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师傅一家
赵大爷死后，朱师傅来了。接替赵大爷，成为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的管理员。职责和赵大爷一样，担负环境卫生及安全。
朱师傅可能比我年龄小七八岁，安徽农民。自然，他住在赵大爷住过的小小门房里。门房约十平方米左右，隔为两间。外间是收发和传达，朱师傅住里间。小小门房一分为二，里间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窄桌外，也就没什么余地了。
收发和传达另有人负责。地方也特别小。所以朱师傅的起居，客观上就限定在里间了。
别人都叫他朱师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龄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觉不合适，故也随年轻人们叫他朱师傅。他则随年轻人们叫我“梁老师”。
有次我说：“朱师傅，别叫我梁老师，叫我老梁。”
他愣了愣，却说：“那哪儿成呢？那么多人都叫你梁老师，我怎么能叫你老梁呢？”
我说：“那就叫我晓声。不是也有那么多人叫我晓声吗？”
他说：“他们是你朋友啊！”
我说：“那你也当我是朋友嘛。”
他说：“行，梁老师，以后我就当你是朋友！”
直到现在，他仍叫我“梁老师”——虽然，我这方面觉得，他已经拿我当朋友了。看来“梁老师”他是叫定了，没法儿要求他改了。
和赵大爷一样，朱师傅也是极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宿舍楼周围的环境卫生一直挺好，人们都是比较满意的。这受益于朱师傅的责任心和勤劳。
记不得从哪一年起，朱师傅的女儿朱霞来了。朱霞已经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岁了，但看去仍像少女。自幼患了小儿麻痹，一只手有些残疾。人们都很喜欢朱霞，我也喜欢地。她是个有礼貌又懂事的姑娘。人们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师傅的妻子和儿子也一道来了。他妻子是位质朴的农村妇女。她随朱师傅叫我“梁老师”，而我称她“嫂子”，这在辈分上是颠倒的。其实我应叫她“弟妹”。但我不习惯那么叫她。而她呢，既然我称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听之了。
朱师傅的儿子比朱霞小两岁，叫朱凡。朱凡是个清秀且聪明的农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点儿那类青年。
朱师傅常替人们修自行车。朱凡从旁看了几次，会修了。遇有谁家的自行车坏了，推到门房外，请朱师傅修，倘若朱师傅没时间亲自修，便将“任务”交待给朱凡。往往还要严肃地叮嘱：“要认真修啊，不许对付！”
我曾对朱师傅说：“朱师傅，别不好意思，要收钱。”
朱师傅笑着说：“那哪儿行呢？那成什么事儿了呢？”
我也曾对朱凡说：“你爸不好意思收钱，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亲那么憨厚地笑，不吱声儿。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们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这一点上不必学雷锋，不必搞无偿服务！”
她同样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对某些关系亲密者打招呼——“咱们都不要让人家朱师傅白修车啊！”
人们都说对。
其实街口就有修自行车的。但那修自行车的天一黑就收摊了。住在楼里的大人们或学生们，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车有毛病，怕影响第二天上班上学，于是只有求助于朱师傅。而朱师傅从来有求必应。即使自己没空儿，也是先应下来，让儿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车搬屋里修，只能将电灯拉到外边，冻手冻脚地修……
这不给几元钱真是让人过意不去。
但据我所知，他们是从来不收钱的。非塞钱给他们，反而会搞得他们非常窘。
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
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证明人们对朱师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证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的，绝对的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
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
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物卖。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眼细地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物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
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物卖会“发”。
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
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物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
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的，绝对的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地绝对地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物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
有次我问：“怎么最近没见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说：“去学电脑了！”
这一位中年的，安徽农村来的农民父亲，就用自己卖废品所得的钱，供他的儿子去学最现代的谋职技能。
现在朱凡已经在某邮局谋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尽管收入和他父亲的收入一样很低微，但毕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师傅见了我，吞吞吐吐地问：“你看，如果我想在车棚这一角用些胶板围一处我睡觉的地方，厂里会同意吗？”
我说：“我不是早就建议你这样做了吗？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厂里我替你说。”
厂里的领导也很体恤他一家。
现在，朱师傅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就在门房的边上，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用胶板围的一个箱子似的“房间”。睡在里边，夏天的闷热，冬天的森冷，大约非一般城里人所能忍受。
现在，这一家人已在北京——确切地说，在我们童影的门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师傅、“嫂子”和朱凡，都在为生活而挣钱。不管一份工作多么脏，多么累，收入多么低微，在北京人看来是多么不值得干，不屑于干，在他们看来，却都是难得的机遇……
在风天，在雨天，在寒冬里，在赤日下，我常见“嫂子”替朱师傅清理七个垃圾通道，替朱师傅打扫宿舍区和厂区的卫生。也像朱师傅一样，从垃圾里挑拣出可卖点儿钱的东西。她替朱师傅时，朱师傅则也许往废品站送废品去了，也许另有一份儿活，去挣另一份儿钱了。
“嫂子”推垃圾车的步态，腾腾有力，显示出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样子。
这一家的每一个成员，似乎总是那么乐观，似乎总是生活得那么亲情融融。
有时我不免奇怪地想——他们的乐观源于什么呢？
当然的，我知道，他们一家人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早日积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安徽农村去盖房子。
那须是多大数目的一笔钱呢？
三万？还是五万？
他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似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再豁上七八年的时间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达到，一定能达到。
难道，这便是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因由吗？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身在到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
自尊，自强，自立——于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师傅一家一样吗？
十分难得的是，他们还有那么一种仿佛任什么都腐蚀不了的乐观！
这乐观可贵呀！
我常对自己说——朱师傅是我的一面镜子。他这一面镜子，每每照出我这个小说家生活的矫情。
我也常对妻子和儿子说——朱师傅一家是我们一家的镜子。
相比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地生活？我们对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满足不如意，不是矫情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