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渔夫

早晨七点以前，电话铃响了起来。只有邝才会在如此一个岂有此理的时刻打电话来。我让录音电话去应答她。

“利比—阿？”她低声说，“利比—阿，你在听吗？是你的大姐，邝。我有些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想听吗？……昨天晚上，我梦到了你和西蒙。很奇怪的梦。你去银行，核查你的储蓄。突然之间，银行劫盗冲进门来，你飞快地藏好了你的钱包，所以银行劫盗抢走了所有人的钱包，却让你给幸免了。后来，你回到家，伸手到钱包里去——啊！——到哪儿去了？——没了！不是钱，而是你的心，被偷走了！现在你没了心，怎能活下去？没有力气，脸颊上没有血色，苍白，忧伤，疲乏无力。你存取所有你的积蓄的那个银行的总裁，他说：‘我借给你我的心，不要利息，你什么时候还都行。’你抬起头，看到了他的脸——你知道是谁吗，利比—阿？你猜猜看……是西蒙！对——对，给了你他的心。你清楚了吧！他仍然爱着你。利比—阿，你相信吗？不只是梦……利比—阿，你在听我说吗？”

由于邝的缘故，我具有了记住梦的本事。即使在今天，我还能回想起八个，十个，有时是十二个梦来。当邝从玛利亚援助中心回家后，我学会了怎么记住梦。一等我开始醒过来，她就会问：“昨天晚上，利比—阿，你遇上了谁？你看到了什么？”

介于半睡半醒之间的我就会抓住一小束正在逝去的世界，把自己再拉进去，从那儿为她刻画我刚刚离开的那种生活的细节——我鞋子上的磨损处、取出的石子、在下面叫我的我的合法母亲的脸。当我停下后，邝会说：“在那以前，你去了哪里？”就这样步步诱导，我会追溯回先前做的梦，然后是再前面的那个梦，十几条生命，有时还有他们的死亡。这些都是我永远不会忘却的梦，只有在我死后才会消逝的瞬间。

通过那么多年的做梦，我尝过了飘落在雾气弥漫的夜晚中的冷寂的灰烬的滋味；我看到过山颠处闪烁如火焰的成千枝梭嫖；我在等着杀头时抚摩过石墙的细微碎屑；当绕在我脖子上的绳索勒紧时，我闻到过自己麝香似地分泌出来的害怕；我也感受过在轻如无物的空气中飞行的那种沉重；我还听到过在生命喀嚓一声结束之前自己那倒抽冷气的吱嘎声。

“在死后你看到了什么？”邝总是要这样问。

我会摇摇我的脑袋：“我不知道。我的眼睛闭着。”

“下一次，要张开眼睛。”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以为每个人都把梦作为另一种生活、另一个自我而记在心中。邝就是这样做的。在她从精神病院回家后，她就躺在床上睡觉前给我讲他们——阴间人们的故事，其中一个女的叫班纳，一个男的叫凯普，一个是只有一只眼的女匪徒，一个是个雌雄人。她讲得似乎这些鬼魂都是我们的朋友。我没有告诉母亲或鲍伯爸爸邝在讲些什么：瞧瞧上一次我这样做后发生了什么。

当我上了大学，从而终于能逃离邝的世界时，一切都已迟了。她已经把她的那种想象力移植到了我的身上。她的鬼魂拒绝从我的睡梦中被赶出去。

“利比—阿，”我仍然能听到邝在用中国话说，“我究竟有没有告诉过你班纳小姐许诺在我们死以前要做的事？”

我看到自己假装睡着了。

而她会继续说下去，“当然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这事发生在多久以前，在这一生和下一生之间，时间尺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认为是在1864年期间，至于是中国的阴历年还是西洋日历的年份，我就搞不清了……”

最终我是睡着了，其时她的故事正讲到什么份上，我总是给忘了。所以，哪一部分是她的梦，哪一部分是我的梦呢？它们又是在什么地方交错的？我并不知道。每天晚上，她都会给我讲这些故事，而我则无助地静躺在那儿，但愿她能闭上嘴。

