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不逢时

学校

Won'tyoubelieveit。It'sjustmyfortune。

Norecess。

You'reinhighschoolagain。You'renothin'again。

——Nirvana＜school＞

我就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写写这里。这所我拼命想逃离却好像永远也离不去的西×中学。在那里呆过的二年半时间耗尽了我身上所有的能量和激情，直到我确定我再也不用去那里我还是会在噩梦中与之重逢。

开学第一天，我推着自行车进校，前面站着两位年级主任——主任和“大肚王”，面带微笑，一定不是什么真心的微笑，像是在检阅部队。“哎，那同学，推车出去，重新进校！”不知什么时候“大肚王”指着我说。我怎么了？我百般不解地推车出去，然后看着别的学生进校，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向老师鞠躬说：“老师好！”然后两位主任这才“慈祥”地弯腰回礼，这一对男女以为他们真的是什么领袖人物的“挥手之间”呀，可真是一对好搭档。我明白了，强压怒火和低三下四的羞涩感，推起车，“老师好！”两人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早上好。”真他妈让人恶心欲吐。开学第一天，就领教了这里规矩的厉害。

学费很贵，是一千三百元，加上学杂费，大概将近两千块钱吧。比我上三年初中的学费都贵。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因为这学费实在他妈的太贵了！我的心底涌起一番豪言壮语，缥缈了那么一番，就溜走了。

开学的一个月的晨检和午检是学习校规的时间。这是这个学校一直以来的规矩。每个高一新生都发了一本二十四页的小册子，人手一册，每天早读午检阅读、背诵。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就是历年来西中管理学生的教育规范。全称为“北京市西×中学职业高中学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一共分十一章，分别为校训、素质标准、礼仪行为常规、课堂学习常规、课间活动常规、卫生习惯常规、财物保管常规、考勤管理常规、学籍管理常规、进步奖励常规、违纪处分常规和附一：优秀班集体、三好生、优秀干部评选条件；附二：学生日常行为学分评比方法；附三：班级日常行为学分评比方法。

公关文秘专业的专业素质是：

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工作态度认真积极，待人接物主动微笑，仪表端庄适度，举止文雅大方。

具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条清理顺的口头表达能力、亲切感人的公关能力，实用畅通的公文写作能力、较好的英语会话能力、熟练的微机操作能力(包括中英文打字)、较高的软硬笔书法能力、基本的档案管理能力和一般速记能力。

毕业时应获取的专业证书：文秘等级证书、文字录入员等级证书、计算机一级证书。

礼仪行为常规还有一首诗，不知道是哪个校领导“攒”的，可能是我们才貌双全的潘校长的手笔吧：

礼貌仪表，至关重要。四字口诀，人人记牢。

坐姿端正，两腿莫翘。站立挺拔，收腹立腰。

行走稳健，不摆不摇。面容清洁，化妆勿要。

发型自然，不赶时髦。服饰整洁，得体为好。

待人热情，鞠躬问好。说话亲切，面带微笑。

态度和蔼，不卑不傲。思想向上，目标要高。

修养加深，谦恭礼貌。气质高雅，莫入俗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条例，比如：不准进入他班教室(课间活动常规第七条)；禁止外校学生在校外等候学生，一经发现，处理本校被找学生(课间活动常规第十一条)；学生中午在学校就餐，不准出校园买东西(同上)；要求中午回家吃饭的学生，必须由家长上交学校一份书面申请，同时家长要经常了解学生中午时间的情况(同上)；中午回家吃饭的学生，要办理出门卡，以便校门口进行检查(同上)；还有什么“整洁就是纪律“。这个学校的要求的严格应该用“极其“两个字才合适。不许在楼道内停留，通信不许寄到学校，课外书不能带到学校，甚至请事假、病假都要扣分，一个月统考一次，没有补考……

学校的功课不多，几乎没有什么作业。有二门新鲜的课经常让同学们烦恼。那就是礼仪课和形体课。礼仪课潘校长亲自教，我发现她的脸很白，看久了你会发现她像一种动物——对了，就是狐狸。至于形体课，要求穿体操服，很紧身，课间换衣服的时间很紧。大家对此很有意见。

