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序 一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6年1月29日,中国春节。写于38000英尺高空,自华盛顿返回上海。

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伦:《唐璜》,第一章第一节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10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