是啊，是啊，我确信那是在1864年，我现在记起来了，因为那年份听起来很怪。利比—阿，你听听看：一、八、六、四，班纳小姐说，那就像在说：失去希望，溜进死亡。而我则说，不，那意味着：获取希望，死者留下。中国话就是这样的又好又坏：有那么多的含义，全在于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总之，我送班纳小姐茶叶就是在那一年。而她则给了我那个音乐盒，那个我曾从她那儿偷来过、后来又归还给她的音乐盒。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把那只盒子放在我俩之间，里面盛着所有那些我们不想忘却的东西。当时就只有我们两个，别无他人，地方是在那幢鬼商大屋里——我们在那儿与拜耶稣教徒一起住了六年。我们站在圣树的附近，那棵矮树与长着特殊叶子的灌木相同，而与此同样的叶子我是常用来制茶的。只是现在那棵矮树被砍倒了，而班纳小姐则在说她很抱歉让凯普将军弄死了它。那个夜晚是如此的炎热和令人伤感，汗水和眼泪小溪似地从我们的脸上流淌下来，知了的叫声越来越响，然后归于沉寂。后来我们站在那条拱道上，吓得魂不附体，但也很快活。我们开心地得悉我们是由于同样的理由而不开心。那是我们两人头顶的天空都在燃烧的年头。

六年以前，那时我初次遇到她，年方十四而她二十六，或许比这更年轻或更大些。我出生于长鸣以南的蓟山山区的一个小地方。我们不是本地人，也就是那些声称自己的血脉中流淌着更多的黄河汉族血液，从而一切东西都应该属于他们的人；我们也不是某个壮族部落中的人，那些部落总是村子对村子、氏族对氏族地互相争战；我们是客家人，作客的人——意为未曾邀请过久地呆在任何好地方的客人，所以我们就住在这山区的一个穷困地方，栖身于那许多客家圆屋群中。在那个穷地方，你必须在悬崖峭壁上耕作，像山羊似地站立，为了收获一把稻谷得先挖掉两手推车的石块。

所有的女人都和男人一样地奋力苦干，不分由谁来运走石块、谁来烧木炭、谁来防范夜间的谷物盗贼。所有的客家女人都这样，健壮强悍。我们不像汉族姑娘那样缠脚——她们的残脚就像放久了的香蕉一样又黑又烂，可还得用它们跳来跳去。我们不得不满山遍野地到处跑去干活儿，没有束身的衣服，也不穿鞋子。我们的赤脚就直接踩在那些给了我们的山峦鼎鼎大名的尖利的蓟草上。

在我们山区，合适的新娘是脚上有着厚厚的老茧，长着一张颧骨高耸、漂亮耐看的脸。靠近大城市永安——位于群山中——和金田——位于河流旁——的地方居住着另外一些客家家庭，那些出生于较穷困家庭的母亲喜欢给她们的儿子找个来自于蓟山山区的勤劳而漂亮的女孩子作配偶。在婚嫁节期间，那些男孩子会攀山过岭来到我们的山村，我们的姑娘则唱起古老的山歌——一千年以前我们从北方带过来的。男孩必须与他想娶的姑娘对唱，要找词来对她的歌。如果他的声音是柔弱的，或者他的歌词是拙劣的，那就太糟糕了，休想有什么婚嫁。这就是为什么客家人不仅异常强悍，而且也有一副好嗓子，以及一颗为赢取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所需要的玲珑剔透心灵的原因。

我们中流传着一句俗话：娶个蓟山姑娘，你就获得了等于三头牛的一个妻子：一头是母牛，一头是耕牛，一头是照料你母亲的脚力牛。那说明了客家姑娘是如何的吃苦耐劳。她永远不会抱怨，即使山边滚下一块石头砸破了她的眼睛。

那次出事时我才七岁。我很为自己的伤处骄傲，仅仅哭了一会儿。在我的祖母缝合那曾经是我眼睛的洞时，我说那块石头是被一匹克马弄松的，那匹马上骑着著名的鬼女怒目——女意为“姑娘”，怒目的意思是“目光像匕首那样犀利”。女怒目，就是有着匕首般眼睛的姑娘。她也在年轻的时候失去了眼睛。她目睹一个本地人偷了另一个人的盐，在她能跑开以前，那个本地人用匕首戳到了她的脸上。打那以后，她总把她头巾的一只角拉下来盖住瞎眼，她的另一只眼睛变得更大、更黑，就像猫头鹰的眼睛一样犀利。她仅仅抢劫本地人，而当他们看到她那匕首般的眼睛时，哦，瞧他们是怎么哆嗦的。