我的高一(6)班

我的高一生活如同所有的新开始一样，都过得特别快，令人目不暇接。西郊的空气是如此清新，天天的天都是蓝的，像是蓝色的锻子一样，班主任也一如既住地对我好，我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好学生，写诗，画画，学习，组织活动，我还暗中下了决心，要好好学习，不让这三年光阴虚度，我一定要上我想上的大学——北大。每天下午上完两节课放学以后，我和谢思霓，还有几位女生一起骑车在回家的路上，秋天，北京黄金的季节，太阳和天气好时，西边露出清晰脉络似的远山，唱着沈庆的歌“蓝蓝的天，在红红的艳阳上面……”一种辽远的透彻心扉让年轻的喜悦笼罩着我们。这像是漫长婚姻中的短暂蜜月。比起以后的日子来，这是整个校园生活中的黄金岁月。一有时间我便去北大还有海淀图书城。我喜欢北大。真美。我只有这么说。谢思霓说像一个公园。“可比公园漂亮多了。”我自豪地说。现在的北大，比我初三来时的冬天还美。北大正在举办“山鹰社“图片展，还有各种义卖和各个社团的招聘，我再一次无比真切地感觉到，如果我属于这里(我就不奢望这里属于我了)该是多么幸福。有一次我们去时正值下课时间，有很多人，我们路过勺园，路过莲花池，就不知道怎么出去了，显而易见我又迷路了！我其实不急，但谢思霓急，她说她和朋友约好了，我是打死也不肯在北大问路的，如果我这么一个热爱北大的人问北大学生“北大门在哪儿啊？”那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我们班只有二十七个人，其中二十二个是女生，男生五名，是年级人数最少的班级。虽然仅有五名男生，但他们很有特点，很有活力，很幽默，很能侃，或许还有一些小小的忧郁。高一的生活就该是轻松的，享受生活的，职高就更是没有太多高考的压力。班里的同学都非常好。我们每天学着条例，打打闹闹，倒也其乐融融。开头的一切总是很轻松。我们每人都交了一百二十块钱作为中午在校吃饭的饭费，发下一张卡，可不是像大学里通用的吃饭刷卡，而是一张薄薄的纸片，每去吃一次就让学生会的学生给打个勾。要是没带着，哼哼，可就别怪学校领导不客气了，不许打饭。别装委屈说什么不是都让在这吃饭都交钱了吗，别废话，你爱吃不吃，要是在我们这儿上学，就得守我们的规矩。所以就有一些学生不明白了，那要那个饭卡有什么用啊？明着跟你说没用，不过每回打饭你得带着，而且要是不心丢了，可还得花五块钱再买一张去。我们的食堂小得简直可怜，只够让几个班轮流去打饭。所以我们就在食堂外面的篮球场排队依次进去打饭。客观地说，每天的饭还是能吃的，两个菜，一荤一素，一个礼拜平均吃米饭和馒头的比例差不多是五比三，基本上二天里有两天吃馒头一天吃米饭。有时候从里边吃出点沙子、石子的不算什么，吃出玻璃、铁钉也不算奇迹。

开学大概一个月后，高一(6)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午检时王老师带着一位女孩走进班里。“这是我们的新同学，她叫杜媛，从今天起就是我们高一(6)班的新成员了。”那个女孩作自我介绍，她的声音不高，有些哑，她说自己喜欢跳舞和文艺。她说的话并不多，可以看出在公众场合发言她还是有些紧张的。

一上来她就是天生的明星，我们学校只许留短头发，女生留扣边头，她的头发也是短的，只是留偏分，刚开始没有人注意她，但几天后就发现她的独特性。她其实是个天生的明星。我们是穿统一的校服的，她在颈间系了一条方巾，是棕色带白色圆点的，应该不会比在地摊上买的更贵。那丝巾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同学们也不知不觉地流行起戴丝巾，绸的，丝的，比她的不知高贵几倍，却没有一个人能比她戴得更慰贴、更合适。

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跟她深入地接触过，她几乎像一个谜一样生活在高一(6)班里。她没有参加过我们的军训，我对她不能信任。听别人说她是西安人，父母都是西安人，她和爷爷住在北京。

她有些像我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多少次，我曾以为她是活在我的虚构与幻梦之中。

杜媛来到这个班以后不久，就成为了文艺部的干事。她融入新的班级的办法就是当一个老好人，帮着打开水，帮着值日生扫地，或者在有的女生想上厕所却没人陪的时候她就主动走过去说，“我陪你去吧。走。“那个女生肯定感激地冲她一笑。于是她就这样赢得了不少人心。大家都愿意和她一起聊天。对了，我前面说过了，这个班的人都不错，就是说她们都是很好很乖的学生，所以她们会喜欢她。因为她也表现得很乖。

学校要求各个班召开主题班会。高一年级的主题是“我爱我的专业”。“嘉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王老师对我说。“我知道了。”我说。我托紫予录了一盘有罗大佑、TheBeatles、Queen、郁冬、高晓松等的磁带当背景音乐，又从一些校园小说上抄了一些比较煽情的赞颂青春的片断，就搞定了。我相信他们绝对没有看过那些书，就像他们绝对没有听过那些音乐一样。同学们也纷纷报名，因为每个节目可加五－十分。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当天班会开得很成功，杜媛表演了一段舞蹈，直到那一天我们才发现她的腰真的很细，在她跳那段舞的时候神情妩媚，一条窄窄的布条裹在她的腰间，仿佛随时就要掉下来。当然直到她跳完那段舞那块布也并没有掉下来。年级主任和两个外班来的评委男生都笑眯眯地看着她。他们都喜欢上了她。我的班主任没有看她，她在看着我，我是她的得意门生。是全班最有才华的人。

