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来袭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贾似道的政治手腕诚可谓相当高明。从长居宰相之位达十六年之久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个能干之士。

忽必烈由鄂州撤退是1259年之事,而南宋于1279年灭亡,其间相隔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就有十六年是由贾似道指导着南宋的政治。

蒙古这方面的情形是,订立前次回避的由正面攻打襄阳之计划,充分地进行各方面的准备。

忽必烈企图改变蒙古的国家体质。这是他在与弟弟阿里不哥的权力斗争获得胜利后下定的决心。这一方面是蒙古的支配家族内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汉地蒙古”与“草原蒙古”的斗争。汉地蒙古的怱必烈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成功地切断草原蒙古的粮道。

以少数人在分散的状态之下从事游牧的蒙古族,能以小集团方式求得生存。但如果要以大集团——也就是国家——的方式生存,必须得到来自南方的粮食补给。忽必烈之所以能使弟弟阿里不哥屈服,正是因为他使敌对的一方陷于饥饿状态的结果。

获胜的这一方也有所反省。“游牧即使能建立国家,也不能维持国家。”忽必烈在重臣面前如此宣言。

执著于游牧形态的诸重臣,由于大半跟随阿里不哥而失败,因此,在获得赦免后,已丧失发言权。所以,“订定国号”之议被提出时,也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形下获得通过。

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也。

汉文诏书中有此记载。

自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各王朝、隋、唐以至于宋的各朝代的帝国创始者,都以第一次受封为王的土地之名为国号。在草原游牧的蒙古人,虽然有过像王罕那样获得称号的人,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受封过土地。因此,元不是以地名为国号,而是使用取自《易经》的卦名。元之后的明和清,也都向它看齐。

可汗大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忽必烈的最后目标,是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先讨灭南宋不可。要达成这个计划,必须先经过下面两个步骤。第一,攻陷成为蒙古南下之障碍的南宋基地:襄阳;第二,使南宋孤立。

我们暂且把眼光移向东方,看看当时的朝鲜半岛情况如何吧!北宋和南宋都以中华帝国自称,然而威令却都未能及于全部大陆。连现在的北京,在北宋时期还归辽所统领。宋的国力未及于朝鲜半岛,更是自不待言。蒙古兴起,将兵南下后,强大的外来势力才开始进入朝鲜半岛。

于成吉思汗时代,朝鲜半岛的高丽处于两大势力双重支配的局面:一方是往年为金国将军,后来独立的蒲鲜万奴;另一方当然是成吉思汗的蒙古族。蒙古每年由高丽取得为数庞大的贡赋。

成吉思汗展开西征后,蒲鲜万奴故意对疏于情报搜集的高丽传达了如下的捏造情报:“成吉思汗远征到遥远之地,据说现在已生死不明……”

“既然没有了成吉思汗,我们干吗要怕蒙古呢?”高丽于是在鸭绿江袭击取得贡赋正在返京途上的蒙古使者,并将之杀害。蒙受这等暴行的蒙古会有怎样的报复,知道草原规矩的人,一定看得出高丽的前途黯淡吧?面对蒙古军压倒性的攻击,高丽军可谓不知所措,最后只有放弃国都,王室、要人以及军队全都移到江华岛。

草原的王者有一个大弱点:擅长马战的蒙古军,碰上水战却完全没辙。要攻击江华岛,必须使用水师,而这是蒙古军最不拿手的事。高丽壮烈之极的抵抗,因此得以持续三十年之久。

迁都江华岛,等于是高丽对蒙古的宣战。高丽决意如此做,与其说是国王的旨意,毋宁说是出自于权臣崔氏的决定。

蒙古对这个挑战的报复,令人闻之毛骨悚然。蒙古宪宗蒙哥四年(1254年),蒙古铁蹄蹂躏高丽,俘获了二十余万男女。据说,当时被杀死的人数都数不清,逃至江华岛的高丽首脑阵营因而发生动摇。

——这样下去,高丽国民会全都死光。

——没有人民,国家还能成立吗?

——人民已经怨声载道。他们埋怨使生灵涂炭的要人们在江华岛上过着悠闲的生活。呻吟之声已经响遍全国。

——不,我们并没有过着悠闲的生活。我们是为了维系社稷,才据于江华岛进行抵抗。

——可是,我们为受难的国民做了些什么?

——当时应该与蒙古继续交涉。是谁主张切断一切交涉,迁都江华岛的?

——为了体恤受难的人民,赶快与蒙古恢复交涉吧!

这个声音越来越喧腾。

蒙古对高丽的要求包括下列几点:

一、恢复断绝了的贡赋。

二、国王出江华岛。

三、国王或太子入朝。

不久,江华岛发生政变,原来,王室对以强硬手段实行迁都的崔氏产生反感,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崔氏原本就是以掌权者身份压抑着王室,对王室而言,崔氏是实质上的夺权者。最后崔氏终因政变而被推倒,王室与蒙古之间因而恢复交涉。

最后决定的是,高丽太子倎跋涉千山万水前往访问蒙古皇帝,以做辩白和谢罪。依照预测,太子很有可能被留下来作为人质。由于蒙古皇帝此刻正远征四川,太子倎因而朝向该地出发。当他脚步沉重地来到甘肃六盘山时,接到“皇帝蒙哥已死”这个情报。

