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在我们体内(评索多玛 120天)

结构上的规则有序、条理分明使得《索多玛120天》(The120DaysofSodom)成为马奎斯-德-萨德(MarguisdeSade)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这是一部最怪异的性倒错的一览表，四位高级妓女向四位堕落的权贵讲述淫猥奇事，作为插曲段落穿插在表现荒淫暴行的故事情节当中，以此来组织起作品的叙事。那四位权贵时不时地要在由八位男孩、女孩和其他两性随从组成的一个（所谓的）“动物园“成员们身上实行这些被讲述出来的淫邪的性经验。所有的48人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幽居于黑森林中的一座城堡之内。

这部作品的轮廓与那种典型的《十日谈》式的叙事轮廓并不一样：在此书的120天内，叙述者们每天讲述5个（短小的）故事，最后总共得到600件猥亵逸事。可是，萨德只讲述了其中30天的故事。对那些剩下的故事，作者提供了一部详细的大纲，在其中每一桩逸事都写了聊作概要的几行文字。他还精确计算了在全书最后一段淫荡祭礼中被屠杀的人物数目，总共有30人被杀，且他们的死法各不相同。

如果说我过于强调此书形式设计上的规则有序，那是因为在确定此书的精神主旨之时，这一点至少与作品内容上的无羁的躁乱同样重要。努力通过秩序化系统的手段来耗尽恐怖与凶残无疑是促使萨德执笔协作的根本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也可以说在萨德的所有作品中，《索多玛120天》是最少“虐待狂“味道的一部作品。因为此书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残忍苛酷而是令人反感的变态行为。这样说可能是恰当的：我们只是概述了充斥于这些“日子“里的暴虐和杀戮，而在这30个“日子“里有一个被过分强调的、详细描述的主题，即摄食排泄。计算一下记载下来的600件变态淫猥逸事之中，超过半数都与排泄物有关，甚至萨德的文学作品的最忠实的研究者和辩护者吉尔伯特-莱利(GilbertLely)也认为这种怪癖是“被过分地夸张了“。

因此，重复这些千篇一律的令人厌恶的细节并不能增加阅读趣味。《索多玛120天》被认为是最可怖的作品的最可怖的作品，它无疑应被归之于那些经常被提及但是很少被实际阅读的著作之中。我相信这是实际情况，甚至在今日法国，这部作品已从仅有少量珍稀印本成为了广泛流传的袖珍本系列丛书中的一种时，情况也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我本人要求自己要以最大的精确度来谈论此书之时，也不得不承认我没有毅力通读全书每一章节，而且我认识的所有萨德的读者也与我的情况相似。但是尽管遗漏了许多章节，我也是以极大的兴趣沿随此书的内部机制主导结构而行，试图理解“此书是如何完成的“，这部萨德的心智之作的不可遏阻的机器是如何运作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多玛120天》是一部趣味独特的文本，因为它是在30天之内（依作者本人之说）一气呵成的第一部草稿。它包括了萨德作为备忘录而插写进去的一些笔记段落，这本是作者打算在校改之时便于更正的，但他终于未能完成这一计划。于是，在这部文本中我们同时看到了作者手写的一部最终成品和在制作过程中机器运作的情况。

这部手稿的历史是非常离奇独特的。萨德在1785年协作此书时，正作为犯人被关押在巴士底狱的一间小囚室内。四年后，在巴士底狱解放之时，手稿失踪了，萨德怎么也找不到它了。虽然手稿并未真正丢失，但是追索它的踪迹的过程也耗时150奶奶。直到最终它被以为著名的法国收藏家得到（似是天意，这位收藏家是萨德家族的一位旁系后裔）。这样才有可能在1935年出版了此书的第一个全本。

这部手稿本身也是与众不同的：为了躲避看守们的搜查，萨德把此书写在了长长的一卷好看的纸上，这一卷纸是萨德亲手用一张张的纸片粘贴起来的，从头到尾共有几百张小纸片。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亲眼见到了这部手稿（这应多谢那位收藏家的千金的仁慈），此手稿一直保存在芳坦奈布鲁(Fontainebleau)的著名的邸宅之内。这一纸卷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文字，为了妥善保存，萨德很明智地时不时将纸卷完全铺开，然后再以反方向重新卷起。这一次我可以亲睹这异乎寻常的浓密的端正整齐的手写的文字洪流、，每一行字完全平行，不偏不倚，没有任何一点增删，没有一丝遗憾。

这一切使得像我这样的人——每写一行字就平均有三四处涂抹的作者，面对萨德的手稿就会震惊得目瞪口呆。这部文本的第一稿，（尽管只是萨德在他的笔记中如是声称，我们也必须认定这是真实情况）描述的是最卤莽无羁的情感冲动的爆发，而其作为一部作品表现出来的形式则是极端冷静的、明晰的和规则的精神秩序。在萨德的艰苦卓绝的生命和工作的诸多方面中，这部手稿对于我来说是他最为特异和神秘的作品。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一直在“从外部“来谈论萨德的这部作品，但是这正是我力图达致理解其“内部“是何物，它真正以为着什么的方法。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PaoloPasolini)在依据此书改编拍摄的电影《萨罗，或索多玛120天》(SalooLecentoventigiornatediSodoma)中，看起来他决意要让我们“从内部“来直面萨德的地狱。但是，这确是实际情况吗？

