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车水马龙，每个人都生意兴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严格。在餐饮之类的生活文化以及各类艺事上，都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因此，一切发展得极为迅速。

在东蒙古过着游牧生活的契丹族出现英杰耶律阿保机，并重用汉人、树立政权进而称帝，是公元916年的事。

契丹族过去推戴首长的习惯，从这时起也变成君主世袭了。游牧民族集团采用首长世袭制，意味着不愿再以游牧为唯一生活形态。

游牧时必须由领导者决定一切。何处有水草、敌人在何处——判断一旦发生误差，集团就可能全数覆灭。因此，首长向来都由大家选择推戴。蒙古族的“集会”（Khuriltai）不外乎就是进行推戴事宜的会议，成吉思汗等人也是受这样的“集会”推戴而就大首长之位的。

耶律是契丹族的姓氏之一。契丹族是蒙古族的一派，单数叫做“契泰”，复数则叫“契丹”。大约四世纪时，契丹族分出许多小集团，集团内的上下支配关系相当缓和，那个时代的契丹族势力并不怎么大。讽刺的是，唐将势力扩张至周边诸民族并使契丹族臣属一事，反而成为这个民族强盛起来的关键。

唐为了考虑统治上的方便，一律采取唐制，例如设都督府，置都督以及刺史等官职，其行政区域称做羁縻州，以自治形式附属于唐。因此，被任命为都督或刺史的，都是契丹族的有力者。

导入唐制的结果，分散的小集团合聚成地缘集团，使其上下统治关系变强。据说，各契丹族结合成为有体系的部族，是在盛唐至中唐期间。

首长支配力一旦增强，自然逐渐实行世袭制度。过游牧生活时，需要的是优秀领袖，而不欢迎领袖世袭。耶律阿保机之所以建立首长世袭制，或许是因为他所统治的集团，已经开始融合周边的通古斯族和汉族，农耕生活变得占有相当大比例的缘故吧？

太祖耶律阿保机派兵征服现在甘肃省及青海省地区的西方党项族及吐谷浑等后，乘势将兵力转向东方，把渤海国纳入势力范围。中原北方周边横亘东西、拥有长形带状版图的政权于焉成立。

被称为太宗的太祖之子耶律德光，抓住中原正处于五代十国混乱时期的机会，向南进兵取得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是以现在的北京为中心、面积相当广大的地域，居民自然以汉族为主。

太宗耶律德光于公元936年将燕云十六州纳入版图后，就依照中原的政制，将国号改为“辽”。

包含游牧民和农民，由契丹族、塞外诸民族以及汉族组成的辽，在统治上势必走上二元化之路。在政治体制上，辽采取统治游牧民族的北面制和统治农耕民的南面制的二元化体制。北面官为契丹族，南面官则为汉族。但辽毕竟是契丹政权，因此，国家中枢政治及军事事宜，概由北面官掌握。

北方形成如此强大政权的同时，中原正处于五代十国的分裂时代。直到中原开始统一为宋这个政权时，北方之辽由于太宗的去世，开始有内纷迭起的现象。

南北两大势力都在对方陷于混乱期时，奠定了各自的基础。

宋有皇弟赵廷美被流放房州之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九月，辽太祖之曾孙第五代皇帝耶律贤去世，他是有“景宗”这个中原式庙号的皇帝。

耶律贤死后，其子耶律隆绪即位，但大权却为其母萧氏以摄政身份掌握。辽的历史记录颇多不明确之处，事实好像是，这个萧太后时代，取消了“辽”这个中原式国号，恢复原来的“契丹”。

男主外、女主内是这个民族固有的风俗，萧太后对维持此一习俗似乎极为热心。但由“辽”、“契丹”之国号问题可以窥知，辽国政府后来也有民族国家（以契丹族为中心的）派与天下国家（包括诸民族的中央政权）派的对立抗衡。

总之，在以契丹族为主的辽变为强大政权时，宋也已大致完成统一天下，成为一个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为国家目标的大政权。

宋和辽时而缔结和平条约，时而将之毁弃。宋太宗攻打北汉时，虽与辽有和约却将之弃置一事已如前述。

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的东亚状况，基本上可以说是宋与辽的对立，是妥协、军事行动的一再重复。

宋虽然为了讨灭南唐而出兵，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打，吴越则更在和平状态下献出国土；尽管讨伐北汉时，连带辽也被卷入，展开血腥战争，结果互有胜负，但如前所述，由于辽有内纷，宋因而较为安定，得以讴歌和平。

和平能促使经济发展，在五代十国分裂时代结束后，宋于是迎接了经济成长的时代。

实际上，五代十国末期，南唐等国已拥有十倍于中原政权的财富。南唐自从建国以来，由于与后周及后来的宋缔结朝贡关系，未有军费支出，应该是积蓄财富的主要原因。

宋将此一南方财富，连同其文化一并吸收，“澄心堂纸”是其中一例。

南唐后主李煜将其书斋称为澄心堂之事已如前述。他以大量金钱制造了非常优良的纸张，连后来的清朝乾隆皇帝都苦心孤诣拟欲复制。

于宋代达到最高境界的文房四宝之制造技术，完全是南唐遗产。除澄心堂纸之外，南唐帝室墨匠李廷珪所制造的墨，也都是绝代名品。

在陶瓷制品的创作上，宋的青瓷、白瓷是世界陶瓷器史上的最高峰，后来任何时代的作品无一再能超越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有一说谓，传至今日的中国艺事，绝大部分都在宋代形成，这与日本的艺事都在室町时代形成之说颇为相似。