在蓟山地区，所有的客家人都钦佩她，仅是因为她抢劫本地人，而且因为当天王回来找我们求助时，她是第一个参加太平天国的客家土匪。那个春天，她带着一支由客家妇女组成的军队去了桂林，清朝军队抓住了她。在他们砍掉了她的脑袋之后，她的嘴唇仍然在嚅动，诅咒说她会回来毁掉他们家族一百代人。就是在那年夏天我失去了一只眼睛。当我告诉大家有关女怒目骑在她那匹鬼马上疾驶而过的事时，人们都说这是个信号，表明女怒目已选择了我作为她的信使，就像基督上帝选择了一个客家人作为天王一样，他们开始叫我女怒目。有时，在夜深时分，我觉得自己真的能看到到个女匪徒，当然了，不太清楚，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还只有一只阴眼。

在那以后不久，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个外国人。不管什么时候外国人抵达我们的省份，在这地区——从南宁到桂林——的所有人就都在议论他们。许多外国人是来做外国那种黑糊糊的东西——鸦片——的交易，那种鸦片使得外国人对中国满怀疯狂的梦想；而有些则是来出售武器——大炮、火药、来复枪，不是快速、新颖的那种，而是缓慢、老式的武器，早已湮没无闻的外国战役的剩余物，得用火媒去点燃；传教士来到我们的省份是因为他们听说客家人是拜上帝教徒，他们想帮助我们中更多的人去他们的天堂。他们不知道拜上帝教徒与基督教徒并不相同，后来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天国也不一样。

但是我遇到的外国人并不是个传教士，他是个美国将军。客家人叫他凯普是因为那就是他老是穿着的东西：一件巨大的斗篷。他还戴着黑手套、黑靴子，没戴帽子，穿着一件灰色的短夹克，上面有着就像闪光的硬币一样的纽扣，从腰部一直到他的颊部。他的手上捏着根长长的手杖，是白色的藤杖，有着银杖尖和象牙手柄，手柄上刻着一个裸体女人。

他来到蓟山地区时，所有村子里的人们都拥下山到那个广阔的绿色盆地来看他。他抵达时骑在一匹腾跃着前行的马上，带领着五十个广东人士兵——以前的船夫和乞丐，现在则骑着矮种马，身穿色彩鲜艳的军服（据说不是汉族或满族的军服而是法属非洲战争的剩余物资）。士兵们喊着：“拜上帝教徒！我们也是拜上帝教徒。”

我们中有些人认为凯普就是耶稣，或者像天王一样，是耶稣的另一个弟弟。他个子很高，短须，大络腮胡子，一头波浪形的黑发垂落在肩膀上。客家男人也留着同样的长发，没有了辫子的踪影，这是因为天王说我们的人不该再服从清朝的法律。我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从而也无从知道他的真实年龄。但在我看来，他似乎很老。他的肤色就像芜菁的颜色，眼睛如浅水般迷迷蒙蒙。他的脸上到处是深凹和突出之处，就像患了耗竭性病症的人一样。他很少微笑，但是经常哈哈大笑，并用一种驴叫似的声音说着刺耳的话。他的身边总是站着一个人，作为他的中介入，以一种优雅的声音翻译著凯普说的话。

第一次看到那个中介入时，我觉得他像个中国人，而下一分钟他又像个外国人，而后则什么也不是。他就像是那些变成枝条和树叶颜色的蜥蜴。后来我得知这个人的母亲是个中国女人，其父亲则是个美国商人，他受到了他俩的血缘影响。凯普将军叫他一半人，也就是半个儿的人。

一半告诉我们凯普刚从广州过来，在那儿他成了太平天国天王的朋友。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天王可是个圣人呵，他生为客家人，然后被上帝选为他珍爱的小儿子，耶稣的小弟弟。所以我们都小心地听着。