我们学校有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别的活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概念先行”。就是主题明确，比如“军训汇报演出”、“学生会知识竞赛”等，而忽略内容和实质。而且这个学校的学生格外地孤陋寡闻，比如在知识竞赛上有一题问“上天下地入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是谁的诗，对面高三的学生就会沉吟好一阵子，然后奇怪真的有人写过这么一首诗吗？如果有人能答出“什么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台下就会议论纷纷：哇噻，我们学校还有这等知识丰富的学生啊！太不易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觉得有点没劲，这样的学校，没有丝毫校园文化可言。

天天上学，很累。回家以后只想睡觉。但我没有这种时间，在初三毕业的暑假里，我帮一家音乐杂志采访了四支地下摇滚乐队。现在我必须尽快完成那篇采访稿，还要练琴，赶不上进度，会落后的。学校让每个高一的学生写“自传”，跟“自白书”似的，要求它数一千字以上。靠，一万以上我也能写出来。但我如何写呢？“我想一个人呆着，我不想活了，我想躺下以后永不醒来，……”那他们还不把我毙了。

我只能虚伪地写些“生活充满阳光，二十一世纪，跨世纪的一代，未来……”真他妈的。我想起以前有个同学开的玩笑“往事不堪回首，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可他们却逼着我一遍遍“回首”。我都不想上学了。太不自由。我是个无比脆弱的人。我承受不住一遍一遍的打击。

玫瑰园里的老玫瑰

又一个春天来临又要去了

又一个春天白白糟蹋了

春天到来了

这让我感到慌张

暖气刚停，我还穿着冬天的衣裳。我最怕冷了。没有暖气的乍暖还寒简直是要了我的小命。虽然我最喜欢冬天。“无信仰宝贝”乐队的小杨说他最近很忙，很充实，这很好。生机勃勃，有事干的人好好干事，像我这种天天混日子的人有幻想有书看也是很幸福的。一连几个礼拜了，星期四的下午我都拼命地骑车回家看凤凰卫视的《非常中国》。因为那里面可能会有摇滚乐。我可能会找到一点点惊喜，这可能是我无聊生活的惟一的安慰和补偿。

我从来不是一个有目标的人。从来不是。而且被红布蒙住了双眼我也看不到未来。我在学校里的那个广播节目，它在各种复杂的窘境中勉强维持着原则的阵地。尽管“PunkRadio”这个节目是我们斗争很久以来的结果，但每次播完以后我却没有一丝的兴奋和成就感。有的只是在杀人不见血的学校的严酷没用的制度下的一次可笑的小丑表演：因为我知道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群听众，我们的学生麻木、虚伪、矫饰和浅薄——整个儿一群弱智啊！我呢？我又是为了什么要为他们启蒙呢？

上上个星期三早晨下着小雨。我起床后就那么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不想动。我眼下要去上的学校离我想上的北大很近。……有什么办法呢？……这世上，从来没有自由……我能转学吗？……我能退学吗？……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又来了！那在初三时拼命骑车上学的路上就愣愣地撞在脑海上的一句歌词，又出现在我折腾不完的生活中……我终于还是出了门——我知道我注定迟到。几乎在一秒钟之内我就决定了我想做的。我绕着方舟书店骑了一圈，方舟还没开门，又回到了苏州街邮局。满大街都是车铃声，只有我一个人看似悠闲。在邮局里，我拿起了三月份的《大学生》看了看，无意中竟发现紧挨着纪念海子的诗旁边是一位我曾经在忙蜂“邂逅”过的军艺“青年诗人”石钧的诗。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我有点儿不便启齿。可笑！他居然用了“爱情”、“堕落”之类的词儿。而且决不是反讽。我想给他打个电话，赠给他这么一句“诗写得傻逼，人做得操蛋”。正像伊沙所说的，那种玫瑰园里的老玫瑰，向来就是摇滚的敌人。

那天早上我本想给一些朋友打电话，但终于没有。我要的是朋友看到狼狈迷茫的我毫不惊讶，给我一顿早饭吃，然后拉我一起看书或听音乐，而事实上他们却很可能一脸被打扰了的不快表情，还要刨根问底问我干嘛不去上学，并顺便给我讲一通大道理！

后来因为那天我没去学校我让我妈给我写了个假条，班主任偏袒着我，这件事就过去了。只是后来我厌学情绪愈演愈烈，常常迟到、旷课，学校特地为我制定了请假有“三条“的规定(分别为家长请假条、看病诊断书和开的药方，缺一不可)，就是后话了。

