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依据父皇遗嘱准备改革国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极大障碍。

想以强硬手段进行国政改革，却没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欧阳修，却以“不可勉强”为由，不赞成推动改革。

另外再寻觅负责国政改革事宜的人吧！——十九岁的神宗毕竟是精神饱满的。神宗最后物色到担任南京长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年纪轻轻就中进士，是有神童之称的俊才。

寻觅人才，当然不是由皇帝亲自到各处物色，他只能从自己视野内的人物中加以挑选。

从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时代期间，宋的国政有三个中心人物，他们是宰相韩琦、同平章事曾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

三人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史书如此称赞由这三个人执行的政治。实际上的情形却是，宋的国政在财政上面临极大困难。

三人同心辅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韩琦甚有决断力，曾巩深谙法令典故，欧阳修则为文学、历史的佼佼者，他们各有专长，三人同心相辅为政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上的政治是由甚有决断力的韩琦决定一切，而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公亮，开始对韩琦有所微言了。

“过于独断专行——”曾巩不止一次地对亲近人士诉说自己的感触。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对韩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数。

韩琦处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余大臣的存在越发显得渺小。

其余的大臣根本没有在做事嘛！——众臣因受到如此批评而对韩琦心存恚愤，结果自然造成韩琦逐渐被疏远孤立。

神宗对韩琦的观感也不甚良好。年纪轻轻即位的神宗，衔有父皇英宗的遗嘱，因而对国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负。但精明能干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连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不是应该由朕裁决的事吗？——每次韩琦要求事后承认时，十九岁的皇帝总会一肚子懊恼。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许会表示意见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却是自行决定后，仅在形式上让他知道。

莫非因为朕年轻而瞧不起朕？

年轻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于色，同时朝廷内也不乏睁圆大眼企图从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对司空好像耿耿于怀……”

“你也发现了是吗？我也有这个感觉。”

“皇上认为司空的做法过于专横，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职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们如此窃窃私议。韩琦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职。

时机成熟了！——做此判断的韩琦政敌，遂提出了对他的弹劾案。这个人是中丞王陶。

无视其余廷臣，作为专横。——这是弹劾的主要理由。韩琦因而被迫离开内阁。

在这之前，站在协助者立场的曾巩，为了牵制韩琦的专横，推荐了江宁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韩琦于离开内阁前进宫辞行时，神宗问他：“卿去职后，委由何人担任国政为宜？有人推荐江宁王安石，此人是否适任，卿意以为如何？”

对此，韩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国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垂询事项提出回答为其任务。为使王安石伺候于皇帝身边，将他任命为翰林学士是一个方法。但这无疑大材小用，因为以王安石的才华，翰林学士一职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让王安石担起国政，使其入阁，在资格上尚嫌不足——这是韩琦的看法。

韩琦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微妙。

王安石成为翰林学士，《资治通鉴》著者司马光也成为翰林学士。

新法、旧法之争的两派领袖，于神宗甫即位时同时就任为皇帝秘书，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于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为熙宁元年（1068年）。

此时王安石四十八岁，司马光五十岁，以东坡之号驰名的大诗人苏轼则为三十三岁，当时他因父亲去世正值服丧期间。苏东坡当然也是进士及第，但年轻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厅的中坚干部。相较之下，王安石则是历任州、府知事的高级干部。

王安石是曾巩为了牵制韩琦之专横而向皇帝推荐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认为自己急欲攀登龙门。

王安石可能成为秘书、顾问，甚至是可能成为宰相的阁僚级人物呢！——他知道人们对他的评价相当微妙，因此，对进退之间持着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到熙宁元年的四月才上京，这是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后第五个月的事。

越次入对——史书如此表达。“次”指“序列”而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见是超越序列之举。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非首先执行不可的事情是什么？”神宗质问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择术。也就是说，必须决定一贯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识之论，而以实施方法为绝对先决条件——王安石的实务派本色由此可见。

“方法？”神宗略为斜头问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否也以方法为重呢？”