凯普，一半说，是个美国军事领袖，一个最高级将领，有着最高军衔。人们喃喃低语起来。他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来帮助拜上帝教徒，太平时代的追随者。人们喊叫起来：“好！好！”他自己也是个拜上帝教徒，他钦慕我们，钦慕我们反对鸦片、偷盗、淫欲的法律。人们都点着头，我则用我的一只眼凝视着刻在凯普手杖柄上的裸体女人。他说他是来帮助我们与满族人作战的，这是上帝的安排，千年以前就写在了他手持的圣经上。人们都拥上前去看，我们也知道同样的安排。天王早就告诉我们客家人将继承这土地，统治上帝治下的中国王国。凯普通报说，太平天国军队早已占领了很多城市，聚集了许多的钱财和土地，而现在，斗争准备移向北方——只要蓟山地区余下的拜上帝教徒参加他的军队就行了。他又补充说，那些参加作战的人将分享恩惠——暖和的衣服、大量的食物，以及在晚些时候，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新的身份和地位、学校和家庭、男人和女人一视同仁。天王还将给他们留下的家庭送去食物。到了此时，所有的人都喊了起来：“太平天国！太平天国！”

接着，凯普将军用他的手杖敲敲地面，所有的人再度安静下来。他让一半给我们看天王要他给大家带来的礼物：成桶成桶的火药！成捆成捆的来复枪！成筐成筐的法属非洲的军队服装——有些已被撕破并已血迹斑斑。但是每个人都认为它们仍然非常漂亮。大家都在说：“嘿，瞧那些纽扣，摸摸这料子看。”那天，许多人，男人和女人，都参加了天王的军队。我不能参加，因为我太小了，只有七岁，所以我在人群里非常的不开心。但是接下来那些广东士兵递过衣服来，只给男人，一件也没给女人。等见了这情形，我就不再像先前那样不开心了。

男人们穿上他们的新衣服，女人们则审视着她们的新来复枪、点燃引线的火煤。然后凯普将军再次敲敲他的手杖，要一半把他的礼物拿给我们。我们全都挤上前去，急切地想看到另一个惊喜。一半拿回来一个柳条笼子，里面是一对白色的鸽子。凯普将军用他那怪声怪气的中国话宣布说，他向上帝请求一个我们会成为战无不胜的军队的兆头，上帝就送来了这些鸽子。这些鸽子，凯普将军说，意味着我们穷苦的客家人将拥有我们在以往的数干年来一直渴求的太平盛世。接着他打开笼门，拉出鸽子，把它们投入空中。人们喧腾起来，奔跑推搡着，跳将起来，想在那鸽子能飞走之前把那些生灵捉住。一个男人向前翻倒在一块石头上，他的脑袋崩裂开来，脑浆都开始流出来了。但是人们跳过他的身子，继续追逐着那些罕见而珍贵的鸟。一只鸽子被逮住，另一只则飞走了。于是，某个人在那个晚上就吃了一顿肉。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这场斗争。参加的还有我的叔叔、我的婶婶、我的哥哥们、在蓟山地区以及山下城镇的几乎每一个超过十三岁的人，共有五万或六万人。其中有农民和地主、卖汤的小贩和教师、土匪和乞丐，不仅有客家人，还有瑶族、苗族和壮族人，甚至还有贫穷的本地人。对于所有像我们那样聚到一起来的中国人来说，这真是个伟大的时刻。

我被留在蓟山与我的祖母一起生活。我们是些可怜的村庄废物，都是婴儿和孩子、老人和残废、懦夫和白痴。然而我们也很快活，因为正如他所许诺的，天王派了他的士兵给我们带来了食物，种类之多要超出我们在几百年里所能想象的。这些士兵也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胜利的故事：天王是怎样在南京建立了他的新王国；银两是怎样比稻谷还多；大家住的是什么漂亮房子——男人一个大院，女人住另一个大院；过的是什么样的宁静生活——星期天上教堂，不做工作，只有休息和开心的事。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自己现在是生活在太平盛世。

接下来的一年，士兵们带来的是稻谷和盐鱼。再下一年，则只有稻谷了。更多年过去了，一天，一个一度曾住在我们村庄的男人从南京回来，他说他对太平天国极其厌恶。当面临苦难时，大家都能同样奋斗；然而处在和平之中时，却没人想人人一样。富裕者不再与人分享所有，贫穷者则妒忌和偷盗。在南京，他说，人们都在寻求奢侈、享乐、女人。他说，天王现在住在一处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有许多嫔妃，他允许自己的王国由一个圣灵附体的人来统治。而凯普将军，也就是召集了所有客家人去战斗的那个人，被一个中国钱庄老板的金子和与他女儿的婚姻所收买，已经参加了满族军队，现在是个叛徒。太多的幸福，那个返归者说，总是会泛滥成哀伤的眼泪。