软弱地哭泣

我越来越厌恶说话和自我表现了。更不想和那么多无谓的人接触。

我和果冻出来散步，我们先去了趟地坛公园，前几天他刚在这里采访了朴树。风有些冷，他脱下牛仔上衣让我穿上。我们找到那天他和朴树坐过的椅子，果冻说给我找那天朴树在地上写的曲子，但找了半天两个人也没找到。“嘿，你们找什么呢？听说刚才有人丢了一个金戒指。”有两人过路的人看我们一直把脑袋伏在地上很逗地来了这么一句。

聊到一个乐评人，“你还不知道啊？他前一阵儿自杀了。”果冻说。“死了？为什么？”我立刻变得兴奋起来。“不知道。”我很羡慕那个哥们儿的勇气啊，要是早知道他有自杀的念头我一定不劝他而是想和他好好聊聊。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庸俗的观点，那就是，谁能特牛逼地蔑视生命，视生命如粪土，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并且生活得很痛苦，我就会觉得他很无畏，很有勇气，很……总之很脱俗就是了。你瞧，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的，我骨子里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果冻也曾写过一篇文章的，那是一个下雨天，我在“宏和“音乐学校的顶楼发现那张过期的音乐报纸上他的那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

“我每天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检查一遍我的房间钥匙，我在这个城市所认识的人们的电话号码，我所写好的稿子的电脑磁盘，以及呼机、月票等这些东西，要是少了一样我就觉得自己没法出门，可当我有一天踏上了一列远去的火车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不可以少的。

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生命的远去，我为逝者而悲哀，为他们的亲人而哀叹。然而逝者已逝，记忆将随他们一同走远，亲人有一天也将会不再抽泣，习惯没有了他们的日子。就像一粒石子投入湖面，那些激起的波纹总会一圈一圈地散开，直到消失。这时候我觉得生命也不是必不可少的。”

“生命也不是必不可少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喜欢现在果冻的一些文章，那嬉笑怒骂显然还不够火侯，远远不如当初他刻骨的真诚来得让人痛苦和深思。我喜欢他原来的文字。那里面有种苍凉幻灭的美。现实令人失望，大多数男人对生命的热爱执著态度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怎么那么爱活着啊？所以当我看到果冻的那篇大作时就毫不犹豫地给他打了电话，因为他是我知道(认识)的第一个厌恶生命的男人。我喜欢。可能我天生就是一个敏感悲观的人。我渴望找到我的同类。

后来我们去吃饭。上车后，外面下起了蒙蒙的小雨，透过霓虹灯看得真切。我们去了一家快餐店，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吃饭时果冻问我在家是什么状况。

“对我来说是煎熬，对他们来说是摧残。”

后来我说起了采访的事，热泪盈眶，情绪激动，讲到有一次孤独未知地去找“诱导社“乐队时我突然流下泪来。果冻递给我一张纸，我说你别看着我！他笑了，有些疲惫且心疼地说：“我很羡慕你，我已经好久没有哭了。”

“你很成熟。”他说。

“No。”

“那你会活得很累。”

“我不会活那么长的。”

“那你准备活到多久？”

“不知道。至少得过二十一世纪。”

后来我又说了特别多的话，很激动，语速很快，他在听。我早已疲倦。果冻说我对这世界要求过高，那我怎样对这世界要求过低？

上地铁时他突如其来地问：你上职高？

我眼冒金星。

是啊，我上职高，但我想上北大，是不是有点儿没有可能啊？我要做一个最好的记者，我会上北大的。

果冻低下头拿出一个信封说：送给你。你以后一定会考上的。北大就是为你这种人开的。你上不了就没有人上了。你这个敏感的小人儿。我打开信封，是在四月八日现场许巍的照片，还有三张放大了的许巍的彩照。

我再次讨厌西×中学。我希望哪一天能出走。每次周末写周记时我都以为下一个周末不会有机会写周记了。可恨的是居然还得写。

我害怕我的未来，我不想受苦。可痛苦和欢乐从来就是同等分的。我在得到欢乐的同时就已经受到了相反的代价。所以如果不想痛苦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连欢乐一起抛弃。确切地简单地归结为两个字：死去。没有感觉。极乐世界。涅磐。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哭泣，因为约会没有新裤子和鞋。

我哭泣，因为一把电吉它需要一千五百块钱我也买不起。

那个家伙还在嘲笑我并且蔑视我，我知道他看不起我。我要自食其力，可哪有力气。死亡无法洗刷这屈辱。屋子里空空荡荡。没有朋友。我讨厌周日寂寞的午后。在学校，和那帮傻逼在一起我必须堕落。我要报复那些伤害我的人。我可怜的大脑。你真没劲，那个骗子。我趴在这儿，软弱地哭泣，永远地弱下去。我讨厌透了眼前这一切。却没有一张世界地图。哭完之后感到了冷。我愤怒我不会写诗。与人接触错误太多。你知道我只是一个牺牲品，你知道我只能做一个行动着的幻想者。

