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人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人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淫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眉尖耸动,姑娘在门后看着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没完没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二〇〇五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五百九十万。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人,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我问他:“您希望观众怎么来理解您这个判决?”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是需要传媒监督的。”
我心头一热。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
《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
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果实在不能采访,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惩罚就是一种约束。
但我又想:“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我劝说自己“我们是正义的”。
可是,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还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谈不下去了。
二〇〇六年,四十八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人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
她是十五年来,这个国家第四十三个被暗杀的记者。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
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
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忍心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安娜,我做不到。朋友们讨论此事,一位是同行,说“她是我们的光荣”。
另一位反对:“说‘我’,不要说‘我们’,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
这句话真是煞风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里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设性的,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篇篇都是。”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这话硬而清脆,像银针落地。
也是在这一年,丹·拉瑟从CBS辞职。
二〇〇四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个月,丹·拉瑟在主持“晚间新闻”时引用了一份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的空军备忘录,暗示布什家族曾伪造小布什的服役记录。
舆论大哗,但最终文件的提供者承认他误导了CBS,丹·拉瑟不得不离开“晚间新闻”,重回“60分钟”当记者,二〇〇六年,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四十四年的CBS。
我通体寒意——一条新闻有多人把关,为什么是主播辞职?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同行说:“如果这个节目得当年的皮博迪奖,领奖的也是你丹·拉瑟,不是别人。这条新闻惹了麻烦,承担责任的,也必须是你。”
丹·拉瑟说:“质问当权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认为事实本身是存在的。”
我看到“质问”二字,心里咯噔一下。
美国媒体评论说,喜欢挑战权威的嗜好和对“调查性报道”的狂热,使丹·拉瑟在这次失误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话语权的另一半》,写到了对华侨公司那次采访:“我们也许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存疑?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博客里引了小庄那句话:“一个节目里应该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底下有位读者跟了一句:“过去你觉得只有好人坏人,现在只有好事坏事,将来只有有事无事。”
哎。
福建三明残联为当地老年人安排免费白内障手术,手术外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多人失去视力。我们去前,已经有很多报道,我采访残联负责人,四十多岁,采访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她哭了。
我有点意外,以为怎么着她了。
她说:“之前从来没存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没想到是这个反应:
人性的好恶不可避免,去做免费手术的老人都贫穷,坐我对面,穿着带破洞的旧解放鞋,吃饭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里,青布衣襟上掉着米粒。面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同情。面对造成这个结果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愤怒。
只是如果她没说完这一个多小时,没法知道手术的晶体是怎么购买的,怎么出的质量问题,医生从哪里来,定点医院为什么会承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人,谁给残联布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复明工程”的指标……这个人的背后,隐而未见的复杂因果如同大网,铺向无边。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xx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我到莫斯科。海关排了两个小时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从箱子里翻出儿盒人参,递给边检小姐,她一笑,熟练地在椅子上一拧身。弯身放进柜台下,每人效仿,盖章放行。机场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边建筑物外墙上鲜红淋漓的大字:AMERICANGOAWAY!车上的俄罗斯记者说,光头党有五万人,命为民族的士兵,攻击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国人,认为他们抢夺了自己的资源:在酒店门口,下车的人群忽然停下来了。前面是五六个光头,穿着短皮夹克和金属鞋头,他们看过来的时候,陪我们的留学生突然转过身去,脸色苍白。他曾受过光头党围攻,如果不是一对老夫妇喝止,“必死无疑”。谁也不说话了,紧紧握住手提箱拉杆,不远处,警察背着手捞一把瓜子闲看着。
第二天我出门,找不到出租车,拦住了一辆破拉达,开起来像犁地一样。头发蓬蓬乱的司机听着重金属音乐,能讲一点英文,唠叨着“还是共产党时代好,有面包吃”。
他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个大公车前面。
“知道吗?彼得堡每个星期都有有钱人被暗杀。”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个杀手,只杀人,十五万美金,一点都没动。”
他赞赏地挥一下手:“就是要跟这帮资本家干到底!”
我有点理解了Ann的想法——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去重庆调查。一块土地拍卖,三年不决,工厂因此停产,一些工人写信给我们希望报道,信上按着很多红指印,给我很深的印象。
此事的关键人物叫陈坤志,他被指证操纵土地拍卖。
“他有枪,指着人的头让人签协议。”有人说。这人自称被他拘禁过,人证物证都有。领导知道采访有危险,让我们把手机都换掉,用一次性的卡,说:“不采访他≮墨斋小说网 上一页《看见》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