我们能从自己的肚子感觉到那个人说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处于饥饿之中，天王已经忘了我们，西方朋友也已背叛了我们。我们不再收到食物或胜利的消息。我们很穷，没有母亲，没有父亲，也没有了唱歌的少男少女，在冬季更是冻得簌簌发抖。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村庄下山去了。那时我十四岁，年龄已大到足以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祖母上一年已经死了，不过她的鬼魂并没有来阻拦我。那是九月的第九天，这我记得，这天是中国人该去登高、而不是下山的日子，是个纪念祖先的日子，是个拜上帝教徒用忽略它来证明他们遵循的是有着五十二个星期天的西洋日历，而不是中国年历的神圣的日子。所以我走下山去，接着穿过了山间的峡谷。我再也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该信任谁。我决定我应该等待一个征兆，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来到了濒临水边的那个名叫金田的城市。对我遇到的那些客家人，我说自己是个女怒目，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匪女是什么人，在金田她并非著名人物。那儿的客家人并不钦慕我的被鬼马砸掉的眼睛，他们可怜我，把一只旧的饭碗塞到我的手掌里，试图让我成为一个瞎了一只眼的乞丐。但是我拒绝变成人们认为我应该是的那种人。

于是我再次在城市里流浪，心里想着自己可以做什么工作来换取食物。我看到了修脚的广州人、拔牙的瑶族人、用尖针刺戳肿腿的本地人，可我对从别人身体上的腐烂处弄出钱来的本事却是一窍不通。我继续前行，直到来到一条大河的低堤旁。我看到客家渔夫从小船上把巨大的鱼网撒到水里，可我没有网，也没有小船，更不知道该怎样像一条飞速、灵巧的鱼那样去思索。

在能够决定做什么之前，我听到人们沿着河岸在喊叫：外国人来了！我跑到码头，看到两个中国苦力船夫，一个年轻，一个年迈，走下一条狭窄的木板，正从一条大船上卸下盒子和板条箱。接着我看到了那些外国人，站在甲板上，——三个，四个，五个，全都穿着沉闷的黑色衣服，只有最小的那个例外，她的衣服和头发是吃树甲虫的那种亮闪闪的棕色。她就是班纳小姐，当然了，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一只眼盯着他们看，而他们的五双眼睛则注视着那个年轻和年迈的船夫摇摇晃晃地走下那条狭长单薄的跳板。船夫的肩膀上是两根杆子，在杆子下垂的中央则是一只悬吊在绞股绳上的大衣箱。突然，那个亮棕色的外国人跑下跳板——谁知道是为什么——去警告他们，要他们多加小心。而同样突然的是那块跳板也开始弹跳，箱子开始摇晃，船夫开始摇摆，船上的五个外国人则开始叫喊起来。看着那两个船夫绷紧他们全身的肌肉、而那个亮闪闪的外国人则像只企鹅似地扇打着她的手臂，我们的眼睛也前后上下地跳来跳去。接下来的一瞬间，那个处于跳板底部的年迈船夫，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喊——我听到了碎裂声，看到他的肩膀骨头戳了出来。然后两个苦力、一只衣箱、以及一个衣服闪亮的外国人水花四溅地落入脚下的河水里。

我跑到河边。那个年轻的苦力早已游上岸来，一只小船上的两个渔民正在追捞衣箱里散落的东西：像船帆一样翻腾着的色彩鲜艳的衣物、像鸭子那样漂浮着的羽毛帽子、长长的像鬼的手指那样梳耙着河水的手套，但是没有人试图去帮助那个受伤的船失或者衣服闪亮的外国人。另外的外国人也没去援手：他们害怕走下那块跳板。岸上的本地人不会去帮忙：如果他们干涉命运，他们将为那两个未曾淹死者的生命负责。可我并不这样想，因为我是个客家人。客家人是拜上帝教徒，而拜上帝教徒是人类中的渔夫，所以我抓住一根掉在河水里的竹竿，沿着河堤跑过去，伸出竹竿，让竿上的绳索顺水流荡下去。那个苦力和外国人用他们急切的手抓住了绳索，然后我使尽全身力气把他们拉了上来。