蒙古皇帝(可汉)死后,一定会展开继位者的斗争。太子倎遂决定先回高丽再说。来到襄阳附近时,他刚好和在鄂州与贾似道媾和、正在北归途中的忽必烈碰头了。

我想我应该对这个人下赌注!——太子倎有了这个想法。他原本以为对方都是游牧野蛮人,但见面对谈后才知道这也不尽然。汉地总督忽必烈的政治哲学相当中国化,而且与高丽的想法并无抵触之处。

太子倎发现忽必烈准备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不接受怀柔的话,会受到强烈弹压。为了多少保存国家活力,唯有接受怀柔一途。而且利用蒙古的力量,应该能铲除武人的势力……

虽然权臣崔氏已经没落,但另外的权臣金俊却起而代之。高丽依然在武人政治的统治下。就在太子倎与忽必烈于汉地会晤时,他的父亲高丽王死了。蒙古把原本应该留下来作为人质的太子送回国。倎于归国后即位,是为高丽元宗。高丽元宗算来与蒙古新帝忽必烈有私谊,他遂意图仰赖蒙古的力量,铲除金俊等权臣的专擅。虽然蒙古与高丽的国交已行恢复,但这并不是对等的国交。

对忽必烈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南宋屈服。要达到这个目的,怀柔高丽算来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切断高丽与南宋的关系,等于使南宋进一步孤立。

如果连日本也拉拢得到,南宋就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盟友了。——对蒙古皇帝做如此进言的,是一个名叫赵彝的高丽人。对日本而言,这成了第一次元寇的开端。第一次元寇以使南宋孤立为主要目的。

一说为日本海贼当时对朝鲜半岛海岸极尽掠夺之能事,高丽因而企图借蒙古的力量以镇压海贼。但这是不足采信的说法。蒙古确实无比强大,却视水战为畏途。如果决定要攻打日本,这件事一定会命令高丽去做,反而将成为高丽的一大负担。

因此,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蒙古为了孤立南宋而意图与日本联手。但蒙古与他国联手的意图,就是使之臣服。

元在高丽人赵彝的进言之下,意图诏谕日本。

元派遣的使节是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黑的和礼部侍郎(教育部次长)殷弘这两个人,而由高丽派出作为向导的是枢密院副使宋君斐。

《元史》有“未至而还”的记载,而使节提出的辩解是“大洋万里,风涛蹴天”。实际上,那是深知日本人性格的高丽,判断日本会对黑的等人所携带的诏书反应激烈,拒绝缔结友好关系,而有这样的说辞。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

诏书中一开头就以小国称呼对方,最后更以如下之语作为结尾: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我不想用兵,但不得已时还是会这么做——这句话显示出十足的威吓意味。

忽必烈对半途而归的使节极为恼怒,厉声谴责不可以风涛险阻为半途而废的理由,并且派遣第二次诏谕使节,国书被送至镰仓后转送至京都,日本政府最后决定不予受理。使节在日本滞留六个月后,毫无成果地空手而归。忽必烈在激怒之下,命令高丽建造一千艘巨船。

对日本的第三次诏谕见于元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使节到达对马后折返。诏谕之举后来又有过多次,而镰仓幕府却依然拒绝受理。

元的远征日本之所以拖延,是因为高丽的抵抗势力“三别抄”占据着南方的海岛,在渡海上有安全的顾虑。攻陷三别抄的根据地耽罗后,远征的障碍才得以清除。

对日本的远征军于1274年出发,同年,高丽元宗去世,由世子忠烈王即位。由于忠烈王娶元的皇女为妃,因而采取亲元的态度。但由于他对元强人所难的造船命令也勉强接受,使得人民疲惫到极点。

至元十一年在日本是文永十一年。

这是第一次元寇。

元军攻打博多、箱崎两地。日本军打的是古代战法,而元军则采取集团战法,日本武士由于没有经历过响彻云霄的战鼓声、呐喊声以及大炮,因此,不仅是人,连马匹都惊慌不已。

但日本军却奋战到底。尤其日本军不时展开夜袭这个拿手好戏,使得蒙古军为之胆战心惊。由于这个缘故,蒙古军虽然登陆作战,到了夜晚就一定撤回船上。只要在巨船上,绝无遭受夜袭之虞。日本军只有小舟,因此,即使前来偷袭,也能轻易将之击退。

在海上的话,一点不用担忧日本军的夜袭,但却使他们遭受比日本军更可怕的强敌之袭击,那就是台风。远征军的兵船并不坚牢。被命令急造战舰的高丽,偷工减料是当然的事;不偷工减料,就无法在指定的日期前完成,而拖延的结果将是受到严罚。

要蒙骗在草原成长、从来没有见过船只的蒙古监督官的眼睛,应该是再容易不过了。

日本人对第一次及第二次元寇时的台风,皆以“神风”称呼。但第一次的台风,好像并没有特别强烈。当时一般的船只,面对那个程度的台风时,应该都能熬得过。然而元的兵船并不是普通的船只,它们只要稍微触礁就支离破碎。

由于不计其数的兵员溺毙,舰队因而丧失战斗能力,剩下的兵船遂匆匆归国。《元史》对这第一次远征日本的记述极为简短:

冬十月,入其国(日本),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

只有这寥寥几句,连因受台风之侵袭的辩白都没有。

实际上,蒙古并没有因这第一次神风而蒙受多大的损失。兵船全是高丽建造的,兵员也几乎都是高丽族或汉族,不擅长打水战的蒙古族,只派出少数高级将校坐镇。由于没有蒙受多大打击,蒙古因而对远征日本仍不死心。

“我一定要占领日本。如果能采取诏谕方式,当然再好不过……”忽必烈还是认为能以威吓方式使日本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