帕索里尼的影片《萨罗，或索多玛120天》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系统的明晰性。以可憎可厌的影像来表现我们本身的勇气并不足以给予影片以非常意义；还需要的是决意确立这些影像能够暗示出来的效果。我的印象是帕索里尼在影片中留有三至四种未定的可能，而未能决心认真处理或许具有某些意义的其中一种可能。结果是影片对萨德的文字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忠诚，反而远离了萨德作品的精神主旨，并且这也无法证明它对文字的忠实再现的合法性。

首先，把萨德小说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北京设置在纳粹——法西斯共和国时代，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种糟糕的做法。在许许多多实际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们的记忆之中，过去岁月的恐怖是无法充作一种不断超出可能的事实范围之外的象征性、想像性的恐怖背景的，这种恐怖背景就是萨德作品所呈现的（而竟帕索里尼以其奇异的风格适当地再现了）。应当澄清的是萨德的恐怖也是真实和可信的，但是这是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在此，精神假定和文学矫饰冲击了隐藏在人类心灵和社会之内的某些事物。我在影片中看到一个路标，它标出了发生恐怖屠杀的实际地点——玛扎博多(Marzabotto)，此时我感到极其不快。对于纳粹占领时期记忆的召唤只可能唤醒一种深沉的感情，它与萨德所提出的（不仅是他的小说中人物的，也是他的读者的首要游戏规则的）悖谬的残酷无情是完全对立的。

提及镇压机构中虐待问题在仍有许多国家习以为常地虐待囚犯的世界上将继续具有现实重要性。但是萨德本人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一讨论中去。萨德在法国1793年的残酷暴戾的“恐怖统治“（即虐待狂成为正式的和合法的）之前就放弃了他的恐怖。如果这部影片意图加入对今日政治暴力的谴责的话，它求助于萨德就不是明智之举。但是这当然并非要害所在。

社会控诉之意被较好地明确表达出来：选择四位严肃的权势任务的形象，他们的身份要多尊贵有多尊贵，法官、高级官员和教授等，然后展示出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欲望如果得到实现，我们将会目击有史以来所见的最肮脏堕落秽行的总爆发。这一思想当然并不是新奇的。它可以称作是过去两个实际的部分小说作品中内涵的或是明确的主题之一。土国这正是影片想要说的，为了一种可预知的社会争论的缘故而引用萨德，它将是某些东西——但并不多，考虑到在影片中所有这些都将被消化掉（并非在隐喻的意义上）。

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在这部影片中看到对萨德的甚至更加激进的翻转吗？将萨德视作一位受害者？当然，可以在影片中看到这一点，而且在这部故事影片中，帕索里尼先前影片的观众还会再次找到他作品中的那些著名特征。当我们发现一小群恐惧的牺牲者各自掩藏了个人的爱的隐私以求他或她可以存活下来之时，影片的最重大的叙事变化就发生了。年轻人们仍然互相揭发，希望这样可以救自己一命，而这正是权力扩散造成的堕落的一个符号；但是观众也会发现一种不可削减的生命本能的保留，它显现于人类的脆弱和温暖之上，压制不能使其窒息。这一主旨（我认为它不存在于萨德作品中）以电影化的手段有力地表现出来，但是它伴随着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具有修辞效果的影像而迅速地结束了：那位被杀害的裸体青年，他四的时候手臂上举，拳头紧握着。

无疑，帕索里尼希望为一种乐观的，“人性的“和鼓舞人心的影片读解留一扇敞开的门。（因此也就有了结尾和钢琴师之死）但是这一理想幻象和影片实际上展示给我们的情景之间并无相应之处，而只可能存在于对整个恶心的、堕落的世界的表现之中。如果影片肯定告诉了我们某个真理，我们只能在后者之中寻找而非他处。

我想到了萨德在《索多玛120天》中小心翼翼地排除了所有的贫穷和苦难，而正因如此他安排的16位牺牲者都是贵族家庭的青年男女。但是他坚持认为金钱是造成堕落的工具。然而很明显，这一点帕索里尼并未给予明确表现。

现在，使描写堕落的绅士们和他们的机构之间关系的作品真实可信的唯一途径是：明确写出其中最重要的事物是金钱。只有以这种方法，帕索里尼才能够谈及他的戏剧的基本主题：在他成为一位成功的电影导演之后，金钱在他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金钱制约了他，必须依据电影预算来进行艺术表现；金钱制约了他与无产阶级青年的关系；他曾以兄弟般的情谊相待的男孩们，那时帕索里尼几乎与他们一样贫穷，现在看起来变化是如此之大——斤斤计较，贪婪，热衷于暴力和劫掠。

这是一部将堕落作为一种制度来表现的戏剧：这是萨德作品的核心，而萨德又是以一种极度的欣悦来表现它的，而在帕索里尼作品里，它是绝望。在这种绝望之中，在这种对感染了一切的堕落的厌憎之中，寄托了影片的真理。但是，内在明晰性的缺乏迫使帕索里尼搬弄一系列花招，将某些他力图历史性地加以界定的、变得更加抽象和一般化的“权力“作为他的把子，最后控诉整个世界的堕落和腐化——他本人除外。

为了衡量影片得失并指出一清晰可辨的思路，对于帕索里尼来说，他必须认识到：他本人也是生活在他所控诉的那个世界上的，这种认识哪怕只存在一刻，也就足矣。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重新发现萨德的意义。当实施对立行动是一个问题之时，萨德小心地不使我们的良好感觉坠入游戏。只有当“控诉“的手指并不是制向他人而是指向我们自身之时，我们才有可能从萨德那里获取一种“道德“的意义。“行动的空间“只可能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良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