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受不了那种黑暗糜烂的论调。那种像写别人似的写自己。受不了，就请别再看下去了。反正我也没有强迫谁。

天生飞行员

我一天比一天地更加讨厌学校。我不想再学这些东西，我不想再呆在这里。我已经受够了这里。在这儿呆着是多么没有意义。是多么可笑和没用。想到还要在这学校呆两年，我就想疯。想到期末考试还要考文书、速记、形体、计算机，我就头大。看着台上那老母鸡一样的男人(我们校长)，我不知道他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我想上大学，我想上大学，我要一个人呆着，我要一个人呆着。再在这个学校呆下去，我还有命吗？分配、上班、考学……累死了。在班里，我只对语文、政治感兴趣，因为教历史的老师还兼教高二的摄影，所以我们高一下半学期就没有历史课了。我目前的生活就像一枚导弹，不知被发送到哪里，我想早晚都会落在地上，成为碎片。班主任王教师在我的周记上问我：“为什么你总是看低同龄人的素质和能力呢？”口气似有埋怨和不屑。没有，我哪里有，我只是觉得中学生都缺乏团结。

我讨厌我的学校却眷恋这个班。确切点说我是喜欢班里的那种慵懒、颓唐带一丝丝甜的气味和几个谈得来的同学、老师。感谢班主任王老师为我提供的各种方便。在严酷的大环境中给我相对的自由。这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得和感动啊！虽然我已经很少感动了。我想她一定比较理解和赏识我。

电台里《校园民谣》的“寂寞山庄”的第一首歌的前奏听起来是那么熟，居然是郑钧的《无为》，我初三时常常听到的一首歌。然后主持人在读一封千篇一律的信。

我知道我进入不了他们的情绪。孤独是孤独的，但又怎么会出现共鸣呢？那些大学生们的喜怒哀乐，而我是一个郁闷不得志的职高一年级学生。

我只能与自己交谈，尽管自己帮不了自己。我可以与作者交谈，他们宽厚、平等，还比较有意思。这样挺好。在我十五岁末的日子里，在腐烂变态的北京春天，我还在用一次次地疼痛触碰真实、追求梦想。我知道我的思维呈分裂跳跃状态。但我也清醒无比。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也知道我在做的是什么。

我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我自己。

我需要把自己放到一个空阔的地方，不干涉谁，干我想干的，爱怎么着怎么着。吴佳祺是多么地酷，他的《世界音像》版是多么地酷，做他的读者是多么地幸运和爽。

我认识了一支开封的乐队。他们说他们叫“精卵”。“精卵”给我寄来一些他们的照片，这些照片是黑白的，几乎都以贾佳为主角。他们的场景分别是在学校、危房、开封的大街上和自己家的楼下，分别有白建秋(贝司)、魏瑞仙(吉他)、贾佳(主唱、吉他)、李占武(鼓)。

他们说：“来开封吧，我们等着你。”

在班里我常常抑制不住地笑起来。

我太爱他们了。我多想走在开封的大道上！我要去开封，我要去开封，我要逃离现在的学校，我要去开封看他们，我们肯定有说不完的话。主意已定，我要去开封。

我妈说她给我找到一个心理咨询老师，让我和她周六周日去看看。我当时听了特别抗拒，我的心理没病，干嘛要去看心理医生！但后来我想也好，如果那个“心理医生”能理解我，说不定也能说服我妈让我去开封。我们去的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心理咨询室。

这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我们穿着短袖衣服戴着帽子去找心理医生，为我解决一下“心理”问题。从375车站下车后我们走了好长时间才来到清华附中。一些住宿的学生还在，校园里随时都能看到轻快、活泼的身影。我们走到一座小楼的三层。然后找到那个写着心理健康咨询室的房间。一位长头发的女教师接待了我们。我们有些局促地坐下来，她给我们倒了两杯水，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说先去开个会，让我们等一会儿。

我和妈妈坐在沙发上，喝着水。我翻看着一大摞《北京青年报》，窗外是高高的杨树的绿萌，风儿摇曳着窗棂，能听到楼下正在玩乐的学生的欢声笑语。我有点奇怪，什么时候我已经没有了当学生的单纯心情了呢？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那个老师终于回来了，她浅笑着说“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走，咱们到另一个屋里。”她说。另一个房间比刚才那个更温馨，桌椅都很精致。“喝咖啡吗？”她问我们。“谢谢。喝水挺好的。”我说。一上来就对她很有好感，她有一种让“病人”信任的体贴和温和。我把我想去开封找“精卵”的想法跟她说了一遍，她说支持我的想法，能不能等到暑假里去呢？我说我一天也等不了了。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他们那里。其实她还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但是她最终没能说服我。我知道她是理智、正确的，在暑假里去的确是比较好的方法，那样不耽误上课，没有危害性。我妈还说暑假可以让他们来北京玩。所有费用她和我爸付。