在当时，“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词。身为君主，如何才能成为像唐太宗那样的人？——这是每一个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要向唐太宗看齐呢？”王安石用较大的声音道：“何不舍太宗而向尧、舜看齐？”

尧、舜是神话中的人物，为圣天子的代名词，远较实际存在过的唐太宗为高。

伸手到更远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励年轻的神宗。

“尧、舜之道很难企及吧？”神宗道。

“一点不困难。”王安石态度严肃地摇头道：“尧、舜之道至为简明，绝不难仿效。这个道极得要领，而且容易至极。末世学者由于无知，因而把他们推到遥不可及的高处。”

关于唐太宗的政治，有《贞观政要》一书记录他与臣下问答政治而广为人知。但尧、舜由于是传说中的人物，因此无人确实知悉他们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气要高，但绝不可轻视实务。——王安石想要告诉神宗的是这一点。

由口吻看得出来这是个硬汉子。神宗初次见面就对王安石有了这样的想法：一切交给这个人处理，一定不会有差错。

“臣过去在地方时，深深感觉如此下去，我国一定会陷入僵局。此际最重要的是变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地接近尧、舜之心，但却要以务实态度将事情一一处理，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惧，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

神宗表情恍惚地听着王安石滔滔不绝地讲话；实际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尧、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为重的思想。

从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议的“均输法”和“青苗法”陆续付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晋升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坐上宰相宝座。神宗对他的信赖程度由此可以窥见。

相对于此，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辞去翰林学士职位，移至地方专心完成《资治通鉴》。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农民”为目的，换言之，在于增加有纳税能力的农民。为重建国家财政，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为主要骨干。

青苗法不外乎是国家以低利对农民融资。收割期过后开始种苗时，大部分农民都闹穷，为了要吃饭，连存下来准备作为种苗用的稻谷都早已卖掉，这是当时一般的情形。

知道贫农急需资金的地主或豪族，于青黄不接时期贷予他们的款项，利息达六成至十成之高，届时无力偿还的贫农只有潜逃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国家税收当然也因此而减少。

政府依据青苗法贷予农民的款项，利息在两成以下，而且，偿还方法可以任选稻谷或现金，谷价涨高时，当然以现金偿还较为有利。

青苗法公布后，立刻涌起反对之声。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贷并不是一时的行为，而是他们的主要营业项目之一。政府举办低利贷款的结果，他们就丧失了高利贷这项利润颇高的生意机会。

出仕朝廷的高级官僚，几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们不赞成对自己带来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的事情。为了国政改革，他们可以同意王安石其余的新法，唯独青苗法例外，坚决反对实施此法——这是他们的见解。

司马光则从另外的观点表示反对。

“国家怎么可以做贷款业务呢？国家必须以道义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离尧、舜之道，但是向农民收取利息，不是背离此道吗？”

也就是说，他是站在道义观点表示反对的。

王安石对国家改造事宜怀有满腔热情，无论遭遇多大的反对声浪，他也决心贯彻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种“募役法”，亦被称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将农民依资产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的上等阶级——一等户和二等户——属富农，被认为是在经济上有余裕的阶级，因此，国家常常派各项杂务让他们担任。这些杂务包括官员出差或旅行时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国家物资的运输、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务等，而政府对这些任务都不支付任何报酬。

这亦使农民的勤劳意愿低落许多。以押送犯人为例，倘若犯人于途中逃逸，负责押送的人要受处罚。此外，负责运输的物资若有遗失或破损等情事，亦得赔偿。故，人们都说：成为一等户的人，最后一定会破产。

被核定为一等户或二等户，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因此，没有人愿意成为富农。耕作态度不积极的结果，生产力当然无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积了不少财富，也依旧住在原先的破旧房子，连修缮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级。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要一、二等户富农缴纳金钱，以免除被政府派遣担任杂役的规定。政府用这样的方法招募人员担任这类工作，因而称之为“募役法”。富农因缴纳金钱而免除被派令担任杂役，故此法又被叫做“免役法”。实施的结果，农民的勤劳意愿果然回升，人人愿意辛勤耕作，以便成为一等户，这当然使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