一等我把他们拉上来，那些本地人就把我推到一边。那个受伤的船夫被他们弃之地上，任由他呻吟咒骂着。他就是老鲁，后来变成了看门人，因为肩膀断了后他无法再干苦力的活儿了。至于班纳小姐，那些本地人把她拽到堤岸高处，她在那儿呕吐出河水，接着哭叫起来。当那几个外国人最后终于从船上下来时，那些本地人围挤在他们身边，高喊着：“给我们钱。”一个外国人把一些小钢板扔在地上，那些本地人就像飞鸟似地扑向它们，攫夺着，然后四散而去。

那些外国人用一辆车载班纳小姐，一辆车载断了骨头的船夫，再用三辆车装载他们的盒子、板条箱和衣箱。他们一路走向在长鸣的传教会馆，而我则跟在后面跑着。这就是我们三个怎么会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经过。我们三人不同的命运就是在那条河里汇流到一起，而且像溺水女人的头发一样纠结缠绕在一起。

事情就像这样：如果班纳小姐没在跳板上蹦跳，老鲁绝不会折断他的肩骨；如果他的肩骨没有折断，班纳小姐绝不会几乎淹死；如果我没救班纳小姐，使她免于淹死，她绝不会为老鲁肩骨的折断而感到难受；如果我没救老鲁，他绝不会告诉班纳小姐我做了什么；如果班纳小姐不知道这一点，她绝不会要我做她的伴当；而如果我没有成为她的伴当，她就不会失去她所爱的男人。

那幢鬼商大屋在长鸣。长鸣也位于蓟山，但在我的村庄的北面，距金田是半天的路程。可由于有那么多的箱子和在车上呻吟的人，我们费了两倍的时间。我后来知道长鸣的意思是“永远不结束的歌唱”：在这村庄的后面，高耸入云处，有许多洞穴，成千上百。当风刮起来时，洞口就会发出呜呜的声音——恰如那为失去了儿子而伤心的母亲所发出的声音。

我生命的最后六年就是在那儿度过的——在那幢房子里。我与班纳小姐、老鲁以及传教士——来自英国的耶稣信徒：两位夫人、两位先生——住在一起。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这是很多日子以后，当我们能够以一种共同语言相互交谈时，班纳小姐告诉我的。她说那些传教士航海来到澳门，在那儿布道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到广东，在那儿又布道了一段时间。那也是他们遇到班纳小姐的地方。在这期间，一个新的条约出来了，说外国人可以在他们所喜欢的中国任何地方居住。所以这些传教士就沿西江坐船到内地，来到了金田，而班纳小姐则与他们同行。

那传教士住处是个很大的场所，中间是个大院于，旁边是四个小院子，主屋是间巨大而奇特的房子，旁边则是四间小一点的房子。把各个院子和各幢房子连接在一起的过道上有着遮盖。这地方的四周则环绕着高墙，把里面和外面的世界分割开来。已经有一百多年没人在那地方住过了。只有外国人才会呆在一幢受过诅咒的房子里。他们说他们不相信中国的鬼魂。

地方上的人们告诉老鲁，“别住在那儿，有狐狸精在那儿作祟。”但是老鲁说他什么也不怕。他是个已经相传十代的广州苦力！他非常健壮，足以工作到死；他也非常精明，完全能找到他所想知道的任何东西的答案。例如，如果你问他那两个外国夫人拥有多少件衣服，他会猜测说或许每人二十几件。他还会在夫人们去吃饭时进入她们的房间，逐一清点，当然喽，绝对不会偷。他告诉我说，班纳小姐，有两双鞋子、六副手套、五顶帽子、三件长外套、两双黑色的长统袜、两双白色的长统袜、两条白色的内裤、一把雨伞以及七件另外的东西，应该是衣服，但他无法确定它们要遮盖的是人体的哪一部分。

通过老鲁，我很快就了解了有关外国人的许多事。不过直到后来他才告诉我为什么当地人认为这幢房子受到过诅咒。许多年以前，它是为一个商人所拥有的一幢消夏的宅邸，这个商人后来神秘而可怕地死去，然后他的四个妻子，一个接一个，也神秘而可怕地死了，先是年轻的，后是年老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从一个满月到下一个满月之间。

就像老鲁一样，我也不会轻易被吓倒。但我必须告诉你，利比—阿，五年以后在那儿发生的事却使我相信那个鬼商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