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二部 1984~1992 被释放的精灵 1984 公司元年(1)
(一)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 “我们都下海吧。” —民间词汇,1984 在科学史、艺术史和商业史上,当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便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这个现象很难用十分理性的逻辑来推导,它大概就是历史内在的戏剧性吧。 在美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年份是1886年。这一年,纽约的图书推销员大卫·麦肯尼在推销莎士比亚选集时惊喜地发现,他随书赠送的香水备受顾客的青睐,于是他用莎士比亚故乡一条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为名,创建了雅芳香水公司;“可口可乐”诞生于亚特兰大,它的第一瓶形状“怪异”的产品被推出市场;大名鼎鼎的乔治·伊斯曼研制出第一架自动照相机,并给它取名“柯达”;全球大宗邮购与零售业的始祖西尔斯·罗巴克也在这一年创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业霸主。花旗集团在这一年诞生,它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机构;强生公司也在这一年成立,它一开始制造医药诊断产品,后来才生产出畅销全球的润肤露、香波和邦迪创可贴。如果再加上卡尔·奔驰在德国发明出世界公认的第一辆汽车,那么,在1886年出现的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后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长线。 在中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1984年的特殊气质,在元旦刚过不久就散发了出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国内,由高密度宣传步鑫生改革而煽动起来的改革热情已日益高涨,但是,举国四望,有哪个地区的改革是过去几年里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书特书呢?邓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预先没有列入中央规划、后来也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而此刻正饱受争议之苦的深圳特区身上。 邓小平一生有过两次著名的南下,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它们对中国经济的风向变动都起到了决定作用,“邓小平南巡”这个词汇组合从来没有在正式的公文中出现过,但是它却在民间和媒体上被广为采用,它寄托了人们对邓公的尊重和期望。 据后来的研究者发现,邓小平的这次南下事先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带着政策宣示的责任,但是它所逼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对深圳的各种非议指责正沸沸扬扬,北方一家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长文,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其后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很多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视特区为异端,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特区的党委书记梁湘指着挂在墙上的深圳地图,介绍了特区开发建设的情况,称198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备受压力的梁湘很想得到邓小平明确的支持态度,便说:“办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但邓小平没有发表意见。 其后数日,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一路上他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机灵的袁庚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此言一出,全场大笑。邓小平在深圳的表现,可谓意味深长,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却又在言辞上留下空白。27日,他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在这里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态度,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特区经济下了结论。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领导的再三暗示和恳请下,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在最后的落款上,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经有这个评价。 邓小平的南巡举措,以新闻的方式传播全国,关于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