由于募役法使富农的负担减轻，所以没有像青苗法那样地受到反对。但还是有人以“删改祖法乃不孝之举”的道义观点，表示反对。删改宋建国以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等历代皇帝所推行的“法”，非子孙应有之举——这是这一派人士的想法。

当然也有人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些人虽然赞成推行新法改造国家，却因为对王安石持有反感，所以决心处处与他对立。

有些人则因为与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血亲或朋友关系，而加入反对新法阵营。反对新法的人被称为“旧法派”，两派的对立遂越演越炽烈。为了使国家恢复活力的改革方案，反而带来论争和对立，使国家丧失活力——时局一时有了这样的倾向。

宋都开封再度被包围。

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领军队进入开封，对钦宗奏道：“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于蜀地，大乱最后得以平定，唐遂恢复天下。尚望陛下避开金之乱，暂时移驾襄阳。陛下留于京师（开封），皇室有与国家俱灭之虞。尚请陛下三思。”

而钦宗却默然不语。缄默当然表示拒绝。

大宋帝国会就此灭亡，对钦宗而言是匪夷所思的事。他采纳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的进言，任命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下诏命他率领勤王义军赶回首都负责防卫。

“康王在磁州为士民所挽留乃天意。”胡唐老道。当时，身为亲王而在首都外的，只有康王一人。

只要死守首都，各地必有勤王义军崛起。——这是钦宗的想法。

但死守首都乃至难之事。

相对于宋的死守，金更是全力以赴。金在补给方面已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王云的“清野策”虽然颇受批评，但效果却奇大。金为了要早日解决开封而益显焦躁。

宋国将军郭京所率领的军队在首都郊外被金军击溃而逃散，金军遂乘势攻破宣化门，并且由该处进入开封城。

“什么？……宣化门被攻破了？……”

钦宗的声音立刻变成恸哭。恸哭后，他以悔恨的口气道：“都是因为没有采纳种师道的献策，所以落到这个地步……”种师道所献的策是袭击渡河中的金军，而钦宗当时没有准许如此做。

进入开封的金军，没有多久就退出城。退出的表面理由是以便进行和议，实际上是为了让士兵休息。

钦宗派遣尚书何文到金军军营。而金提出的要求是：请上皇出郊。

这是以高压态度要求徽宗出面。这个要求意味的是：皇帝不够资格作为谈判对象。

听到这个要求时，上皇徽宗大为错愕，由于过度忧虑而病倒。

“由朕去吧！”钦宗以悲壮的表情道。

金兵扎营在一个叫作青城的地方。

十一月辛酉日，钦宗到这个地方，住了两夜。皇帝被叫出首都，可以说是奇耻大辱。

希望宋向金投降。——金国将军粘没喝道。

叫出皇帝，可以说是一种仪式。金的意图在于通过这个行为，让包括皇帝在内的全体宋国军民知道金居于绝对优势的事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示威。

钦宗回到宫殿就掩面哭泣，“是宰相误了朕等父子”。

众宰相确实有不周之处，但也不能说皇帝完全没有责任。花石纲以及公田法等恶政，全都是宰相为迎合皇帝之意而想出来的花招，皇帝也准予付诸实施。因此，钦宗这么说等于是牢骚话。

金国使节进城，提出正式要求：

金一千万锭

银二千万锭

帛一千万匹

首都开封没有这么多的金银，这一点前面已叙述过。金军提出这个要求，无异叫宋替他们进行掠夺。

宋被迫着手大事搜刮金银，靖康元年（1126年）就在一片肃杀气氛中结束。

靖康二年正月，皇帝下诏要“两河”（河南和河北）人民向金归降。而后，钦宗再度前赴金军军营。临行前，钦宗以太子为监国（皇帝代理人），可见他知道此去有不复返的可能。

钦宗果然没有返回开封。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率同太上皇后、诸妃、诸王、公主前赴金军军营。接着，皇后和太子也被命令前往金军军营。

