗孚和宁波方面的时候，他面对惊诧无比的眼光，回答不出一个解释的理由。为了终止合同，华晨赔付2亿多人民币。

仰融与政府的恩怨纠缠还有几缕余音。

10月14日，仰融通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仰融是那种总是在创造记录的人。为了表明自己之“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4天后，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通缉令，正式批捕仰融。11月，北京法院认定仰融的起诉“无可诉性”，暂不受理。仰融转而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至此，“拯救者”仰融完败谢幕。10月23日，新任华晨主席吴小安对记者说：“仰融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

仰融离去后，华晨日渐衰落。而仰融本人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新的反思。2005年8月，仰融接受媒体越洋采访时说：“我真没有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