她说如果我去了开封找到了“精卵”而并不像你想象的这样好，或见面后是另一番情景你会接受吗？

我会有心理准备。

她向妈妈耸了耸肩，微微笑了一下。

离开清华附中时我有些留恋。这真是一座好学校。大、美、有良好的校园环境，学生活泼开朗，老师很亲切，很好。符合我所有关于理想中学校的一切想象。

鸟儿啼鸣着飞过校园，天很蓝。

开封夜未央

我妈带我买了票。我背着一大书包CD和报纸去坐火车。

这一路好像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坐到了商丘站，快到开封了，快到开封了，请快一点吧！我等不及了……

快到开封站时，天边的夕阳散发出美丽的金黄色的光芒，我想起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独自一个人走到后面一列空空荡荡的车厢，坐在座位上，阳光洒在我的身上、脸上，和我遍心遍体散发不尽的喜悦。

下车以后，我的心都快跳出来啦！我琢磨着他们会在哪儿接我。我大喊了一句“精卵”！

黑暗的夜里无人应声。我和妈妈走出火车站，看到台阶下面站着四个人(我眼镜让我弄丢了，在我来开封的前一天)就冲过去，其中一个人问我：“你是嘉芙吧？”我点点头。伸出手和面前的那个握手。他被我吓了一跳，还是伸出手来。后来知道他是贝斯手建秋。我的身份被验证以后，贾佳拥抱了我一下，有些冲动和勉强，也许因为我妈在旁边。

那天我们去了鼓手李占武家。说实在的，他的家很不错，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北京的中等家庭。李的母亲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普通话说得很好，她稍显过分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让我不太自在。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那时大约晚上九点。你知道我是有很多话想说的，终于争取到和“精卵”单独呆一个晚上的权利。那是李占武家的另一套房。我们走下楼去，开封街道很窄，很暗。走在开封的马路上，我突然感觉一丝不对劲，这是我斗争这么久梦寐以求的城市，我为什么没有激动万分的感觉？于是我大叫一声：啊，终于到开封了！这就是开封了！去李占武那间房子得路过火车道，火车从城市中穿过，天上飞着咫尺可见的飞机，闪着红灯，很新鲜很壮观。

那是一套旧点儿但很齐全的房子，有床(包括被子、枕头)，阳台，热水器，厕所，甚至还有一台旧收音机。到了那儿，我一股脑将CD、报纸都倒在床上，但他们似乎并不感到惊喜。我理想中的场面应该是这样的：大家躺在床上，搂搂抱抱，黑暗中听摇滚乐，讨论着任何问题。这种亲密无间是我一直想要的东西。但是没有。只有我想睡，别的人兴致都很高，大声放着摇滚乐，大开着灯，每个人都有一份事做，只有我……仿佛是局外人。我困了，但我不想睡去，我想抱着贾佳或者任何一位朋友，我需要这种感觉。温暖的感觉。我轻轻碰了一下贾佳的手，“我想握住你的手。”我说。现在，我多像披头士唱这首歌时的心情。而他无动于衷没有反应。我甚至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后悔、委屈的想法：他们真的需要我吗？他们真的爱我吗？我真的感到怀疑啊！

窗外盛开的梧桐树／摇／超市的颓美在空气中流淌／啊，这多么像我的／懒洋洋／我的眼睛有一点累了／我必须闭上／眼睛睡了／我想抱住一点什么／希望是闪亮／可靠和温暖／抓住我的心。

去他的理性吧！我只要感觉它陪着我。我明白太情绪化对自己没好处，它只会把事情搞得很糟。这点我心知肚明，就算在当时也十分明了。但难以控制。那种感觉十分难受。心十分柔软，柔软得让人无能为力。我无能为力。

大约凌晨二点多钟时，大家都有点累了。就说睡吧。李占武和白建秋睡在沙发上。我、贾佳、魏瑞仙和金智恒睡在大床上。灯灭了。我所盼望的结果(灯光太明亮，会让我的寂寞无所遁形)。睡觉时乐队的主音吉它(实际上最老实的一个)魏瑞仙说了好多黄色笑话，我们就笑，我握住贾佳的手，希望能感觉到温暖可靠的东西，他只是顺从地任我摆布(当然我也不敢怎样摆布)，没有一点感情。我太痛苦了！难道作为生死之交(我可以为了他们跳楼的)不能互相信任给一点鼓励吗？难道人微言轻反叛世俗追求真实的Punk也不能“超脱”吗？惟一能解释的就是他(他们)对我毫无感情。天呐！我是傻透了！为什么我总是自以为是、自作多情！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我们可是真正的同志和战友！在这样的心情中，我昏沉沉地睡去。早晨一醒来，我不夸张地说真的想立刻回北京。走了算了。但我也知道不可能。我想大喊大叫，但他妈这是别人的屋子，如果在北京我至少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呆着。“啊！”