至此，皇族全员已成为俘虏。

金废钦宗和徽宗为庶人。这无异使宋灭亡。

如前所述，宋国皇族中，只有康王赵构一人身在首都之外。他是由于奉命出使金而幸免于被俘的。

金对支配中原尚无自信。

太祖阿骨打创立政权后，很快就打倒辽，大帝国的形态因而已经建立。然而其内容连倨傲的太宗本身都不甚满意。其中最麻烦的一点是，成为帝国核心的女真族族人为数甚少。

拿围攻宋都的军队来说，其中的契丹族和汉族数目不少。一度向宋降伏的“常胜军”就是金的前锋部队。

直接统治，怎么说都是不可能的事。

欠缺行政官僚在金国政权内是最深刻的问题。要直接支配河南之地，非派遣干部官僚不可。“我们派不出人，没有这样的余力。”

太宗召集幕僚，与之商讨。

“光是支配辽的版图，已经使我们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每一个人都承认的。

“那该如何是好呢？”

“我们最好建立对我们唯唯诺诺、听从指示的国家……”

“用什么样的方式？”

“立宋国皇族之一，或许是个方法。”

金冀望的是傀儡政权，因此，由谁担任元首是个问题。

“宋人不可信赖。宋建国有一百六十余年历史，受其眷顾的人未免过多。受我们提拔的人，一段时期内或许会自甘于当傀儡，但一有机会，可能就会想自立。自立就是攻打我们，我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就结果而论，对立宋皇族一事，以反对的人居多。

金必须尽可能地消灭宋的潜在力量。在这个观点下，建立的政权绝不能与宋有所牵连。“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与宋皇室毫无牵连……”这是结论。

有了结论，事情就好推动。也就是说，立什么人都行。宋方面有人极力推荐以太子为新政权元首。连一般皇族都不行，拥立太子为皇帝更是谈都不用谈。

“国号当然必须更改。”

“立张邦昌如何？”

“对，相信这个人一定会乖乖听我们的话。”结果，他们看中的是为人温顺的张邦昌。

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与康王替换而成为人质的肃王赵枢的随员中，有一个叫张邦昌的人。这个人属于媾和派，以人质身份出发时，曾经向钦宗请求保证信守割让三镇之约，已如前述。“我们把张邦昌从燕京带来吧！”

“这样很好。更改国号问题，准备如何决定？”

“这种事情，以后再说吧！”

“这开封府准备如何处理？这个一百六十余年来的国都，宋之气息已渗透到每一个细部……”

“新国家应该以新城市为国都。我们让他们统治河南，但河南日后一定要由我们收回……新国都应该设在更南之处。”

“以金陵为国都，好像最为理想。”结果，傀儡国家在金国单方面的意思下创立。

如何处理宋国皇族？金国的基本方针在于彻底清除宋国气息。在一百六十余年间，受到宋之眷顾的人为数极多。他们很有可能拥立宋的皇族，发起复兴运动。因此，有必要将宋皇族隔离到他们伸手不及之处。而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金王朝的发祥地：女真族的故地。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张邦昌从燕京带到开封来。这个张邦昌，如今被迫处于恭送皇帝钦宗和上皇徽宗北行的立场。

送别之地是南薰门。送的人和被送的人都痛哭流涕，有人甚至因过分悲伤而当场气绝倒地。这叫作“二帝北行”。二帝被带至北地后，再也没有返回中原。

金立张邦昌为皇帝，命他迁都金陵，决定以“楚”为国号。

“立即迁都有困难，国家机能会发生障碍。最好暂时以开封当国都，然后徐图南迁之事。”张邦昌以此要求金国首脑，奉准于三年内完成迁都之事。

这是照原状继承宋的行政组织，因此，不可能立即迁都。而且张邦昌并不是自己愿意成为皇帝的。

“我是被迫就帝位的。我希望尽早脱离这个地位……”泪流满面的张邦昌，对亲信说了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