宋都开封的市民，起码较唐都长安的市民幸福许多。因为在长安，每到日落时分就有数百通鼓声响起，城门及城内百十街坊的坊门都被关闭，也就是说，除了小巷胡同以外的街路，夜间都不准行走。宋的开封则没有这样的禁令，街上有不分昼夜营业的饮食店，市民有完全的外出自由。

在长安，除了一定级别、地位的人，一般庶民都不准在大马路边设立住户，只能居住于小巷胡同内。相较之下，开封并没有这等严格的规定。

面对运河的开封，除了为交通要冲外，更是商业都市，比起政治都市长安，开封显然较具多面性。

开封的闹市叫作“瓦子”。大量集中的瓦可以用以修葺屋顶，但拆除后就成为分散的东西，准此含义，称人们聚集又分散的地方为“瓦子”——这是此一名称的由来。

瓦子有规模宏大的演戏剧场以及无数的路边卖艺人，以各种表演取娱人们，这些表演包含说书、魔术以及戏剧等。

大型剧场叫作“棚”，“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等剧场都足以容纳数千名观众。由“棚”这个名称，不难推测建筑物内有纵横无数的栏杆，形成棚的样子。在地面稍斜的棚里，观众想必是以手扶栏杆的姿态看戏吧？

酒楼鳞次栉比，不论气候和季节，不分昼夜地营业。至于酒，则为政府的专卖品。直接向政府购买酒的地方叫“正店”，分销处则称为“脚店”。酒楼除了可以叫酒菜外，并且置有妓女。开封最大的酒楼是在东华门外的“白矾楼”，后来改名为“丰乐楼”。此外“仁和店”和“宜城楼”亦甚有名。

在闹市瓦子有一个名气非常响亮，叫俞敬之的剪纸画名手。

“剪一个颜体‘富’字给我。”客人做此要求时，俞敬之会拿出一张黑纸，使用剪刀开始剪，片刻后，和颜真卿书写的“富”字一模一样的字体出现了，贴在白纸上的字形，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客人也可以要求他剪“王羲之的‘’字”之类的。由于是文化技艺，所以，他虽然是个艺人，却从不向客人讨好。他绝少和客人说话，只管默默地做自己的工作，王羲之的字体很快便在他的剪刀下被剪出来。

除了名家字体，各种图案他也会剪。

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车水马龙，每个人都生意兴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严格。以馆子为例，菜色不够理想，客人一下子就转到别家店去；卖艺的人也一样，表演不受欢迎就不会有人来看。且不说表演变差，一旦有本事更强的人出现时，客人立刻便被吸引过去。

所以，这可以说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以剪纸画为例，由于有一个本事很强的少年出现，俞敬之的生意一下子就没落了。这个天才少年能在自己的衣袖里剪字画，而俞敬之则需要边看边剪。

在餐饮之类的生活文化以及各类艺事上，都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因此，一切发展得极为迅速。

从太祖到太宗约四十年期间，可以说是创造极为充实的宋体制的时期。

宋太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为明君中的明君，理由完全在于出身于武门家庭的他，却毅然决然切断五代的武人政治这一点上。

唐末起，节度使开始掌握军事及行政权，并且割据各地，因而招来五代分裂的时代。为不使中国再分裂，非阻止军阀的产生不可。

实际上，这项预防政策为后周柴荣所创，他采取的方法是强化殿前军，也就是中央军。宋太祖继承这项政策，走上使节度使成为名誉职的方向，也就是尽可能地频频调动节度使，以避免在一个地方生根。另外一点是，将军事和行政分开，由中央派遣叫作“通判”的行政官主管政务。

在众多措施中，最为有效的一项是，将转运使派遣至地方。转运使是担任租税、盐税、酒税等工作的官员，过去的征税工作全归节度使担任，派遣转运使，无异是切断节度使的粮道。

如此一来，节度使便只是地方上的师长而已。不过，“节度使”这个官职还是很有分量，很有利用价值。

宋依然使用节度使这个官名，但实际上只用它作为对行将除役的军人临时性的酬庸。因此从财政方面来看，他们会割据之虞已不存在了。

这样的措施不是只见于节度使。宋并没有遽然废止唐朝以来的制度官职，而是使之暂存一段时期，再采取逐渐更改的方式。不勉强行事——概括言之，这是太祖和太宗在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军人出身的皇帝，戮力推广的却是文官政治。

经由考试起用官吏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当然也为唐所继承。但隋、唐还是相当重视门阀的时代，虽然寒门进士因此得以在官界发迹，但这些人往往成为门阀出身人士排斥的对象，处处遭受压抑，牛李党争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事例。

宋代采取的却是进士至上主义。一个人无论家世如何，除非科举及第成为进士，不然绝不可能在官界居高位。

宋代仍然有针对地对国家有功劳人员的子弟，不经考试即予起用的制度。但有把握考上进士的人还是会参加考试，因为这样对自己利多于弊。

“非进士者非上人”的风气，确实有其负面效果。但这个风气的确成为宋在确立文治主义上的一股极大的推动力。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无不鼓励子弟潜心读书。

北宋时代起，以理学为名对儒教哲学作深度研究之风甚为普遍，其理论已到了独树一帜的程度，南宋朱熹将之集大成为“朱子学”，对后世及日本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是使“武功”因素趋于淡化，“文治”主导时代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