我忍无可忍喊了一声。真想问一句贾佳：你把我当朋友吗！

一闪即过

明天更漫长。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妈和李阿姨(李占武他妈)来了，很尴尬。吃油条，很渴。没辙。贾佳睡得很死，很香啊！我心想……

早上我到阳台上看风景。楼下种着很高很大的梧桐树，空气里有一种类似于豆腐的味道，后来李占武告诉我，附近有一家制药厂。

我和鼓手李占武特别聊得来，第二天晚上我就是在他的屋子里睡的。我在他那屋里睡得非常香，就像在自己的屋子里。他告诉我过几个月他妈可能让他去上开封大学计算机专业。我给他留下一张罗大佑的十块钱一张的CD。

我和白建秋也很谈得来。但我心里还是无比失落。也许我想要的一种同志般的感情是那种团结、纯洁、执迷的状态。他们没能给我。我多希望能和所有人一块坦诚地聊聊生活，音乐，理想方面的难题或别的。

我甚至想如果按以前死硬的计划住一个月的话，时间将如何安排。幸好只在开封呆几天。幸好。

以前我一想他们，就想笑，就高兴，不像现在一样担心受怕，没有安全感。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呢？这很真实。以前我的幸福是真实的。现在我的烦恼也是真实的。

那天他们带我到他们的学校玩，那是一所职高，教学楼是白色的，操场上、房梁上长着一些绿色的青草，比西×中学要大得多。操场上的学生穿着夏天的服装，男孩在踢球，女孩在扎堆聊天，一股生机勃勃，青春洋溢的样子。阳光明晃晃的，到了教室门口，我鼓了鼓勇气进了门，他们班里几个女同学见到我都小吃一惊，可能在想以前怎么没有见过我呀。我在想那么他们以后也不会再见到啦。

过了一会儿建秋和一个长头发白白净净穿吊带长裙的女孩走进来，“顾玲玲，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嘉芙。嘉芙，这是我女朋友。”“我早就听说过你。”我看着她说。

“我也听说过你。”她一边微笑一边玩着手上的玉镯。

我一下子笑了。好可爱好泼辣的女孩，她的反应真是快。见我笑了，她也笑了一下。我对这个女孩立刻有了好感。

他们的爱情是那种中国中小城市常见的青年男女共同的爱情，极其真诚和朴实。

贾佳和白建秋在右侧最后一排坐下，我坐在白建秋前面。一个人。第一节课是政治课。我在北京时极喜欢的一种课。好久没有上政治课了。终于可以过瘾了。我心里暗暗这么想，我甚至还希望那个男老师能多提点问题，叫大家讨论回答，这样我又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令全班都“镇”住的。

上课了，哪知是一位女老师，什么都没说，叫大家自己复习。真扫兴！回头看见白建秋趴在课桌上已经睡着了，好习惯，和我一样，只是我平时上课时没有机会罢了。贾佳呢？他捧着我寄给他们的那本《性入门》看得入迷，连我回头也没有注意到。

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准备背英语单词的英语书。觉得太荒诞了。

后来我和贾佳聊天，我给他写“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是因为我真的那么可爱，还是因为，我长着一颗傻逼的头脑。”

他显得很奇怪我莫名其妙的情绪，他好像和我说了一些什么，安慰了我一番。

白建秋也和我聊了一会儿天。

下课时，我到他们学校的小卖部喝了一瓶开封的酸奶，还行，挺便宜的，才卖九毛。我还买了几块泡泡糖，准备分给他们吃。小卖部的阿姨说开封人都挺穷的，物价比较低。

中午放学后白建秋邀请我去他家玩。他们住在一个很生活化的小楼里，周围的建筑都很密集。我见过了他的爸爸，他父亲有点黑有点瘦，用乡音问候了我。建秋的房间还是比较干净的，有一把木琴，墙上贴着他自己画的画和乐队自制海报。“我打算今年买贝司。”他说。顾玲玲和他感情很好，两人不时打打闹闹。

“我送你一块玉佩吧，咱俩当姐妹。”顾玲玲笑吟吟地对我说。

“好，求之不得。”我说。

她从小包里拿出一个小玉锁，说：“我还有一把玉的小钥匙，和这个配套的。你戴一块我戴一块。从今以后咱们就是姐妹了。”

“是真玉的。”建秋在一边看着说。

然后她拿头发丝儿做了一个实验，结果证明果然是一块真玉。

“怎么样？我说吧……”建秋颇得意地笑了笑。

我没有像预计的那样在开封住一个月，我只在那里呆了短短三天。

下午我在李占武家玩。他带我去看看开封市区。他带我到一家音像店，说以前的《音像世界》和《朋克时代》都是在这里买的。这是开封市惟一一家能买到摇滚类杂志的地方。音像店里还有一些磁带和盗版盘。我还看了看衣服和新华书店。还有表、信纸呀之类。

我们走在白茫茫的太阳下面，我穿着红色的T恤，黑白相间的格裙和红色的帆布鞋，耀眼的青春。后来我们走到一个小区里，那儿有一座废弃掉的礼堂，我们走到高高的水泥台阶上然后坐下来说话。我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从来不喝酒，后来我们一起把那瓶酒喝光了。

傍晚时李占武说请我吃东西。我们在闹市区吃了一些冰淇淋和饮料，我说你们这儿的东西真便宜啊！李占武揶揄地回答我：“是啊，我们这儿的人每月的工资也很便宜。”

晚上我们把大家叫出来一起逛街。看衣服和小玩艺儿之类的。顾玲玲给我买了一条红色的丝线，给我挂玉坠用的。她亲手把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我心里默默地想以后除了洗澡我再也不摘下它。

第二天我又去了一趟他们的学校。不到一个小时后，我才告诉他们(除了鼓手李占武)我很快要走。建秋看着我说：去哪儿？“回家”。“回哪儿？”我知道他已明白，但还是问了一句，我也知道我不想回答，但还是回了一句：“回家。”他愣了一下，点点头。当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贾佳还在打篮球。不，他还不知道我要走。但很快会知道。

我到火车站附近的宾馆找我妈。自从她在来开封的头天晚上住在李占武家一次后就执意要住宾馆。我找到她，她正在房里喝水，梳头，看起来心情比较愉快。因为她知道今天就会回北京了，也许她很高兴我没有固执地要求在开封住上一个月，也许她觉得这次的开封之行还是比较安全的。谁知道呢。总之看到她高兴，我也稍微高兴了一点。

建秋和李占武一直把我们送到火车站。

他们目送着我们离开。李占武把他脖子上带着的银十字架项链取下来，给我挂在脖子上。

寂寞高跟鞋

我又回到了学校。

这次我请假去开封的事让王老师对我非常不满。我们晚上回家都走西三环，经常会碰面，十分别扭。忍无可忍，我终于在周记上给她写了一段话：

假设一下：

我们是像伙伴一样互相理解和支持呢还是继续沉默不语？

如果选择前一项我们找个私人谈话时间聊聊，如果选择后者那我无话可说，只能说明我又犯了一次傻。

等待回音。

发下周记时我发现底下多了几行红字：

想聊聊？那要看你想说的是否是真心话。倒不是有种受骗之感，我只是觉得你根本没把我当朋友。毕竟有些事你该提前与我打个招呼。

想谈的话，找个时间，你可以订。

但我和王老师之间曾经互相欣赏的感情再也回不去了。我们不咸不淡地维持着并不平凡的师生关系。

我们班上四个同学集体转学走了。到了一所专门教英语的学校，那所学校七年制，毕业以后就直接是大专学历了。听说那所学校的学费非常贵。走的是袁玲子、路莎、小猫和美宝莲。其中袁玲子和路莎关系非常好，小猫是班上惟一一个长得比杜媛漂亮的女生，美宝莲和崔晓笛非常好，她们四个关系也不错。

她们有福了，她们逃脱了这所疯人扎堆儿的学校。我们坚信，无论哪一所学校都会比我们现在上的这一所要好。

她们逃走了。而我这个最想离开的人却还在。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恐怖的梦。

在梦中全都是绝望的爱，绝望的祈求，绝望的逃亡，绝望的希望。仿佛这个可怕的梦一惊醒就消逝了，抓也抓不住。

(回忆总是很困难，现在我仿佛又闻到了制药厂那股豆腐味儿，梧桐树，台阶，建筑)

当时在梦里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人给我的小姨喝一种黑色的饮料，我大喊着“不要喝！不要喝！”

然后就是逃亡、逃亡，疯狂地奔跑，醒来后我害怕死亡，害怕冷冰冰的孤独寒冷，无论是生是死，就像那种被不得而知的神秘东西所控制，紧紧包住挣脱不了的梦魇气氛，那种你永远都不了解的极度困惑。

热情来得快，走得也快。

在我回到北京的几天后，我沉默了，不像以前那样在班里口口声声地说“精卵”，但我开始问她们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有真正的朋友吗？你相信爱情吗？被问者有的摇头，有的点头，问到我，我茫然不知。

你有真正的朋友吗？我问陈旭。

她很决然地摇了摇头。

“你呢？”她问。

“我曾经有。”

我心里真正想见的，是“无聊军队”他们。他们会带给我本性有的，一直被囚禁的热情、反叛和火热。多希望能早一天见到他们。我想念我总有一天会过上和他们一样的生活的。那时候在《北京晚报》上看到有市民投诉五道口附近有一帮摩托飞车党扰人清梦，我心有戚戚然地笑了。我知道他们是谁。真的就像那首歌唱的：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的、悄悄的午夜……